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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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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背着医生,自作主张喝了一杯驴奶,周末情况更趋恶化。他母亲常喝加蜂蜜的温热驴奶,在他很小的时候也给他喝以治咳嗽。但是那个偏方的味道,以及它所勾起的亲切而遥远的回忆搅乱了他的胆汁,使他呕吐不止,彻底垮了下来。奈特大夫只得提前动身去牙买加请一位专家。他千方百计请来了两位专家,花的时间短得难以置信,但仍旧太迟了。

尽管如此,将军的精神状态同他虚弱的身体情况很不相称,他似乎认为正在夺去他生命的疾病只是微不足道的不适。他彻夜失眠,躺在吊床上望着莫罗要塞灯塔旋转的灯光,忍住呻吟,不透露病痛,眼睛一直盯着他自己曾称之为世上最美的灯火辉煌的海湾。

“我老是看不够,眼睛都酸了。”他说。

他白天竭力显示往常的勤奋,把伊巴拉、威尔逊、费尔南多或者身边最近的人叫来,指示他们代写他已没有耐性口授的信件。只有何塞·帕拉西奥斯清醒地认识到将军忙于安排后事。那些信件都牵涉到他亲近的人的去向安排,其中几个还不在圣玛尔塔。他不念旧恶,替他以前的秘书何塞·桑塔纳将军谋得一个外交职务,让他新婚后过上舒适的新生活。他经常称赞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将军心地善良,为卡雷尼奥安排的职位使他日后当上了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他替安德烈斯·伊巴拉和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向乌达内塔要了委任状,让他们以后至少有稳定的薪俸。席尔瓦日后成为总司令和陆海军部长,八十二岁去世,晚年得了他特别害怕的白内障,视力减退,经过奔走努力,出示他身上多处伤疤证明他的战功,终于得到残废证明,靠养老金度日。

将军还试图说服佩德罗·布里塞尼奥·门德斯,让他回新格拉纳达担任国防部长,但是事态迅速发展,没有如愿。他立下文书,赠送一笔财产给他的侄子费尔南多,便于他在政界腾达。迪戈·伊巴拉将军是他的第一个副官,也是他在私下或公开场合都以“你”相称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将军建议他离开委内瑞拉,去一个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他临终之前甚至为胡斯托·布里塞尼奥将军求人情,尽管那时候他对布里塞尼奥仍感不快。

他的军官们也许永远也不会想到这些安排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到什么地步。因为他们后半辈子仍旧休戚与共,同舟共济;包括五年之后,他们又一次在委内瑞拉聚首,和佩德罗·卡鲁霍司令并肩作战,为玻利瓦尔的一体化思想进行军事冒险。

那不是政治部署而是将军临终前为他的孤儿们作的安排。他向威尔逊口授致乌达内塔的信中有一句惊人的话证实了这一点:“里奥阿查之事已经无望。”当天下午,将军收到那个捉摸不透的埃斯特维斯主教的信,请他在中央政府斡旋,宣布圣玛尔塔和里奥阿查为省份,从而结束同卡塔赫纳的历史悠久的分歧。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刚念完信,将军就做了一个泄气的手势说:“那些哥伦比亚人出的主意都是搞分裂。”后来,当他和费尔南多一起处理未复信件时,表现得更粗暴。

“不用写回信,”他说,“等我身上填满黄土之后,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将军不停地想改变气候环境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潮湿的时候,他要干燥;冷的时候,希望暖和;在山区的时候,想换海洋气候。他老是烦躁不安,一会儿要开窗透透空气,一会儿要把窗关上,一会儿要把安乐椅放在背对阳光的位置,一会儿又要挪个地方,直到折腾得筋疲力尽,躺在吊床上晃荡才显得太平些。

圣玛尔塔的日子越来越凄怆,当将军恢复些许平静,再次提出愿去德米耶尔先生的乡间别墅时,雷弗朗大夫立即鼓励他去,知道这是回光返照的迹象。将军动身前夕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至多再能活两个月。”这对大家都是一句谶言,因为他一生中很少提到死亡,最后几年里更没有听他谈过。

