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2）

与“老三线”建筑工人周志刚相比，儿女们的人生有着较多变数。周志刚的人生只发生过一次决定性的改变，即由农民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他儿女们的人生，则一变再变。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无法继续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时代，时代之变需要人的改变。

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六年这十年间，物质的中国变化有限，而人的变化却近于戏剧。

“改革开放”四个汉字的组合特阳光，特少年，具有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继往开来的生动性和形象感。可以说，“改革开放”四个汉字在语言学上体现了很高的智慧和艺术——关键是，它是方方面面都可以接受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却不是从“文革”一结束就开始的，也根本不可能那样。首先需要在理论上清楚，原来一批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几乎都是大大小小的权威，他们坚持所谓的正统理论。改革者首先要与他们争论，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还会被逼得进退两难。改革者之间也有争论：步子快了慢了，胆子小了大了，先改这些方面或那些方面，改到何种程度为宜，都会产生分歧。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界的人士或被动或主动搅入其中，推波助澜，摇旗呐喊，让局面更加复杂。有一部外国小说《喧嚣与骚动》的书名，基本可以概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

然而，a市十年里并没有太大变化。它在等着更明确的指示和引导。只有两件事可以称之为大动作：一是随着知青们大批返城，曾经的兵团体制寿终正寝，又改回农场体制了；二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曾经赫赫有名的一些军工企业改成了生产民用产品的企业，谓之“军转民”。确切地说，这既不是a市的大动作，也不是省里的大动作，而是中央的大动作，但对许多a市人的影响特别大。第一件事让曾是兵团战士的返城知青们较失落，如同出家人还俗后那修行过的庙被拆了，心里不是滋味。第二件事让一些曾经造枪炮坦克的军工企业找不到北，不晓得接下来该造什么。国家限期要求他们自己到市场上去找饭吃，这就影响到了职工们的工资。他们曾是工人阶级中特牛的工人，一下子牛不起来了，于是骂娘。

共乐区十年里没什么变化。有人数过，也就出现了四五幢新楼而己，最高六层，很普通的红砖红瓦一红到底的路边新楼。

光字片更脏更有碍观瞻了。这个区家家户户的返城知青重新回到城市的怀抱时，年龄都已二十七八、三十一二岁了，有的还是拖家带口回来的。原先的家住不下，只得在前门后院见缝插针地接着盖——放眼望去，违章建筑比比皆是。所建所筑很难说得上是房屋，说是“窝”或“巢穴”更恰当，土路街道因而街不像街道不像道了。夏天雨后或春天冰雪融化的季节，泥泞陷掉人的鞋子是司空见惯的事。

一九八六年，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六十六岁了。

他四年前退休，落叶归根，终于又回到光字片了。领导们对他这位“大三线”的老建筑工人始终厚爱，有意让他的工龄延长了两年，这样他的工龄就可以达到某一杠杠，每月能多领八九元工资。他对此心存很大的感激——尽管受到格外关照，每月也只不过五十二元退休工资。在当年，那是不低的退休金，他也是光字片退休工资最高的人，比许多在职人员的工资还高，很被人羡慕。

在以往二十余年里，他的人生以光字片那个家为端点，向中国那些偏远的、经济落后、崇山峻岭甚多的省份“发射”，他一直游弋于那些省份之间——a市如同他的地球，光字片是他的发射台。现在，这一颗“老卫星”耗尽了能量，被收藏在光字片，仅有标志意义了。

常常有人问他这个走南闯北过的人，哪个省份留给他的印象最好。

他总说都差不多，再好也好不到哪儿去。

他对a市表现出了别人难以理解的深情。退休后的头一个月里，他整天骑辆旧自行车到处逛，把全市的边边角角以及四周郊区都逛遍了。他逛得特过瘾，体会却只是一句话：“哪儿都没变，哪儿都熟悉。”

他对更加脏乱差的光字片一点儿也不嫌弃，因为见过太多比光字片还要脏乱差的情形。同样的情形，是当年许多农村和城市的常态。

四年里，他这位从“大三线”退休的老建筑工人，似乎把光字片当成了“小三线”，把自己家所在那条被违章建筑搞成了锯齿状的小街当成了主要工程。如何让自己的家看上去还有点儿家样，理所当然成了他心目中的重点工程——他似乎要独自承担起改良的神圣使命。

在春夏秋三季，人们经常见到他在抹墙，既抹自家的墙，也抹街坊邻居家临街的墙。他抹墙似乎有瘾，四年抹薄了几把抹板。有一年，街道选举先进居民，他毫无争议地当选了，区委副书记亲自奖给他一把系着红绸的抹板。他舍不得用，钉了个钉子挂在墙上。

他依然是个重视荣誉的人。

他的工具不仅是抹板，还有铁锨。人们也常见他修路，铲铲这儿的高，垫垫那儿的低，填填某处的坑，像在平整自家门前的地方。

见到他那么做的人有过意不去的，也有心疼他那么大年纪的，常有劝他：“拉倒吧！一条小破街，弄不弄有什么意思呢？下场雨又和稀泥了！”

