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2）

一九七二年冬季的一天，上午十时，a市对一批死刑犯执行枪决。

前几天，共乐区主要街道的显眼处，贴出了判决布告。在市中心，法院的判决布告贴在专门的布告栏上。共乐区非市中心区，未被要求有专门的布告栏。所谓显眼处，便是人行道里侧，人们经常过往的某面墙而已。

正值“文革”期间，那样的墙上早已贴着数层大字块或大字报了，风扯人撕，像叫花子的破袄。一份新布告，便贴在那样的墙上。

当年，在a市情况差不多是这样——对一般判多少年刑的罪犯，通常是不张贴布告的。十年二十年刑，判了也就判了，并不一定要广而告之，只有判决死刑的布告才四处张贴。死刑犯往往一判就是数名，名字全都划上鲜红的x，给看到的人以心惊肉跳的感觉。有时，被判二十年以上及无期徒刑的犯人的名字，也会出现在死刑布告上；那往往是由于被判死刑的犯人太少，判决词印不满一整张大白纸，看上去效果不好。

此番一共判决的是七名死刑犯，判决词足以印满一整张大白纸，所以也就完全不必用陪衬——一竖行七个恰好能压住罪犯们名字的大红x，极有视觉冲击力。

七名罪犯中六名是杀人犯，一名是屡教不改的强奸犯。六名杀人犯中，一名二十三岁的男犯，在数日内成为本市青年们的谈资。不仅因为那死刑犯也是青年，更因为他曾是本市“九虎十三鹰”之“九虎”中的一“虎”。

何谓“九虎十三鹰”？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无非是当年的男女流氓团伙而已。用香港人的话说，“古惑仔”也。“九虎”皆男，“十三鹰”皆女。“鹰”中，年龄最小的才十七岁。“虎”中，当时年龄最小的未满十九岁。成为谈资的那位叫涂志强。认得他的人，都叫他“强子”——出生于共乐区光字片的一间土坯房。

一九六八年，也就是“文革”的第三年，两年里将城市闹腾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们，随着“上山下乡”的号召，几乎全都变成了“知识青年”。有点儿知识的得变，没什么知识的也得变。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到一九六九年底，全市的初高中生差不多走光了，留在城市的大抵是病残者，或誓死也不离开城市的顽固者。当年，a市动员“上山下乡”的工作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因为东北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二三十处大小农场，a市的初高中生不出省就可以“上山下乡”了。大多数人响应了号召还有工资可挣，动员工作比较容易开展。

极少数誓死也不离开城市的顽固者，对抗运动的日子很不好过。只要自己的身影一被街道干部发现，后者便会成为他们甩不掉的“尾巴”。而后者又都是些热心于居民工作的，原本能说会道的家庭妇女。她们一旦将什么事当成了使命，就会变得像虔诚的教士传教一般尽职尽责。若她们自己的儿女已经“上山下乡”去了，她们的动员就更来劲儿了。她们缠住顽固者们絮絮叨叨，喋喋不休，仿佛唐僧对任性的一意孤行的孙悟空念紧箍咒一般，那时前者往往被折磨得想杀人。如果被动员对象是男青年，比女青年更难以忍受那种折磨——一般而言，女青年忍受絮叨的耐力比男青年强。

结果，他们有家也不愿回了。

在a市的每个区，都有些这样的男女青年，都是初中生，处在青春叛逆的高发年龄段。并且，家里只剩他们自己，父母或下放到干校去了，或被关押在“牛棚”里甚至监狱里。

不知怎么一来，这样的几个小青年相互认识了，在感情上抱团取暖了，模仿古人，结拜为兄弟——“九虎”于是产生。又不知怎么一来，对与他们命运相同的女孩子们产生吸引力了，她们便也情投意合地入伙，于是“十三鹰”也凑齐了。没人清楚，所谓“九虎十三鹰”，究竟是他们当年自诩的呢，还是别人加在他们头上的。

