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2）
“死者已矣，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他说。
洛伦索·卡尔卡莫看他悲哀空虚地站起身，觉察到回忆对将军造成的负担远比岁月为重，正如他自己的情况一样。他双手握住将军的手时，发现两人都在发烧，心想不知谁先去世，一别将成永诀。
“世界毁啦，老西蒙。”洛伦索·卡尔卡莫说。
“毁掉的是我们，”将军说，“如今只有从头开始。”
“那我们就开始吧。”洛伦索·卡尔卡莫说。
“我不行了，”将军说，“我现在就差给扔进垃圾桶了。”
洛伦索·卡尔卡莫送给他装在漂亮的红缎子盒里的一对手枪。他知道将军不喜欢使用火器，在为数不多的私人争斗中宁肯用剑。但是那两把手枪曾用于一次为爱情的决斗，杀了对手，具有特殊意义，将军激动地接受了。几天后，他在图尔巴科接到消息说卡尔卡莫将军已经病逝。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天，下午重新起航，征兆很好。舢板顺流而下，不用桨手们花大气力，就把板岩的峭壁和海市蜃楼般的河滩抛在后面。现在遇到的木筏比先前多，仿佛也漂得快些。同他们最初见到的木筏不一样的是，这些木筏上盖了梦幻似的小屋子，窗口放着花盆，晾着衣服，还有铁丝编的鸡笼，奶牛，未老先衰的小孩在舢板过去很久之后，还做着告别的姿势。他们在一段缓流的河道借着星光航行了一夜。拂晓时，已到了晨光下的桑布拉诺镇。
港口一株巨大的木棉树下，绰号“大小孩”的堂卡斯图洛·坎比略在等候他们，坎比略家里准备好了木薯大蕉炖肉招待将军。这次邀请的起因是传说将军第一次来桑布拉诺时，在港口岩石上一家破旧不堪的客栈里吃了午饭，将军说单冲那鲜美的炖肉每年都得来一次。客栈的女主人不敢怠慢显赫的客人，派人去向本镇望族坎比略家借盘子刀叉。将军记不太清当时的情景，他和何塞·帕拉西奥斯都不敢肯定海岸附近的木薯大蕉炖肉跟委内瑞拉的炖菜是不是一回事。可是卡雷尼奥将军认为是一样的，并且认为他们确实在港口的客栈吃过，不过不是在解放马格达莱纳河流域期间，而是三年前乘汽轮来这里的时候。将军对自己日益衰退的记忆感到不安，不加申辩地接受了他的证词。
为卫队的投弹手开的午饭摆在坎比略家院子的大杏树下面，长条木板上没有铺桌布，用大蕉叶子代替。在俯视院子的阳台上为将军和他的军官们以及少数几个客人摆了一张桌子，严格按照英国规矩放着豪华的餐具。女主人解释说他们凌晨四点钟才接到蒙博克斯的消息，几乎来不及宰杀他们牧场上饲养得最肥的一头牛。现在总算切成大块大块的，和菜园里的各种果蔬在大锅里炖得正欢。
将军听说事先没有通知就替他准备了饮宴很不高兴，何塞·帕拉西奥斯使出浑身解数，好说歹说，将军才同意下船，饮宴的热烈气氛使他情绪有所好转。他真诚地赞扬宅院的雅致和主人家年轻姑娘的温柔，她们按旧时的规矩腼腆而殷勤地照应主宾席。他尤其赞赏餐具的精致和银刀叉的纯正，那些刀叉上面带有某个由于改朝换代而败落的家族的纹章，不过他还是用自己带来的餐具。
唯一使他不快的是一个寄居在坎比略家的法国人，此人也参加了午宴，迫不及待地要在高贵的客人面前卖弄他对人间天上一切不解之谜的渊博知识。他在海难中丢失了全部行李，将近一年来带着侍从和仆人占据了半幢房子，等待来自新奥尔良的没有把握的接济。何塞·帕拉西奥斯听说他名叫迪奥克塞·阿特兰蒂克，但弄不清楚他的身份，在新格拉纳达干什么。如果光着身子、手里拿一支三叉戟，他倒像是海神涅普顿。他的粗俗和邋遢在镇上出了名。同将军共进午餐的机会使他大为兴奋，他洗了澡，修了指甲，五月份的大热天穿得像冬天在巴黎沙龙的打扮，身着法国督政府时期老式的缀着金纽扣的蓝色上衣和条纹裤子。
