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1/2）

一九七三年a市的春节，也比前几年的春节多了些过大年的气氛。除了年货供应较为丰富，政治上不同寻常的宽松也是一个原因。这后一点，主要是那些仍划在另册靠边站了的大小干部、不受待见的知识分子们的感觉。对于此两类人，政治气氛感觉怎样比年货供应的怎样尤其重要。尽管“九一三”事件发生过去快一年半了，余波还在持续，正式报道及小道消息不断地告诉人们，这里那里又挖出了“余党”。人们在议论的同时，不可能不展开必然的联想。而联想一旦展开，话题的边界就延伸，以往相互之间不敢交谈的看法、感慨，都敢于有所保留、谨慎地说说了。当然，这里说的人们，是一向特别关心政治的人们。划在另册靠边站的大小干部和不受待见的包括仍被视为“阶级异己分子”的文化人，也敢于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了。他们似乎仅仅是被抛弃、遗忘了而已，不再是需要狠狠打击的阶级敌人了。

光字片的春节气氛却相反，两个年轻人非正常死亡，使光字片笼罩在一种不祥之中。涂家虽已没人了，交叉贴在门上的，盖有法院和公安局大红印章的封条并没被风完全撕掉。人们经过时，特别是孩子们和年轻人晚上经过时心里发毛，不愿看涂家的门，都会低下头去加快脚步。韩家和周家一样，也有个不大的小院子。得知小儿子的死讯后，他家人在小院门上挂出了黑布幡子，春节也没除去。整个光字片三十儿晚上未响一声鞭炮，唯恐韩家的人发生误解，大家都自觉恪守民间的道德。

大年初一上午，升为街道副主任的周母照例挨家挨户去拜年，并给几户老人和孩子身体不好的人家送鸡蛋。秉昆则没出门，他移开整齐码放在一只旧木箱上的二十几棵大白菜，从箱子里抱出所有的图书，摆了一炕。母亲“主动出击“，他估计不会有人来拜年，但还是插上了门，以防万一。他选出了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又将那些书按自己打算读的先后顺序放入了箱子，再将大白菜重新码在箱盖上。哥哥下乡前，家里并没有那些书，最多时也就三四本，随时藏起三四本书并非多么难的事。有时，哥哥们所读的书是他自己、姐姐周蓉或郝冬梅从外带回家的，他们集中时间几天内读完便不知还到哪儿去了。

哥哥秉义下乡前一天，指着那只旧木箱告诉秉昆里边装的全是书。哥哥将一只手按在他的肩上，委以重托似的说：“保存那些书的使命就交给你了。”

秉昆说：“为什么不交给我姐？”

哥哥说：“她肯定也得下乡。”

见秉昆一副压力不小的样子，哥哥宽慰他说：“你也别因为那些书不安。现在已经不是‘文革’初期，我和周蓉走后，家里就剩你和母亲了，咱们是工人阶级家庭，即使被多事的人发现了，举报了，也没什么了不得的，绝不至于把你和母亲怎么样。只不过，那些书在以后的中国，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将难以再见到，很宝贵。我希望咱们周家的后人还能幸运地读到那些书。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一辈子没读到过这些书是有遗憾的。”

秉昆问：“你指咱俩和周蓉的儿女？”

哥哥庄重地说：“是啊，我们必然是会有儿女的啊。”

哥哥还说，那些书大部分是别人的——老师同学以及其他朋友的，也有冬梅姐的几本，别人家里不便保留，所以集中送到较为安全的周家来了。哥哥最后说：“你就算是为许多人负起使命吧。”

他又问：“哥，你除了老师和同学，还有些什么朋友呢？”

哥哥沉吟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有的人只有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友谊是不够的，哥就是这样的人。”