坐落在内华达山嘴、离圣玛尔塔一里远的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繁花庄园是一个甘蔗种植园,附有炼制原糖的榨糖厂。将军乘德米耶尔先生的马车走上尘土飞扬的大路,十天之后又循原路回来,不过回来的是搁在牛车上的用他那件旧披风裹着的尸体。早在望见房屋之前,将军已闻到随风飘来的热糖浆的气味,在荒凉中产生了错觉。

“是圣马特奥的气味。”他叹息说。

距离加拉加斯二十四里的圣马特奥榨糖厂是他乡愁的中心。在那里他三岁失怙,九岁失恃,二十岁丧偶。他在西班牙结婚,妻子是个美丽的出生在美洲的贵族姑娘,也是他的亲戚,他当时唯一的理想是在圣马特奥榨糖厂与娇妻厮守,过幸福生活,同时经营扩大他富甲一方的产业。婚后八个月,妻子就去世了。死因没有确切记载,不知是恶性热病还是意外事故。丧偶是他一生中的巨大转折,他从一个沉湎于声色犬马、对政治毫无兴趣的殖民地公子哥儿突然成为另一个人,至死也没有改变。他从此不提死去的妻子,不回忆她,也没有续弦的打算。他一生中几乎每晚都梦见圣马特奥的房屋,有时梦见他的父亲、母亲和每一个兄弟姐妹,但从没有梦见过妻子,因为他强忍悲痛把她埋葬在遗忘深处,才能没有她而继续活下去。一瞬间唤起他回忆的是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糖浆的气味,榨糖厂里的奴隶们表情呆滞冷漠,甚至不向他投来同情的目光,巨大树木围绕着为接待他而粉刷一白的房屋,那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座榨糖厂,不可逃避的命运将带他去那儿结束生命。

“她名叫玛丽亚·特雷莎·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阿莱萨。”将军突然说。

德米耶尔先生正在想别的事情。

“谁啊?”他问道。

“我死去的妻子,”他惊觉过来说,“请别在意,那是我年轻时的一桩不幸。”

将军不再说什么。

为将军安排的卧室又一次勾起他的回忆。他仔细察看,仿佛每件东西都是一个启示。除了挂有幔帐的床外,还有一个桃花心木的柜子、一个大理石面的桃花心木床头柜和一把红丝绒面的扶手椅。窗旁边的墙上有一口八角形的挂钟,钟面是罗马数字,指针停在一点零七分。

“我们以前来过这里。”他说。

何塞·帕拉西奥斯给钟上弦,拨到正确的钟点,将军躺在吊床上,即使能睡一分钟也好。那时他才看到窗外的内华达山,清晰蔚蓝,有如一幅油画,使他想起一生中住过的别的房间。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更接近自己的家。”他说。

在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的第一晚,将军睡得很好,第二天似乎大有起色,甚至在榨糖厂兜了一圈,赞扬纯种牛,尝尝糖浆,说了一些炼糖的内行话,使大家十分惊异。蒙蒂利亚将军对这种变化感到奇怪,要雷弗朗大夫讲实话,大夫解释说将军虚假的好转现象是垂危病人常有的。几天内,也许几小时内就可能死亡。蒙蒂利亚听了这个坏消息茫然失措,一拳打在墙上,手都破了。对他说来,这个打击太大了。他多次对将军说过假话,一直是出于好意或者小的策略考虑。从那天开始,他出于怜悯而不对将军讲实话,并且吩咐接触将军的人都这么做。

那个星期,八名高级军官由于反政府活动被逐出委内瑞拉,来到圣玛尔塔。其中有几个解放战争中的著名人物:尼古拉斯·席尔瓦,特立尼达·波托卡雷罗,胡里安·因方特。蒙蒂利亚请求他们非但要向将军隐瞒坏消息,而且要把好消息说得更好,让将军的心病得到一点安慰。他们做得更夸张,把国内形势说得欢欣鼓舞,以至将军的眼里又闪出旧时的光芒。将军重提搁置了一星期的里奥阿查问题,又谈起委内瑞拉,仿佛他的理想马上就能实现。

“我们沿着正确道路从头开始,再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了。”他说。接着,他以无可争辩的自信做出结论:“我再踏进阿拉瓜山谷的那天,委内瑞拉全体人民都会起来支持我。”

