叫魂（2/2）
“不要， ” 吴伟奇说， “ 你要去的话，我载你
李国忠说：“不行，我载你，我是你老师。”
“我载你， ” 吴伟奇说， “ 这是我的车。 ”
吴伟奇骑着捷安特，载着他的老师李国忠，在大马路上前进。李国忠站在后轮轮轴的踏条上，左手搭着吴伟奇的肩膀，右手大惊小怪地指东指西，好像刚刚出狱的囚犯。吴伟奇发现，李国忠虽说在学校宿舍里住了快六年，但对这山区好像很陌生似的，真不知道他每天是怎么过的，这种人，还敢规定他们每天都要写日记，而且，还差点把自己撞死在山里面。
刚开始写日记的前几天，吴伟奇觉得很苦恼，不知该记些什么，后来，当他发现李国忠好像忘了这件事以后，就开始在笔记本上编故事，有一天，突然愈写愈顺手，现在，他每天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翻开笔记本，继续写下去。
吴伟奇写，下午放学后，他和朋友一起打棒球，但是没有人有办法把球打出去，因为球是一颗大大圆圆的鹅卵石，而球棒是一根细竹竿，最后，他那一队，因为对方投手接连的触身球、暴投，再加上捕手一直漏接，以一比零险胜，打完球后，大家一起下山去看医生。
他写，今天，有一架飞机摔进山沟里了，他指派他的堂侄子，有大学问的吴火炎，带着开山刀和板斧，上山搭救。吴火炎劈开飞机门，听到里面有人喊：“阿火炎啊……”走出来的，竟然是吴伟奇的祖母，原来，这架飞机载的，都是早就死掉的人，他们参加阴间观光团，想不到飞机失事了。活人遭遇飞机失事，就全死了，但死人遭遇飞机失事，就全部活了回来。
他写，刘宜静和她的祖母，也从飞机里，手牵手走了出来，刘宜静的祖母不再七孔吐水了，她对吴伟奇微笑着。刘宜静也和以前一样，一笑就让人觉得好开心，她对吴伟奇说，你每天偷摘的指甲花，可以不用放在地球仪里了，我的抽屉还是借你放。
他预备写，有一只母鸡驮着菜刀，流着血，奋力飞进杂木林里，众鸟在林子里为母鸡会诊，鸟国之王，一头大老鹰说，谁 —— 就算是万物之灵的人类 —— 都难免会遭些意外，一点点伤死不了的。它给了母鸡一本农民历，要母鸡专心读，它一面为母鸡拔刀接骨，母鸡勇敢而专注地读着书，面不改色，片刻之间，大老鹰已用利喙拔起刀、接了骨，还在母鸡的伤口上涂了药，母鸡马上全好了，它拍拍翅膀，很高兴地生下一颗蛋。
沿着大马路，吴伟奇奋力踩着捷安特踏板，觉得心情好多了。他看见路旁有一个人，头戴墨西哥草帽，肩膀搭着钓竿，在路上闲闲走着，吴伟奇大声对李国忠喊说：“那是阿喜露！”“喔！”李国忠对那人招招手说，“你好！”低头又问吴伟奇：“谁是阿喜露？”
阿喜露的父亲同吴火炎的父亲一样，很早就过世了，不同的是，阿喜露的母亲，为了怕唯一的儿子到处乱跑，不让他出门读书、学种田，也不让他当学徒，临死之前，她帮阿喜露讨了位越南新娘，越南新娘骑脚踏车，去山下工厂工作，每天可赚新台币六百元，她留下两百元买电话卡，其他的都交给阿喜露。阿喜露每天提着钓竿，沿着溪岸逛来逛去，不管钓起的是溪哥仔，是泥鳅，还是放水流的死狗，他都只是微微一笑，把东西又丢回溪里去。
“那是何志勋的爸爸！”“喔！你好你好！”何志勋的爸爸，骑着野狼125 ，后面篮子放着刚自市场买回的菜，和他们擦身而过。他是山村的理发师，就住在学校对面，放学路队走出校门时，他时常醉醺醺地从马路对面冲过来，一把拎起何志勋，把他抓回家剃头。何志勋的妈妈很久没回来了，何志勋说这样也好，免得被揍。何志勋的家里有很多朋友，有乌龟、变色龙，还有一条青竹丝，他在班上养的金鱼，活得最久，因为放假时，他总是偷偷翻墙回到教室里，跟他的鱼说话，喂它吃他独家调配的“何氏续命丹”。有人还看见，何志勋顶着刚剃的光头，用茶叶罐装了他的金鱼，带它到操场上散心。
吴伟奇指着旁边树丛喊：“那是警察萧文龙和萧明祥！”李国忠没出声。萧萧二人组把警车藏在树丛里，坐在车上抽烟，一根接一根，他们等着要抓路过的飙车族。每逢假日，总有城里的人，特地开着荧光敞篷车，或是大轮子跑车，车上放着电子鼓声，一辆接一辆，千里迢迢开到山上来撞山壁。对了，吴伟奇想，李国忠一定会过他们了，想到李国忠的车，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又有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喃喃自语，摇摇晃晃跨着两线道，与吴伟奇错车，吴伟奇喊：“那是阿全！”阿全有一天睡醒，觉得脖子很痛，他发现他父亲，趁全家睡觉时把家人一一掐死，自己也喝巴拉松自杀死了。办完丧事，阿全开始每天吸强力胶。有一天，他吸完胶，在山上甘泉寺后的草地上郊游，被寺里众尼姑用各种法器围殴，打得很惨，打到他发誓要信佛祖、改吃素。现在，每次吸完胶，阿全就自己对自己念：“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我要戒了、我要戒了、我要戒了 …… ”
