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2）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是星期日，这一天是周志刚六十六岁生日。他的六十五岁生日没过成，因为流行性感冒住了三天医院。全家对他的生日格外重视，总想弥补一家之主的精神损失。周志刚看样子不在乎，但内心里是遗憾的，所以善解人意的大儿媳妇郝冬梅提议两个生日要一并过。

实际上，周志刚这位一家之主早已徒有虚名。在光字片的老窝里，几年前就只住着他和老伴了，老伴的精神错乱已不可救药。好在她畏惧他的余威，只要他一呵斥，她的胡言乱语便会立即打住，缄口无言一阵子。经过那一阵子沉默，错乱的神经总能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周志刚挺亨受自己的余威在震慑老伴精神错乱方面的功效，他感到自己的存在仍有无可取代的特殊价值。当然，他对老伴也很关心，必要的震慑之后，该怎么疼她还怎么疼她，从未嫌弃。毕竟是相濡以沫的老伴，对她的感情已成为他的宿命。儿女都不再与他们老两口共同生活，他对儿女们各自生活的影响力已近于无。一家之主纯粹是他一厢情愿的想象，也是儿女们对他的安慰。他很需要那么一种安慰，他们也都特别理解。

下午三点左右，一辆中型卡车开到周家小院旁停住，车上满载着黄泥、沙子，还有一袋水泥和近百块新砖。车上跳下两个男人，一个四十来岁，一个二十来岁，都穿着工作服，他们放下车厢板便开始卸东西。周志刚听到声音，出门看究竟，四十来岁的自称蔡晓光，是周蓉的朋友，奉命送一车东西。蔡晓光实际三十八岁，因为久未理发，头发老长，一圈络腮胡子。周志刚第一次见蔡晓光，不知道他和女儿是什么关系，只当是女儿所求的人。看到那一车自己眼中的宝贝东西，他高兴极了，连连道谢不止。蔡晓光也没和他多说什么，帮小伙子卸完东西匆匆驾车离去。

那车东西确实给周志刚带来了极大惊喜。秋天修房子时，他不愁什么了。水泥和砖绝不能放在外边，隔夜肯定会无影无踪。他用足老劲儿一个人就把一整袋水泥扛进屋里，接着又和老伴把砖搬入小院，归拢好黄泥和沙子。

老两口累得呼哧呼哧坐屋里歇气儿时，老伴儿问：“你跟女儿要过？”

他说：“她是当老师的，我怎么会给她出这种难题？还是她这个女儿更懂我，在我生日这天，求人给我送来了经常梦想得到的好东西！”

老伴撇嘴道：“不如给你买件衣服更实在，难道你要把咱这家拆了重盖不成？她来了我得数落她，没见过自己老父亲过生日女儿送这种东西的。”

他板脸道：“坚决不许！咱们这家不好好修一番的话，再过几年还住得成吗？女儿给我送这些东西太对了。”

其实，送那一车东西还真不是周蓉的想法，而是秉昆的主意。比起哥哥姐姐来，秉昆更了解父亲。他只有主意，没有能力弄到那一车东西。当时他和哥哥嫂子都在姐姐家，一起研究给父亲过生日的事。他说出钱可以，说罢看着哥哥。秉义说自己也没能力搞到那些东西。在a市，水泥、砖和沙子仍是一般人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哥哥说完，嫂子也摇头。

周蓉就问秉昆：“你能保证那些东西会给咱爸带来惊喜？”

秉昆说：“你们哪儿有我了解他？他跟你们发过火吗？没鼻子没脸地训过你们吗？举起巴掌要打过你们吗？没有吧？反正我不记得有过那样的事。他退休后，你们都在上大学，我几乎就成了他的出气筒。比起受青睐的儿女，受气那个往往更清楚父亲的喜怒哀乐。”

他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周蓉说：“包我身上了。”

下午四点多钟，秉义和冬梅两口子领着周蓉的女儿玥玥首先回到了父母家。

他们走在光字片时，吸引了不少注视的目光。

一九八六年的光字片，更是a市有碍观瞻的一角。每座城市几乎都有几处那样的地方，在过来人的头脑中留下烙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记忆，每一代人只是对自己头脑中的记忆有感觉。

很久不见精神气质好的人出现在光字片了。秉义和冬梅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其次是衣着打扮。

玥玥虚岁十五，是初三女生，她的精神气质和衣着打扮也与光字片的少女们大为不同。生活在光字片的男女老少的精神气质很难好起来，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生活中就完全没有高兴的事。有还是有的，但总会被居住状况的低劣和周边环境的脏乱差快速彻底地破坏，如同在穷山恶水的乡间，迎娶之喜带来的兴奋注定短暂。

光字片的大人孩子穿补丁衣服的还是少了。的确良和涤卡两种衣料特别受a市人的欢迎，用这两种衣料几乎可以做一切外衣，十年内几乎可以不用打补丁。大人孩子身上穿的成衣或自家缝制的衣服，六七成已是化纤衣料。春秋穿涤卡，夏季穿的确良，冬天棉袄棉裤的外套仍是化纤衣料做成的。