他却说：“弄弄总归好点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或说：“我往土里掺了炉灰，再下雨不会那样了。”

龚维则每次见到他都会情不自禁地立正，敬礼。他已经当上了共乐派出所的所长。共乐区有多个派出所，共乐派出所仅是其中之一，它的全称是共乐街派出所，有别于区的较大概念。共乐区委是正处级行政机关，派出所是正科级。

这一年，中国机关单位的牌子上全部去掉了“革命”二字。市委全称又改成“市委员会”，“革委”也都改成“党委”。相应的，龚维则的职务是所长，他当上所长是水到渠成、众望所归。

“文革”结束了，许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有些人光荣加身，或者不同寻常的资本加身了。受过“四人帮”的迫害成了一种广受同情的资本，若还有不屈服的表现，就更拥有了广受尊敬的资本。

龚维则是两种资本都拥有的人。他受过“四人帮”的迫害是一个铁的事实，“文革”前后从没停止过上诉，这被认为是不屈服。有一个时期，周秉昆、白笑川和邵敬文与他在同一个地方接受劳改，他们成了莫逆之交。当时，他和一些早期劳改犯对“四五事件”的真相毫无所知，听周秉昆他们三个讲了之后，良久才说出一句话：“太不马克思主义了。”他便不再上诉，那时离粉碎“四人帮”的日子已经不远。

龚维则的“政治问题”获得平反并当上所长后，侄子龚宾的精神病迅速好转，出院回到酱油厂上班了，还在味精车间。因为有时难免说几句病话，所以厂里宁肯他在家休养，一个月上不了半个月的班。人们看待一些事的思维方式与早前大不相同，厂里多数人认为他也是间接受“四人帮”迫害的一个人。

因为与秉昆是莫逆之交，龚维则对周志刚的敬意便多了一层感情色彩。

周志刚对他每次见到自己立正敬礼并不特别受用，甚至不知所措。他多次红着脸说：“龚所长，你这是干什么嘛，让别人看见了多不好！”

龚维则却笑道：“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挺好。你们周家出了两个反‘四人帮’的英雄，不论冲你还是冲秉昆和他姐，我敬个礼是应该的。”

周志刚多次表达了别扭之后，龚维则还是尊重了他的要求，不再立正敬礼，改成敬烟了。

敬烟周志刚是很乐于接受的。

四年一晃过去，周志刚更老了。汉字的微妙之处是别国文字没法比的，只有中国才有“一字师”的说法。一晃多少年的“晃”字虽属民间口头语，但把那种如变脸般快的无奈感传达得淋漓尽致。周志刚完全秃顶了，脑壳左右稀疏的头发全白了。他渐渐蓄起了一尺来长的胡子，胡子倒有些许灰色，估计继续灰下去的日子肯定不会太多了。他的腿脚已不灵活，有点儿步履蹒跚，浑身经常这里痛那里酸的。当年在“大三线”工地上对体能的不遗余力的透支，开始受到必然性的制裁。别人已经称他老爷子了，而即使别人不那么称他，他也明明白白地意识到自己确实老了。

不论对自家房屋的维修，还是对街坊家临街墙面的义务抹平，他都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抹墙需几道工序，先得备下黄泥，还得有足够的麦秸或谷秸往泥里掺。和好一堆抹墙的泥很需要力气，他和不动了。黄泥也稀缺了，可挖到黄泥的地方越来越少，那种地方往往很快便出现了就地取材建起的土坯或干打垒的黄泥小屋。那些小屋住进了人家，如果谁还去周边挖取黄泥，常常引发严重冲突。那些人家会形成一种占山为王的领地意识，攻守同盟，态度凶悍，让企图分享公共资源者望黄泥而却步。

周志刚是洁身自爱的人，当然避免自取其辱。缺少了黄泥，不论他对自家房屋的维修，还是对他们那条脏街所进行的面子工程，都只好停顿下来。毕竟他只是一个老迈的改良者，也只有点儿人生余力做改良者。倘要彻底改革自己家及那条脏街的面貌，需动用推土机和铲车，需有充足的建材，还需有一支建筑队。单枪匹马的他只有一把抹板，街坊们心劲儿又不齐；对他们而言，维修自家房屋是分内之事，至于那条脏街已经那样了，可以怎样改良一下不在自己考虑范围。他们认为那纯属政府的事，如果政府不觉得有失面子，他们则是特能忍受的，住在那么脏乱差的地方的人家还有面子值得在乎吗？还讲得起面子吗？讲面子起码也得有黄泥呀，连黄泥都稀缺了，就只得让面子见鬼去了。墙皮掉得太不成样子了，才趁夜到这里那里去偷黄泥。谁家的男人或大男孩天黑后挑着水桶走往与水站相反的方向，准是到什么地方偷黄泥去了，用水桶往回挑是为了掩人耳目，街坊们对此心照不宣。偷黄泥往往引发人身伤害事件，但由于是刚性需求，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周志刚断不会做那种勾当。他连自家墙上掉下的墙皮也宝贵地留存起来，积少成多，以备用时。他不敢放在门外，怕被偷，专门放在家中一角。

