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2）

几天后，周家的小院里出现了一堆黄泥和草绳。玥玥告诉小舅，黄泥是姥爷用土篮子不知从哪儿一次次挑回来的。那时，“十一”都过去了。

秉昆一有空，父亲就指导他和泥，抹墙，只动嘴，不动手。

秉昆心里装着那么大一坨子心事，却一直没从父亲那儿讨到一种明确的态度，对父亲的不满大了去了，活儿干得很不痛快。

父亲却说：“你是瓦工的儿子，和泥抹墙，这活你必须会干。连这活都不会干，太让人笑话了。”

秉昆说：“都快到上冻的季节了，抹得再好，明年开春还不往下掉？”

父亲说：“明年那就是我的事了，不是你的事。明年的事用不着你管，你现在给我好好学着干就是！”

到了十月底，秉昆断断续续地把屋里屋外该抹新泥的地方抹了个遍。每次都是这样，他抹着，父亲手握根棍，这捅捅，那戳戳，把一处处不捅不戳不至于往下掉的墙皮一片片弄下来。秉昆心里别提多来气，他甚至认为父亲很虚伪，明明对他和郑娟的事极其反对，却又不挑明了说，不但采取拖的策略，还对他进行变相的劳动惩罚。

整个十月里，父子关系不冷不热，起码在秉昆这方面无论如何热不起来，他不软不硬地顶撞父亲的情况时有发生。倒是父亲表现得挺宽容，每次都以沉默让即将发生的父子冲突化解。

秉昆没去过郑家一次。没什么好结果告诉她，他见了她也不知该说什么。他承诺的话说了一次又一次，却毫无实际进展，连自己都觉得太没意思了。

十一月三日是星期四，春燕妈的生日。秉昆组稿回到家里已近中午，母亲应邀带着玥玥到乔家吃生日饭去了。

周家只有周志刚在家，炕上放着大行李捆和装洗漱用具的网兜。

周志刚说：“你还果然这时候回来了，回来得正好。”

秉昆昨天说过今天回来吃午饭。

周志刚没容他坐下吃饭，命他扛起行李捆，自己拎起了网兜，说要送他去一个地方。秉昆扛的是自己的被褥枕头，网兜里也全是他的东西。

秉昆光火地说：“爸，你抽的什么风？要送我下乡？你别忘了‘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了！”

周志刚说：“你再跟我说话没大没小的，我可真扇你了，走！”

路上，秉昆忍不住又问：“送我去劳改？”

周志刚说：“差不多就是那么一个地方，有利于改造你的思想，能让你明白要成为一个有责任的男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在可以看见太平胡同的地方，秉昆百感交集，又光火起来。他恼怒地说：“我不往前走了，我哪儿也不去！”

周志刚说：“那你的东西你拎着。”

秉昆生气地从父亲手中接过了网兜。

周志刚又说：“我也不往前送了，我差不多是亲自把你送到地方了。从今天起，你住到郑娟家吧。有恩不报，那是不义。别以为我好骗，你和人家郑娟早都把生米煮成熟饭了，我还能想不到？如果你不与人家结婚，那是双重的不义！我们周家不许出不义之人，更别说双重的了。为什么非要你学会和泥、抹墙？就她家那屋子，如果每年不里外好好抹一遍，还能住几年？你勤快点儿，那家还能将就着算个家。你连和泥抹墙都不会的话，两年后它就变成一个窝了。现在你会了，我比较放心了。你妈问起你来，我就说你住单位去了。两个地方离得不远，你要经常回来看看我和你妈。郑娟暂时不要和你一块儿回来，我怕你妈见到她犯病，我拿她毫无办法。今后，你的担子那可就重了，你爸老了，帮不上你了。再愁再难的日子，你都要为那边三口把日子给我撑住了，而且要让他们觉得有了你就有了希望，不仅仅是又多了一口混日子的人！就这话，你记住了？”