吴伟奇听见后面警笛响了起来，他想，萧萧二人组开动警车，要去抓阿全了。前方，又有一个人开拖拉机经过，吴伟奇告诉李国忠：“那是武雄伯！”武雄伯今年六七十岁了，自己独居，平时开着租来的拖拉机，帮人搬运东西、打零工，赚了钱，一半存在一个铁罐里，一半拿去看医生、买药吃。’每逢选举期间，有人登门拜票，他就平静地对来人说：“少废话，谁继续让我领每月八千块的贫民补助，我这票就投谁。”前年，有个女人答应要跟他结婚，武雄伯二话不说，送给她沉沉一铁罐，不久，他收到那女人寄来一盒喜饼——她嫁别人去了。武雄伯平静地吃完那一铁盒喜饼，继续打零工、看医生、买药吃，把钱存在铁盒里。
又有一辆小发财车开过去了，吴伟奇说：“那是树根伯！”“嗳”李国忠应了一声，他开始不耐烦了。吴伟奇笑着，他想，李国忠不知道，树根伯就住在武雄伯家隔壁，而且武雄伯这辈子可能只和树根伯吵过架，武雄伯说，他从来没有看过有人像老树根这样会存钱的，一枚铜钱也要打四个结。树根伯的太太，想打长途电话和嫁到外地的女儿们聊天，树根伯嫌电话费贵，用八道锁把电话机锁起来，不让她打，树根婶只好满村游荡，拿一张用红笔写满号码的便条纸，到处串门子，说麻烦你，帮我拨这个电话。
李国忠问：“你真的知道张先生在哪里吗？”
“快到了， ” 吴伟奇仍笑着， “ 不要急一面转弯，朝大马路旁的一道 “ 之 ” 字形缓坡小路骑上去。吴伟奇想，张先生真是太好找了，如果现在拿出指北针，愈往山上走，会发现指北针偏移得愈厉害，最后，指北针的指针整个偏西沉定，指向小路底下一间冷泉室，张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就泡在里面。
张先生年轻时，和数千位家乡青年一起被征召、一起被人带去攻打几尾小岛，打了三天，岛没打下，张先生和几十名没死的同伴，身上嵌着子弹、铁片与钢板，也退伍了。他们被军舰载着，漂洋过海，被放在现在的山区，一座废弃的堡垒里，展开长达大半生的疗养生涯。
每天，他们穿着汗衫、短裤、长袜和胶鞋，整队答数，在堡垒里唱歌、升旗，但队伍难得整全，因为只要天气稍有变化，堡垒里就好像中了瘟疫一样，这时，每个人嵌在身上的旧子弹、锈铁片和碎钢板，开始吱吱作响，刺骨锁肉，吸一口气，就感觉这口气在受制的筋脉间冲突乱窜，浑身剧痛，站都站不起来。
负责背电话机的通讯兵张先生受伤较轻，只有左上臂中了颗子弹，他早早自断左臂，下了山，在马路边开了间杂货店，但其他人，有的中在紧要位置上，有的简直一身钢骨磁肉，知道在这个遍地铁镇的世界上，走也走不远，更不能硬来，只能对自己的病痛示以怀柔，他们原地求索，找到一窟冷泉，在上面盖了间浴室，整天浸在里面。有空时，张先生就单手骑铁马，上山递毛巾。
吴伟奇告诉李国忠：“找到了。”因为他看见张先生的铁马，就停在林间小路上。从倾斜的小路往下望，冷泉室坐落在山坳里，长方形的混凝土结构，像极了空袭时的掩体。吴伟奇停好车，领着李国忠走下坡，走进室里。
李国忠适应了黑暗，看清楚了四周，他看见，天花板下没有灯，四面水泥墙上发满白霉芽，东西南北高高的四面窗，把光线引向一个半干的大池子，池水呈酱红色，池子边、池子里，挂着、翻着、滚着、躺着大批大批的脑袋、胳膊、肚皮与屁股，悄无声息地，不知有多少人，面无哀喜、一丝不挂地挤在他面前，虽说是一丝不挂，但李国忠一个完全的肉体也没瞧清楚， “ 这真的是 …… 太 ……” 李国忠想说些什么，但吴伟奇摇摇手，叫他别说话，他向眼前的一团人肉，朗声问道： “ 请问，张先生在吗？ ”
静静地，人肉堆里分出了张先生，张先生穿着短裤、披着大毛巾，侧身走到吴伟奇和李国忠面前，站直了，李国忠看着，突然又哭了，他冲上前，左手紧紧抓住张先生的手腕，右手直拍自己左手手背。
李国忠说：“张先生……我觉得您今天……好完整！”
“来得正好， ” 张先生任他抓着拍着，转头对吴伟奇说， “ 你堂嫂刚刚过世了。 ”
