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体制的内外轻重（1/1）

我是学断代史出身。现行中国断代史体系把1840年前的中国历史（所谓中国古代史）分成两段，唐末以后是一段，先秦到唐末是一段，我所学的魏晋南北朝史，属于前半段。这两段差别比较大，通史课也一般是两个老师分开讲。因此做古代史前半段的不仅有异于近代史（更不用说有异于各位这样做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的），而且有异于研究唐以后中国史的。在政治敏感的学术环境里，似乎做前半段的更加能够逃避或隐藏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与当下焦虑。大概是因此，我一开始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民族问题时，几乎没有任何与现实直接相关的考虑，更没有想到要把中古早期的民族问题与中古以后、特别是明清以后至当前的民族、族群问题联系起来。然而随着时间和研究的推移，这种古今问题之间的联系和对话，似乎无可阻挡地出现了，有时成为一种动力，一种启示，有时又成为一种困扰，一种牵累，一种让人不再轻松、不再乐观的暗黑力量。

葛兆光老师所立的这个题目“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也是我一直非常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以前讨论走马楼的吴简中的“真吏”时，意识到这个“真”和睡虎地秦简里的“真臣邦”的“真”，真相对于表（外）而言，是某种意义上的“内”。依据秦简，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这样的：华夏以外的世界都不是华夏，但非华夏世界又是有分别的，分别就在于有些已经归附，有些还没有；归附了的可以看作“内臣邦”，没有归附的则是“外臣邦”。内臣邦，即真臣邦。这种分别，与后世所谓“生番”、“熟番”是一样的。吴简的“真吏”，就是已进入孙吴统治、却又保留了某种特殊身份的“夷民”基层组织的乡吏。这是古代华夏世界多重内外分别的一个例证。

北魏官制中，有一些属于内亚传统的官职，常以“内”为名，如内行令、内三郎、内侍长等，在代北祭天大典中，内外分别尤为清晰。我曾把历代王朝的内外观念和阿尔泰系统各语言的内外观念做了一个比较，发现大家都在谈“内外”，但说的都不一样，各有特定的意涵。北朝、辽、金、元所说的内外，所指也都不各不一样，如果不了解其特定的内外概念，就无法理解这些王朝的政治结构。内外观念当然是高度流动的，但在某一体系、某一时期之内又是相对稳定的。

讨论中国传统王朝的政治理念时，常见引用“天子无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些话来阐释古代的“天下观”。在抽象的思想和理想层面，也许可以这么做。但在政治实践中，怎么可能“天子无外”呢？任何时代王朝向外扩张的边界都是清晰可见的。这种边界不仅存在于边远州郡，而且也存在于王朝外部边界之内的大多数地区，这就是所谓的“内部的边疆”，是国家力量无法进入的地区和人群。在任何地形地貌复杂的地区，都有王朝力量不能控制的地区和人群。

我从我自己的研究兴趣出发，慢慢意识到无论如何，相对于王朝这样的复杂庞大的文化体、政治体和经济体，凭借其强大的力量，华南、西南地区的人群在古代条件下是无法避免被纳入国家体系的，至多可以拖延而已。可以说，如果没有近代欧洲人的介入，这种力量还会向东南亚去扩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原王朝的力量很早（甚至在秦朝统一之前）就达到了农牧地理分界线一带，也就是长城一带，然而一直到明朝，这个地带仍然是主要的国防边线。为什么传统中原王朝的对外扩张在北方寸步难进，和南方形成了强烈反差？这和传统中原王朝的国家（帝国）秩序，即复杂的内外分层和政策制定，有什么关系呢？

一直到清朝才实现了对蒙古高原的稳定统治，但仍然不是一种直接统治，和中原地区差别很大。如果清朝没有赶上近代世界的变化，包括国际形势和战争技术的变化，那现在的蒙古高原会是什么样？会一直顺从地接受朝廷统治吗？我觉得还是不太清楚的。