化纤衣料的一大好处是不缩水，洗过之后也不起褶皱。不起褶皱却并非就是有形有样，板板正正，要穿得像样，必须用熨斗褽过。

光字片的人家都没那种好心情。

这一天出现在光字片的秉义两口子和玥玥穿的都是涤卡衣服，还是仔细褽过的。在光字片的人们看来，那肯定不是一般家庭。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没有什么名牌衣鞋帽，高等衣料只能在特供商店才能买到，而进入特供商店的只能是高干和他们的家眷。绝大多数人穿基本相同的衣料做成的衣服，颜色也主要限于黑白蓝黄灰五种。

一九八六年，a市多数人的月工资也就五六十元。人们一年到头甚至一生也不怎么会穿褽过的衣服。男女青年若穿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或警服，便会让人对其家庭背景产生无边猜测和遐想，以为是上等人家的子女，这也让爱虚荣的男女青年为此每每干出傻事来。

秉义三人吸引光字片人们的目光很自然。

“是周志刚家大儿子，那女人是他媳妇，听说是一位副省长的女儿。”

“人家现在抖起来了，有靠山了，听说当上省文化厅的处长了。”

“那周志刚老两口还住咱们这破地方图什么呢？也沾儿子的光换个好地方住啊！”

“不是说咱们这破地方迟早会拆迁嘛，老两口守着老窝，等拆迁的好处呗。”

“等到猴年马月呀？也许死了还没等到呢！”

一些认识秉义、多少知道一点儿周家事的人议论起来，很是羡慕。周家毕竟是光字片老住户，口碑不错，议论者们舌尖留情，不至于说出些更不中听的话来。

实际上，他们冤枉周秉义了。周秉义当上文化厅文艺处处长，与冬梅的父亲是不是当过副省长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一九七七年，高考刚一恢复，秉义就考上大学。没有任何悬念，报名，考试，顺顺当当地考上了，而且是北京大学。

只不过考前面临一些状况。那正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年代，是先返城把户口落回到a市再参加高考，还是直接从兵团报名参加高考，他犹豫过。师教育处处长开导他说：你不管从哪儿考上大学，户口便又成了集体户口，毕业时把你分到哪儿没准，所以你考前户口落在哪儿没什么实际意义。不如安心在师里复习，直接从师里考吧。他觉得人家说得有道理，就没返城。

考前，师长与他谈过一次话。师长说：“我将来要回军区，所有的现役军人都将撤回军区。军区有个内部文件，允许各师带走几名优秀知青干部，军队也需要充实新鲜血液嘛，跟我走吧。你岳父的政治问题，肯定不再是问题了。”

周秉义第二次放弃了成为军队干部的选择。

刘少奇的冤案还没平反，妻子郝冬梅的父亲已被证实死在狱中，也尚未有结论，这让他在人生重大抉择面前做不到心无旁骛。何况，上大学始终是他的夙愿。

他如愿以偿地成了北大历史系的一名大龄学子，那一年他二十九岁，系里有些学弟学妹才十八九岁。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哥”。

不久，同学们都看出他真像老大哥一样照顾大家。第二年，他被推选为系学生会主席。

周秉义依然故我地待人友善，助人为乐，行事低调，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一九七九年新学期开始不久的一天，妹妹周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一九七八年年底，“天安门事件”得到了彻底平反。周蓉次年也考上了北大。周家两个曾经学习拔尖的儿女，终于先后迎来了他们人生的大好春光。

秉义始终关心妹妹的命运，“天安门事件”一平反，他也料到妹妹和自己一样，肯定要圆大学梦。妹妹也成了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却给了他莫大的惊喜。他不无埋怨地说：“你看你，我已经在北大了，你何必也考到北大来呢？”

周蓉笑道：“北大是专为你们男人办的大学呀？许你考来，怎么就不许我考来？”

秉义说：“你这叫抬杠。我在最近一封信里问你打算考什么大学，你回信中明明写的是尚未决定！咱俩在同一所大学不好吧？”

周蓉喜滋滋地说：“给你的回信寄出没几天我就决定了呀！兄妹俩在同一所大学，我的感觉蛮好，我就是冲你在北大才考来的嘛！”

秉义沉下脸道：“谈话态度认真点儿行不？”

周蓉见哥哥不高兴了，这才郑重解释说，她那位诗人丈夫冯化成也平反了，已早她两个月回到北京。

“难道你不希望我俩都在北京吗？虽然考清华我也没问题，但我的兴趣在中文，所以就往北大考呗！哎，哥，我考到北大来你又凭什么不高兴呢？摆得出正当理由吗？”周蓉转守为攻了。

她说要当中国女性的别林斯基或车尔尼雪夫斯基。

秉义听说妹夫已经平反，又回到北京，这才替妹妹高兴起来。接着，他想尽一番哥哥的义务，嘱咐妹妹怎样做一名优秀生。

周蓉起初还装出认真聆听的样子，听着听着，不耐烦了。她说：“学生会干部终究也是学生。我是学生，你也是学生。你是结了婚为人夫的学生，我是结了婚为人妇的学生，我们都是年龄大身份特殊的学生而已。我们周家人做人做事有原则，并且是好原则。你就说咱们兄妹俩都要继续按那原则做人做学生不就得了，何必三娘教子似的啰嗦起来没完呢？”

秉义被妹妹顶得愣了会儿，才说：“做人和做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你的话恰恰证明你还根本不清楚这一点，也恰恰证明我对你的嘱咐不是啰嗦多余，而是很有必要。”