当时姐姐不在家。

哥哥的话虽然并没让他觉得有多光荣，但确实使他产生了一种类似使命的责任感。家里就两间屋，床底下是百姓家最能藏些东西的地方，可里外间都是火炕，没法藏任何东西。哥哥姐姐走了以后，秉昆不知该将那只箱子藏哪儿，索性摆在外屋的原处，冬天往箱盖上压大白菜，夏天放被子棉衣，再用块布罩住。他那简单的头脑里记住了一句不知怎么就记住了的话——藏东西最安全的地方是看起来不可能藏东西的地方。他很聪明地在书上边放了一层干辣椒，一为防虫，二为障不良之人的眼。而他之所以选择《怎么办？》来看，是因为听哥哥姐姐们说，此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写的，是一本写得最不浪漫的爱情小说，也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不像小说的重要小说。这引起了他更大的好奇。

上午，秉昆躺在炕上看《怎么办？》。那书确实难以吸引他，但也不是枯燥得令人根本看不下去。他极其平静地看着，不时将自己想象成罗普霍夫，同时将薇拉想象成郑娟，难以排除的想象使他看得既平静又享受。

快中午时，母亲回来了。秉昆说他不饿，母亲煮了几个冻饺子自己吃罢睡了。一阵困意袭来，秉昆也睡了。醒时两点多了，母亲又去拜年了。近几年的初一都是如此，母亲对拜年这件事一年比一年认真，如同领导干部对待值班，她说：“初一都拜遍，春节就能过踏实了。”

傍晚，母亲回来时眼睛红红的，秉昆料想她准是陪韩伟妈哭过了。他什么话都没问，有什么可问的呢？

哥哥去年回家时用攒下的钱为家里买了一台收音机，不但能听市台、省台，还能听北京台、中央台，家里一下子蓬荜生辉。

母子俩听着样板戏默默吃罢晚饭，母亲关了收音机，上了炕，从炕箱里取出一个布包，盘腿而坐。

布包里包着姐姐周蓉寄来的信。

秉昆放下《怎么办？》，主动问：“先读哪封？”

母亲平静地说：“哪封都行。”

于是秉昆替母亲打开布包，随便拿起了一封信。

这件事成了近几年初一晚上母子间的保留节目，只有哥哥春节探家回来了例外。哥哥总是争取与冬梅姐一块儿探家，三十儿晚上他俩陪冬梅姐的母亲过。冬梅姐的母亲原是省妇联副主任，和她父亲一样还都没有获得“解放”，而她父亲身在何处似乎无人知晓。初一晚上，他俩准在周家这边过，冬梅姐往往会住下不走。有哥哥和冬梅姐在，母亲总是很开心。

秉昆拿起的是姐姐从贵州寄回的第一封信，也是他读的次数最多的一封信。

“妈妈，女儿已经深深地爱上他了，叫我怎么办呢？”——那封信秉昆几乎能背了，第一次读时，母亲一听到这句话就哭出了声。

“这叫什么话呢？秉昆你说你姐这信里写的是什么话啊！她当初如果不爱上那个倒霉的男人，不就没后来这一切事了吗？怎么办，怎么办，生米做成熟饭了才说怎么办，不是一切都晚了吗？”母亲当时的哭诉，秉昆记忆犹新。

可这一次，母亲没像往年似的边听边流泪，她很平静地说：“是啊，怎么办呢？已经爱上了那就没办法了。”

母亲把脸转向了秉昆，慈祥地望着他，似乎在用目光问：“是不是啊，秉昆？”

他小声说：“妈说得对。”

他一封接一封地读下去。母亲既不说别读了，也不说还读。他读得口干舌燥，起身喝了几口水再坐到炕边时，见母亲已将信用布包好了。

母亲问：“儿子，没烦吧？”

秉昆说：“给妈念姐的信，一百遍也不烦。”

“老疙瘩知道理解我了，以后再也不让你念了。”母亲说着，将被褥展开，将布包塞入被窝里，她分明是要搂着那布包睡了。怕自己看书让母亲难以入睡，秉昆抱起自己的被褥枕头，关了灯，去外间屋躺着继续看《怎么办？》。

然而郑娟的样子总是浮现在眼前，似乎还带着她的体温。并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穿得少，终于一丝不挂，双手捂着乳房，小腿向后斜伸，以一种期待般的神态对他凝眸睇视。她的面容白里透红，红里透粉，而身子却是白皙的，像白玉雕的，柔润的光泽晃他的眼。