“刚刚，你树根婶在吴火炎家打电话给你武雄伯，你武雄伯打电话给你阿海叔，你阿海叔打电话给王代表，王代表上山挖竹笋时经过这里，顺道告诉了我。你树根婶说，是吴火炎给她拨电话，要她通知大家的。”
“谁？”片刻后，李国忠回过神来，问，“怎么回事？谁死了？”
吴伟奇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慢慢爬上小路。他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突然不知道，今天的日记该写什么了。对了，过了很久他想起来，今天是四月四日妇幼节，妇幼节过了以后是清明节，清明节的目的，是为了祭祀亲祖亡灵，假期在纪念亡灵中结束，他接着又要上学了。
他骑上捷安特，顺着小路往下滑，李国忠在后面哭喊：“喂！等等我啊！”他听见了，只是他不知道他的老师李国忠为什么要对他喊，他觉得自己已经浪费很多时间了，天快黑了，应该赶紧回家了。家家户户都要吃晚饭，好比刘宜静家，刘宜静的妈妈煮好了晚饭，刘宜静的爸爸和弟弟都上桌了，门打开了，刘宜静的祖母和刘宜静，全身湿淋淋走了进来，刘宜静的爸爸问，怎么这么晚？刘宜静的祖母说对啊，路上下大雨，耽误了时间。刘宜静的爸爸问刘宜静，你也快毕业了，我想送个纪念品给学校，你说送什么好？刘宜静眨眨亮亮的眼睛，想了想，说送溜滑梯好了，别送那种转个不停、叫人头晕的东西。
好比何志勋家，何志勋和他爸爸正一起吃饭，电话响了一声，只响一声，何志勋知道这是暗号，晚一点他妈妈会再打电话给他，何志勋的爸爸也知道，他鼓着满嘴饭菜，指了指电话下的五斗柜，说柜里有一套他新买的洋装，他仔细跟何志勋描述洋装的颜色、样式与价钱，他问何志勋，你记得住吗？何志勋说我记住了啦，何志勋的爸爸点点头，喝了口汤，说那就好，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正在戒酒？何志勋看看他爸爸，一面在桌下抹抹手，把指甲缝里的粉末抠在裤管上，那是他精心研发、无色无味的 “ 何氏夺命散 ” ，他原本打算下在菜汤里的。
好比阿全家，阿全的爸爸提了几便当盒的茶鹅、烤鸭、白斩鸡和一袋巴拉松回家，说今天我请大家吃大餐。阿全的妈妈说，哈哈你真健忘，你忘了你已经请我们吃过这些东西了，而且接着把我们都掐死了吗？阿全的爸爸问，是吗？我已经做过了吗？老天，我的记忆力好差，哈哈哈。阿全倒了两杯巴拉松，说毕竟空相中其心无所乐虚诳等无实亦非停心处爸我敬您一杯。
好比吴伟奇家，他们一起吃着晚饭，他的祖母从卧房里走出来，说好饿啊！吴伟奇的爸爸说，哎呀妈你醒过来了啊！真好！有件事掂在我心里好几年，想跟您说，但总联络不到您，我思来想去，觉得好难过，来，我跟您商量商量。
好比吴火炎家，几十年过去了，鲨鱼似的吴火炎找到母鸡和菜刀了，他对母亲说，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今天就要走了。吴火炎想起母亲常问自己：“如果我死了，怎么办？”他知道他母亲想问的其实是：“如果我死了，你会难过吗？”他们相依为命了整整半世纪，到了末了，他母亲好像只想确定这件事。
“谁死了？”吴伟奇问自己，他在小路与大马路交接的三岔口上停下捷安特，他看见，远远的地方有个身影向他走来，但天黑了，他辨不清那身影是谁。他扯起嗓门，一一呼唤所有他记得的名字，真实的、虚构的，死的、活的，神、人、鬼、兽，他想，无论如何，那身影，总不会吝于回应他一声。
四周安静极了。
什么东西掉在吴伟奇肩膀上，吴伟奇回头一看，是李国忠的手。
我
我叫林士汉，今年二十四岁，我目前的工作是建筑工人，其实高职时我念的是国贸科，当完兵后，我把所学的全部忘光了，为了留在台北，找了这份临时的工作。这一年，我们在帮一所大学盖一栋活动中心，我们从工程的开始一直跟到最后，从挖地基开始，现在已经进入了整平建筑内部的阶段了。我的搭档阿治很讨厌这个阶段的工作，他常抱怨要换下一个工作，他说：“贴厕所的瓷砖不如去挖捷运。”我找不到理由说服他，只好跟他说：“捷运已经挖得差不多了。”他说：“智障，台北市的厕所才挖得差不多了。”