周蓉也较起真来，反驳道：“哥，你的话奇怪了，大学生者，身在大学之人也。古今中外，做好人的原则基本就那么几条，大学生只能做得更自觉，不能反而差劲儿。难道大学生还有另外的做人原则不成？”

秉义又愣了愣，还想说什么。不待他说，周蓉抢着又说：“哥，我来找你只不过是告诉你，我也是一名北大学生了。我不是来找你辩论的，不过我认为，咱俩已经在辩论了，而且涉及了一个很值得辩论的话题。小妹初来乍到，尚有许多事要办。今日就不奉陪了，改日再来向哥哥讨教。”

她说完，见四周无人，对哥哥行了个屈膝礼，翩然而去。

站在未名湖边，周秉义望着妹妹远去的背影一筹莫展，独自苦笑，但内心还是挺高兴的。

不久，他就有点儿不高兴了。中文系的学生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与友人商榷”的文章，题目是《论好人与好大学生》，署名“邹小容”，别人只当那是真名，秉义一看便知是妹妹周蓉的化名，取义于“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名字。文章的内容，自然是引经据典批判“做人与做好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的观点。

秉义只有装作浑然不知。

“邹小容”一下子出了名，北大半数学生都在打听中文系的“邹小容”是哪一个。

一石击起千层浪——那正是中国大学生热衷讨论和辩论的时代，投稿与读者来信雪片似的飞往中文系学生会，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许多人希望将这一场讨论继续进行下去。

周蓉也和秉义一样装作浑然不知，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其余时间总喜欢泡在图书馆，仿佛那事与她毫不相干，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似的。

她当然还是美女。甚至可以说，比几年前更美。美得越发有气质，一种众说纷纭的屈原诗中“山鬼”般的气质。

因为她的出现，爱上图书馆的男生多了，包括一些并不喜欢安静的男生。

基因遗传很奇怪，科学研究也难以自圆其说。比如周家的三个儿女，秉义和秉昆兄弟身上各自或多或少地都有父母的性格特点。秉昆身上父亲的性格特点多一些，爱认死理，为人处世常常一根筋，个别情况下灵活一点儿，但也灵活不到哪儿去。秉义身上母亲的性格特点多一些，凡事从不认死理，若能灵活一下求得一团和气，那就以和为贵，从不放弃争取。即使不得不与小人进行难以调和的博弈、斗争，也不会得理不让人，把对方逼到死角，而是尽量留够回旋的余地。他们的母亲靠这种无师自通的处世经验，把街道小组长当得游刃有余，胜任而愉快，颇获好评。周秉义明智地继承了这一优点，并发扬光大，这让他即使在“文革”时期竟也算过得顺风顺水。遇到坎坷和陷入低谷时，还总有贵人暗中庇护、相助，大多数人总是比较喜欢温良恭俭让的男人。

秉义的适应性很强，秉昆次之。周蓉从骨子里天生叛逆，如果一个时代让她感到压抑，她的表现绝不会是逐渐适应。短时间的顺从她能做到，时间一长，她就要开始显示强烈的叛逆性格。如果遭受的压制和打击冷酷无情，那么，她将会坚忍地抗争到底。

她对自由的向往，如同蜜蜂和蝴蝶天生要寻找花蜜和花粉一般。她从书籍中感染了“不自由，毋宁死”思想。

从小学三年级起，她每次语文和数学考试都考双百，成绩名列前茅。如果说这还算不了什么，那么，音乐、体育、美术与手工成绩也一向获优的学生，全校则只有她一个人了。

一次，班主任老师找她谈话，说只要她能保持那么全面的好成绩，学校就会保送她到全市最好的中学去，她却说不愿被保送。

老师奇怪地问为什么。

她说好中学都在市区，她不愿学校离家太远。那么一来，冬天上学放学会挨冻。

老师又问，依她的心愿，上哪一所中学为好？

她说出的是共乐区一所很普通的中学，离家只有十几分钟的路。

老师惊讶地说：“你怎么可以成为那所中学的学生呢？”

她反问：“我为什么不能成为那所中学的学生呢？”

老师说：“你上哪所中学可不仅是你的事，关系到学校和班级的声誉，你趁早打消那样的念头。”

她说：“我上哪所中学完全是我自己的事，老师要趁早打消你们的念头。”

一名小学五年级女生，以那么一种语言和口吻与班主任老师说话，几个老师都大为惊讶。他们互相看了一阵，都忍俊不禁地笑了，以为不过是一名好学生在一向喜欢的班主任老师面前的任性和放纵——这也是好学生的特权。

老师笑罢，严肃地说：“谁趁早打消念头可不是你小周蓉说了算。”

然而，老师们都未免小觑了周蓉。六年级上学期考试结束时，她的各门成绩都刚刚及格！这让全校老师大跌眼镜。

班主任老师慌了，隔日派同学把她妈妈请到学校，强调她肯定是成心的。

妈妈回到家自然立刻开始问：“你是成心的吗？”

她说：“是。”

妈妈大怒：“你怎么敢那样？”

她说：“只有那样才能打消她们的念头嘛！”

妈妈更加愤怒：“老师们那么想有什么不对吗？”

她说：“不是我情愿的事，强迫我就是不对。”

妈妈怒不可遏，从炕上抓起了笤帚，倒握手中，欲施家法。

她说：“妈，你不许打我，你如果打我那我就……”