星期日或年节假日，儿女们回来看望他和老伴时，他嘴里常常会忽然蹦出一句话：“你们谁知道哪儿有黄泥吗？”

儿女们便都装聋作哑。

他是在儿女面前自尊心极强的父亲，不会问第二次的，总用自言自语缓解自己的担忧：“这个家再不修修抹抹，那就不像个家了。”

他们老两口和外孙女冯玥玥住在那个家里。

秉昆妈奇迹般结束了植物人状态。这是郑娟创造的奇迹，或许还有什么神明暗中保佑吧，究竟有没有谁知道呢？

郑娟自从承诺替秉昆照料他母亲和他外甥女，可谓无微不至。她还要尽姐姐和母亲的责任，那两年里的含辛茹苦不难想象。然而她无怨无悔，简直是怀着一种感恩般的心理终日操劳，把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小寡妇的坚忍耐劳发挥到了极致。秉昆被捕后，她便住到了周家，俨然主妇，全不顾别人会怎样议论她。她也不能整日不出屋啊！每天必得挑水倒泔水倒垃圾，经常要扫扫小院以及院外的街道，冬天得清雪，也要上厕所，于是不仅那条街上的人，前后街上的许多人都认识她了。

秉昆的所作所为在光字片经久流传，郑娟也成了光字片人家一个时期内常谈常新的新闻人物。这俊俏的小女子有孩子却从没见过她丈夫的影子，那么想必是个小寡妇啰？她是周家的亲戚吗？以前从没见她到周家来过呀，估计不是的。那么她肯定只与周家的小儿子周秉昆有关系啰？他怎么认识她的呢？他俩是何种关系呢？以后她和周家关系又将怎样呢？这些都是人们不可能不产生的疑问。而这些疑问，让光字片不同年龄的男人和女人见到她时，目光也就各种各样。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便是都有从她身上看出可提供新谈资的企图。那各种各样大同小异的目光，任何人都会感到如芒在背，对于郑娟也不例外。

每次遇到那种目光，她都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淡定自若，确切地说是竭力表现得那样。她不是演员，不擅表演，却胜似演员，被如芒在背的目光逼出了表演能力。有时人们的目光还让她感到似针刺脸，比如往家担水时，几条街的人家都在一处供水站接水，那儿总是排着担水的人们，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担水是大人的事，起码是小伙子们的事。他们排队时很亲热地聊天，却从没谁与她说一句话。他们竭力不看她，仿佛她是隐身人。那也是种表演，对于他们同样绝非易事。他们并不歧视她，只不过都不知道和她说什么好。特别是男人们，似乎谁也不想而且不敢成为与她这个来历不明的俊俏小寡妇说话的第一人，如同那会让自己也引起猜疑似的。可是在水站排队接水时，十几分钟二十来分钟里始终不看她一眼，更是难为自己的事。他们偶尔看她，脸上毫无表情，如同无意间朝她所站的方向看了一眼，而她确乎是隐身的，他们的目光似乎仅仅是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而已。实际上当然并非那样——他们的目光往往蜻蜓点水般在她脸上停留一两秒钟，之后面无任何表情地迅速把目光移开。那时她的感觉便似针刺脸，他们的目光中太有男人寻思好看女人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她只有面无表情地当作一个隐身人。

每次出门担水，她都要鼓足勇气。

春燕妈做得不错，很对得起她与秉昆妈之间的老姊妹关系。她经常到周家去看看，帮着郑娟做这做那。她也总想从郑娟口中套出她的来历，不是基于坏的想法，而是认为自己有责任了解真相，并由自己消除街坊们的种种猜疑。她从不问秉昆的事，严守小人物不问大事情的本分。郑娟虽然感激她的帮助，却很明智地保守着自己与秉昆之间那种“不正当”关系的秘密。

对于秉昆的朋友们，她却公开了那种秘密。既然秉昆说他们是绝对可以信赖的，那么她认为还是坦诚相告为好。

首先了解真相的是春燕和德宝。那小两口也经常在天黑后来周家看看，问郑娟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帮忙。一天晚上，大小三个孩子都睡了以后，郑娟坐在外屋炕沿独自落泪。恰在那时，春燕和德宝来了。因为对春燕妈心存感激，郑娟对他俩尤其觉得亲。结束了一天的辛劳，卸下了被各种各样的目光所注视的伪装，她当时的心理脆弱得一塌糊涂，没跟春燕说上几句话就掩面哭开了。春燕一劝，长久憋在她内心里难以对任何人道出半句的秘密，便如水库的水满得浮悠浮悠地终于决堤，一泻而不可止。

春燕和德宝两人听得屏息敛气目瞪口呆，继而双双陪着落泪，后来春燕搂着郑娟也哭成了泪人。

郑娟反而劝春燕：“姐，别哭别哭，我只不过是一时看不清以后会怎么样，愁得实在没法了，向你们吐吐心中苦水。秉昆说你们是绝对可以信赖的朋友，我心中的苦水不向你们吐一下，又能向谁吐呢？你们都只管放心，我能再撑住一阵的。”