我向咱们工作坊提交的材料，是几年前我写的有关在蒙古国发掘的一方唐代墓志的研究。那个墓志是铁勒九姓里的仆固部的一位首领，担任唐朝羁縻府州的军政长官，死后完全按照唐朝同品级官员的待遇进行安葬，随葬品可能都是从洛阳送来的，所以也有同类型的墓志。看上去这个人就是唐朝的一个官员，这样的随葬品和墓志很容易让我们忘记他其实是当地强大游牧集团的一个酋首。十几年前我几次到蒙古国考察，在草原上见到多个唐代石雕像，身着唐朝五品或三品官的官服。这些雕像应该都和那个墓志一样，是唐朝政府为死去的羁縻府州长官制作的。这些制作品代表了一个重要的时代，即唐朝在唐太宗后期到高宗时期，大约二十多年间，对漠北统治最深入和最稳定的时期。

贞观四年唐灭东突厥第一汗国，是得到了漠北铁勒各部支持的，铁勒各部中最强大的薛延陀迅速填补了突厥汗国覆灭在漠北所形成的政治真空，事实上阻挡了唐朝军政力量的进入。这可以看作铁勒各部在抛弃突厥以后试图以自己的力量维持漠北的秩序。但显然薛延陀一家独大的局面并没有在九姓乌古斯中取得长久的平衡，十几年之后，乌古斯九姓的多数部族宁愿帮助唐朝推翻薛延陀的汗国。这给了唐朝一个难得的机会真正统治漠北。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墓志和石雕像那个特殊的时期。

然而，唐朝统治的效果怎么样呢？没有材料说明唐朝在漠北统治的具体情形。可以参考的一个事实是，在突厥第一汗国灭亡五十年之后，南迁到鄂尔多斯地区的突厥人中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叛，被唐军击溃后，一小部分叛乱者仓皇北逃。这批北逃者有多少人呢？有的说几百人，有的说千把人，总之是很少的。就是这一只很小的队伍，逃到漠北之后，忽然强大起来，完成了突厥汗国的复国伟业。可以肯定的是，以他们的那个军事规模，他们不可能凭着武力征服漠北乌古斯各部。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似乎漠北乌古斯各部欢迎他们的到来。那么，进一步推论，似乎漠北乌古斯各部决定抛弃唐朝，转而拥戴五十年前已被他们抛弃的突厥。五十年的时间差距不足以让乌古斯各部进行真正有意义的比较，但看起来乌古斯各部在唐朝与突厥之间做了一个比较，最后选择了突厥。

这其中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注意。过去研究突厥史的学者从不怀疑地认为因为突厥是原来的盟主，理所应当地受到欢迎，不欢迎者也很容易被突厥武力征服。但是，突厥第一汗国之所以灭国就是因为它被乌古斯九姓给抛弃了。为什么会被抛弃？很可能漠北各部对东突厥汗国的帝国结构不满意了，才借助唐朝的力量把它给消灭了。可是五十年后又欢迎他们，说明漠北各部又无法容忍唐朝在漠北的统治了，似乎唐朝还不如以前（当然是传说中）的突厥，突厥于是乎得以复国。当然要不了多久，正如鄂尔浑突厥文碑铭所显示的，对于突厥汗国来说，远方的唐朝还不是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突厥汗国最大的不安全感来自九姓乌古斯。这说明突厥汗国复国之后很快就再度引起乌古斯的不满了，最后只好从乌古斯中冒出个回鹘取突厥而代之。

这一过程值得分析。在唐朝统治二十多年之后，大家为什么会突然厌倦唐朝，宁愿欢迎突厥以取代唐朝对漠北的羁縻统治。羁縻统治体系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中华帝国的政治体系中，权衡国家利益、分配国家资源的基本精神是什么？中华型的古老帝国在治理边境地区与人群时为什么会经常失败？在南方，从汉代的征服西南夷到清代的改土归流，都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了对小型、分散的小族群小社会的压倒性统治，由间接统治进到直接统治。这种模式为什么在中亚和蒙古高原就不适用？

当然和经济、地理、军事条件有关。但我考虑的重点是，在传统中国的帝国体系之下，是否能够像在长江、珠江、赣江等流域的南方地区一样，对蒙古高原也实现同样的统治？虽然有关中华帝国“开发”南方的历史叙述中，好像完全无视那些地区各人群的痛苦牺牲，但历史摆在这里，哪怕是被遮蔽被清洗过的历史，那些碎片和残影也足以让我们反省，传统帝国的政治体系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许先天就具有某种致命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