下午,他当着来访军官们的面制订了一个新的军事计划,军官们出于怜悯,热情地帮他出主意。晚上他们不得不继续听他用预言的口气宣布怎么从零开始重建他理想的广阔大国,这次要干得彻底,一劳永逸。有些人以为是在听疯子的胡言乱语,只有蒙蒂利亚敢反驳他们的惊讶。

“注意,”蒙蒂利亚对他们说,“你们在卡萨科伊马也以为他说的是胡话。”

谁都忘不了一八一七年七月四日那天,将军和一小批军官,包括布里塞尼奥·门德斯,为了躲避西班牙军队野外的突然袭击,在卡萨科伊马礁湖的水里泡了一夜。将军半裸身体,发着高烧直打冷战,突然喊叫着宣布他今后要怎么做:首先攻占安戈斯图拉,翻越安第斯山脉,先解放新格拉纳达,后解放委内瑞拉,建立哥伦比亚共和国,最后征服直至秘鲁的大片南方土地。“然后我们登上钦博拉索山,在覆雪的峰顶插上大美洲共和国的三色旗,那个共和国千秋万代永远团结自由。”他最后说。当时听他说话的人也以为他神志不清,但是不出五年,那个预言不折不扣地逐步实现了。

遗憾的是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的预言只是烦乱的下午的幻象。第一个星期郁积的苦痛迅速汇集形成一阵摧毁一切的狂风。那时候,将军的身体已抽缩得很厉害,衬衫袖子得再卷上一圈,灯芯绒裤管得剪掉一英寸。晚上只在开始时能睡三小时左右,其余的时间不是咳得喘不过气,便是高热谵妄,再不然就不停地打噎,那症状是在圣玛尔塔出现的,越来越严重,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下午别人都在打瞌睡,他望着窗外白雪皑皑的山峰,转移自己对痛苦的注意力。

他曾四次横渡大西洋,骑马踏遍他比任何人都解放得多的土地,但是从未立过一份遗嘱,这在当时是少有的。“我没有什么财产可以遗留给谁。”他常这么说。当他在圣菲准备行装时,佩德罗·阿尔坎塔拉·埃兰将军建议他立遗嘱,说是旅人以防万一,都这么做,他一本正经、不开玩笑地说他的近期计划中没有列入死亡。在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他却主动要口授遗嘱和最终文告的草稿。谁都不清楚这是有意识的行为,还是他备受折磨的心灵的失误。

由于费尔南多生病,将军向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首先口授了一批略显凌乱的评论,表达的内容与其说是愿望,不如说是他的教训:美洲难以治理,干革命的人徒劳无功,这片土地必然会落到一群不知节制的人手里,之后又被形形色色但又没有区别的暴君所控制,还有许多在他给友人的信中已经流露的伤心的思想。

他似乎处在临终前的清明状态,一连口授了好几小时,咳嗽剧烈发作时也不中断。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跟不上他的速度,安德烈斯·伊巴拉用左手写字也不能坚持很久。书记员和副官们都疲惫不堪,只有骑兵中尉尼古拉斯·马里亚诺·德帕斯仍在坚持,他用清晰的字体正确地记下口授,纸都写完了。他要人去取纸,但迟迟不来,便继续写在墙上,连墙壁都几乎写满。将军十分感激,把洛伦索·卡尔卡莫将军情场决斗用的两支手枪送给了德帕斯。

他的遗嘱是把遗体运回委内瑞拉,原属拿破仑的两本书由加拉加斯大学保存,给何塞·帕拉西奥斯八千比索报答他的长期服务,留在卡塔赫纳由帕瓦儒先生保管的文件全部销毁,玻利维亚议会颁发给他的一枚勋章归还议会,苏克雷元帅送给他的镶有宝石的金剑还给苏克雷的遗孀,其余财产,包括阿罗阿矿,分给他的两个妹妹和他已故的哥哥的儿子。此外就没有什么财产了,因为还有大小几笔债务要偿还,包括兰开斯特教授那笔令他牵肠挂肚的两万银比索。