这是一所很好的大学，从外面看，就像一座森林一样，我姊姊以前就是念这所大学的。阿治是我的伙伴，也是我的室友，我刚到台北的时候，听说后车站有人在找临时工，就去看看，阿治和一群人就蹲在那里等工头的车。我每天都去，有一天，阿治问我住在哪里，我说： “ 台北。 ” 阿治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租房子住，比较省钱，他说： “ 我还有一台电视，怎么样？“我想想也好，下了工，就和阿治一起去找房子，我问阿治为什么要搬家，他说：“哪有为什么，搬就搬了。”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现在住的地方，这是一栋四层楼的宿舍，房东他们住在一楼，其他的三层楼，都用水泥隔成一间一间的房间出租，每一间大概四五坪大小，大一点的可以住两个人，有七八坪大小。看房子那天，阿治在墙上到处用力敲，嘴里直说：“不错，不错。”地板是磨石子地的，阿治也蹲下去仔细看，让房东很不高兴。
这里的房客我到现在也还是不认识，有的是上班族，有的应该是学生。四楼顶是一个平台，有一个用钢筋架起来的，很高的屋顶，地上到处都是碎水泥块和破砖块，看起来像是被拆掉的违建。平常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在平台上抽烟，看看旁边高架桥上的车流。房子后面的死巷里，常常有一个老人蹲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附近有些小学生放学了，常常跑去逗那个老人，对他大吼大叫，拉拉他的衣服，有几次还拿石头丢他，阿治下去赶过几次，后来我发现，那些小孩要进巷子以前，都要抬头先看看阿治在不在楼顶，也许他们现在觉得，逗楼上的阿治比较好玩。一直到昨天，那个老人都还蹲在那里。
搬家的那一天，我和阿治各自拿着自己的东西搬进来，我的东西不多，阿治的东西里，最大的也就是那台三十二时的大电视。后来我发现，阿治真的很爱看电视，我们刚把东西整理好，他就不知道从哪里去牵了第四台的线。他的话很少，可以整天坐在房间里面看电视，尤其是关于他自己的事，你问他，他绝对不回答，我有时候会故意逗他说话。有一次，我念书上的句子给他听，我说：“阿治，阿处哭处拉鲁那 一 卡涛马斯，是什么意思？”阿治回头瞪了我一眼，说：“你在放什么屁？ ” 我说： “ 这是 ‘ 人畜平安啊！神！ ’ 的意思。 ” 我问阿治： “ 这不是你们的话吗？” 阿治又转过头去，盯着电视说： “ 不知道，没听过。 ” 我说： “ 那你讲几句你们的话给我听听。 ” 阿治说： “ 放屁，哪有说讲就讲的，又不是变魔术。 ”
遇到下大雨的时候，我们不能上工，阿治就要打电话到处去问哪里需要工人。阿治认识的工头很多，我们做过大楼清洁工，也做过搬运工，阿治很有义气，总是说：“我们这里有两个人。”等工作的时候，阿治会连电视也看不下去，这时候，他的话才比较多一点。有一次，他问我这么多书是哪里来的，我给他看我的借书证，阿治看看借书证，又看看我桌上的书，他问我：“如果你不把这些书拿去还，他们会怎样？”我说：“不还就不能再借，你如果超过时间，也会被罚一段时间不能借。”阿治说：“就这样？”我说：“对。”阿治想了一想，又说：“他们不能罚你钱，也不能打你，只好这样规定，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不知道，阿治说：“这是说他们拿你没办法，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又说我不知道，阿治说：“这是说这个世界上，读书最好了。”虽然这样，他自己却从来不看书，我的书如果占到他的位置，他就会很不耐烦地把书统统堆到电视上，堆在电视上的东西表示他不要了，他如果在戒烟的时候，也会把烟灰缸放在上面。
我问阿治，为什么他想要去盖捷运，他说，这样比较有成就感，你从一个地方开始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到了另一个地方。我不觉得这样有什么奇怪的，我告诉阿治，如果你坐飞机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因为速度太快了，超过我们习惯时间的速度，你就会得到时差，有时差的人，会一整天睡不着，或一整天昏昏欲睡；阿治说这没什么了不起，他平常时就是这样。但阿治其实很少失眠，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时，我躺在床上听着上铺的阿治，发出均匀的鼾声，有时候我会起来看着他，看着这么高壮的一个人，也屈着身体，安安稳稳地睡着了，那时候我会觉得，时间真的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东西。