他看不下去《怎么办？》了，也关了灯，紧闭眼睛，黑暗中一个劲儿地对自己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他觉得“怎么办”三个字好生可怕。

正月初三那天，秉昆起得很晚。醒来后不愿离开被窝，他也不想再摸出枕下的《怎么办？》。他大睁双眼疑视屋顶，屋顶漏过雨，留下一片水痕。望着望着，水痕竟逐渐也成了郑娟的样子，她昨晚一次次浮现在他眼前的那种样子。如果以印象派的眼光来看，那片水痕确实有几分女体的意味。

母亲已起来了，在扫里屋地，她问：“儿子，早上想吃什么？”

他懒懒地说：“什么都行。”为了抵抗令自己备感羞耻的想象，他用被子蒙上了头。

母亲又问：“你晓光哥，他初几会来呢？”

秉昆早把母亲交给他的任务忘到脑后去了，根本没执行，他搪塞说：“我再没见着过他。”

“大点儿声，妈听不清。”

他只得将头从被底下伸出，用另一句话搪塞：“他春节这几天很忙。”

“他亲口对你这么说的？”

“对。”

“再忙能忙到哪儿去呢，那就是不愿来啊。也怪妈，当初不该讲伤人的话。”

“妈你别胡思乱想。他和我姐还有联系呢，不会计较你当初说什么！”

“真这样就好。”

“晚上，我的几个工友会来家里热闹热闹，有原来木材加工厂的，也有酱油厂的。”

“那，妈这就把肉炖上，也把木耳泡上。”

听来，母亲有几分高兴。

吃罢早饭，秉昆忽然生出一个想法，要去蔡晓光家表达一番谢意。他仅仅是表达谢意，并无其他杂念。他决定，即使蔡晓光主动问起他在酱油厂的情况，自己也只说挺好，别的什么都不说。他不再盼着早日离开出渣车间了，宁愿陪曹德宝和吕川撑下去。如果有两次离开的机会，每次只能离开一个人，他希望先离开的是曹德宝或吕川，而非自己。自己对他俩太不公平了！经过了共同买肉的事，他相信他俩已不再歧视他了，他更愿进一步与他俩成为朋友。既然在同一个厂同是苦力工，为什么不呢？是的，他只想去向蔡晓光表达谢意，为了自己转厂这件事上他所费的心，为了他仍与姐姐保持着联系。他认为，后一件事，对自己的姐姐肯定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蔡晓光家他去过一次，替姐姐还给他一本书。他家住的是有美观小院的俄式大砖房，他连院子也没进，隔着木栅栏完成了任务。蔡晓光没哥没姐，只有一个妹妹。他参加工作后，十五六岁的同父异母妹妹穿上军装成了小文艺兵。他生母抗美援朝时是志愿军卫生员，负过伤，获得过勋章，在他上中学那年病故了。继母比他父亲小不少，是部队的机要干部。蔡晓光家没下乡子女，秉昆估计他们家不见得有山货，就用旅行兜装了不少哥哥春节前托战友捎回来的木耳、蘑菇、干黄花菜、榛子之类。

这一次，他还是连院子也没进，因为远远就望见蔡家院外的马路边停了三辆小车，其中一辆是军车，想必他家正有不少客人。他犹豫着究竟要不要跨过马路去，又开来了一辆军用吉普缓缓停住，从车上跃下二男二女四个小文艺兵，各自拎着、背着乐器盒子。其中一个少年大声问一个少女：“蔡乐乐，我怎么称呼你父亲呀？”叫蔡乐乐的小女兵说：“叫他蔡大校，他最高兴了！”于是四个花瓶般好看的少男少女嘻嘻哈哈笑着跑进院子。

他猜测叫蔡乐乐的少女定是蔡晓光的妹妹无疑，倏然意识到，还是不进院子好。

秉昆也没什么失落感，甚至因为自己懂得在什么情况下不做什么事而有几分愉快。

秉昆决定将那一兜子东西送给郑娟家。没有谁家初一会插着门，他打定主意将东西放进郑家的门斗转身就走。他想，如果郑娟猜到了是他送去的，下次他再送钱去，她就不至于坚决拒绝。如果她以为是“瘸子”他们让人送去的，那也好，他对她一家三口的心意实现了。