寒暄后，他就用纯正的西班牙语开始了百科全书式的讲座。他说他在格兰诺波尔小学时代的一个同学经过十四年焚膏继晷的研究解开了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玉米的发源地不是墨西哥，而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地区，那里发现了比哥伦布到达安的列斯群岛时期更早的玉米化石。亚洲古国亚述人早已通过实验得出了星体对疾病产生影响的证据。同最近出版的一部百科全书上说的相反，直到公元前四百年，希腊人才知道猫这种动物。他滔滔不绝地说这说那，偶尔停一会儿腾出嘴来抱怨克里奥约人烹饪文化的落后。
将军坐在他对面，假装吃得比实际吃的多；目光不离开盘子，不理睬他。法国人一开始就企图用法语和将军谈话，将军客气地用法语回答，然后马上讲西班牙语。他那天的耐性连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也感到意外，因为席尔瓦了解欧洲人的傲慢独断最使将军恼火。
法国人高声同席上别的客人讲话，但显然只想引起将军的注意。突然，他自陈冒昧，直接问将军：对于新成立的共和国来说，究竟哪一种政府制度最合适？将军的目光仍不离开盘子，反问他说：
“您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是波拿巴的榜样不但适合我们，还适合全世界。”法国人说。
“我料到您会有这种看法，”将军并不掩饰讽刺的口气，“欧洲人认为只有欧洲的发明才适用全世界，凡是与之不同的东西都该受到谴责。”
“我一向以为阁下主张用君主制解决问题。”法国人说。
将军第一次抬起眼睛。“那您的看法应该被纠正了，”他说，“我的额头永远不会被皇冠玷污。”他指指他的副官们说：
“我把伊图尔比德留在身边就是为了经常提醒自己。”
“顺便提一句，”法国人说，“当他们枪决那位皇帝的时候，您发表了一项声明，对欧洲的君主们是很大的鼓舞。”
“我当时说的话现在仍然一句不改，”将军说，“伊图尔比德那样平凡的人做出那样不平凡的事，使我钦佩；上帝保佑我没有走他的道路，但愿也保佑我免遭他的命运，尽管我知道免不了要像他一样受到忘恩负义的对待。”
接着，他企图缓和一下生硬的态度，解释说，在新的共和国建立君主制度原是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的设想。这个想法在形形色色的私心杂念的推动下得到了扩散，他本人也想过，披着终身总统外衣的君主制度，不失为竭力争取与维持美洲统一的不得已的办法。但他很快就发现这种想法是荒谬的。
“我认为联邦制度也行不通，”他最后说，“联邦制度对我们这些国家过于完美了，它要求的聪明才干远不是我们现在所有的。”
“不管怎么样，”法国人说，“使历史失去人性的不是制度，而是实行制度的偏差。”
“我们太熟悉这种说法了，”将军说，“骨子里还是本杰明·康斯坦的那套蠢话，那个在欧洲首屈一指的趋炎附势的人先反对革命，后来又支持革命，一会儿反对拿破仑，一会儿成了拿破仑的廷臣，晚上拥护共和，早上支持君主制度，朝三暮四，由于欧洲的强大，他现在又成了评判我们是非的绝对权威。”
“康斯坦抨击专制的论点很透彻。”法国人说。
“作为一个好法国人，康斯坦先生狂热地鼓吹专制利益，”将军说，“与之相反，在这场论争中，只有普拉特长老说的政治取决于地点和时间这句话才一针见血。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我本人就曾下令一天之内处决了八百名西班牙俘虏，包括拉瓜伊拉医院的伤病员。今天如果遇到同样情况，我还会毫不犹豫地下同样的命令，欧洲人没有指责我的道德根据，因为如果说有哪一部历史充斥了血腥、卑鄙和不公，那就是欧洲的历史。”