我有时候会觉得时间很不可思议，大部分是因为我姊姊的关系。我姊姊大我六岁，我上小学的第一天，我姊姊带我到小学门口，要我自己进去，她说她已经毕业了，现在要去念初中，然后，她在我脸上狠狠捏了一把，跟我说：“乖一点，放学以后敢迷路你试试看。”我把她的手用力甩开，头也不回就进校门了，那时候，我觉得我姊姊太小看我了，在我们那个只有一条大马路的小渔村，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办法迷路？现在我明白，事情原来不是这样的。
我们家和那所小学，都在村子的大马路旁边，走路的话，大概要走十五分钟，后来我看地图，发现我们的村子，其实就是一条道路上的一个点，一边是基隆，一边是北海岸风景区，在详细一点的地图上，你可以查出，它距离基隆有多少公里，距离下一个风景区又有多少公里，我想，住在这样的地方，大概免不了是要离开的。我小学三年级时，我姊姊考上了台北的高中，只有放假时才回来；我小学毕业时，我姊姊考上了台北的大学，只有高兴时才回来。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但那时我觉得，我姊姊每次回家，都可能带着一个惊人的消息。有一天她就这样若无其事地告诉你，她考上大学了；有一天她就这样告诉你，她自己可以赚钱了；有一天她就这样告诉你，她不念大学了，她要去结婚了；有一天她就这样消失，再也不回来了。
我姊姊最后一次回家，是一个傍晚。我姊姊一进门，问我在做什么，我说不会看吗？我在扫地。我姊姊很有趣味地看了我一会，她说你现在念初三了吧，我说废话。她问我初中好不好玩，我瞪了她一眼，她又问我有什么可以吃的，我就去炒了饭。她一面看，一面大声夸我好厉害，我觉得她当我是白痴。吃完饭，我姊姊去自己的房间收拾了很久。很晚的时候，我妈妈回来了，我姊姊就到客厅，等我妈妈卸完妆出来，我姊姊告诉我妈妈：“我不念书了，我明天结婚。”
我真的吓了一跳，我妈妈沉默了很久。我姊姊问她，你没有问题要问吗？我妈妈似乎是认真地想了一下，她问我姊姊，明天什么时候，我姊姊说，明天早上，在台北，你要来吗？我妈妈点点头，我姊姊说，那就好，说完就回房间去了。不久，我妈妈也去睡觉了，我一个人在客厅看电视，看了很久。第二天早上，我帮我姊姊拿行李，在基隆等火车到台北。我、我姊姊和我妈妈在月台等车时，月台上有很多正要去上学的学生，我觉得我们真像要去旅行一样。我想，如果这称得上是一次旅行的话，那还是第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玩。
早上我姊姊先去公证结婚，我们见到了新郎。下午在一家餐厅请吃喜酒，来了很多人，很热闹，一直有人拿乐器上台演奏，忽然有人在新郎头上一掀，把新郎的假发掀下来，原来新郎留着长头发。每个人都来向我妈妈敬酒，我妈妈始终默默不说话，我在旁边听了很久，才弄清楚新郎的名字，他是一个乐团的吉他手。喜酒结束后，我姊姊好像喝醉了，我去扶她，她举起手，好像要捏我，我没有躲，但她突然一拳打在我肚子上，说，小弟，要乖一点，我以后都不回家了。我看着我姊姊，她笑得很开心，整张脸红红的，我想，她做这样的决定，心里一定很痛快吧。
我和妈妈坐火车回基隆时，我妈妈问我冷不冷，外套能不能给她穿，我脱下外套，我妈妈披上了，就在火车上睡着了，我看着我妈妈，我想，她也喝多了。其实，我真为我姊姊觉得高兴，那一天，在火车上，我第一次仔仔细细地回想这一切发生的事，有关于那些过去的时间，我想，如果我能像我姊姊那样聪明的话，也许我就能够明白，是什么使她变得这么坚强的吧。也许，我也能够稍微体会，我妈妈的心情了吧，但是没有办法，我实在是太笨了。
我小学六年级时，有一天早上，我爸爸骑着机车，说要去追乌鱼，从南方澳搭渔船出发，一直跟着乌鱼到南部去，之后他就失踪了，我妈妈好像到处去找了几次，还带我去南方澳的渔会闹。我姊姊放假回来，问我妈妈，爸爸真的说要去捕乌鱼吗？有人这样抓乌鱼的吗？我妈妈又不说话了，我姊姊也不说话，到了晚上，我姊姊找我去问话，她要我仔细回想，爸爸失踪的前一天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我说我想不起来了。
