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2/2）
“堂娜曼努埃拉。”
将军冷冷地说：
“很好。”
他明显地换了话题，医生哈哈一笑，掩饰他不礼貌的提问。将军当然知道自己的风流韵事没有一件能逃过侍从们的议论。他从不炫耀猎艳的成绩，但是成绩辉煌，引人注目，因此他的卧室秘密几乎无人不知。从利马到加拉加斯一封平信路上要走三个月，有关他艳事的流言蜚语却一日千里。闲话像另一个影子似的紧随着他，他的情妇们永远打上了苦难的印记，不过他仍守口如瓶，保守爱情的秘密。谁都不能从他嘴里打听到同他相好的女人的事，只有和他同谋的何塞·帕拉西奥斯例外。他甚至不愿满足加斯特尔邦多大夫不含恶意的好奇心，即使他和曼努埃拉·萨恩斯的亲密关系已众所周知，没有什么可以隐瞒，他也避而不谈。
除了那个小插曲外，加斯特尔邦多大夫同他谈得十分投机。大夫睿智的奇谈怪论使他兴致勃勃，还请他吃带在口袋里的各式各样的小动物形状的糖块、牛奶糖和木薯粉做的小点心，他出于礼貌接受了，并且不知不觉地吃了下去。一天，他抱怨说这些客厅里的小吃只能垫垫饥，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样滋养身体。“别担心，阁下，”医生回答说，“从嘴里进去的东西都能长肉，从口里出来的东西都能伤人。”将军觉得这个论点十分有趣，同意和医生一起喝了一大杯葡萄酒、一杯西米露。
医生煞费苦心改善的情绪，却被坏消息泼了冷水。有人告诉他，卡塔赫纳的房东因为怕传染，把他逗留时睡过的小床、褥子和床单，以及他碰过的一切物品统统烧掉了。他便通知堂胡安·德迪奥斯·阿马多尔从他留下的钱里面除了交付房租之外还按新东西的价格偿付所有烧毁的物品。尽管如此，他仍觉得愤懑。
几天后，他听说堂华金·莫斯克拉去美国途中经过这里，但没有来看他。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焦急心情到处打听，弄清楚莫斯克拉等船时确实在海岸一带待了一个多星期，拜访过许多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和几个他的敌人，对所有的人表示他对将军的不满，说他忘恩负义。起航前，在登船的小舢板上，他还对送行的人说了他的成见：
“你们要记住，那家伙对谁都没有好感。”
何塞·帕拉西奥斯了解将军对这类指摘是多么敏感。使他最痛心、最气愤的是有人怀疑他的情义；他会拼命使出他可怕的魅力让怀疑的人认识错误。在他煊赫一时之际，安戈斯图拉的美人德尔菲娜·瓜迪奥拉被他的见异思迁激怒，给他吃了闭门羹。“将军，您是位杰出的人物，比谁都伟大，”她说，“不过在爱情问题上，您不怎么样。”他从厨房窗户爬进屋，同她待了整整三天，直到德尔菲娜相信他的真情实意，为此他几乎打败仗，甚至差点丢掉性命。
那时他已无法找到莫斯克拉本人，只得逢人便讲他的怨恨。他不厌其烦地说，莫斯克拉同意把委内瑞拉放逐他的决定用公函通知他，还有什么资格讲情义。“我为了不让他遭到历史的谴责，没有给他反击，他应当感激才是。”将军嚷道。他重提自己替莫斯克拉做了多少事，帮他达到现在的地位，怎样忍受了他那乡巴佬的自我陶醉和狂妄。最后，他给他们两人都认识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不管莫斯克拉在世界什么地方都要让他知道将军的气恼。
在另一方面，迟迟不来的消息使将军坠入一片无形的迷雾。乌达内塔仍旧没有回信。他派到委内瑞拉的布里塞尼奥·门德斯曾给他寄过一封信，还捎上一些他特别喜欢的牙买加水果，但是信使在海里溺毙。他派到东部边境的胡斯托·布里塞尼奥来信之慢让人沉不住气。乌达内塔的沉默给全国蒙上一层阴影。他在伦敦的通讯员费尔南德斯·马德里之死给全世界蒙上一层阴影。
将军并不知道他虽然没有接到乌达内塔的消息，乌达内塔却同他的侍从军官们经常通信，要他们从将军口里得到一个明确答复。乌达内塔给奥利里的信中写道：“我要确切知道将军是否接受总统职位，还是我们水底捞月，白忙了一辈子。”奥利里和其他侍从军官都想通过平时随意的谈话探探将军的口气，好给乌达内塔答复，但是将军一直回避，滴水不漏。