在那片似乎笼罩全镇的肃静中，将军越是深入分析，越是激起了自己的怒火。法国人茫然失措，想插嘴，但将军做了一个手势止住了他，将军列举了欧洲历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圣巴托洛梅夜 ，十小时之内死亡人数超过两千。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帝国军队的一万二千名雇佣兵在罗马烧杀掳掠，杀了八千居民。俄罗斯沙皇伊凡四世，也就是伊凡雷帝，消灭了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之间所有城市的居民；仅仅由于怀疑有人阴谋反对他，在诺夫哥罗德一次进攻中就屠杀了两万居民。
“因此请你们别再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了，”他结尾说，“别试图教训我们该怎么为人行事，别试图使我们变得同你们一样，别要求我们在二十年之内干好你们在两千年之内都干不好的事情。”
他把刀叉搁在盘子上，第一次用喷火的眼睛盯着法国人：
“对不起，让我们太太平平地过我们的中世纪生活吧！”
他一阵咳嗽，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咳嗽平息之后，愤怒的痕迹也一丝不剩。他转向“大小孩”坎比略，朝他粲然一笑。
“请原谅，亲爱的朋友，”他说，“在如此令人难忘的午宴上讲这些唠叨话太不合适了。”
威尔逊上校把这件事告诉了当时的一个编年史作家，作家认为不值一记。“可怜的将军已经盖棺论定了。”他说。凡是见到将军最后一次旅行的人基本上都有这种看法，也许正因为如此，谁都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他的陪同人员中甚至有人认为将军不会被载入史册。
过了桑布拉诺之后，沿岸的丛林不那么浓密，城镇的色彩比较鲜明欢快，某些地方街上还有自得其乐的乐师在演奏。将军躺在吊床上想安安静静地睡个午觉，忘掉那个法国人的狂妄，但是不容易。他还是想到那个法国人，对何塞·帕拉西奥斯埋怨自己当时没有找到准确的词句和颠扑不破的论点，现在躺在吊床上才想起，可是对手已不在面前。傍晚时，他情绪好一些，嘱咐卡雷尼奥将军让政府想些办法改善那个落难的法国人的命运。
沿岸景色的变化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已经接近海洋，大部分军官兴高采烈地帮桨手们划船，用刺刀当鱼叉捕杀鳄鱼，把轻易的工作搞得复杂化，像卖苦力似的发泄过剩的精力。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由于母亲家有好几个人害白内障，老是害怕自己遗传这种眼疾而失明，总是尽可能白天睡觉，夜间干活。他摸黑起来，学着成为一个有用的瞎子。将军在野战营地失眠时常常听到他干木匠活的声音：把砍下的树锯成板材，为了不吵人睡觉用布包好锤子，钉成器具。第二天在阳光底下很难相信那些木工细活是黑地里做的。在皇家港的那晚，哨兵还以为有人想摸到将军的吊床那边去，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赶紧说出口令才免挨一枪。
航行更为迅速平稳，唯一的倒霉事是艾尔勃斯海军准将的一艘汽轮吭哧吭哧迎面驶来，激起的尾浪使舢板摇晃得很危险，掀翻了供应船。汽轮船舷上漆着几个大字：“解放者号”。将军沉思地望着，直到危险过去，汽轮驶远。“解放者。”他自言自语说。接着，像翻过一页书似的，又说：
“想想看，那就是我！”
晚上，他醒着躺在吊床上，桨手们在猜着辨认丛林中的各种声音：卷尾猴、鹦鹉、大王蛇。突然有个桨手莫名其妙地说起坎比略家把英国餐具、波希米亚的玻璃杯和荷兰的桌布埋在院子地下了，怕的是传染痨病。