妈妈喝问：“还反了，那你要怎么样啊？”

她说：“那我要死给你看的。”

妈妈极其震撼，瞪着她呆住了。然后，罚她到墙角去站着。

她说：“这行。”说完乖乖走到墙角那儿，面壁而立。

哥哥秉义回来了，母亲让他说服周蓉听话。

秉义那一年读初三。他是学校的学生思想辅导员，负有帮助思想落后的同学进步的“使命”。小学的学生干部没有思想辅导员一职，一般中学也没有，少数几所重点中学才有，属于管理学生思想方面的创新举措。秉义对思想辅导员工作充满热情，认为这最能体现一名学生的优秀和进步。

秉义对妹妹说：“保送有什么不好呢？我不就是保送到重点中学的吗？我的感觉很好啊！”

周蓉说：“你是你，我是我。你的感觉好，也许我的感觉就相反。”

秉义说：“不会的。那怎么会呢？保送生差不多都能当上学生干部，入团也容易。”

周蓉说：“我才不想当学生干部，也不想那么早入团。我连当好学生都当烦了。老师们整天说好学生应该这样那样，我的耳朵快听出茧子啦！好学生有时还得装模作样，大人们常说装模作样的人不好，那小学生装模作样就反而好了吗？哥，你当好学生就没当烦过吗？”

秉义耐心地说：“当好学生怎么会当烦呢？是好学生，同学敬着，老师喜欢，家长脸上有光，自己也满意，多好啊。我从没当烦过，上了高中我也要继续当好学生。当不成好学生，我的感觉才会不好！你很快也要上中学了，你的思想太成问题！简直就是一名思想落后的小学生！”

周蓉说：“那又怎么样呢？我头脑里要那么多进步思想干什么呢？你是我哥，从小一块儿长大，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你吗？你是在家里一个样，一到学校就另一个样。我是在家里什么样，在学校也什么样。让我为了当好学生不一样，那我心里就别扭。再说，我也从没看出你的思想比我进步呀！”

兄妹俩你一言我一语，周蓉一张小嘴像连珠炮，振振有词地与哥哥理论，唇枪舌剑，绝不甘拜下风，驳得秉义一愣一愣的近乎理屈词穷。在秉义就读的那所重点中学，男生思想辅导员只做落后男生的思想工作，禁止男女生交叉做思想工作。秉义觉得，妹妹还处于懵懂状态，与自己不在同一思想层面，很难理论清楚。何况周蓉任性，讲歪理，成心气他，让他没辙。

就在秉义不知如何是好之际，秉昆放学回来了。

周蓉问：“秉昆，你觉得咱哥的思想比咱俩进步吗？”

秉昆看看哥哥，反问姐姐：“思想是什么呀？”他接着又问哥哥，“哥，你什么时候有思想了？把落后的进步的都说一点儿给我听听呗。”

小弟的话极认真，丝毫没有不敬之意。

秉义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大为尴尬，败下阵来。妹妹似乎大获全胜，虽受着惩罚，却显得很开心，向哥哥做鬼脸。

秉义爱自己的面子，也出于对妹妹的爱心，向妈妈复命时谎报战果，说妹妹已经想明白了。妈妈夸了他几句，才宣布对周蓉的惩罚结束。

妈妈又到学校去了一次，请老师们放心，感激老师们对女儿的精心培养。

等到周蓉参加中学考试，结果让老师和妈妈瞠目结舌——各门功课又都是刚刚及格，那样的分数也只能升入共乐区那所普通中学。一名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既没有参加保送，也没考上重点中学，考得一败涂地，成了很不怎么样的一所中学的收容生，这让学校和老师颜面全无，认为是自己学校的奇耻大辱。

妈妈的愤怒自然更胜上次。她喝问：“成心的是不是？”

女儿诚实地回答：“是。”

她便挨了几笤帚疙瘩——那是妈妈第一次打她，也是唯一一次。

结果，她就真的绝食了。

事情闹到那般地步，想不让一家之主知道也不可能。当年周志刚只是省内“小三线”的建筑工人，尚未到“大三线”去。正赶上他探家，于是，他亲断此桩家庭要案。在周家，那确实算得上是一桩大案要案了。

周志刚问明原委，对老师的恼火反而不以为然。依他看来，女儿聪明伶俐，学习又很用功，并不是惹是生非的孩子。这就好，就是父母的造化。至于她自己想上哪一所中学，为什么不依她呢？当然可以。他也认为，上离家很远的重点中学还不如就近上学。特别是在冬季，天亮得晚，黑得早，一个女孩子天刚亮就得出门去上学，往往天黑了才放学。路上要走四五十分钟，稍走慢点儿就得一个多小时。零下二十七八度三十几度，那也不能说不去就不去上学吧！乘公共汽车呢，不是每月要花三四元车钱吗？普通中学怎么了？那么多在普通中学上学的孩子，没听说谁家的孩子上了三年中学反而傻了！他觉得女儿并没犯什么大错，错在没向妈妈说清楚。对小学生也不能要求太高，还不懂事呢。

他很快原谅了女儿，却严肃批评了大儿子秉义，指责他向母亲谎报劝说结果。周家的儿女，那是不可以撒谎骗人的！因为家庭内部之事，骗的是自己的妈。如果以后参加工作了，骗的是同事、领导或群众，除了要承担后果，人格不就毁于一旦了吗？