秉昆望着父亲那张消瘦的老脸，想说“记住了”，却嗓子发紧说不出话来。他点了一下头。

周志刚张张嘴，分明还想再说句什么，同样没说出话来。他扬起手臂，朝郑家那儿指指，一转身便大步往回走。

秉昆想叫住父亲，再听他说些什么，张了几次嘴才小声叫了一声“爸”。那时他泪如泉涌。

第二天，他就和郑娟把结婚证办了。

屈指算来，他与郑娟认识快五年了。

接下来的一年里，秉昆与郑娟凡事商量着过日子，和和睦睦，从没发生过口角。日子清贫是不消说的，然而郑家那小屋里经常有笑声了。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郑家的后墙往外扩了一米，光明每晚可以在属于他自己的“抽屉”里睡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秉昆下班一进家门，立刻把郑娟紧紧搂住。

郑娟正做饭，笑道：“快放开我，一锅贴饼子要干锅了，什么好事让你这么高兴？”

秉昆说：“中央表态了，为我参与的那件事平反了！”

郑娟从他怀里挣出身子，掀开锅盖加了一大碗水，在一阵蒸汽中机灵地反问：“骗人！就你，还值得中央为你表态？”

婚后的幸福让她更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子了。她的聪明是一种头脑简单的聪明，家中没收音机，也不订报。秉昆一上班，她眼里就只有儿子、弟弟和山楂。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她是不知道的，她生活在没有政治的环境中，并且自得其乐。

秉昆兴奋地说：“也不是为我一个人，是为许多人平反了！”

郑娟说：“那确实是好事，要不，中国以后没有肯为别人打抱不平的人了，那不就连有点儿血性的人也没了吗？”她踮起脚冲他耳朵又小声说：“为了你当年表现的那点儿血性，今晚我好好犒赏你哈！”

又是一夜“欢乐颂”。场地变了，浓情依旧。

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由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极其贫乏单调，一切被底层人家认为值得庆祝一番的事，要么以集体狂欢的方式来呈现，要么以夫妻间的性喜悦来表达。在除过年节他们连瓶酒都舍不得花钱买来喝的年代，后一种庆祝方式不但不需花钱，而且快乐指数最高。

她在喜悦中智慧地说：“小人物不管大事情，咱们以后不参与那些事了！这一次平反了是你们的侥幸，再来一次绝不会这么便宜你们！”

他却不开窍地说：“国家兴亡，匹夫……”

她双手捂住了他的嘴，嗔道：“别以为我没听说过你想说的话，我听说过！国家兴亡首先是大人物的责任！咱们小老百姓没多大责任。咱们总是抢着担责任，会把他们惯坏的！”

郑娟的话对秉昆竟然也有影响。自那日后，秉昆在甲三号那些人的眼里变得日渐成熟。其实，成熟并非多难的事，努力工作、低调做人、学会发言而已。他本是热爱自己工作的，努力与愿望相符，无须任何人督促。他本是沉默寡言的，但这与低调是两码事。寡言到见了谁都不主动打招呼的程度，那就容易给人以“冷”的感觉，那是不讨人喜欢的。甲三号不再被认为是“臭老九之窝”，连某些领导都改口说那里是“藏龙卧虎之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今儿调走一个，明儿调走一个，调走了就被委以重任，就高升了。一名借调的小编辑，而且还是大众通俗刊物的小编辑，有什么资格“冷”呢？给谁看呢？平反前的秉昆并不思考这些做人原则——说不定哪天又被发落回酱油厂去了，思考那些有什么必要呢？

平反后他开始思考了，因为平反意味着为转正排除了障碍，且有了极大可能性。这件事上，兴许甲三号某人的一句好话就能让他心想事成，兴许某人的一句坏话就足以让他的夙愿成为泡影。他与郑娟谈到这些心事时，她给出的建议是，如果对人热情点儿、嘴甜点儿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愿望，干吗不呢？

他说：“我读过的那些书里的可敬人物都是本色的，特立独行的。那些书告诉我做人的道理，为了实现个人愿望而违背性格的言行是可耻的。”

她说：“那要看一个人的性格实际上好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