虽然街谈巷议都说将军害的是痨病，马格达莱纳河一带已经人人皆知，不久即将传遍沿海一带，将军本人却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诊断。何塞·帕拉西奥斯觉察到这句话刺痛了将军，因为他的吊床不摇晃了。他想了好久之后说：
“我吃饭时用的是自己的餐具。”
第二天，他们在特纳里菲靠岸，补充翻船损失的给养。将军待在舢板上不暴露身份，但派威尔逊去打听一个姓勒努瓦或者勒努瓦尔的法国商人，他有个名叫阿尼塔的女儿，现在该有二十来岁。特纳里菲查无此人，将军便要威尔逊去瓜伊塔罗、萨拉米纳和埃尔比尼翁几个附近的镇子上再打听，最后才确定传说之事毫无事实根据。
将军的关心可以理解，因为多年来从加拉加斯到利马一直有居心叵测的流言，说他在马格达莱纳河战役期间途经特纳里菲时，和阿尼塔·勒努瓦之间有段失去理智的、不正当的私情。他牵肠挂肚地想辟谣，可是无能为力。首先，他的父亲胡安·文森特·玻利瓦尔上校也几次受到指控，说他奸污了成年和未成年的女人，还和许多别的女人有不正当关系，不得不受圣马特奥镇的主教的传讯。其次，马格达莱纳河战役期间，将军在特纳里菲只待了两天，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形成如此炽烈的爱情。但是人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甚至说特纳里菲公墓里有一座竖着安·勒努瓦小姐石碑的坟墓，到十九世纪末叶还有情人们前去凭吊。
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因断臂感到的不适常常引起将军侍从们善意的取笑。他能感到手的动作，指头的触摸，变天时已经截去的骨头的酸痛。他还有足够的幽默感来取笑自己。可是使他不安的是他睡着时有回答别人问话的习惯。他可以同别人进行任何内容的对话，完全丧失清醒时的自制，他会透露清醒时不至于讲出的打算和失望，有一次他在梦中违犯了军事纪律，受到了没有根据的指责。航行的最后一晚，何塞·帕拉西奥斯守在将军的吊床旁边，听到卡雷尼奥在船头说：
“七千八百八十二。”
“你在说什么呀？”何塞·帕拉西奥斯问道。
“星星。”卡雷尼奥说。
将军认为卡雷尼奥一定是在讲梦话，睁开眼睛，在吊床上坐起身来看窗外的夜空。寥廓的天空群星灿烂，没有一块空白的地方。
“至少十倍于你的数目。”将军说。
“就是我说的数目，”卡雷尼奥说，“还有两颗在我计算时陨落了。”
将军下了床，看到他仰躺在船头，比任何时候都更清醒，光着的身体上疤痕交错，伸着手臂断肢在数星星。在委内瑞拉的白山战役之后，人们发现他浑身血污，几乎已被肢解，以为他已经死了，就让他躺在泥里。他受了十四处刀伤，其中几处害他丢了胳臂。后来在几次不同的战役中又受过几处伤。但是他人残志不残，学会了熟练地使用左手，不仅以使用武器凶狠，还以书法漂亮出名。
“连星星也逃不脱毁灭的命运，”卡雷尼奥说，“现在比十八年前少了。”
“你神经出毛病了。”将军说。
“不，”卡雷尼奥说，“我老了，可是我不承认我老了。”
“我比你整整大八岁。”将军说。
“我按每一处伤疤加两岁计算，”卡雷尼奥说，“这样我就是所有人中间年岁最大的。”
“如果这么计算，最老的该是何塞·劳伦西奥，”将军说，“六处枪伤，七处长矛伤，两处箭伤。”
卡雷尼奥觉得这句话不顺耳，反唇相讥说：
“那最年轻的应该是你：连皮都没有刮破过。”
将军不是第一次听到这句像是谴责的实话，但是出自卡雷尼奥之口一点也不使他生气，因为他们的友情已经受过最严峻的考验。将军在他身旁坐下，一起观看河水映出的星星。过了好久之后，卡雷尼奥再说话时，他已深入梦乡了。
“我不承认这次一走生命就结束了。”他说。
“生命并不只以死亡为结束，”将军说，“还有别的方式，甚至某些更光彩的方式。”