他们皆无业青年，生存是头等大事。无业且要生存在城市里，得有特殊的本领。他们无师自通地实践出了另类生存“技能”，也可以说是生存本能驱使的结果——扒、偷、骗、抢之“技能”。此种“技能”辅以“鹰”们的色相勾引，每使他们出师便告捷，无往而不胜。他们的勾当一般不在本市进行，外市甚至外省之市才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江湖。底层百姓通常也不是他们锁定的作案目标，他们都还有点儿盗亦有道的意识，再说从普通百姓身上也获得不了多少油水。他们的目标通常是当年的大小“三结合”干部。“三结合”干部中有本是干部的人，也有后来成为干部的造反派。手表、自行车、高档半导体收音机、皮袄、皮鞋、靴子是他们的最爱，在黑市可以卖出好价。当然，现金和全国粮票更是他们绝不放过的。在某次列车上，一行十几名乘软卧车厢的干部早上醒来时，发现他们的钱包、手表和鞋靴都不见了。有人连裤子也不见了，在厕所找到的，被从裤裆剪成两片，挂在挂钩上。“虎”和“鹰”们作案得手后，总喜欢搞那类恶作剧，满足觉得自己是高手的虚荣。

这件事震惊也震怒了a市的公安人员们，因为那一行干部是从北京到a市来指导工作的，那次列车也归a市铁路局管。

“九虎十三鹰”却集体住进了某县的招待所，一方面享受身心放松的愉快，一方面开会总结成功经验。他们所持的盖有公章的介绍信上，写着他们要开的是一次职代会，会后将由a市某级革委会结账。盖有公章的介绍信纸是他们偷的，所以招待所的同志信以为真。

仅仅两天，同志们就发现不对劲儿了，因为“代表”们不分白天晚上，经常男女成对地反锁了房门鬼混。“虎”们和“鹰”们之间的性关系是混乱的，简直可以说混乱不堪。性事是他们与她们之间保持亲密关系的纽带，也是顶级享乐。男女双方不但认可那种混乱的性关系，还特别看好那种混乱的性关系，觉得有利于增强团结。他们从不会因为性事反目，一致的态度是那根本不值得。不论“虎”们还是“鹰”们，都根本不担心性事后果。当年避孕套不是一般人所能搞得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见过避孕药是怎样的一种药。他们不缺那些东西，到药店里去“取”避孕套对于他们易如囊中取物。当年避孕药是特供给十三级（包括十三级）以上高干的，起码在a市是这样。“鹰”中有两三个竟是那等级别的干部的女儿，她们知道在高干人家那种药一般放在哪儿。有一次“虎”“鹰”联手不但偷光了那种药，还将预先准备好的类似药片放入原瓶，而原瓶该放在哪儿仍放在哪儿……

市公安局接到县招待所的报告，于一个深夜将“九虎十三鹰”一网打尽。那在当年的a市也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了。不久按照阶级成分政策区别对待，该严判的严判，该从轻发落的从轻发落。

涂志强是被判得最轻的。因为他是有家可归的小青年，陷得并不深。母亲在他几岁时病故了，他由父亲拉扯大，其父是木材加工厂电锯车间的老锯手。该厂在另一个区，他父亲得跨区上班，五十多岁了，终日来回奔波，身体不支。他上中学后，父亲就经常住在厂里，往往星期日才回家一次。他是独子，既失母爱，亦少父爱，形成了孤僻内向、寡言少语的性格。按政策，独子是可以留城的，父亲却巴不得他也早一天“上山下乡”去，因为那老工人想续老伴。儿子走了，自己的愿望更易于实现。既然家长巴不得儿子早日“上山下乡”去，街道干部们当然便将涂志强视为赖在城市里的坏典型啰。他猜准了父亲的打算，不禁满腹怨恼，父子由此形同路人。

但这世上最对得起他的，其实还是父亲。涂志强成了罪犯没几天，父亲死在厂里了。他是在电锯破碎飞起之际为了保护工友而死的，被追认为烈士，市报发表了号召人们学习的长篇报道。厂里的干部职工联名给市里写信，要求批准保释。也有不少市民给有关方面写信，表达同样的心愿。

