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2/2）
母亲说：“蓉啊，妈希望你别去兵团了，在城市周边的哪个农村就近插队得啦。兵团挣工资这一点虽好，可离家远啊，而且两年一次探亲假，有军队那种纪律约束着，不是谁想回家就能回家的。就近插队，你随时可以回家，也省得妈牵挂了。”
姐说：“行，我听妈的。”
母亲说：“你这一走，你和晓光的关系不就吹了？”
姐说：“不一定，从长计议吧。”
母亲叹道：“姑娘家，好年华就那么几年，你不懂？”
在里间屋，母亲也流泪了。周蓉轻轻握住母亲的手，用细小的声音说：“妈，你别操那么多心了，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
自那日后，周蓉白天基本不着家了，开始向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老师同学们告别。她一向人缘好，特念旧情，与她成为“死党”的同学多，教过或没教过她的老师全都欣赏她，喜欢她。母亲和弟弟明白这一点，也就不疑不问，随她早出晚归。
一日她回来得早，带回了两张票，说是省市歌舞团为纪念什么“最高指示”发表几周年联合演出的票，一般人搞不到的，让弟弟第二天上午陪母亲去看。
母亲说没心情去看，秉昆却很想去看。姐弟俩你一句我一句地劝，母亲便同意去看了。
第二天下午母亲与秉昆回到家里，周蓉没在家。这本身并不奇怪。当母亲发现属于女儿的一切东西都不见了，而弟弟发现了姐姐插在镜框缝隙的信封时，母子二人都意识到情况太不正常了。
在母亲惴惴不安的催促之下，秉昆赶紧从信封里抽出仅一页纸的留信读给母亲听。
周蓉信上的字不多，就几行，却写得很美观，一如她向来的字体那么秀丽，证明她写时心情一点儿也不乱，是极平静的。她首先请母亲和弟弟原谅她不告而别了，接着声明她当然是下乡去了，并且是听从母亲的话插队去了。只不过不是在a市的近郊，而是到很远很远的外省插队去了，有蔡晓光送她上火车，所以会走得很顺。至于自己为什么非要到外省的农村去插队，其中自有原因，希望无论母亲还是弟弟，都不必去询问街道干部们。问也白问，他们并不清楚，但晓光清楚，三天后他会到家里来替她向母亲和弟弟解释的。最后一行字是写给弟弟的，要求他多替哥哥姐姐尽孝心，照顾好母亲。
“完了？”
“完了。”
“就这么一页纸？”
“一页纸还没写满。”
秉昆回答母亲的话时，心中多少有点儿对姐姐进行了种报复的快感，谁叫她对他这个弟弟的评价那么差呢！“不聪明而已！”——还“而已”——她当姐的有什么资格那么评价他这个弟弟呢？就你这个姐姐聪明是吧？可你这个聪明的大美人儿做的这又是什么事呢？见母亲张大嘴呆住了，他双手捏着信纸的上角让母亲看，并说：“我没骗你吧？”
“她……她怎么还敢写着是听从我的话？！”
母亲将信纸一把抢过去，结果信纸的两个上角留在了小儿子秉昆指间。他四指一分，两小片纸像白蝴蝶翅膀似的打着旋飘落地上。
“捡起来！”母亲命令式地喊道，迁怒于他。
“有必要吗？”他才不愿代姐姐成为受气包呢，仍想将母亲的怒火引到姐姐身上，指着信说：“这行，你看着妈，我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你听。‘并且、是、听、从、母、亲、的、话’，一共九个字，我可没多念一个字，也没少念一个字！”
“她这是要活活把妈气死呀！”
母亲情绪失控了，放声大哭。
秉昆这才慌了，终于觉得大事不妙，“妈你小声点儿，让外人听到了多不好，还以为是我在惹你生气呢！”
椅子一斜，母亲连人带椅子倒在地上了。她坐在地上，直直地伸着双腿，响亮的哭声收敛成了竭力抑制的呜咽。
无论母亲还是秉昆，都没去向街道干部询问什么。
母亲跟自己较劲儿地对秉昆说：“我才不去问，也不许你去问！她既然说三天后蔡晓光会来替她讲明白原因，那咱们就等！”
夜里，秉昆听到母亲在里间屋不断地唉声叹气。
早上母亲双眼红肿。
第三天早上，母亲的腮明显地塌下去了，梳头时满地落发。
秉昆不禁心疼地问：“妈，要不我今天就将晓光哥找来？”
母亲冷冷地说：“不许。过了三天他不来，那也别去找。妈想开了，儿女大了不由娘，全当我根本没有你姐这么个女儿好了。”
她的话听来特别的寒心，证明她半点儿都没想开。