卡雷尼奥不愿意承认。
“总该干些什么，”他说，“即使让我们洗个紫香菊浴也好。不仅我们，还有整个解放军。”
将军第二次去巴黎时，还没有听说委内瑞拉民间流行的祛除厄运的紫香菊浴。洪堡的合作者，艾梅·彭普兰博士郑重其事地向他介绍了这种花有科学根据的特效。那一时期，将军还认识了法兰西法院一位德高望重的审判官，他年轻时到过加拉加斯，当时经常参加巴黎的文学沙龙，漂亮的长头发和长胡子由于洗了这种净化浴，给染成了紫色。
将军对一切带有迷信或神秘色彩的事物，对一切违反他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教导的理性主义的盲目崇拜都嗤之以鼻。当时他年方二十，新近丧妻，腰缠万金，对拿破仑·波拿巴的加冕迷惑不解，参加了共济会，高声背诵《爱弥儿》和《新爱洛伊丝》中他喜爱的篇章，把卢梭的这两本书长期搁在床头。他拉着老师的手，背着行囊，徒步走遍了半个欧洲。堂西蒙·罗德里格斯在一座小山头望着脚下的罗马城响亮地发出了他对美洲命运的预言。而将军看得更清楚。
“对那些讨厌的西班牙人，只有把他们踢出委内瑞拉。”他说，“我向你宣誓：我要这么做。”
当他到了法定年龄，有权支配他继承的遗产时，他开始过着狂热的时代和他果敢的性格所要求的生活，三个月内花了十五万法郎。他住巴黎最昂贵的旅馆最豪华的房间，有两个穿制服的仆人，一辆由土耳其车夫驾驭、白马拉套的马车，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情妇，不论是在普鲁考普咖啡馆他常占的桌子旁，在蒙马特的舞会上，或是在歌剧院他的包厢里都带着花枝招展的女人，他还告诉人家他一夜之间在轮盘赌桌输了三千比索。
回加拉加斯之后，他对卢梭仍比对自己的心更亲，热情不减地重读《新爱洛伊丝》，那本书都被磨破了。可是在九月二十五日事件前不久，他已经履行并超过了他在罗马作的誓言，曼努埃拉·萨恩斯第十遍重读《爱弥儿》时，将军打断了她，说那本书讨厌。当时他还说：“一八〇四年的巴黎比任何地方更使我感到厌倦。”然而他在巴黎的时候，他的命运还没有在紫香菊的预兆性的水里浸染过，他认为自己很幸福，甚至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二十四年后，他遭到失败，病得要死，在马格达莱纳河魔幻般的景色中想得出神，也许在自问有没有勇气抛开何塞·帕拉西奥斯为他准备的牛至、鼠尾草和苦橘叶煮的用来分神的洗澡水，采纳卡雷尼奥的劝告，带着他的叫花子似的军队，他的百无一用的光荣，他的痛定思痛的失误以及整个祖国，浸入紫香菊的拯救的海洋。
那一晚万籁俱寂，像在平原上广阔的潮淹区一样，周围几里路远的悄悄谈话声都清晰可闻。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也遇到过相似的情景，在日记中写道：“我整夜都听到有鸟飞过。”经过六十九天的航行，哥伦布已经接近陆地。将军也听到鸟飞过的声音。卡雷尼奥入睡时，大概八点，开始有鸟飞过，一小时后，头上飞过的鸟越来越多，鸟翅扇起的风比自然风更大。不久，舢板底下有几条失群的大鱼在映着星光的水里游过，东北方向飘来一阵阵夹着霉臭气味的风。那种奇特的自由感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巨大力量不看也能觉察出来。“慈悲的上帝，”将军叹道，“我们到了。”确实如此。前面就是海，海那面是另一个世界。
1572年8月24日，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在母亲的胁迫下，在巴黎屠杀新教徒，屠杀迅速扩展到全国，导致了法国第二次宗教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