郑家的外门果然虚掩着，他也确实做到了放下东西转身就走，一秒钟都没停留。

秉昆一进家门，母亲劈头就问道：“你哥托人捎回来的东西，你都送人了？”

秉昆听出了母亲的惋惜，撒谎说自己去给蔡家拜过年了，第一次去，总不能空手啊，蔡家的人挺稀罕那些东西的。

母亲脸上的不悦一扫而光，欣然地说：“好，好，儿子你做得对，越来越懂事了。咱家在全市也没一门亲戚，是得将朋友当亲戚经常联系着。妈老了，街道的事情多，顾不上，人情世故方面又不擅长，今后就得靠你了。”

秉昆早已看出，几乎所有底层人家，都希望能与一户有权力的人家攀成亲戚，即使八竿子搭不上，能哈着往近了走动走动也是种慰藉。即使从不麻烦对方，但确实有那么一种关系存在的话，那也足以增加几许生活的稳定感。那一天他明白了，母亲原来也不例外。这使他心里难免有点儿酸楚，因为母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比较脱俗的。

他由母亲想到了父亲。父亲是一个从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哈着谁的人，给人一种特别独立自主的印象，尽管从没说过“我是工人我怕谁”这句话。但父亲确实说过另一句在秉昆听来很牛的话：“我提醒你，你是在跟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说话。”——那是“文革”刚开始那一年的事，有什么单位的外调人员来到家里，向休探亲假的父亲调查什么人的历史问题。对方的态度令父亲反感，他便沉下脸说了那么一句话。从此，秉昆不再仅仅视父亲为一个养活自己的人，而对父亲钦敬有加，觉得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高大了。

初三下午，他继续看《怎么办？》，间或放下那部小说，回忆父亲言行的点点滴滴。他已经习惯了每两年才能见到一次父亲，而父亲只能在家里住十二天。

晚上五点多钟，天将黑还没全黑，国庆等人先后来到了周家。国庆还带来了他“表妹”，一个扎两条齐肩短辫的挺文静的姑娘，不漂亮，却也不算丑。从侧面看，比春燕好看；从正面看，比春燕的模样还要减一分。她叫吴倩，也是共乐区的，在一家纸盒厂上班。国庆介绍她是自己“表妹”时，赶超直向秉昆使眼色，秉昆便明白她是国庆的对象。国庆是个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不说是一表人才，那也算长得体面，却找了吴倩那么一个其貌不扬的对象，这让秉昆挺为他暗觉遗憾的。在他们那一代青年中，如果有人将自己的对象带到谁家，那就意味着将谁当成亲兄弟一般了。秉昆深谙此点，母亲也明白这近乎一种仪式，意义重大。母子俩便都将吴倩视为要客，唯恐招待不周。

国庆和赶超带来了象棋、军棋、扑克。象棋子有茶杯口那么大，是赶超用木材厂的硬木在细木车间的车床上偷偷做成的。赶超善于刻图章，象棋上的字是他亲手一个个刻上去的。那副象棋是他的宝贝，让他获得了许多称赞。

吕川带来了一套戏法道具。不知从去年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心血来潮，郑重其事地拜了位师傅，每个月都抽空跟师傅学一次戏法。他师傅是省杂技团的幕间小丑，变传统戏法的水平高超。“文革”开始不久，小丑耍杂技被批判为“庸俗的资本主义文艺现象”，结果他师傅被从演员行列中除名，成了团里的勤杂工。

秉昆问他戏法变得怎么样了。

他谦虚地说：“一会儿你们给个客观评价吧。我师傅他也没好心情认真教我啊，不过我自己觉得还是多少有点儿进步的。”