将军在例行条款之中特意破格加了一条,为罗伯特·威尔逊爵士的儿子的模范行为和忠诚向爵士表示感谢。这一荣誉并不使人感到奇怪,奇怪的是没有同样对待奥利里将军,奥利里奉将军之命留在卡塔赫纳听从乌达内塔总统调遣,没有及时赶到为将军送终。

他们两人的姓名永远和将军的姓名联系在一起。威尔逊先后任英国驻利马和加拉加斯的事务专员,继续在第一线参加秘鲁和委内瑞拉两国的政治和军事事务。奥利里先在金斯敦,后在圣菲居住,长期担任英国领事职务,五十一岁去世。他写了一部长达三十四卷的回忆录,叙述他在美洲时在将军身边的生活。他把自己默默无闻却又硕果累累的晚年归纳为一句话:“解放者已去世,他伟大的事业已湮灭,我在牙买加退隐,致力于整理他的文件,写我的回忆录。”

自从将军立了遗嘱以后,医生把他所掌握的所有姑息疗法全用上了:脚上敷芥子泥,擦脊梁,浑身涂镇痛药膏。针对他的习惯性便秘,医生用了立时见效但作用剧烈的灌肠剂。医生怀疑有脑溢血,进行了发疱治疗来排除淤积在脑袋里的风邪。这种疗法是用刺激性很大的昆虫斑蝥晒干研成粉末,贴在皮肤上产生水疱,吸收身体里的毒气。雷弗朗大夫在垂危的将军身上用了六块发疱膏药,五块贴在后颈,一块贴在小腿肚上。一个半世纪之后,许多医生依然认为直接死因是这些腐蚀性的膏药,引起了排尿紊乱,先是小便失禁,然后疼痛带血,最后膀胱下瘪得贴在骨盆内壁,正如雷弗朗解剖尸体时发现的那样。

将军的嗅觉变得非常敏锐,以至身上带搽剂气味的医生和药剂师奥古斯托·托马辛不得不离得远远的。他让人在房间里喷洒比以往更多的古龙水,继续用那些无用的药草汤洗澡,自己刮胡子,狠命地刷牙,做了非凡的努力抵御死亡的污秽。

十二月的第二周,路易斯·佩鲁·德拉克罗伊上校路过圣玛尔塔。德拉克罗伊是在拿破仑军队服过役的青年人,前不久还是将军的副官。他探望了将军之后马上写信给曼努埃拉·萨恩斯,告知她实情。曼努埃拉一接到信就赶往圣玛尔塔,可是在瓜杜阿斯得到消息说为时已晚。这个消息把她从世上抹去。她消失在自己的影子里,除了将军的两箱文件之外没有别的牵挂。她把箱子存放在圣菲一个可靠的地方,几年后丹尼尔·奥利里按照她的指示领取出来。桑坦德将军上台后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把她驱逐出境。曼努埃拉以倔强的尊严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先去牙买加,然后过了一段悲惨的流浪生活,终于在派塔落脚。派塔是秘鲁太平洋海岸一个肮脏的港口,各大洋来的捕鲸船都在那里停泊。她做些编织活,抽抽劣等卷烟,排遣被遗忘的愁闷,在手指关节炎痛许可时制作一些动物糖果卖给水手们换些零钱。她的丈夫索恩先生在利马荒郊遭到歹徒抢劫,身边钱财有限,却被刺死,他遗嘱中留给曼努埃拉的财产相当于她结婚时的嫁妆,但这笔钱从未交到她手上。三次值得纪念的来访对于孤苦伶仃的曼努埃拉是莫大的安慰:一次是将军的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他们一起回忆了光荣的往事;另一次是在阿根廷抗击罗萨斯独裁政权后回国路过的意大利爱国者吉乌塞比·加里巴迪;第三次是在世界各大洋航行、为《白鲸》一书收集素材的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她晚年由于髋骨骨折,躺在吊床上动弹不得,替热恋的青年男女用纸牌算命,为他们出些主意。她五十九岁时死于一场瘟疫,防疫官员烧毁了她的茅屋,将军的一些珍贵文件,包括情书,都付之一炬。据她告诉佩鲁·德拉克罗伊,她保存的将军遗物只有一束头发和一只手套。