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我爸爸还是像平常那样懒懒散散的。他虽然是个渔夫，但是印象中，他待在陆上的时间似乎比较久，他骑着机车去追船，大概比坐着渔船去追鱼的时间多一点。我告诉我姊姊，我只记得，一直到那一天之前的前几天，我都还在生他的气。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在家里到处找不到铁丝，我爸爸问我在找什么，我说，找铁丝，明天美劳课要用，我爸爸说，怎么那么麻烦，就帮我找。他也找不到，他走到外面，看见墙壁旁一根竹扫把上圈了几圈生锈的铁丝，就把扫把给拆了，把铁丝交给我，然后他踢了踢那堆散成一团的竹枝，叫我铁丝用完了记得把扫把圈回去，免得妈妈啰 唆，就跑到一边去抽烟了。我看看他，觉得这下糟了，我就知道事情一定会变成这样，所以平常我很少找他帮忙。
我姊姊听完，问我说还记得什么，我说没有了。我姊姊问我前一天晚上有没有人来家里赌博，我说那天没有，我姊姊说，这就奇怪了。我姊姊突然告诉我，爸爸很会赌博，从来没输过，大家都跑来家里赌，就表示他们也承认爸爸很厉害。我姊姊问我记得喜仔叔吗？我说记得，我姊姊说他不是每次都输得蹲在椅子上赌吗？我说妈妈不喜欢爸爸赌博，有一天她拿菜刀，把大家赶跑了，连爸爸也被赶出门。我姊姊说她记得，她也不喜欢爸爸赌博。
农历过年之后，爸爸还是没有回来，妈妈去找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在村子里的那家金北海活鱼三吃当招待。那一年，姊姊考上了大学，我升上了初中。从那之后，我发觉我经常一个人在家，我妈妈大概睡到中午才出门工作，很晚的时候才回来，我想，要是我一直躲在家里没去上学，我妈妈大概也不会发现。一开始时，我真的这样做，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很喜欢一个人躲在家里，在我们这个每个人都出门没有回来的家，我突然有了比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耐心和好奇，去一点一点寻找我以前没有注意的角落。我潜入姊姊的房间，这个房间对她来说，更像是一个仓库，她在紧邻马路的那扇窗户加了窗帘，整间房子阴暗潮湿，她读过不要的书，还有她穿不下的衣服，在桌上，在地上，在床上，一堆一堆地堆叠成某一种特定的高度，我想，那大概是她伸起手可以不费力够到的地方，那些东西就这样被保留下来。
我妈妈的房间也一样塞满了东西，用坏的旧电锅、热水瓶，我小时候的玩具，还有一叠又一叠的旧报纸，有些东西，尽管只剩下一小截残骸，我妈妈还是一样，把它们塞在床底下，衣柜里，梳妆台柜子里，和任何一个角落。我发现了一本旧笔记，仿牛皮的封面，里面居然是爸爸所写的，在第一页，爸爸写了 “ 航海日记 ” ，还大大地签了自己的名字，里面大部分的纸张都被撕掉了，剩下的，大概不断地重复这样的话：“今天又荒废了一天，明天应该好好努力。”
“今天又荒废了一天，明天应该好好努力
“今天又荒废了一天，明天应该……”
中间还有一页这样写着：
“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我被王亿万船长殴打，我没有偷懒，也没有做错事，王船长喝醉酒，没有原因就动手打我，我们一起的刘天生和王明龙都可以做证。”下面是我爸爸和其他两个人的签名和日期。
一段时间后，我又开始每天准时上学，不知道为什么，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了。我不记得缺席了多久，我跟老师说我生病了，老师和同学们都没有多问，我想，我缺席这段时间的长度，他们大概觉得正好合理，可以接受吧。我每天很早到学校，放学后也拖延到很晚才回家。过了一段时间，我姊姊回家住了几天，有一天，我姊姊又找我去问话。我姊姊问我，你知不知道妈妈有时候晚上会偷偷跑出去，我说我大概知道吧，我姊姊说什么叫大概知道，她问我知不知道妈妈跑去哪里了，我说我不知道，我姊姊叫我以后注意一点。