里奥阿查方面终于来了确切消息，比预计坏得多。曼努埃尔·巴尔德斯将军按原定计划在十月二十日取下该城未遇抵抗，但第二星期被卡鲁霍消灭了两个侦察连。巴尔德斯向蒙蒂利亚提出辞呈，希望光荣解职，蒙蒂利亚认为他不配。“那个浑蛋吓破了胆。”他说。根据最初的计划，离攻克马拉开波的日期只剩十五天，但如今控制里奥阿查的希望已成泡影。
“妈的！”将军嚷道，“我最优秀的几个将军居然对付不了一场兵营动乱。”
最让他伤心的消息是政府军所到之处，当地居民纷纷逃亡，因为里奥阿查人认为他们所崇拜的同乡帕迪亚海军上将是死在将军手里的，把将军和政府军等同了起来。祸不单行，国内别的地方也告急，无政府状态到处蔓延，一片混乱，乌达内塔政府无法控制。
一天，加斯特尔邦多大夫看到将军在圣菲派来通报最新情况的特使面前破口大骂，再次为愤怒的振作能力感到惊奇。“那个狗屎政府，它不动员百姓和重要人物，却使他们陷于瘫痪，”他嚷着说，“它会第三次垮台，再也爬不起来，因为组成它的人和支持它的群众会被全部消灭。”
医生想让他平静下来，但是毫无办法，将军骂完政府之后又逐个数落它的参谋部成员。他说华金·巴里加上校，三次大战役的英雄，要多坏有多坏：“甚至搞暗杀。”佩德罗·马格蒂奥将军有参与暗杀苏克雷的嫌疑，将军说他在指挥军队方面是无能之辈。冈萨雷斯将军是他在考卡的心腹，被他一语否定：“这个人的毛病是软弱多疑。”他喘着气倒在摇椅里，让心脏休息一下，二十年来他的心脏就一直有点衰弱。这时他看到加斯特尔邦多大夫吃惊地待在门口，又提高嗓门说：
“总而言之，一个赌博输掉两幢住宅的人，你对他又能有什么指望？”
加斯特尔邦多大夫莫名其妙。
“您在说谁呀？”他问道。
“乌达内塔，”将军说，“在马拉开波输给一个海军司令，但是在文件上写得像是卖掉的。”
他呼哧呼哧直喘气。“当然，他们都是桑坦德那个狡诈家伙身边的好人，”他接着说，“他的朋友们盗用英国贷款，以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买下国家债券，然后国家又以百分之百的价格收回。”他声明他并不是因为贪污的危险而反对借债，而是为了及时防止债务威胁花了那么多鲜血才换来的独立。
“我比憎恨西班牙人更憎恨债务，”他说，“因此我警告过桑坦德，如果我们接受了外债，我们为国家做的全部好事都会付诸东流，因为我们要付利息，几个世纪都付不清。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了：债务最终会打垮我们。”
现政府初创时期，他不但同意乌达内塔尊重战败者生命的决定，并且赞扬说这是战争的新伦理观点：“我们不希望我们目前的敌人以后用我们对付西班牙人的手段来对付我们。”那就是指，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但是在索莱达小镇凄凉的晚上，他在一封激烈的信中提醒乌达内塔说，在所有的内战中，赢得胜利的总是最凶狠的人。
“相信我，大夫，”他对医生说，“我们只有以对手的鲜血为代价，才能保存我们自己的权威和生命。”
一阵暴怒过去了，没留下任何痕迹，就像开始时那么突然，将军着手为他刚才侮辱过的军官们作历史性的赦免。“说到底，错的人是我，”他说，“他们只想争取独立，那是眼前具体的东西，并且他们干得很出色！”他向医生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让医生拉他起来，最后叹一口气说：
“而我却在迷梦中摸索，寻求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那些日子，他决定了伊图尔比德的去向。十月底，伊图尔比德接到他侨居乔治敦的母亲的来信，告诉他自由派力量在墨西哥的进展使他们家回归祖国的希望更加渺茫。他从小就有一种彷徨感，现在越来越深，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一天下午，他搀扶着将军在回廊里散步，将军突然回忆起往事来。