秉义这个哥哥就是好，他当时对妈说谎，完全是出于对妹妹的爱心。过后没再旧话重提，那是忘了，因为没想到妹妹竟那么铁定主意。他不无委屈，却虚心接受了父亲批评，劝妈妈不要再生气，还将造成不良后果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真诚地表示愿受家法处置。

妈妈也认为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秉义有难以推卸的责任。她的恼怒无法消除了，坚持要大儿子跪到墙角去反省。

在女儿面前，周志刚这个一家之主懂得需要维护一下妈妈的权威。自己常年在外，儿女们主要得靠妈妈来教育，不树立一下她的权威那还行？尽管他内心里觉得大可不必，却连一句调和的话也没说，便一直保持沉默，而沉默无异于赞成。

于是，秉义乖乖跪到墙角去了。

周蓉反过来替哥哥求情。最令母亲恼火的当然还是她，求情当然遭到了母亲的严词拒绝，周蓉也只好乖乖走到墙角那儿去陪跪了。

那是周家父母对儿女实施的最严厉的一次家法，也给小儿子周秉昆留下了深刻印象。

鬼使神差的，秉昆也陪跪了。对周蓉的反叛，当年的他打心眼里佩服。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个子女，其中两个都很优秀，经常受到大人们的夸奖，只有一个似乎毫无长处，因而几乎从来听不到表扬之词——并且还是最小的孩子，那么他没法不自卑孤独。作为老疙瘩，父母对他的疼爱肯定会多一些，哥哥姐姐也处处让着他，关照他。但是说到夸奖，父母和哥哥姐姐就都没法满足他——五岁多了还经常穿错鞋；上小学了，还经常把2、3、5、7、9反着写，分不清“倒数第二”是不是值得高兴的好成绩，对这样的孩子，夸奖岂不是太违心了吗？实际情况是，哥哥姐姐在学校获得了什么荣誉回到家里后，父母高兴之余，总将忧虑的目光投到他这个老疙瘩身上。母亲那时就会轻叹一声，而父亲照例宽慰妈妈说：“三个孩子将来能出息两个就不错了，谢天谢地吧。”那时哥哥姐姐就会向他示好，帮他削铅笔或重新包书皮，仿佛他们优秀是很对不起他这个弟弟的事。

现在好了，经常受到夸奖的小姐姐似乎不再是好女儿好学生，还是她故意要做问题学生，这让秉昆另眼相看，暗暗佩服，甚至有几分快意。

他也同情哥哥秉义。如果哥哥当时不说谎，不知姐姐将会被罚站多久。母亲不消气，估计姐姐也许连晚饭都吃不上。把哥哥换成自己，当时肯定也会对母亲说谎的。第二天他就会把那事忘了，估计哥哥也是。自己也罢，哥哥也罢，终究是两个孩子，谁能想到周蓉竟会一意孤行呢？所以，他对无怨无悔地陪姐姐受罚的哥哥心疼起来。

小秉昆陪跪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周志刚则对三个孩子跪一溜儿根本不当回事似的，他把终结权甩手交给了孩子妈妈，出门下棋去了。

三个儿女一起跪了一个多小时。

等母亲解除惩罚时，他们的腿都跪麻了。

当晚，待三个孩子睡着了，夫妻俩聊起枕边话来。

秉昆妈说：“你好好想一想，你们周家的先人中，出过那种打定主意不撞南墙不回头、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没有？”

周志刚认真想了想，很负责任地回答说：“肯定没有。”

秉昆妈就大为奇怪了，“那，咱们女儿的性子，可是随的哪一条根呢？”

周志刚不爱听了，反问：“你怎么不往你家先人中想一想呢？”

秉昆妈说：“我想过了，更没有嘛！”隔会儿又说：“将来让咱们不省心的，倒未见得是老疙瘩，很可能是女儿！”

周志刚告诫说：“你既然领教了她那种性子，以后就不必对她太苛刻。啥叫出息？啥叫没出息？咱们老百姓人家的女儿，将来是好人，走正道，我认为就是出息了。咱们女儿善良，知仁义，对人对事有正义感，只要这三点在她身上不变，其他方面任性一点儿就随她吧。别管教太严，把个原本挺好的孩子管出问题来。”

好孩子被管教得精神不好了，这样的教训秉昆妈妈也是听到过的，从此对女儿就不再牛不喝水强按头了。

周蓉自从上了那所离家近又不起眼的中学，挺开心的。她不再争当尖子生，也不写入团申请书，很快就与一些调皮捣蛋的男生打成了一片，对学习成绩较差的女生也亲近有加。老师们都摇头：“哪儿像小学里连续多年的三好学生呢？”

然而，老师们还是对她刮目相看了。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渐渐变得守纪律懂规矩，那些学习成绩一向较差的女生也有了进步。

老师们暗访究竟，那些男女生都说是因为周蓉带给了自己友谊和快乐。心里多了快乐，学习成绩自然就上去了。

临毕业时，周蓉对母亲说：“妈，上初中时我让你失望了，那时女儿年龄小，不懂事，太任性，对不起了。我可要考一所重点高中，一定给妈一份惊喜。”

母亲没好气地说：“你的事妈已经懒得操心了，随便你。”