德宝听她此言，随即就跪下了。他说：“你事实上是我们哥儿几个的嫂子。秉昆将来要不娶你，我们哥儿几个都不答应。嫂子在上，就凭你为他们周家的这种付出，请受曹德宝三拜！”

德宝说罢，嘭嘭嘭连磕了三个响头。慌得郑娟手忙脚乱，一边往起扶他一边说：“你想要我的命啊？你想要我的命啊！”

春燕却从旁说：“我家德宝是真心实意的。”

要说春燕也够令人钦佩的，对她妈居然只字未讲。她基本上是一个保守不住什么秘密的人，无论对别人的还是她自己的。她对郑娟与秉昆之间的真相保密得实在不易。

然而，春燕的徒弟于虹很快就从师傅口中得知了那些秘密。于是，赶超也知道了。

秉昆被捕后，a市中心区的地段里，总之是经过人多的地方，连续多日出现花圈。花圈都不大，最大的半径才一尺多，最小的才中号盘子那么大，出现在一处交警岗亭的外窗沿上。自然，每一出现便会有不少人伫立默哀。

不久破案了，制造那多起“反动”事件的竟是赶超，连于虹也万万料想不到。只不过摆放了些不大的花圈，没有配文字，没有相关言论，没造成多大不良影响，有关方面并没把他怎么样——关了十几天，进了一期教育学习班，也就把他放了。

赶超一回到木材加工厂，便发觉自己在青年工人们中成了“英雄”。领导也没把他怎么样，以前抬木头，还让他抬木头，只不过善意地嘱咐他往后安分点儿，别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国庆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他说想要证明一下。

国庆又问他想要证明什么。

他反问：“别人不了解秉昆，咱们还不了解他吗？他明明是好人一个，对不对？他的所作所为是出于正义，对不对？”

国庆想了想，点头说对。

赶超说：“那我就想证明一下——我孙赶超，一个小老百姓，在自己的哥们儿出于正义而做了什么事，自己也遭到过不正义的对待后，我究竟敢不敢表现一下自己的不满。”

国庆拍着他的肩表扬说：“真是秉昆的好哥们儿！”

赶超得意地说彼此彼此。

不料国庆扇了他一耳光，怒道：“现在还彼此个屁！哎，你小子决定那么做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咱俩一起证明？你还当我是你的好哥们儿吗？还当我也是秉昆的好哥们儿吗？”

国庆真的很生气。

赶超却没为挨了一耳光而光火，笑道：“你也犯不着真生气哩！没必要一块儿做吧？如果连你也赔上了，谁替秉昆关照他家那一老一小，谁又替我关照于虹呢？”

他这么一说，国庆消气了。

此后，他俩更是哥们儿了。

赶超听于虹讲了郑娟与秉昆的关系真相，不敢拖延，第二天就在班上告诉了国庆，唯恐国庆知道得晚了又埋怨他不够哥们儿。

国庆听后，愣了良久才问：“你刚才说，郑娟起初是涂志强的女人？”

赶超说：“是她自己对春燕承认的。”

国庆又愣了良久，自语道：“怎么会这样，叫我不知说什么好了……”

赶超就请教他，“那咱们该如何对待郑娟呢？”

“这我是知道的。”国庆的手指朝赶超心窝一点，“除了从内心里尊敬她，咱们也没有别的态度可以选择了啊！”

几天后，赶超两口子和国庆两口子也在晚上来到了周家。四人已来过几次了，他们曾对郑娟经人介绍才受雇照看秉昆家人的说法深信不疑。此次一见郑娟，四人齐声喊起“嫂子”来。郑娟立刻明白，肯定是春燕两口子把秘密泄露给他们了。她极度不安，红着脸说：“求你们千万别这么叫我，让别人听到了可了不得。”

吴倩问：“有什么了不得的呢？”

郑娟说：“我和秉昆将来的结果还不知咋样呢，我不愿成了他的拖累。”

国庆说：“我看他是当成了幸福。你俩的事，在我们这儿全票通过了。”

赶超也说：“你俩的关系似乎是上天的安排。你放心吧，上天不会把两个好人的缘分往坏里搞。”

听了他们四人的话，郑娟心理上大获安慰。

于虹自从成了春燕的徒弟，牢记着一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她暗生志气，一定要“青出于蓝胜于蓝”，不但虚心向春燕学修脚，还自学了足底按摩和全身保健按摩。

正是从那天晚上起，于虹当起了郑娟的按摩师傅。此后，于虹到周家的次数最多，把秉昆妈当作授业活体教具，手把手地教郑娟一套套从头到脚的按摩技法。郑娟进步极快，于虹自己的水平也大获提高。

郑娟是聪明伶俐的人儿，虽然文化程度不高，领悟力却超强。她爱学，她弟光明也爱学，渐渐地把光明也带出来了。最享受的当然是秉昆妈，每天被从头到脚按摩两三遍。姐姐手累了，弟弟接替。玥玥也开始从心理上接受“郑娟阿姨”了，家中就那么一个大人做饭给她吃，为她洗头洗脚，晚上睡不着了还讲故事给她听。除了偶尔想爸妈，她基本上是快乐的。并且，她还能替郑娟阿姨哄小弟楠楠在炕上玩一会儿。