结果，涂志强仅被劳教了三个月，之后居然得以接他父亲的班，成了木材加工厂的一名青年工人。他还免了学徒期，直接挣一级工的工资。

这不就是坏事变好事了吗？

孰料他又成了杀人犯，即将被枪毙了！

没谁知道他为什么杀人，公安局也没审出较复杂的原因。

他反复所说的口供仅以下几句：“我喝醉了，他也喝醉了。他先骂我，我们打了起来。他掏出了刀，我夺过了刀。一命抵一命，我偿命好了。”

他那英雄父亲的光荣事迹以及他的“红五类”出身加在一起，也不可能使他免于一死了，何况他有前科。

但他成为杀人犯是另有原因的，他没如实交代。

在当年的a市，并非每次处决死刑犯都必游街示众。一次处决七名之多时，则照例要游街示众，以显示威慑力。罪犯属于哪一区哪一单位，那一区那一单位便有义务出动一些人，配合着沿途呼喊口号，维持行刑现场的秩序。一次处决七名死刑犯，不但沿途随观的人多，行刑现场那儿，也早有成百上千的人等着看了。

监狱的铁门外已围着不少人。他们可不是被组织到那儿去的，而是些本市最爱看那种特殊场面的人。基本上每人一辆自行车，没骑自行车的人，也是别人用自行车载来的。他们将骑行于载死刑犯的卡车两侧，一直跟到行刑现场，为的是看得自始至终，没错过任何细节。

当死刑犯们走出铁门，依次上卡车时，有一名公安干部拦住了涂志强，转身对同事说：“该讲的人道主义还得讲，找顶帽子给他戴上。”

那种情况之下，临时很难找到一顶帽子。被吩咐找顶帽子的公安人员愣了愣，居然从自己头上取下了警帽。

发话的公安干部火了：“胡闹！他怎么可以戴你的警帽？”

是下级的公安人员赶紧往下取警帽上的红星。

大小是个官的公安干部更火了：“那也不行！早干什么来着？我不说就等于你们没看见吗？他戴过了你还怎么戴？再说你就不冷吗？”

昨天下了一场大雪。正是数九寒天的日子，用东北人的话，雪后的那一天冷得嘎嘎的，啐唾成冰。

“等我回来再发车！”——大小是个官的公安干部转身欲走。

围观者中忽然有人说：“我的帽子可以吗？”

那公安干部循声望去，见是个脸小个子也小的三十来岁的男人，已用长围巾上下包住了耳朵护住了脸颊，手托的是顶崭新的羊剪绒的皮帽，a市人叫那种帽子为“坦克帽”。

公安人员毫无表情地问：“舍得？”

小个子男人点头。

公安人员一摆下巴，小个子男人便向涂志强走了过去——他是瘸子。

涂志强腕上有手铐，他弯下腰，于是小个子男人替他把帽子戴上了。

等他俩分开，公安干部严厉地问小个子男人：“他跟你说话了吧？”

小个子男人点头。

公安干部紧接着问：“说什么了？！”

小个子男人不动声色地回答：“只说了四个字——谢谢大哥。我比他年龄大，他叫我大哥也是应该的。”

公安干部沉吟了一下，一挥手，“发车！”

车轮刚一滚动，小个子男人灵巧地跃坐到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了。

a市当年对死刑犯执行枪决的地点，一向在松花江边的一处沙滩那里。春夏秋三季，江水再怎么涨也不会将那一大片沙滩完全淹没，因为那里是松花江特宽的江段。冬季，那里白雪皑皑，少有人往，并且离市区不远，也就半个来小时的车程。

果不其然，那里已人山人海。在当年，不知怎么的，国人很喜欢围观枪决犯人的场面，也许是由于平时的娱乐活动太少吧。

木材加工厂去了十几人，两名中年工人带队，其余都是青年工人。厂里出了杀人犯，按惯例，单位必须出人去协助公安人员维持秩序。再者说了，出了青年杀人犯的单位，其他青年工人更应该接受特殊的现场教育。

有人是愿意去的，因为既有刺激的热闹可看，还可以不干活。如果幸运，也许有机会认识了某位公安人员，搭上了以后交往的关系，岂不更划算了？若能与蓝警服交往成朋友，那种关系可就太宝贵了！

有人无所谓愿不愿意，领导指名道姓地叫去，那就去呗。听领导的吩咐总是没亏吃的。

有一个人却非常非常不愿去，——周秉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