秉昆没听他妈的，背着她自作主张地去找蔡晓光。蔡晓光已不在学校革委会，分配到拖拉机制造厂了。秉昆转而找到厂里，几经周折才见到了蔡晓光。蔡晓光听了秉昆的话，不敢拖延，请了半天假，跟秉昆一块儿匆匆而去。路上，秉昆问晓光，自己的姐姐究竟为什么要到外省的农村去插队。晓光说：“到了你家，讲给你母亲听了，你不是也就一切都明白了？不是几句话讲得清楚的，所以你路上就别多问了。”
拖拉机制造厂在共乐区内，离光字片不远。二人走得快，十几分钟后就到了周家。
当着晓光的面，周母不愿让小儿子下不来台，一句训责的话没说，强打起精神给晓光倒了杯热水。
三人刚一坐定，她便迫不及待地问：“周蓉究竟到哪个省去了？”
晓光小声说：“贵州。”
“贵州？”周母的身子摇晃了一下。
秉昆立刻起身站到母亲旁边，以防万一。
母亲尽量以平静如常的口吻问：“为什么？”
蔡晓光也尽量以平静的口吻回答：“她爱的人在那里。”
“她爱的人？……你俩不是在恋爱来着吗？”
母亲的双眼瞪大了。母亲年轻时也是好看的女人，就是眼睛小了点儿。秉昆从没见到过母亲的眼睛瞪得那么大。
蔡晓光摇头苦笑说：“我当然是很爱她的，但她只不过拿我当朋友，当她最信赖的朋友。”
母亲张张嘴，就那么张着嘴呆住了。
按蔡晓光的说法，周蓉初二时开始与北京一位诗人通信。通了一年信后，对方才在信中告诉她，自己曾是“右派”，但已摘帽了，还允许继续发表诗歌，所以她才能从报刊上发现他的一些化名诗。他表示要与她中断通信关系，但对于她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她明白自己千真万确地爱上了他……
秉昆也像母亲那样，尽量以平静的口吻问：“等等，你没讲清楚，我姐爱的主要是他的诗吧？”
蔡晓光扭头看他一眼，垂下目光寻思着说：“有时两者能分开，有时两者根本分不开，这你懂的。”
秉昆大声说：“我不懂！”
蔡晓光表情异常庄重地说：“反正我懂。”
母亲提高了声音说：“别打岔，听他继续讲。”
蔡晓光就继续讲道：“那位北京诗人，单方面中断了与周蓉的通信。而她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发誓，自己一定要考到北京的大学去，从此与他相伴在一起。寄出那封信后，她也几乎没再给他写过信，改寄明信片了。‘文革’不久，她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考到北京的大学了，便亲自去了一次北京……”
母亲问：“周蓉见着他了？”
蔡晓光回答：“我想是没有。”
母亲说：“晓光啊，大娘问的不是你怎么想的，而是周蓉她怎么告诉你的。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了，孩子，大娘求你，一定要对大娘说实话啊！”
母亲那么说时，眼里已是满眶泪水。
蔡晓光难以对视母亲泪光闪闪的目光，又低下头，内疚地说：“大娘，我没往细里问过她，但是，从她对我说的前前后后的话中，我分析她是没见着他的。”
年轻的工人撒谎了，他不忍告诉周母实情，只有撒谎。
真相乃是——周蓉不但见着了那让她梦魂牵绕、心灵上已合二为一的人（起码她自己觉得合二为一了），还同时看到自己写给他的许多封信以及更多的明信片，按时间顺序贴在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旁——大字报的题目是“看右派诗人是如何引诱工人阶级的女儿的”，而这意味着他又多了一桩罪行，同样是政治性质的罪行。大字报的内容向人们昭告，曾经的摘帽“右派”政治思想上始终还是不可救药的“右派”，当年给他摘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深刻教训。深刻就深刻在——树欲静而风不止，“右派”分子等一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敌人，绝不会因为无产阶级的心慈手软而改变反动的立场。至于他的诗，统统被斥为“可耻的伪装，两面派伎俩的产物”。
她见着他的情形毫无诗意。
他正被批斗。
在亢奋的口号声浪和令理智者头晕目眩的气氛下，他偶一抬头，居然鬼使神差地发现了她在人群中的存在。此前二人虽未相见过，但彼此都有对方的小照。
他一发现她，他的头便不再低下，被一双双手一次次使劲儿往下按也不肯驯服地低下。
结果他被抽了数皮带，一记抽在额角，顿时血流如注。
“晓光啊，你想不想告诉大娘，既然我们周蓉她……那你和她……还经常在一起……她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何苦的啊你？……”