一个小寡妇，一个成了植物人的老妪，一个和姐姐一样寄人篱下的瞎眼弟弟，一个上不了户口的“黑”孩子，还有一个不知父母身在何处的小女孩——她虽然被寄养在姥姥家，姥姥却整天熟睡不醒地躺在炕上，知道有舅舅却见不到舅舅——这样一些特殊人群临时组成了大家庭。

郑娟也不像起初那么辛劳了。

光字片的人们再见到她时，发现她脸上竟焕发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光彩。她神情自若，对投注在她身上的目光做出不卑不亢的反应。别人对她微笑，或她仅仅以为别人对她微笑了，她也会报以矜持的微微一笑。若别人的目光仍是猜疑的，那么她的表情便也包含着请勿犯我、我不可犯的告诫意味。

一九七六年十月底，a市的天气已经很凉——确切地说已经开始冷了，树上挂着零星的摇摇欲坠的枯叶，再刮一场大风，人们将只能在地上看到落叶了。

一天早上，郑娟出门倒垃圾时，见一个穿件公安大衣却没戴警帽、一脸络腮胡子的男人站在小院外，她大吃一惊。

那人冲她痴笑。

她问：“您找谁？”

那人说：“我回来了。”

她定睛细看，认出是秉昆。

二人进屋后，孩子们还都没醒。

郑娟奇怪地问：“你从哪儿搞来这么一件大衣穿？”

秉昆说：“一个公安的朋友借给我的。”

郑娟说：“吓得我这颗心咚咚乱跳，还以为是来找麻烦的呢，你没事了？”

秉昆说：“应该没事了吧。”他脱了大衣往炕上一甩，随即把郑娟拉入怀中，紧紧抱住，深吻不止。

秉昆搂着郑娟的肩，进到里屋炕沿前看着他妈，他妈脸色红红润润。

他奇怪地问：“我妈脸色怎么会这么好？”

郑娟小声说：“也许是按摩起作用了吧。”

她把于虹教自己按摩、自己也教会了弟弟按摩的事讲了一遍，秉昆很高兴，又把她搂在怀里亲吻了一阵，吻得郑娟飘飘欲仙，脸颊桃红，双眸晶亮，整个人如同干枯的海草一下子又浸入水中。

她找出存折交给他。他翻开一看，居然分文未少。

郑娟说，其实她妈也留下了一个存折，上边有两百来元钱。她妈究竟怎么还能攒下一笔钱来，连她也想不明白。

秉昆拼着指头说：“都半年了，你就靠那两百来元养活这一大家子？”

郑娟自豪地说：“养活得挺好啊。你爸不是每月也往家寄钱嘛，我倒没怎么为钱犯过愁，只不过怕你被严判，又不知发配到哪儿去了，害得我十年二十年地见不着你了，那我可怎么办呢？”

她说得难过起来，流泪了。

“别哭别哭，那种事肯定不会发生了。”秉昆捧住她的脸，把她脸上的泪水吮了个干净。

郑娟又找出个手绢包，里边包的是秉昆爸爸周志刚寄给家里的钱，她没花完。她嘱咐秉昆要特别谢谢春燕妈，每次取汇款都是用春燕家的户口代取的，还得派出所开证明，否则取不出来就退回去了。一退回去，秉昆爸心里还不急呀！秉昆爸直到那时还不知道秉昆妈成了植物人，郑娟每次收到汇款都必模仿秉昆的字回一封信报平安，每月也给秉昆哥哥秉义写一封同样的信。所以，不论秉昆他爸还是他哥，都只知道秉昆他姐和姐夫出事了，对秉昆妈的不幸情况却一无所知。

“我模仿你的字模仿得可像呢！我也没想到，能为你把那么多事做得有条有理。现在，我觉得不欠你多少恩了。”

秉昆说：“现在是我欠你的大恩大德，郑娟，我以后可怎么才能报答你啊！”

那日白天，周家笑声不断，洋溢着半年以来不曾有过的欢乐。周秉昆一会儿表演快板，一会儿表演快书，一会儿说数来宝绕口令，外甥女和郑娟的儿子对他很着迷，而郑娟和她弟光明则几乎对他无限崇拜了。看来，公安部门关押了半年非但没对他的心理构成什么负面影响，反而让他的性格变得乐观开朗了。像每一个与他有同样遭遇的人一样，他深信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必定获得广泛承认，这让他和他们感到光荣。那是一种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人才会真正觉得自己配享受的光荣，绝大多数人只不过分享了“人民胜利了”的喜悦。周秉昆甚至庆幸自己曾是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参与了并且最终站在了正义胜利的一方。

郑娟分享他的开心和快乐，却无法深入理解他的光荣感。她从收音机里知道北京发生了粉碎“四人帮”的大事件，但那“人民胜利了”与她以及每天都需要关爱的周家炕上的老老小小有什么关系，或能带来什么福祉都是她不明白的，她也没有想搞清楚的愿望。对于她，那胜利千好万好都莫如她的秉昆终于回家了好，有这一好她便拥护那胜利，自己的坚持与苦苦等待也值得。