来得最气派的是“五四”曹德宝，人家背着大提琴这个洋玩意儿来的。多亏他个儿高，否则琴盒拖地了。国庆替他说，那大提琴有历史了，五十年代初，是他父亲从一户即将被遣返回国的“老毛子”家以相当于一只鸡的价格买的。那“老毛子”家的男主人曾是什么柴可夫斯基乐团的大提琴手，流亡到中国后，患病死在a市了。曹德宝他爸替那“老毛子”家养过奶牛，养来养去，与主人家养出了感情，人家出于报答之心赠予了那大提琴。曹德宝他爸过意不去，回赠了一只大公鸡。他父亲清楚那大提琴肯定值不少钱，并认为越往后会越值钱。期望值一高，就拖到了“文革”。而“文革”一开始，乐器不值钱了，寄卖店都不太爱收了。何况又是把大提琴，个子不高的人那是根本没法学的。大提琴陪伴着曹德宝成长，他爸见他迷恋大提琴，无师自通，上中学时已能拉几首曲子，也就不打算卖了。

几个青年嗑着瓜子，吃着花生，含着糖，喝着秉昆妈亲自为他们沏的茶，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开了。

吴倩问曹德宝：“为什么你爸当年回赠的是一只大公鸡，而不是一只老母鸡呢？”

曹德宝说：“知识浅薄了吧？国庆，你以后要给你表妹补补民间的常识啊！当表哥的有这义务，表哥那也不能白当嘛！”

国庆刚想对“表妹”说什么，赶超抢着说：“我替你补我替你补，你这表哥以后补课的机会多着呢。这次发扬发扬风格，先把机会让给我。”

秉昆也不知道大公鸡或老母鸡在民间有什么不同。

赶超的说法是，送别人家老母鸡，感情的重点在于祝福健康，关爱的是对方的身体。而送别人大公鸡，则又多了一层命运关怀的含义。因为大公鸡是天上司晨官在民间的化身，谐音上又代表公平，有公平就有正义。送别人家大公鸡意味着祝福人家常年平安无事，始终有公平和正义庇护着。

国庆这时才说：“我知道的还真不如你知道的多，我刚才想对她说，大公鸡比老母鸡肉多。”

吴倩眨巴眨巴眼睛问：“公鸡不下蛋，不管送给了谁家，几天后就杀了，炖了，吃了。把公平正义都给吃了，还怎么指望它能庇护人呢？”

她这一问，将每一个人都给问住了。

家里来了这么多年轻人，有了多年没有过的热闹，母亲高兴得眉开眼笑。她一边在外屋忙着煎炒烹炸，一边大声说：“孩子，有些事不必那么钻牛角尖去想。在咱们民间，大事要讲大道理，大道理须在人心这杆秤上经得住一称。至于小事上那些小道理，不求非讲得多么科学，比如每年三十儿晚上，都把旧灶王爷像给烧了，不是烧灶王爷本身，是送他借着火势上天庭。把大公鸡给杀了吃了，也是同样的意思。天庭的官员都是不死的。他不死，公平和正义也就不死嘛！”

母亲一番话，让满座粲然，皆点头不止。

曹德宝嘘呼地大声说：“哎呀大娘，您太了不起了，太有思想了！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呀！”

吴倩却仍刨根问底：“当年，那‘老毛子’家命运怎样了，需要咱们中国人送一只大公鸡表示祝福？”

秉昆们一时大眼瞪小眼，不知该如何回答。

国庆小声对她说：“哪天我陪你看一次《列宁在十月》，你就明白了。”

吴倩说：“我看过几次了，与那部电影有什么关系？”

国庆耐心地说：“你的话恰恰证明你从没看明白过嘛！所以需要我再陪你看一次，边看边给你讲。”

吴倩还想问什么，忽听有人踢门。从门响声听来，的确是踢而不是敲门或以拳擂门。

母亲不高兴地大声说：“秉昆，你看看去，大初三的，是谁这么没礼貌！”