母亲缓缓淌下的两行泪，已被她转身擦去了。
蔡晓光说：“大娘，我承认我是周蓉的追求者。但是，自从她告诉了我她和那位诗人的关系，我就决定只做她忠实的朋友了。我觉得，她太需要我这样一个朋友了。因为我俩给别的追求者的印象是恋爱关系，别的追求者就不至于对她纠缠不休了，这会让她减少许多不快。”
“孩子，你叫大娘怎么说你好啊？”
母亲眼里又淌下泪来，她的话中既有对蔡晓光的心疼，也有几分对他的怨恨。
蔡晓光终于勇敢地迎着母亲的目光了，他高傲地说：“大娘，我为周蓉那么做，特别的心甘情愿。如果她是露茜，我也会无怨无悔地要求自己是卡顿。”
母亲又问：“露茜是谁，怎么又出了个卡顿？”
蔡晓光就看秉昆，那意思是——你应该知道的，你对你妈解释。
秉昆没好气地说：“别看我，我没听说过他俩！”
母亲把目光从小儿子脸上收回，望着蔡晓光，叹道：“我也不管那两个是谁了，大娘心里塞不下那么多杂人愁事了。我只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个……那个写诗的男人，他多大岁数了？”
蔡晓光说：“比周蓉大是大些，但也并非大得多么离谱。”
母亲追问：“实话告诉大娘，他究竟多大岁数？”
秉昆说：“妈你就别追问了！问得傻不傻啊？五七年都打成‘右派’的一个诗人，怎么说也得二十多岁了吧？今年都六八年了，又过去十多年了，你自己算吧！”
听了小儿子的话，母亲的嘴又半张着良久合不拢了。
蔡晓光就又低下头去。
秉昆看看母亲，看看蔡晓光，不知对人还是对事骂了一句：“他妈的！”
母亲终于能再说出话来了。
她说：“秉昆，替妈送送你晓光哥。”
蔡晓光站起，低头朝门口走。
母亲又说：“晓光，你以后不要再登我们周家的门了。再见到你，大娘不知究竟该如何对待你了。”
蔡晓光站在门口听完母亲的话，小声说：“大娘，我记住了。”
蔡晓光已经走出去了，秉昆却仍坐着未动。他认为蔡晓光毕竟很无辜，不仅同情他，内心里还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感，甚至也可以说那是一种不能确定值不值得的敬意。
他不是不愿送，是深陷到关于姐姐，也是关于他们这个家的突发事件里难以自拔。
母亲缓缓扭头看着他说：“没听到我对你说的话啊？”
他这才如梦初醒地追出门去。
路上，他问蔡晓光，为什么姐姐常常冷言冷语地对待他，而他却无怨无悔？
蔡晓光说，那是他和周蓉演戏给他们周家人看的，为的正是有一天需要他替她向家人进行解释时，周家人不至于将他看成一个受害者，感到周家对不起他。
“那么一来，你们周家人的精神压力不就是双重的了吗？现在，我仿佛成了你姐的一个同谋，而不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们周家的人谁也不必对我有什么负疚心理。这样挺好，符合预期。”
蔡晓光说得轻描淡写，如释重负。
秉昆问：“你俩，你和我姐那么演戏，是你的主意，还是我姐的主意？”
蔡晓光说：“是我要求你姐必须那么做的。”
听了他的话，秉昆心里好受了些。如果蔡晓光说”是你姐的主意”，他想姐姐就有些卑鄙了。
他又问：“现在你告诉我，露茜和卡顿是什么人？”
蔡晓光说：“你哥哥姐姐看的那些书，想必一本也没敢带走，全藏在家里，其中肯定有一本是《双城记》。回去自己找出来，读了就知道了。”
蔡晓光说完，拔腿便跑。
周秉昆回到家里，见母亲居然还呆坐着。
母亲说：“你再坐下。”
秉昆乖乖坐下了。
母亲问：“现在，你对你姐怎么看？”
秉昆说：“妈，我不想说。”
母亲说：“不想说也得说，必须说。”
秉昆吞吞吐吐地说：“我姐……她爱上了什么人我不好评论，可她的做法确实是不对的。”
母亲说：“岂止不对，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她眼里哪儿还有我这个母亲？她等于是搬起一扇大磨盘压在了我心上！你爸只身在外，那么放心地把教育你们三个儿女的责任交给了我。他还当面表扬过我，夸我教育有方，对这个家劳苦功高……等你爸探家回来了，让妈怎么向你爸交代？就是只想到这一点，妈连死的心都有了！”
秉昆跪下了。
他哀哀地说：“妈，你可千万别死。我还没工作呢，你死了我怎么办啊！”
母子俩抱头而泣。
母亲叮嘱他，外人如果问起他姐姐来，他就说去往贵州投奔父亲当建筑工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