白天，她沉浸在自己胜利的喜悦之中。晚上，当周家安静了，大小三个孩子熟睡了。洗碗时，秉昆背后搂住了她的腰，幸福地把脸贴在她背上。

她叹道：“如果你妈不那样，多好啊。”

他没接话。

他想，如果他妈没那样，这会儿她不可能在他家洗碗，他不可能如此幸福亲昵地搂着她。他羞耻于自己的想法，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她又小声说：“告诉你，我在安全期里呢。”

这是他正要问而羞于启齿的事，他高兴得心花怒放，吻着她的耳垂说：“不管你在不在安全期，今晚我都要定了你，因为现在全中国都在安全期里了。”

她听不大明白他的话，却不由得扭回头与他耳鬓厮磨。接下来自然是她也洗不成碗了，反身用水淋淋的手搂住他的脖子，与他好一阵亲吻。再接下来，他把她横抱向炕边了。

他们的身体在被子底下贪婪地互相受用，他们的口唇如同两条鱼“相呴以湿，相濡以沫”。

他说：“我一定娶你。”

在周家外屋被炊烟熏得温热适度的小火炕上，在“人民胜利了”以后，在许多人认为国家脱离了危险期、开始了安全期的夜晚，相互爱得又苦又累且十分纠结的一对年轻男女，用他们的身体合演着“欢乐颂”——身体舞蹈，心灵奏乐，理性休眠，每一章每一节乃至每一个音符都欢乐得酣畅无比……

那是他俩一直以来最好的一次。

周家的二小子秉昆回来了——春燕妈把这一新闻传遍了光字片。

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周家来看望周秉昆。虽然官方并没有宣传他是英雄人物，但来看望他的人（全都年长于他）不分男女，似乎全都在看望曾为正义而斗争过的可敬人物。胜负己见分晓，一些家庭妇女都高兴站在胜利了的正义一边，她们口中说“四人帮”三字时，如同早年诉苦大会上说“万恶的旧社会”。

不分男女，每一个来看望秉昆的人，全都当着他的面称赞郑娟为周家付出的辛劳，说她把诸事打理得多么多么得体。

他们千言万语汇成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周家特别是周秉昆，今后一定要对得起人家郑娟，否则他们都不答应。

第二句是：秉昆有眼光，为周家在困难时刻选对了一个值得托付的帮手。

他们的话，秉昆和郑娟听了心里都特欢喜。当然，他俩也都尽量在外人面前伪装出少东家和女仆的那么一种关系。当然，街坊们全都不傻，对他俩之间是种什么关系一个个心知肚明。

随着“人民胜利了”，光字片的百姓也变了。他们似乎对郑娟的来历已不再有太大的兴趣，对周秉昆与郑娟关系的真相也不再议论不休。他们的兴趣发生了逆转。如果秉昆与郑娟有那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且居然能有好结果的话，那么他们反倒乐观其成了。否则，他们认为对人家郑娟太不公平了，秉昆作为一个男人也太不正常。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因为郑娟为周家付出的辛劳有目共睹，她已经靠实际行动获得了普遍的尊敬，另一方面因为大家都只不过是“人民胜利了”的分享者，内心里多少有点失落，要以民间正义主持者的姿态稀释自己作为国家正义旁观者的惭愧。

然而，局面毕竟对秉昆与郑娟大为有利了。

德宝和春燕、国庆和赶超也一起来过了。吴倩和于虹脚跟脚成为母亲，国庆得了个女儿，赶超得了个儿子，都有点儿被儿女拴住了。

朋友相见的欢乐情形非同寻常。郑娟为他们弄了几样凉菜热菜，五个人干掉了一箱啤酒。郑娟滴酒不沾，听着秉昆的朋友们口口声声叫她“嫂子”，羞红着脸侍候左右。

他们是要大谈政治的，都有那么点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味了。特别是赶超，分明已在进入资深政治人士的角色了。

郑娟插不上话，也没兴趣听。他们高谈阔论时，她做这做那。郑娟就是好，一向把周家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相对于她自己的家，周家才称得上是个家，她爱当成自己的家来收拾。

德宝走前，把秉昆扯到外屋，给了他用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小声说：“不必节省，用光了吱一声，以后包我身上了。”

秉昆问是什么东西。

德宝说：“我们走了自己看。”

朋友们走后，秉昆把郑娟叫到外屋，怀着极大的好奇打开了纸包，原来是整整一盒避孕套。

秉昆如获至宝，激动地说：“这是雪中送炭啊！”

郑娟也羞红了脸说：“德宝太贴心了。”

德宝留下了“不必节省”的话，但郑娟是个惜物之人，每次都由她亲手洗了晾起来，留待下次再用。为防止那东西黏住撑不开，她不知从哪儿搞到块滑石，每次都刮下一些滑石粉里外两面抹个遍。秉昆那外甥女玥玥像只半大猫似的对家中角角落落怀有莫名的好奇，只要秉昆和郑娟不在家，便四处搜寻探秘，结果那盒东西就被她发现了，以为是一盒白气球，磨着光明哥哥吹给她和小弟弟玩。瞎眼的光明也以为是气球，接连吹圆了五六个用线扎上了。待秉昆与郑娟从煤球厂买了一手推车煤球回到家里，只见炕上地上都有“白气球”，而两个孩子炕上一个地上一个你抛我接玩得正高兴。郑娟心疼得都快哭了，引咎辞去保管之职，从此改由秉昆保管。