“我对墨西哥只有一个坏印象，”他说，“在维拉克鲁斯，港口司令的两条大猎犬撕碎了我带往西班牙的两只小狗。”
不管怎么样，他说，那是他涉足世界的第一次经历，一直铭刻在他记忆中。一七九九年二月，他初次去欧洲，本来只准备在维拉克鲁斯短暂停留，但由于下一站哈瓦那遭到英国封锁，几乎待了两个月。船期延误使他有时间乘马车到了墨西哥城，在积雪覆盖的火山和光怪陆离的沙漠中间登上海拔将近三千米的高原，同他赴欧前一直居住的阿拉瓜平原的田园风光毫无共同之处。“我想月球上的景色大概也是这样的。”他说。墨西哥城新鲜的空气使他吃惊，集市的整洁和绚丽多彩又使他眼花缭乱，集市上出卖食用龙舌兰上的红色蠕虫、犰狳、蚂蟥、蝗虫卵、蚱蜢、黑蚂蚁蛹、山猫、蜜渍水蟑螂、玉米蜂、人工饲养的鬣蜥、响尾蛇、各式各样的禽鸟、小得出奇的狗，还有一种自己会不停跳动的豆子。“凡是会动的东西那边都能吃。”他说。使他感到惊讶的还有贯穿全城的许多条清澈见底的运河，色彩明快的平底船和姹紫嫣红、林林总总的花木。但使他感到压抑的是二月份的短日照、沉默忧郁的印第安人、没完没了的牛毛细雨，他这些感受日后在圣菲、利马、拉巴斯和安第斯山区都重新出现，使他感到沮丧。经人推荐，主教接待了他，拉着他的手去谒见总督。在他眼里，总督比主教更像主教，而总督却没有十分注意这个皮肤黝黑、衣着讲究、身材瘦小、自称推崇法国大革命的少年。“我说崇拜法国大革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将军觉得有趣地说，“不过当时我想，对总督应该谈些政治性的问题，我十六岁时知道的政治只有法国大革命。”继续旅行之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叔父堂佩德罗·帕拉西奥斯–索霍，那是他第一封被收藏的书信。“我写的字糟透了，连自己都看不清，”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可是我跟叔父解释是由于路途劳累。”那封一页半的信上有四十个错别字，其中有两处都把“hijo”写成了“yjo” 。
伊图尔比德插不上嘴，他记得的事情不多。他对墨西哥的回忆只有不幸，不幸加重了他与生俱来的忧郁，将军很能理解。
“别留下跟随乌达内塔，”将军劝告他，“也不要全家去美国，美国强大可怕，它自由的神话最终会使我们陷入苦难。”
这句话在犹豫的沼泽中又投下一块疑虑的石子。伊图尔比德说：
“别吓唬我，将军！”
“你不用怕，”将军平静地说，“去墨西哥吧，即使别人要杀你，即使会死在那里也得去。趁你现在还年轻的时候去吧。蹉跎下去就晚了，那时候你会觉得无家可归。你在任何地方都会觉得自己是外人，那比死还难受。”将军直盯着他眼睛，把手掌按在胸口说：
“听我的话吧。”
伊图尔比德在十二月初带着将军给乌达内塔的两封信离开，其中一封说他、威尔逊和费尔南多是将军最信赖的人。伊图尔比德在圣菲待到次年四月，去向未定，乌达内塔却被桑坦德分子阴谋推翻下了台。伊图尔比德的母亲坚持不渝，终于让他得到任命，在墨西哥驻华盛顿的使团当秘书。他后半辈子默默无闻地担任公职，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们一家的消息。三十二年后，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在法国武力支持下当了墨西哥皇帝，收养了伊图尔比德家族第三代的两个男孩，定为他那昙花一现的王位的继承人。
将军托伊图尔比德带给乌达内塔的第二封信请他把以前的信和今后收到的信统统销毁，以免这段灰暗的日子留下痕迹。乌达内塔没有照办。五年之前，他向桑坦德将军也做过类似的请求：“无论在我生前死后，请您不要公布我的信件，因为写得很潦草杂乱。”桑坦德也没有照办，桑坦德写的信同将军的完全相反，形式和内容都周密严谨，一看就知道写信人想留诸后世。