有一天晚上，我睡着了，我姊姊大声敲我房间的门，把我吵醒，她问我干吗把门锁起来，我说不行吗？她叫我跟她到外面去，我们就走出门，站在门外的大马路边。晚上很冷，风从附近的海边直灌进来，钻进我的裤管，咬着我的脚，黑暗中，狗懒懒地叫了几声，又走远了，我觉得很想尿尿，就问我姊姊到底要做什么？我姊姊说，我们等，等妈妈回来。
这样等了很久，我觉得天都快亮了，然后，有一辆汽车在马路转角边停了下来，静了很久，车子倒车开走了。我妈妈慢慢从转角走出来，慢慢走近我们，我姊姊看着我妈妈，我看着我姊姊和我妈妈，我妈妈什么也没看，推开门，进到屋里去了，过了一会，我姊姊叫我去睡觉，也进屋去了。
以后有很多次，我姊姊会一言不发地把我吵醒，要我一起站在外面等。我问我姊姊，如果她一直注意着妈妈，为什么不在妈妈出门时就拦住她，我姊姊没有回答我。在等待时，她也一直保持沉默，在马路边，如果狗吠得太大声，或是谁家的灯突然亮了，我姊姊也会稍稍地显得不安。我站在那边，忍着睡意，交替着把重心放在不同的两脚上，看着我姊姊的影子一下被拉长，一下被缩短，和黑夜里偶然出现的光合在一起。我想，在这个只有一条马路的小村子，要真正保有什么秘密，大概是非常困难的吧。
我姊姊一定也明白，有时候我有一种冲动，我想问问我姊姊，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想带我姊姊，去看看妈妈的房间，那个在床底下，在任何角落，都塞满了东西，陈旧潮湿的房间。我想，这样也许我姊姊就能明白我的想法，因为当时，即使是现在，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向她说明。我记得有一次，我姊姊问我，知不知道什么叫“嫉妒”？我说我不会解释，老实说，我经常不记得那两个字要怎么写，我记得我姊姊低头一会，又抬头盯着马路尽头，那辆汽车每次都在那里停下的转角。
后来，也许不完全是因为我姊姊的关系，这些夜里的等待终于有结束的一天，我姊姊得到了胜利。我姊姊结婚，宣布她永远不回来了的那一年，我考上了基隆的一所高职，每天通车上学，日子在看不相干的书中度过。我妈妈还是日复一日在中午起床，化好了妆，去金北海上班，金北海的生意突然好了起来，大概在台北附近的一些地方，生意都会轮流好起来吧。
我当兵的时候，有一天放假回来，发现村子里那段大马路正在拓宽，邻近的房子都被铲去了一半。我在小学旁的临时站牌下车，发现小学的校门不见了，我走回家，发现我家只剩下一半，我家的客厅，我和我姊姊的房间都变成了马路，我妈妈的房间，正对着大马路，从地板到天花板，结结实实地塞满了我家的东西。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看着假日的车潮一辆一辆从我家前面慢慢通过，然后走到金北海去找我妈妈。
我妈妈请了两小时的假，带我到小学后面的空地上，用三角板搭起的临时住所。我妈妈住的地方，大概有十坪大小，我妈妈说等马路铺好了，“政府”会帮我们盖新房子，房子虽然只剩一半，但“政府”会盖二楼做补偿，所以大小还是一样，还多了一个楼梯。我看着马路上卷起的灰尘，告诉我妈妈，我们的“政府”真有魄力。我妈妈笑了，这么多年，除了看电视时的傻笑，我真的第一次看她笑。我回头看看妈妈住的地方，发现墙角堆了很多没有开封的小家电，光是果汁机就有三台，我问妈妈这些要做什么，我妈妈说，现在这里每个礼拜都有流动夜市，这些是买来的，很便宜。我妈妈问我退伍以后要做什么，我说，找工作，去台北。我妈妈说这样也好，她在屋子里看了一会，像是要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最后她问我要不要带一把吹风机走，她买了很多，我脱下我的帽子，指指我的平头，笑着说，不用了。
就这样，退伍后，我也来到了台北。一开始，我根本没有心情工作，只是租了一个小房间，每天无所事事的，照着出现在脑海里的，曾经听过的那些地方，一个一个去看看。有一次，我也登上了那个摩天大楼，去看看台北市的街景，我想着，如果从这里往外面看，那么方向突然变得很清楚，反正这么多马路、桥、高速公路、铁路上，这么多车子，我们不是来台北，就是离开台北，我们不是往南离开，就是往北靠近，一个地方可以大到这样一点都不抽象，一切好像都可以很确定的样子，我想，光是这一点，我就决定要留在这里了。