贫穷在许许多多中国人身上造成的痕迹，非“惜物”二字所能概括。它像基因代代遗传，即使某物只不过是针头线脑或小半张彩纸，他们往往也会保存多年。

《红齿轮》没有了，周秉昆只能再回酱油厂上班。他出现在厂里那一天，曹德宝让团支部宣传委员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了几个大字：“欢迎秉昆归来。”厂头头们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未予干涉。厂里大多数人欢迎秉昆归来，厂头头们背地里也对他说：“小周，你可太令我们意外了。”

“放心，其他方面人怎么看待你我们不管，反正本厂绝不找你任何麻烦。”

“先回出渣房干着，对你的工作安排我们得开会研究研究。”

于是，秉昆又成了酱油厂出渣房的出渣工。

一九七七年春，一纸调令又将秉昆调走了。

老马同志因工作需要被免去了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切职务，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宣传部的第一任部长。上任伊始，他所做诸项指示中的一项是：“为了繁荣本省群众文艺，有一份刊物为好，应将《红齿轮》杂志复刊，可按原名《大众说唱》发行，并建议继续由《红齿轮》时期从事编辑工作的三名同志办刊。”

市委宣传部复函请示：“省委宣传部马部长提及从事办刊工作的三名同志，均参与过‘天安门事件’，可否再予考虑？”

老马同志在复函上批道：“请予立即执行，不必再行讨论，我本人负一切政治责任。”

于是，邵敬文、白笑川、周秉昆三人又成了《大众说唱》编者，邵敬文仍是编辑组组长，编辑部还在甲三号。

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召集他们开会宣布决定，进行例行谈话，还破例给他们看了省委宣传部文件复印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办得好坏成败，也关系到马部长的政治形象啊！”

邵敬文等三人默默相望，都觉得压力很大。白笑川首先打破沉默，壮士断腕般地说：“如果办不好《大众说唱》，那咱们三个人不成废物了吗？”

秉昆和邵敬文听了他的话，一起笑了。

《大众说唱》的复刊号由于时间仓促，发行情况并不理想，首印三万册还剩了几千册，秉昆他们三人不得不推着自行车沿街叫卖。

曹德宝和国庆、赶超三个被秉昆请来做托儿，常在闹市街头指着他们中的某一个大呼小叫：“我认识这人，以前编《红齿轮》的，悼念周总理那些日子他被抓起来过！”

在当年，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抓过的人，完全可以成为小名人。

由于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的名人效应，也由于三名编者慢慢都能沉下心来，毫不浮躁，更因省市电台和报纸配合宣传，《大众说唱》第二期的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到了十几万册。

此后的一天，秉昆对郑娟说：“我们刊物正办在要劲儿的时期，好郑娟，你得再帮我。”

郑娟说：“我也不懂你们那行呀，怎么帮你呢？要我替你们卖杂志吗？”

秉昆吞吞吐吐地说：“那倒不必。我的意思是，以后你不能再睡在外屋了……”

郑娟愣了愣，低下头说：“明白了，那你希望我哪天走呢？”

秉昆一下子搂住她，亲热地说：“你的话让我心疼死了，我怎么会舍得让你走呢！你走了我还能当成编辑吗？明摆着连班也上不成了呀！我是想让你以后也挤在里屋炕上睡，这外屋，我得一个人经常加夜班……”

郑娟这才抬起头，脉脉含情地说：“行。”

秉昆则把她的眼皮儿抚下来，责怪道：“今后一段日子里，你也不许像刚才那样看我。”

接下来整整一个月里，二人之间并无性事，彼此连亲热的表情话语和举动也都极力克制着。

《大众说唱》第三期大获成功，首印三十万册供不应求，加印两次，最后印数突破了五十万册。《大众说唱》的主管单位向市委宣传部报喜，市委宣传部向省委宣传部报喜，马部长又批示：“高兴。作为全国第一份曲艺刊物，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实属不易，也足见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曲艺。要抓住机遇，争取两年内发行量突破百万册。同时也应注意，随着文艺繁荣，刊物会越来越多，其他文艺种类也必如雨后春笋、蒸蒸日上，人民群众的选择面将更广，欣赏要求将更高，曲艺绝不可能长期一枝独秀，因此既要再接再厉办好此刊，又要面向未来，未雨绸缪，早作谋划。”

市委宣传部对马部长的指示高度重视，立刻派人向他们三人当面传达。楼道里忽然一阵骚动，有人说马部长到甲三号来了，正依次探望各屋的同志们，嘱他们三人别离开。

市委宣传部的同志说：“那我也不走了，听听有什么重要指示，回去好传达。”