秉昆赶紧起身去开了门，见是春燕，一手攥一把糖葫芦，一手攥一把冰棍。她随秉昆进了里屋后，国庆们望着她一时都无语了。她来前显然精心地将自己捯饬了一番——头发卷出了大波浪卷，恰到妙处地裹着脸颊，披散于双肩。任谁都不得不承认，她生有一头对于女性来说特别幸运的秀发，又浓又黑。生有那么一头秀发，真是怎么弄都有样。秉昆看出，她也将双眉拔细了，使她那与秀发一样黑的双眉变得又细又长，眉梢一直延入鬓发里，脸庞竟有了几分古典的妩媚。她脸上肯定搽了不少粉，采取的步骤是首先将脸搽得够白了，然后再搽一层雪花膏，好比先将家具刷白了然后再喷漆打蜡。秉昆并不晓得春燕们那种肤色本不怎么白的女人的着数，对她的脸竟然变得那么白了暗觉吃惊，诧异地看着她一时忘了向客人们介绍她是谁。她穿了件有浅色碎花的红绸面儿紧身小袄，一条黑呢裤，脚上还是秉昆见她穿过的那双高靿靴子，下截裤腿掖在靴子里。总而言之，她的样子可以说是七分妖娆三分性感，有几分美另当别论。

春燕是个自来熟，大大方方地说：“没想到这么多客人呀，那正好，一人两支，分了。”一边说，一边将双手伸向大家。每个人都接过了一支冰棍一支糖葫芦，春燕两只手里还有，秉昆就找了个托盘解放了她的双手。

国庆们一个个看傻了似的看着她。

春燕知道大家为什么都傻看着她，自我感觉良好地对秉昆说：“你也傻看着我干吗呀，看得人怪不自在的，快向大家介绍介绍我呀！”

谁都看出，其实她心里不但自得，简直无比快活。

秉昆这才红着脸向大家介绍，说她是老街坊家的女儿，是自己中学同学，他强调说：“都别误会啊，不掺半点儿表哥表妹的关系。”

春燕宾至如归，大大方方地坐下，一腿横担一腿，双手抱着上边那条腿的膝盖，看定秉昆大大咧咧地说：“谁跟你扯什么表哥表妹的关系了？但咱俩是干哥哥干妹妹的关系那倒板上钉钉了。”

秉昆正色道：“你别当着我这么多朋友的面胡说，你咋就成了我干妹妹了呢？”

春燕笑道：“三十儿那天晚上，你学雷锋做好事去了，是我陪着你妈和我妈回家的，路上你妈认我做干女儿了。”

秉昆腾地站起，推开里外屋的门，问母亲可是真的？母亲在外屋炸辣椒，怕辣烟蹿入里屋呛着大家，将里外屋的门关上了。她没听到春燕在里屋说了些什么，儿子一问，想起来了，小声说：“是有那么回事。儿子你可别忘了今天是初三，不管你心里愿意不愿意，都得照顾妈的面子，也得考虑人家春燕的自尊心，人家叫你干哥你得痛快点儿应着。”

秉昆只得违心地说：“妈放心，我一定学着好好当干哥。”

他退回里屋，见曹德宝正围着春燕坐的高脚凳绕圈走，边走边对春燕赞不绝口，肉麻的话语，一句接一句。春燕听得很开心，随着他走马灯似的移动也在凳子上转着身子，乐不可支地说：“真会逗人开心，没听够，再来几句。”

秉昆见他俩都在兴头上，别人也都听得快乐，不便打断，便在吕川身边坐下，凑趣地赔着笑脸听。

母亲端一大盘凉菜进来放在桌上，德宝为春燕唱的赞美诗终于结束。

春燕这才说她是奉了亲妈之命来请干妈去吃晚饭的，并且提醒干妈，此事是三十儿晚她送两位妈回家时定下的。

母亲拍着脑门说：“你不来我把这事都给忘了。你看家里这么多客人，该炒的菜还没炒，我不能甩手就走呀！”

春燕说：“干妈你只管到我家去，家里的事儿你别操心了。不就炒几样菜把他们招待好吗？多了不敢吹，弄个四盘八碗的不在我话下！你去我家吃，我留你家吃，这样最好。”