女儿果然考上了一所重点中学。在本市重点中学的排名榜上，秉义被保送的那所中学屈居第二，妹妹考上的则是全市排名第一的重点中学。

成了高中生的周蓉陡然间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像被暗中传授了什么易容术似的，几个月一个样，一年多后变成了令人惊艳的美女。小学时的她并非多么漂亮的女孩，初中时也只能说是秀气，而上了高中的她美得有些洋气，有时甚至让妈妈尴尬。

经常有人问妈妈：“是你女儿吗？怎么看不出有哪处像你呢？好漂亮的女儿，你当妈的真有福气！”

话里话外，总会让妈妈听出这么一层意思——怎么长得像混血呢？不是亲生的吧？

这时，妈妈总是说：“是我亲女儿，小时候也不是那个样，越往大了长越不像我了，也没哪处像她爸的地方，那么高的鼻梁，双眼皮儿，要不是左邻右舍都知根知底，可能都往不好的方面想啊？”这么说时，她内心里是愉快的。

成为高中生的周蓉，不知接受了什么“神谕”，竟变得很文静、很淑女了。她在学校里并没有什么追求者，男生们都觉得她太高傲了。尽管高傲只不过是她的外表而非她的内心，但他们的误解正中她的下怀。周蓉由此少了许多难免会发生的滋扰，可以全心全意学习，并有更多时间来读她喜欢的文学书籍。

周蓉想方设法办了几个图书馆的借书卡，如饥似渴地借阅，假期更是集中博览群书。她感兴趣的不是中国小说而是西方启蒙时代的名著，当年译成中文的几乎全读了。

周蓉特别反感中国小说中对女人的态度。她曾对郝冬梅说：“在中国男人笔下，女人不外乎是尤物、玩物、邪物，讨厌！”

但是她对《红楼梦》，对《聊斋志异》中的某些名篇、唐宋传奇小说以及《白蛇传》一类民间故事却极为欣赏，认为写那些书的人才算尊重女人。

她喜欢唐诗宋词，推崇孔子孟子的文化贡献，却不喜欢庄子，认为只不过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她认为老子与庄子之文如出一辙，未免过分求“玄”。

对于思想类书籍，她爱读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一类，鞭辟入里、犀利辛辣的也不排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蔡元培的《论中国人的修养》她细读了数遍，梁启超和鲁迅的书也经常置于枕边。

她常在哥哥与郝冬梅之间口无遮拦发表奇谈怪论，比如说，“梁氏除了不曾有小说作品，若论杂文成就，论对中国文化思想及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当在鲁迅之上。鲁迅被后人镀金了。每个国家的后人其实都喜欢为本国的各界名人镀金，文化名人也不例外。但镀金好比美化老院落，应以修旧如旧为宜，要很讲技巧，过了就俗了。”

哥哥与郝冬梅闻之表情大变，都再三警告她，如此狂妄言论绝不可对外人道。

一次，她听说市图书馆有数部《胡适文集》，属禁阅书籍，她苦求管理员，终于能在图书馆偷阅。几天后，她对哥哥和郝冬梅说：“现在我对胡适和他的道德文章也有点儿发言权了。”

哥哥和冬梅未读过胡适的书。当年，胡适的书不是想读就可以读到的，高中学生读胡适的书，那基本上会被定性为“思想斗争新动向”。

哥哥和冬梅都不信她的话，以为她自我吹嘘。她讲了自己是怎么读到的，并背了几段给他俩听。她说：“如果一个人是一颗星，就会存在于星河。别人只能评价他是一颗怎样的星，分析他为什么是那样一颗星。他明明是一颗星，非当他不存在，甚至非说他只不过是玻璃渣，这种文化态度是可笑的。总有一天，会让自己陷于文化窘境。“

他俩又一次表情大变。

哥哥指责道：“周蓉，你对亲人对他人还有没有一点儿起码的责任感？”说罢怫然起身，到外边去了。

冬梅跟到外边，见秉义正在小院里生闷气。

秉义说：“看来，我家将因这个妹妹忧患无穷，她也会让朋友们受牵连，父母拿她没办法，我拿她也没办法，这可如何是好？”

冬梅也感到问题严重，就回到屋里，把秉义的话对周蓉复述了一遍，郑重地说：“你哥真生气了，我要求你去向他保证——你再也不会做那样的事，永远不再说你刚才那番话。如果你不，我就走了，以后再也不来了。你哥的担心是对的。被牵连的人是可悲的，一个人如果明知做哪类事说哪类话将会牵连亲人、朋友，却任性而为，那个人是不道德的。”

冬梅将话说到这种地步，周蓉不能不认真对待，她赶紧走到小院里向哥哥保证。

秉义说：“你不要以为咱们是工人家庭的儿女，就等于披上了政治保险的红斗篷。哪一天政治的狼牙棒挥舞在你头顶，你就后悔晚了。亲人和一切爱你的人都救不了你，受你的牵连也将是必然之事！”

那时秉义已是学校团总支书记，预备党员了。

周蓉理解了哥哥的不安，诺诺连声。

不久后的一天，冬梅劝周蓉还是要争取入团。她说全市排名第一的重点中学的高中生，光荣的“大三线”建筑工人的女儿，如果毕业时连团员都不是，会让别人产生种种不利的猜疑。

周蓉听出了那是哥哥的话，也是她自己的想法。此时的周蓉实际上已多少受到猜疑，她理解哥哥和冬梅的策略——如果入团，有团组织教育和监管着自己的思想，他俩会少操些心，不安也会消除。