片刻过后，马部长等人来到《大众说唱》杂志社编辑部。

市委宣传部领导先做了自我介绍，接着介绍秉昆他们三个。马部长与他们一一握手，与秉昆握手时笑道：“老太太让我代她向你问好，她说挺想你们，不太忙的时候会一起见见你们。”

大家落座后，马部长就开始讲话：“我主要是来看望大家，临时动议。想跟大家说的话很多，批示又不能太长，想当面跟大家说说。行前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暂缓，因为中央对你们参与的那事还没有正式结论！但我确信，那是时间早晚问题，绝不会拖得太久。你们三个尚未彻底平反，刊物却办得一期比一期好，我个人向你们致敬，当然不代表省委宣传部，这一点要事先声明。希望你们放下思想包袱，把刊物办得更好。借此机会，我想谈谈自己对三种关系的思考：第一是娱乐与欣赏的关系，第二是文字作品与表演作品的关系，第三是长与短的关系。你们是专家，我是外行。今天不是外行指导内行，而是外行向内行提建议，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回去不必传达……”

马部长认为，曲艺的基本艺术属性是娱乐。长期以来，曲艺首先要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让他们喜闻乐见。创作表演者出于本能，往往在逗乐上挖空心思，使尽浑身解数。另一方面，曲艺也要有艺术魅力，魅力发挥得充分，也就满足了欣赏。大家要处理好娱乐与欣赏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一味迎合，那就容易流于无聊，滑向媚俗。目前刊物尚无这种现象，但也要防微杜渐。

他说，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特别是青年曲艺工作者们的原创作品，总体上是好的，但感觉太文学化，实际表演效果未必很好。主要问题在于语言，老一代曲艺家们重视向民间学习生动鲜活的比喻、隐喻、谚语、歇后语。丰富多彩的民间语言是曲艺的宝库，曲艺语言不应是阳春白雪，不应是唐诗宋词，而应是元曲话本小说。后者在曲艺语言的雅俗结合方面成就很高，值得借鉴。他以赵朴初批判“四人帮”的两句诗——“夜里演戏叫作‘旦’，叫作‘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为例，对此极为欣赏。他建议刊物组织一次曲艺创作座谈会，专门研讨语言问题。他还让刊物选载一些老曲艺家们的经典原创作品片段，让青年曲艺工作者学习借鉴。

他认为刊物发表曲艺作品，应注意长短比例搭配。刊物应该以短为主，每期可多发一些，容易被广大群众中的曲艺爱好者表演，让好作品普及。当然，也不能一味排斥长作品，既长又好的作品可以选载，也可向电台推荐，电台连播比刊物连载效果更好。电台每天都可以在固定时间播一段，刊物每月才出一期，要扬长避短，甘当伯乐和雷锋……

马部长他们走后，白笑川佩服地说：“这老家伙，居然给咱们定出了百万册的发行目标，想把咱们累吐血呀？不过倒也句句讲到了点子上，他这样的宣传部长我服了。我最讨厌那样一些官，明明是外行，还把外行话说得像绝对真理似的。过后你一寻思，他除了警告你不许这样那样，有参考价值的具体建议半句没有。我先表态，马部长的建议我全都拥护！”

秉昆接着说：“我也全都拥护。”

邵敬文吸着烟，沉思着，不说话。

白笑川走过去推了他一下，板着脸问：“你一声不吭什么意思？想和我们师徒俩唱反调？”

邵敬文这才说：“我和你俩不同，我是党员，我因为那事被开除党籍，不瞒你俩，我一直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办刊。他希望咱们都放下思想包袱，可我的思想包袱能那么容易放下吗？”

秉昆和白笑川都以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一时也沉默了。

邵敬文苦笑道：“不说那些了，说那些太破坏你俩的好情绪。我当然也佩服他，他一边说，我一边记，一边想——他一个搞军工教学的人，怎么也会对曲艺有那么多真知灼见呢？这有点儿不可思议嘛！”

白笑川道：“人家没有那金刚钻，也不会揽下省委宣传部部长这瓷器活，证明你们党内人才济济呗！不过话又说回来，官混子也不少……”

邵敬文立刻指着他大喝一声：“打住！”

白笑川便立刻收声，做出噤若寒蝉的样子。

邵敬文指指秉昆，又指指门。

秉昆会意，蹑足走到门前，猛地把门拉开——门外无人偷听。

白笑川不以为然地说：“你太神经过敏了吧？我刚才的话，当着任何人的面都敢讲。”

邵敬文说：“那我就再宣布一条纪律。以后，在办公室，像你刚才前两句那样的话，你俩想说多少说多少。像后一句那样的话，一句不许说。”

秉昆忍不住反驳道：“组长，那咱们刊物还能办下去吗？岂不只许歌功颂德，不许讽刺批判了吗？”

邵敬文说：“两码事。好比唱戏的，台上唱什么是一回事，台下唱什么是另一回事。”

那日是周末，邵敬文心情大好，批准秉昆师徒提前两个小时下班了。

秉昆没直接回家，骑自行车绕道前往一家老字号，想买二斤熟饺子带回去。那样，郑娟就不必做晚饭了。他俩多日没怎么亲热了，他也心情大好，希望早点吃罢晚饭，给晚上留出更多的时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