从在维拉克鲁斯写给他叔父的第一封信到死前六天口授的最后一封信，将军至少写过一万封信，有的是亲笔，有的是口授，由书记员代笔，另一些则是书记员根据他的指示自己缮写的。保存下来的有三千多封信和八千多份由他签署的文件。有时候他把书记员搞得晕头转向。有时候又完全相反。有一次，他觉得刚口授完的一封信写得不好，也不重写，只在书记员写的纸上亲笔加了一句：“您准能看出，马特利今天比任何时候更糊涂。”一八一七年，他离开安戈斯图拉去解放全美洲的前夕，一天之内口授了十四份文件安排政府工作。也许就是这件事成了那从未遭到反驳的传说的源起：他经常同时向好几个书记员口授几封不同的信。
十月份阴雨连绵。将军待在屋子里再也不出来，加斯特尔邦多大夫绞尽脑汁想办法让将军见他，吃他的东西。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午睡时间将军躺在吊床上一动不动，望着窗外空广场上的雨景，认为他在回顾一生中最隐秘的时刻。
“天哪，”一天下午他叹息说，“不知道曼努埃拉怎么样了！”
“我们只知道她很好，因为没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乌达内塔上台以后，她就音讯杳然。将军没有再给她写信，但是吩咐费尔南多随时将旅行进程告诉她。她最后的一封信是八月底收到的，讲了准备军事政变的许多机密情况，为了故意迷惑敌人，文字晦涩，内容错综复杂，叫人琢磨不透其中奥妙。
曼努埃拉忘了将军的忠告，全心全意甚至兴高采烈地扮演了国内第一个玻利瓦尔分子的角色。她单枪匹马发动了一场反对政府的宣传战。莫斯克拉总统不敢碰她，但不阻止手下的部长们同她对着干。曼努埃拉用谩骂的印刷品答复官方报纸的攻击，她骑着马，带着女奴，在皇家大街上散发。她在郊区卵石铺地的小街上咄咄逼人地追逐那些散发反将军传单的人，用更带侮辱性的招贴覆盖那些一早就刷在墙上的侮辱性的标语。
这场官方的战争演变成指名道姓对她个人的攻击。她并不示弱。她在政府中的心腹有一次通报她说，广场上的官方庆祝活动准备搭一个焰火城堡，有将军身穿国王冠袍的模拟像。曼努埃拉带了女奴闯过警卫，纵马冲垮了焰火台。于是市长亲自率领一队士兵想在夜间逮捕她，她手握两支上了膛的短枪在门口等候，经过双方朋友的调解才避免一场更大的事件。
乌达内塔将军上台这件事才能使她平息下来。乌达内塔是她的真朋友，她则是乌达内塔最积极的同谋。当将军在南方同秘鲁侵略者作战时，她独自在圣菲，乌达内塔关心她的安全，照顾她的生活，成了她的可靠朋友。当将军在制宪议会上发表那倒霉的宣言时，曼努埃拉劝说他写信给乌达内塔：“我不忘过去的友情，衷心希望同你彻底和解。”乌达内塔接受了这个磊落的提议，军事政变之后，曼努埃拉感恩图报，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谁都不知道她的下落。十月初传说她已经去美国，人们也不怀疑。看来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得对：曼努埃拉过得很好，因为谁都没有她的消息。
在那些淫雨霏霏的日子里，将军抚今追昔，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等谁，为什么要等，悲切之极，竟然在睡眠中哭泣。何塞·帕拉西奥斯听到细微的抽噎，以为是那条从马格达莱纳河救起的野狗发出的声音，但仔细辨认却是将军。多年来他同将军朝夕相处，只见将军哭过一次，那一次不是由于悲伤而是由于愤怒。他不知如何是好，把在走廊里值班的伊巴拉上尉叫来，伊巴拉也听到了哭泣声。
“这对他有好处。”伊巴拉说。
“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将军第二天醒得比平时晚一些。隔壁果园里的鸟叫和教堂的钟声都没有把他吵醒，何塞·帕拉西奥斯几次俯身凑近吊床，听听他有没有呼吸。他睁开眼睛时已八点多钟，天气很热。
“十月十六日，星期六，”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圣玛加丽塔·玛丽亚·阿拉科克日。”