她说：“我听你们的。”

未来的嫂子冬梅的态度她得重视。

周蓉明白，自己的重视程度，很可能也将影响到哥哥与冬梅的关系。

她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接着写了两份思想汇报。写入团申请书时，心理上并没有特别不适。写思想汇报时，心里则有些别扭。倘如照实来写，肯定会被视为异类；倘隐而不宣，又是在撒谎。

对组织撒谎是她所不愿意的，但为了能入团，她选择了撒谎。写第二份思想汇报时，她心里已不怎么别扭了。

然而，她并没有顺利入团，负责同学鼓励她写第三份思想汇报后没几天，“文革”开始了，各单位的党团组织全都瘫痪。

一九七九年，人们还在反思“文革”浩劫。

周秉义比一般同学更能感受到校园气氛的吊诡。这位友善的老大哥式的系学生会主席看起来有板有眼，应付自如，实际上他言行谨慎，不越雷池一步。

周蓉突然出现了，而且这位一向不安分守己的妹妹，如今还成了北大中文系学生，周秉义不免有些担心。

与妹妹的第一次见面挺有悬念。本系的一名男生告诉他，未名湖畔有一名新入学的中文系女生在等他，想认识他这位历史系的学生会主席。

自从担任系学生会主席，周秉义逐渐有了一些知名度，成了本系和外系不少女生的追求对象。

他相貌堂堂，彬彬有礼，成熟友善，怎么会不那样呢？其实，他对做名人已经没有感觉。高中时，他就是学校名人。成为全市二十一名高中生党员后，他也曾经一度感觉有些飘飘然。做了兵团师部的知青干部后，更是让许多同龄人羡慕。考入北大，他真的不再希望有什么知名度了。“当好学生当烦了”，妹妹周蓉小学六年级时的感受，也是他当时的感受。

当系学生会主席，对于周秉义几乎是必然之事。他从不刻意追求名利，也从不躲避名利。

有了一定知名度，他便自然而然有了比一般男同学更多的追求者。

周秉义从没动心过。他对妻子郝冬梅的爱可谓白璧无瑕。

他强作欢颜，与每位想要认识他的女同学见面——尽管许多时候他觉得简直是滋扰，也因此烦恼，但是出于起码的礼貌和尊重，他还是克制自己，客客气气。学生干部没什么了不起，多认识一些同学也是自己的荣幸——他经常告诫自己。

一见面，竟是妹妹周蓉，这太令他愕然了。

周秉义从妹妹的言谈举止中，一点儿也没看到吃过“苦头”的人常有的心有余悸和谨小慎微。相反，他感到妹妹简直是好了伤疤就忘疼的自以为是。这让他感到有些不安。

周蓉发表在中文系系刊上那篇“与友君商榷”的文章，让他极为不快，却也不想多加理会。

周蓉确实没把自己吃过的苦头太当回事，更谈不上心有余悸。她知道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经历的平淡寻常。她是满怀着喜悦和兴奋来到北大的，如同一个带着空背包的人进入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她很快就感受到了学校那种思想活跃的氛围，非常享受。对于她而言，新思想是知识，也是财宝。她其实一点儿也不偏激，这得益于她读过的书。她明白凡事必有原因，国家的发展各有不同，甚至与国家基因有关。她在系刊上发表文章，只不过是小试牛刀，看看自己的思想及表达能力。

有人说那篇文章写得挺好，很有文采，这让她对自己的写作更有信心。她心满意足，从此没事似的不再关注那篇文章引起的余波。

然而，那篇文章引起的风波并不因为作者的漠视而终结。中文系的学生推波助澜，筹划了一场大辩论。布告贴出，许多外系的同学觉得话题新颖，别开生面，响应者众多。

这所藏龙卧虎之地，一旦有学生张罗操持，必然影响很大。

好人之好与好学生之好究竟是何种关系？——他们自己也没料到，看似平常的辩论主题，居然引来了许多外系学生。

哲学系的学生认为论题属于哲学范畴，竟被中文系同学搞成了一场辩论会，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一展风采。

历史系的学生也来了不少，他们原本希望系学生会组队参加。中国好人文化源远流长，历史系的学生有太多话可说。

周秉义态度冷淡，不支持，也不反对。他的消极态度甚至引起本系同学的不满。

周蓉本来不在场——她又到图书馆看书去了。作为始作俑者，她其实很难逃避。结果，她差不多是被中文系的学兄学姐挟持到了会场。

周蓉被主持人请上台发言，会场气氛顿时一变。

啊！“邹小容”原来不是热血男生，竟是个大美女。女生们一阵窃窃私语，男生们个个眼睛发亮。

起初，还有些与主题有关的话抛向她——

“你那位友人是何许人也？”

“你俩怎么谈好人与好学生这一话题？”

“你的文章刊出后，友人有什么看法？”

“会影响你们的关系吗？”

这些问题皆牵扯到自己的哥哥周秉义，想到哥哥是多么的不愿受自己的连累，她除了王顾左右而言他，再无别的招数。主持辩论的学兄见她陷于被动，岂忍袖手旁观？出于怜香惜玉，也是为了中文系的荣誉，急忙替她搭台阶铺锦毯，介绍她那一段与“四人帮”斗争的光荣经历来——学兄消息灵通，不知从哪个渠道刺探到了，却又知之不确，多溢美之词，还夸大得甚是离谱。那种情况之下，周蓉不得不出面澄清。