周家热闹，她哪里还愿回自己家去呢！春燕边说边从干妈身上解下围裙，扯下套袖，将干妈推出了门外。

秉昆对她的做法并不支持，但是看出她的做法正中国庆们下怀，只得顺其自然，保持绅士般的沉默。

曹德宝居然提议道：“哥儿几个，咱们一起欢迎春燕留下来为咱们服务好不好？”言罢带头鼓掌。

“好！”大家齐发一声喊，跟着大鼓其掌。

怎么会不鼓掌呢？毫无疑问，春燕留下来了，气氛肯定更热闹，大家本就是来享受热闹的嘛！

“你们下棋、打扑克，想玩什么玩什么，都耐心等会儿，半小时后我保证把菜上齐了！”春燕在掌声中扎上围裙、戴上套袖，胸有成竹地转身到外屋去当大厨了。

曹德宝看着秉昆说：“我认为你干妹妹需要一名助手，我现在毛遂自荐，不知你这位干哥哥肯不肯恩准？”

秉昆笑道：“愿去就去。我这干哥刚当了不一会儿，还没进入状态，没资格干涉。”

吕川大叫：“我也要当助手！”

曹德宝反对道：“我先表态的，她用不着两个助手！”

赶超识时务地说：“他俩都在争了，那我就弃权，但小二可得由我来当，我愿替她端盘子。”

只有国庆和秉昆一样，默默看着，听着，哂笑着。秉昆察言观色，感觉如果没有吴倩坐在国庆身边的话，国庆也会跟着另外三个“心怀叵测”地起哄。秉昆明白，春燕将自己捯饬得那么吸引别人眼球，纯粹是为了使他受到猝不及防的诱惑。秉昆虽然对她有流水无情般坐怀不乱的定力，朋友们却一个个难以自持，心猿意马了——想到这里，他不禁暗觉好笑。转而又一想，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共乐区底层人家的儿子，还都是木材加工厂的苦力青工，是酱油厂似乎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酱渣子味儿的低等劳动者。除了画上、电影里和舞台上的美女，他们几乎再就没见过什么现实中的美女，猛一见精心捯饬成那样的春燕，可不如同在现实中见着了《聊斋》里才有的狐仙鬼魅呗！何况，她也在使尽浑身解数卖弄风情取悦他们呢！这么一想，他倒有点儿怜悯朋友们了，暗想只要大家玩得开心，不出格，自己便要笑陪始终。

曹德宝将他扯到一旁，以极小的声音问：“你干妹妹肯定和你不是表哥表妹的关系？”

秉昆未解其意，反问：“你究竟什么意思啊？”

曹德宝朝国庆和“表妹”摆摆下巴，秉昆这才明白，也以极小的声音说：“她还没主呢。”

“多谢指点。”曹德宝狡黠一笑，拍拍他肩，自信满满地走向外屋去了。

秉昆说罢最后那话，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有点儿自责，却又认为自己说的是事实，总不能说“她是我的吧”？她明明不是“自己的”，怎可那么霸道地说呢？于是释然了。

吕川招呼秉昆过去与他下棋，赶超也要与秉昆杀一盘。吕川倒可爱，替秉昆与赶超摆好棋，自己陪国庆和吴倩“争上游”。

赶超一边与秉昆下棋，一边小声问：“看出国庆有心事没有？”

秉昆说看出来了，但不知为什么。

赶超更小声地说：“因为吴倩。”

秉昆朝吴倩瞥一眼，困惑地问：“她怎么了？”

赶超说，吴倩的下巴和上唇两边是刮过的，因为几天不刮就会长出胡子来，不算密，稀稀疏疏的，却还长得挺黑挺快。国庆陪吴倩去医院求治过，西医也确诊是病，告诉他们叫“激素紊乱症”，说西医没什么药到病除的办法，建议去看中医。吴倩服了多服中药，没有效果，所以国庆闹心，吴倩苦恼。国庆几次产生与吴倩分手的念头，又怕吴倩经不起那种感情打击，疯了或轻生，只得哑巴吃黄连，有苦在心里。

赶超问：“你说国庆可怎么办呢？”

秉昆同情地说：“是啊，可怎么办呢？”

赶超替国庆轻轻叹息。

秉昆陪着叹息，他就联想到了《怎么办？》——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恍然大悟到也许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所谓人生，原本便是一个怎么办接着一个怎么办的无休止的过程。正如自己和朋友们都不知拿各自目前的处境怎么办好，也不能排忧解难地互相启发怎么办好，更不知长此以往今后该怎么办……