佩鲁·德拉克罗伊见到的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繁花庄园已处于办丧事的混乱状态。整幢房屋像是一条没有舵的船。军官们没有白天黑夜,困得不行时才睡觉,个个肝火旺盛,雷弗朗大夫请求他们保持安静时,连平时小心谨慎的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都对他拔剑相向。他们不论什么时候饿了都要弄些吃的,费尔南达·巴里加即使劲头再足、脾气再好也照顾不过来。最消沉的军官们日夜玩牌,大声嚷嚷,也不怕隔壁房间里垂死的病人听见。一天下午,将军发烧昏睡,有人在平台上扯开嗓子骂娘,说是六块木板、二百二十五枚大钉、六百枚普通小钉、五十枚金黄色小钉、十巴拉 马大普兰细布、十巴拉马尼拉纱带、六巴拉黑纱带,多算了十二比索二十三生太伏。

外面在高声唱账,喧哗逐渐平息,整个院子里只听见一连串的品名和价格。雷弗朗大夫在卧室里替蒙蒂利亚将军更换骨折手上的绷带,两人都明白病人看上去像在打盹,其实很清醒地在听账目。蒙蒂利亚身子探出窗外吼道:

“妈的,你们别嚷嚷啦!”

将军没睁眼,插嘴说:

“随他们去吧。反正现在没有我不能听的账目。”

何塞·帕拉西奥斯了解将军不须细听就知道现在唱的账目同那笔二百五十三比索七雷亚尔三夸尔蒂约的款子有关。那是市政府向一些私人募捐,并从屠宰场和监狱经费里拨一部分凑成的替他办丧事的款子,品名清单则是替他钉棺木和修墓用的材料。那以后,何塞·帕拉西奥斯奉蒙蒂利亚之命不准任何人进入将军卧室,不论对方是什么军阶、头衔和地位,他又制订了看护病人的严格制度,同他自己的死没有差别。

“假如一开始就给我这份权力,这个人准能活到一百岁。”他说。

费尔南达·巴里加想进去。

“那个可怜的孤儿一向喜欢女人,”她说,“死的时候床头不能没有一个妇女,尽管我又老又丑,没有一点用处。”

他们不让她进。于是她坐在窗外祷告,企图禳解垂死者亵渎神灵的胡言乱语。以后她靠政府赈济度日,一直为将军服丧,活了一百零一岁。

星期三傍晚,当邻近的马马托科村的神甫来举行临终仪式时,费尔南达·巴里加在路上撒花瓣,担任领唱。她带领两行身穿粗麻布长袍、头戴花冠的赤脚印第安妇女,她们擎着油灯照亮道路,用印第安语唱丧歌。费尔南达在前面的路上撒了一层花瓣,那情景震撼人心,以至谁都不敢上前拦阻。将军听到他们走进卧室时从床上坐起来,用手臂挡在脸上以免灯火耀眼,大喊着赶他们出去。

“把那些长明灯拿走,简直像是鬼魂游行。”

为了不让阴郁的气氛加速垂危病人的死亡,费尔南多从马马托科请来一个街头乐队,在院里罗望子树下不停地演奏了一天。在音乐的镇静作用下,将军反应很好,几次要求重复他喜爱的对舞舞曲《三色堇》,以前他每到一地就散发这支舞曲的乐谱,民间十分流行。

榨糖厂的奴隶们停止了工作,在藤枝扶疏的窗外久久地瞅着将军。他裹着一条白被单,比死后更憔悴苍白,剃光后刚长出头发茬子的脑袋随着音乐节奏摇晃。一支曲子奏完,他就像在巴黎歌剧院里那样文雅地鼓掌。

在音乐的鼓舞下,他中午喝了一小碗肉汤,吃了椰蓉饼和炖鸡。饭后,他躺在吊床上要来一面小镜子照照自己说:“我眼睛这么有神,还死不了。”大家已经不指望雷弗朗大夫创造奇迹,现在又产生了希望。然而正当病人看来有好转的时候,却又把萨尔达将军误认为三十八个西班牙军官之一,那三十八个人是博亚卡战役之后,桑坦德未经审判,下令在一天之内枪决的。没多久,他病情突然恶化,再也没有恢复,用剩下一点力气喊着,要乐队走得远远的,别打扰他临终的安宁。恢复平静后,他吩咐威尔逊给胡斯托·布里塞尼奥将军写封信,请他看在一个行将就木的人的分上同乌达内塔将军和解,免得全国陷入可怕的无政府混乱状态。他所能口授的只是信的开头:“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你写这封信。”