她出面澄清时，台下又是一阵肃静。

当年，有反“四人帮”经历的人士，仍令学子们由衷敬重。北大是“四人帮”流毒迫害师生的重灾区，悲情气氛仍较浓重。现在台上站着一名曾与“四人帮”余党斗争过的美女学生，大家都觉得很传奇。不知哪一位带头喊起了口号，于是口号此起彼伏相继而起。主持人担心局面失控，直接宣布辩论结束。周蓉在同学们簇拥之下，匆匆离去。

辩论会开得并不成功——究竟好人之好更好，还是好学生之好更好，也没辩出个什么结果。周蓉却大大出名，尽管这并非是她的意愿。

一天晚上，周秉义亲自守在周蓉宿舍门外，堵着了要去教学楼看书的妹妹。

秉义劈头问道：“这下你得意了吧？”

周蓉反问：“哥，你什么意思呢？”

秉义有些发火，“你别装糊涂！”

周蓉确实是在装糊涂。哥哥指的是什么事，她当然明白，只不过因哥哥的态度而不悦，故意反问了一句。哥哥的怒气让她更加不悦，依她想来，那件事也不过就是一件结果始料未及的校园偶发之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值得哥哥那么气势汹汹。

周蓉不高兴，干脆装糊涂装到底。她正色道：“哥，我得提醒你啊，你我都已经为人夫为人妇了，我己做母亲了，你不可以用那种莫名其妙的语气训斥我。请告诉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事，让你对我怒火中烧的？”

“周蓉，你不装糊涂行不行？！”周秉义大声嚷嚷起来。

“你小声点儿行不行？让人听到了成什么样子？不错，我是在装糊涂！谁叫你这个哥哥一开口就训斥我的？我现在和你一样是北大学生，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有感而发，在我们系刊上发表一篇文章怎么了？我参加了一场由我们系学生会主办的辩论会又怎么了？何况我也是不情愿的，怎么就像冲了你的气管子似的？你犯得着气急败坏吗？”周蓉振振有词，与哥哥杠上了。

“你那篇文章的思想很成问题！好学生的好与好人的好从来就不矛盾，你为什么要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居心何在？”周秉义简直是审问的口吻了。

“好学生的好与好人的好从来就不矛盾吗？你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文革’那十年中，从小学到大学，不就是因为另搞了一套所谓好学生的标准，才让不少学生变得像野兽吗？咱俩都是过来人，难道你如此健忘吗？用民间的朴素的好人标准来衡量，当年那种种好学生的标准能立住几条？”周蓉也完全是针锋相对的辩论口吻。

“当年！‘文革’结束好几年了，难道你要把那十年记一辈子吗？许多人希望‘文革’成为历史，反感你这种动辄拿‘文革’说事的人。你不要以为你碰巧有了那么一种经历就真的光荣，那只不过证明了你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人。任何时代，不安分的人都要付出代价。你不要刚刚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如果你连这点儿人生常识都没悟懂，那么作为你的哥哥，我有责任教导你，你要牢牢给我记住！”还是教训的口吻，秉义确实也是苦口婆心。

不料周蓉瞪着他，冷冷地回敬了一番话：“哥，没想到十年没见，你变成了一个如此可怜的人。我好怀念十年前的哥哥。我那篇文章的确还有点儿价值。我也要提醒你，蔡元培先生当年任北大校长时，鼓励学生应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你是学历史的，建议你从历史中去寻找……”

不等她说完，周秉义挥手扇了她一记耳光。

周蓉的半边脸被扇得火辣辣的，有点儿麻木。

她却并没捂脸。待了几秒钟，她转身走了。

周秉义气得浑身发抖。他并非小肚鸡肠之人，他的小题大做实在是有苦衷。有关方面向秉义传达了一个意见，希望他劝导妹妹不要太活跃。与妹妹进行严肃的谈话，不仅是他的义务，也是任务。然而，有些话又不能对妹妹挑明，怕她产生心理压力，事与愿违。在他们那一代人中，秉义算得上是老党员了，没有人理解他的苦衷。

秉义的烦恼还没完。不久，他就成了校园传说中周蓉的“对象”，成了许多男女生议论的人物。美女学生的对象究竟是哪一个男生，这种好奇是大学校园里最有传染性的。结果，他当年因为放弃穿军装的机会而在兵团师部经历的新闻“洗礼”，在北大又经历了一次。无奈，他只得求助于中文系学生干部。人家挺给面子，派学生记者采访了一次，稿件仍发在中文系的学生刊物上，题目是《哥哥眼中的“邹小容”》。结果适得其反，周秉义的烦恼更多了，几乎每天都有几个男生恳求他，希望通过他与“邹小容”联系。

满心委屈的周蓉虽然与哥哥不来往了，却能理解哥哥的烦恼，她也有些内疚。于是，她亲自策划了一场“中外情诗朗诵会”——朗诵者主要是学生，还通过冯化成请了几位校外诗人。

那年头，几乎被斩草除根的小说家们尚未缓过气来，诗人们却已“春江水暖鸭先知”，开始有些萌动了。在大学校园里，不喜欢诗歌差不多与俗是同一个意思。一个亲近诗歌的人，几乎就等于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