昨天整天雨下得很大，阿治跑出去喝酒，傍晚回来的时候，他把烟灰缸从电视上拿下来，坐在那里抽烟，然后，他叫我跟他一起去平台上看看，他告诉我： “ 我明天就要回家了。” 我想了想，我问他： “ 你家在哪里？ ” 他说： “ 屏东，在恒春那附近。 ” 我说： “ 所有的屏东都在恒春那附近。 ” 他就把他的身份证拿给我看看，我才知道他叫许文治，大我五岁。他说小时候大家都叫他死蚊子，因为他长得很高，又比较瘦，很像一只蚊子，我说: “ 阿治好听一点。” 我问他回去以后要做什么，他说不知道，也许开一家杂货店，他家就是开杂货店的。
我说那他就不叫“开”杂货店了，因为他家本来就是杂货店，阿治说：“那要怎么说？”我说：“我也不知道。”阿治说反正就是那样。他问我还要留在台北吗？”我点点头，他说：“那好，电视送给你。”他想了想，又说：“那个第四台的线，如果你怕被抓的话，可以把它拆了，如果想看，可以去找人来接，反正你还要住在这里，还是，你也可以搬到比较便宜的地方。”我告诉阿治别那么啰 唆，我自己知道怎么做。
阿治不说话了，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我们看着还蹲在楼下的那个老人，他还是一动也不动，雨已经小了很多，我说：“活动中心已经快要盖好了。”阿治点点头，说：“好不容易。”突然，那个老人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往外跑，从我们这里往下看，他简直就像在跳舞一样，我和阿治一起大喊：“小心啊。”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老人被高架桥下经过的一辆车子撞上，整个人在车顶翻了几圈，面朝上落在柏油马路上。我想要冲下楼去，但阿治拦住我，他说：“来不及了；现在大家都挤到那里去，去了也只是挡路。”于是我们站在那里看，人群中，有人用行动电话报了警，大家聚在那里指指点点，没人敢去碰那个老人。我很紧张，抓着阿治的手臂，救护车来时，我好像看到正有一个血泡，在老人的鼻孔上，被一点点气息吹得愈来愈大，慢慢地，好像一只结好网的蜘蛛那样，从老人面目模糊的脸上，一点一点，横移开来，不知要走去哪里。救护车走后，阿治告诉我： “ 下楼吧。 ”
今天早上，我坚持送阿治去火车站，我买了月台票，我们一起在地下的月台等车，我告诉阿治，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月台，是在基隆。基隆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在火车站附近，你可以一直走在天桥上，不碰到陆地、大家都在天桥上走路、卖东西，有些房子的大门，就接着天桥，连那山腰上的房子，远远地看，都像一座桥。阿治点点头，说：“那个地方下太多雨了，地也不平。”
送走阿治后，我慢慢从车站走回来，我想起了那个老人，我想，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有人流那么多血，而且可能会死掉。我看的书里，有很多充满了痛苦的呐喊，但他们一本一本摆在书架上，摆在柜子里，看起来，又是那么整齐安静，就像现在街上这些人，每个人都是保持安静地走着，一步一步地。这么一想，时间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但有时，我觉得时间也没有那么奇怪，事实就是，我二十四岁了，阿治二十九岁了，我姊姊三十岁了，我妈妈五十二岁了，而我爸爸，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也已经五十八岁了。
我真心希望那个老人没事，过几天，他又可以蹲在那里，我会像阿治那样，帮他赶走那群顽皮的小学生。我想，这真是一个自私的希望，我希望，我也能有一次机会，能看见在这个只会愈来愈老，愈来愈接近一个终点的时间里，有一个人，像是倒转时间一样，恢复了过来。这个城市就像不时在变动一样，即使是闭上眼睛，还是能清楚听见，各种拆毁和建造的声音，远远近近的。再迟钝的人，即使像我一样，也终于能够听见，不知道为什么，在应该觉得轻松快乐的时候，我只觉得，很难过。
——本文获一九九九年“台北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