晚上,他同费尔南多聊了很久,第一次就前途问题帮费尔南多出点主意。他们两人合写回忆录的想法没有实现,但是侄子在他身边多年,不妨尝试着单独写,作为消遣练笔,也好让他的子女了解那些光荣与磨难的年代。“如果奥利里不改初衷,他能写出一些东西,”将军说,“但角度不一样。”费尔南多当时二十六岁,活到八十八岁才去世,但是除了一些不连贯的札记之外,什么都没写,因为命运使他丧失了记忆,这也是他的大幸。

将军立遗嘱时,何塞·帕拉西奥斯在卧室。在这种庄重神圣的场合,他和别人都一言不发。晚上洗澡时,他请将军更改遗嘱中有关他的条款。

“我们一直很穷,不过什么都不缺。”他说。

“恰巧相反,”将军说,“我们一直很富,但是什么都不够。”

两句迥然不同的话说得都对。何塞·帕拉西奥斯原是将军母亲的奴隶,按照她的安排,很小开始就伺候将军,从没有正式获得解放。他一直在奴隶和自由人的边缘徘徊,从没有给他关饷,也没有确定身份,他的个人花费包括在将军的私人开支之内。他的吃穿同将军完全一样,但十分简朴。他既无军衔又无残废证明,年纪又不适于重新开始另谋生计,将军不能撒手不管。因此没有商量余地:有关八千比索赠金的条款不仅不能取消,而且不容推却。

“那才公平。”将军结尾说。

何塞·帕拉西奥斯回答得很干脆:

“公平的是咱们一起死。”

事实也是这样,因为他像将军一样不善理财。将军死后,他在卡塔赫纳靠政府赈济,借酒消愁,想忘掉过去,结果上了瘾。他穷困潦倒,七十六岁时在解放军退役军人的一个肮脏的收容所里死于震颤性谵妄。

十二月十日早晨,将军醒来时情况大坏,左右的人唯恐他想忏悔,赶紧去请埃斯特维斯主教。主教很快赶到,十分重视这次会见,穿了主教的法衣。但根据将军要求,会见秘密进行,没有见证人在场,前后只有十四分钟。谁都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主教匆匆出来,有点失态,不同众人告别就上了马车,尽管不少人邀请,他没有主持追悼仪式,也没有参加葬礼。将军虚弱不堪,自己下不了吊床,医生像抱初生儿似的把他抱到床上,让他背靠枕头半坐半卧,以免咳嗽时气绝。他喘过气后,要所有的人都出去,只留下医生。

“我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居然考虑到临终圣事了,”将军对医生说,“我可没有相信在天国永生的福气。”

“不是这么回事,”雷弗朗大夫说,“经验证明,良心上的问题解决后,病人精神状态改善,有助于医生的工作。”

将军没有理会医生巧妙的回答,因为他悚然清醒地认识到,他那逆境与梦想之间的疯狂追逐这时已经到达终点。余下的只是黑暗。

“妈的,”他叹息说,“我怎么才能走出这座迷宫!”

他以临终的洞察力扫视着房间,第一次看到了真相:借用的最后一张床;破旧的梳妆台,那面朦胧的镜子再也不会照出他的容貌;瓷面剥落的洗脸架,上面的水盆、毛巾和肥皂只能给别人使用了;豁了口的八角挂钟全无心肝地匆匆走向那不可逃避的约会:十二月十七日他最后一个下午的一点零七分。于是他叉起手臂搁在胸前,开始听到榨糖厂的奴隶们在下午六点钟唱的圣母颂,看到窗外天上那颗无缘再见的明亮的金星,终年不化的山顶积雪,爬藤新枝上的黄色钟形花,第二天星期六由于举哀紧闭门窗,不能看到它吐放了,还有那永远不会重复的生命的最后光芒。

拉美长度单位,一巴拉合08359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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