将军从吊床里抬起身来，透过窗户注视着那孤寂的、满是灰尘的广场，墙面剥离的教堂，还有几只兀鹫在争抢一条死狗的残骨碎肉。早晨阳光的干烈预示着这将是闷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一天。
“咱们赶快离开这里，”将军说，“我不想听到行刑的枪声。”
何塞·帕拉西奥斯心中一震。他在另一个地点，另一个时间也听到过这句话，将军同当时的情景一模一样：他光着脚站在砖地上，穿着长衬衫，剃光的头上戴着一顶睡帽。那是现实生活中一场旧梦的重现。
“咱们不会听到的，”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并且故意强调，“皮亚尔将军是在安戈斯图拉被枪决的，不是今天下午五点钟，而是十三年前的今天。”
曼努埃尔·皮亚尔将军是来自库拉索岛的彪悍的穆拉托人 ，三十五岁，军功卓著。当解放军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以便遏制莫里略的嚣张气焰时，皮亚尔却向将军的权威挑战。他纠集了全国的黑人、穆拉托人、桑博人和社会底层人民反对加拉加斯以将军为代表的白人贵族阶层。他的声望和救世主似的光彩几乎可同何塞·安东尼奥·派斯或者保皇派的博韦斯相比，解放军里某些白种军官甚至都对他有了好感。将军好歹劝说都不能让他改变主意，于是下令逮捕了皮亚尔，押解到临时首都安戈斯图拉，将军的势力在那里比较大，有一批亲信的军官，其中好几个日后陪伴他做了马格达莱纳河上的最后一次旅行。由将军指定、包括了皮亚尔的军职朋友的军事法庭做了速决审判。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担任起诉。官方的辩护人声称皮亚尔是反西班牙殖民势力斗争的杰出人物之一，对他颂扬备至，并未夸张。他被认定有私逃、哗变、反叛罪，判死刑，剥夺军衔。人们认为他立有不少汗马功劳，将军不可能批准他的死刑判决，何况当时莫里略又收复了几个省，爱国军士气低落，有散伙的危险。将军受到各种压力，和蔼地听取了包括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在内的亲密朋友的意见，但是决心不改。他撤销了剥夺军衔的判决，批准了枪决，并且公开执行。那一夜长得难熬，什么不幸的事都可能发生。十月十六日下午五点钟，枪决在安戈斯图拉大广场酷烈的阳光下执行，而这个城市正是皮亚尔六个月前从西班牙人手里夺取的。行刑队长吩咐手下人把兀鹫啄食的一条死狗扔到别处，关闭广场入口，以免有动物钻进来扰乱严肃的处决。他拒绝了皮亚尔要求自己向行刑队下令射击的荣誉，强行把皮亚尔眼睛蒙上，但不能阻止他吻十字架和国旗，向人世告别。
行刑时，将军拒不出场。只有何塞·帕拉西奥斯一人陪他待在家里，看他在枪响时竭力忍住眼泪。在向士兵们发布的公告中，他说：“昨天是使我心痛的日子。”但是他以后一再重申那是政治需要，结果是挽救了国家，慑服了反叛者，避免了一场内战。不管怎么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粗暴的权力运作，也是最及时的行动，因为立即巩固了他的权威，统一了指挥，铺平了通向光荣的道路。
十三年后，他身在索莱达小镇，似乎还不明白自己成了畸形时代的牺牲品。他继续瞅着广场，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卖水老太婆牵着一头挂满椰子壳的驴子穿过广场，吓得兀鹫一哄而散。他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回到吊床上，自言自语说出了何塞·帕拉西奥斯自从安戈斯图拉那个悲惨的夜晚以来一直想知道的答复。
“我还是会那么做。”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