与秉昆母亲相比，春燕可以说是厨间快手，大约半小时后，第一道菜已由她亲自送到桌上来了。大家都有点儿饿，棋也不下了，扑克也不玩了，争着洗手，抓筷子，连赶超也忘了自己曾说愿当小二了。秉昆将盛满啤酒的塑料桶从外屋拎到里屋，往一只只碗里倒入啤酒后，一大盆土豆炖肉转眼已少了一半。于是碗碗相撞，个个大快朵颐。正所谓大碗饮酒，大盆吃肉，好不快哉。啤酒微凉，屋里微热，一碗酒后，众人皆大呼：“爽！爽！”

接下来，一道菜又一道菜由春燕和曹德宝很快轮番摆上了桌。待春燕和曹德宝也落座后，大家一个个还是只顾闷头吃着喝着，谁的嘴都没工夫说话。

春燕抗议道：“你们都是哑巴俱乐部的人呀？我和助手忙活了半天，出于起码的礼貌也得给句评语吧？”

大家这才一个个口齿不清地说“好，好”，都将自己的胃填到了半饱后，这才收敛了一开始那种凌厉的战斗力，你放下碗我拿起筷子慢吃慢饮，打开了各自的话匣子。

除个别人，他们这样一些底层人家的青年聚在一起，基本上是不聊政治的，即便有人想将话题引往政治方面，通常也没人响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也是如此。哪一个同龄人如果太关心政治，朋友肯定是不多的。可能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倒还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不感兴趣。“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条语录，他们也能一张嘴就说出来，但那纯粹是一种条件反射，不过脑子的，好比一听到口号如雷就习惯于本能地举起手臂那样。

关心政治是他们的哥哥姐姐们，亦即“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们的专利。那时他们还都是“红小兵”，并没轮上过轰轰烈烈地造什么反的机会，只不过将哥哥姐姐们的“革命行动”当成一场场街头或广场上演的大戏来看而已。等他们也到了哥哥姐姐们的年龄，哥哥姐姐们却都“上山下乡”，成了“知青”。虽然他们仅比哥哥姐姐们小四五岁或两三岁，但与哥哥姐姐们很是不同。远离城市的哥哥姐姐们也等于远离了三六九等的城市生活，他们却仍都生活在那种分明存在的差别之中。有些差别不仅无法超越，而且根本没什么道理可讲。没有人与他们玩什么平等的游戏，哥哥姐姐们的造反并没有成功地为城市或为他们自己反出什么平等的遗产。所以，如果他们中谁的哥哥姐姐当初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而且下乡了并没给自己给家里带来任何实际好处的话，那么他们内心里就对哥哥姐姐们当初的“革命行动”颇不以为然，还会私下里极不敬地嘲讽为二杆子冒傻气。

后来长大了的他们，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的他们，逐渐了解社会是怎么回事了，于是很快搞明白了一个道理——参与政治运动应该首先有点儿政治头脑。他们心里又都清楚，姐姐们中几乎没有一个，哥哥们中有也不多，几乎百分之百的哥哥姐姐们只不过跟着大形势瞎起哄两年罢了。何况，对于政治，他们也真的没什么自己的话非讲不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东风继续压倒西风，东风越来越猛，西风越来越弱”，“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报纸上广播里天天这么讲，老百姓还剩下什么更乐观的话可说呢？非说相反的话，那不是反动吗？从本质上说，他们恰恰是在大家空前地变成“政治动物”之时，悄然且又速成的政治冷感动物。

以为若不聊政治，朋友们聚在一起的话题空间会很宽泛，则就大错特错了——艺术、文学、历史、科学、哲学等他们都聊不来，那不可能是他们的知识长项。但若据此以为他们朋友间便没了什么可聊的话题，那也是大错特错。实际上，他们中许许多多人仿佛具有一种天生的非凡能力，即使在一支铅笔那么细的话题范围内，也能聊起兴致，聊出感情的火花；特别是在守着一桌子菜，喝得半醉未醉的状态下。仅就此点而言，他们像极了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凑在一起，如果越聊越投缘的话，往往就会聊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还意犹未尽。他们也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