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2/2）
她问，他有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如果有，只管开口讲，包在她身上。
他说，刚才还有，现在圆满解决了。
她就把询问的目光望向了唐向阳，唐向阳立刻做了一番汇报。
“这怎么可以？绝对不行！咱们公司的顾问经营了那么多年的书店，用得着别人替交租金吗？你怎么从没对我提过？亏你还是公司的一位副总，还在这里听着！这么解决和根本没解决又有什么两样呢？公司每年的公关费二三百万元，一点儿租金花不起了？你真是没长脑子！”
她把唐向阳训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接着俯下身，握着水自流的手说：“水老，多年以来，你为公司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功不可没。你的愿望就是公司的愿望，你把接手人选定了，很好，那便是他了。以后，租金由公司来交。必要的话，公司也可以考虑把那店面买下来。总之，只要公司在，只要我还是总裁，崇文街上就会永远有一家崇文书店！”
她终于放开了水自流的手，看着唐向阳说道：“书店的事你尽快介入一下，究竟是继续租好还是干脆买下来好，我等着你了解的结果。”
水自流感动得老泪，双唇抖抖地说不出话来。
邵敬文也极受感动，曾珊走时，他站起来一再鞠躬相送。
秉昆从旁看着听着，内心里同样感动。
唐向阳送周秉昆和邵敬文回家时，邵敬文在车上说：“那位曾总是个好人，你同意吗？”
秉昆发自内心地说：“同意。”
邵敬文又问向阳：“你们公司的人都特别尊敬她吧？”
向阳说：“谁敢不尊敬呢，总裁嘛。”
几天后，水自流死了。周秉昆背着郑娟参加了追悼会。
那日下起了入冬的第一场大雪。邵敬文带了一束鲜花，恭恭敬敬地献在遗体旁。
路路通公司为水自流操办的追悼会挺体面，本市国营民营企业的头头脑脑们都到了。唐向阳代表公司致悼词。
不少人看到，曾珊流泪了。
周秉义和郝冬梅回国了，他俩二〇一二年的出境游画上了句号。
三十儿晚上，周家的亲人们聚在周秉义夫妇的新家里。按照郝冬梅的郑重要求，市里分给他们一套新房，而不是哪位高升了的干部腾出来的旧房。房子三室两厅，阳台蛮大，比一般副市长应该享受的住房面积还多出十几平方米。那幢小楼当年是为老资格的市领导们盖的，按照“老人老办法”的标准，面积都大一些。组织上告诉他们，这套房子带有对周秉义奖励的性质，是班子讨论决定的。这让周秉义特别不安，逼着郝冬梅将学校分给她的那一套房子退掉。郝冬梅对市里分给秉义的房子相当满意，但对他逼自己退掉学校分配的房子很有意见，因为学校并无打算收回的意思。
周秉义夫妇在欧洲旅行的两个月里，周蓉也没闲着。她在北京工作的法国朋友古思婷与华文志夫妇要合写一部关于中国印象的大书，预计要四五十万字，先在法国出法文版，再由他们自己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书中将写到中国的城镇化现象，他们恳求周蓉陪同调研，经费由法国外交部提供的文化基金支持。周蓉为了完成自己的长篇小说需要搜集相近的素材，很想答应下来，她就跟蔡晓光商议。
蔡晓光特别支持，马上答应。
周蓉歉意地说：“时间可能会挺长，估计两个来月回不了家。”
晓光笑道：“别忘了我等过你十二年，两个来月算什么啊。”
周蓉说：“我不放心你，怕你一人在家孤独寂寞，想我想得没着没落。”
晓光说：“那是肯定的。不是有手机嘛，你得保证每天至少跟我通一次话，外加三条安慰短信。”
周蓉讨价还价地说：“两条吧。”
晓光一本正经地说：“少一条也不行，那我就会去找你的。”
二人调笑了一阵，周蓉还是有些放心不下，追问他独自在家的日子里究竟打算怎么过。
晓光说他也会很忙，他要帮秉义夫妇将新房子装修好，让他们一回国就能住进去。
周蓉感动地说：“你呀，真是天生操心的命，成了我们周家人的公仆，谁家有什么事都主动上。”
晓光说：“这话也太见外了吧？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啊。别看咱们回我老家去，东一户姓蔡的，西一户姓蔡的，今天这个请，明天那个邀，那只不过都是姓蔡而已，没什么真感情。他们的父辈也许跟我父亲有真感情，到了我这一辈，关系出五服好远了。看起来他们好像对我很亲，那是因为春节期间，人对人亲点儿图个喜庆吉祥。哪天我死了，消息传回去，他们路上遇到时互相说：‘知道了吗，蔡晓光死了。’‘昨儿知道的，你这是要哪儿去？’他们能这么提到我就不错了。可我的死对你和你的亲人将会不同，你们会悲伤很长时间缓不过劲儿来，你们会经常怀念我。所以，我要多为你的亲人做好事、实事，让你们不想我都不可能，因为你们总会互相提到我。”
“别胡说了！”
晓光是半开玩笑说的，周蓉却听得鼻子酸了。
“不许再开这种玩笑，我强烈要求你陪我活到一百岁！”
她捧住他的脸，给了他又长又深的一阵吻。
要说周蓉和蔡晓光，也真算是在夫妻之爱方面修成了正果。他们都已是六十多岁的人，在别人眼里是地地道道的老夫老妻。可在家里，周蓉给予他的爱往往仍是那么火热，那么撩人，常常让他春心荡潦，幸福得不亦乐乎。
蔡晓光说到做到，周秉义两口子回国的第三天，就开始到处看家具买家具，觉得如果不赶在春节前搬入新居，那也太对不住蔡晓光付出的辛劳了。
作为兄长的周秉义，婚后第一次在大年三十儿，在自己崭新宽敞的家里接待妹妹、妹夫和弟弟一家三口，这让他同样有种修成正果的感觉。
冬梅除了视丈夫的亲人为亲人，再无本家族的亲人。退休后，她爱热闹，对丈夫亲人们的到来特别欢迎，特别高兴。她第一次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五位亲人，而且是在极满意的新居里，她甚至显得有点儿亢奋，话多了，笑多了。
事先说好，亲人们都要在秉义家过夜。聊啊，做饭啊，看电视啊，都很从容。无论主人还是客人，都不慌不忙。往年聚在光字片秉昆那破家里时，他们往往一边聊天，一边心里都急着吃完年夜饭赶快走人。
晓光说：“没法不急着走啊，在秉昆那儿上厕所太不方便，得走出家门到胡同口去。如果那冰窖似的厕所里有人，就得一边挨冻一边等。”
周蓉说：“我每次都尽量憋着，怕脚下一滑掉厕所里！”
冬梅说：“秉昆那儿太冷，坐时间长了冻手冻脚的。”
周蓉问郑娟：“弟妹，第一次在家里洗澡、上厕所，什么感觉啊？”
郑娟说：“幸福呗，神仙过的日子。我家热水器是接煤气管上的，水可冲啦！”
大家看着她十分幸福的样子，便都笑了。
周秉昆却在阳台上。阳台上堆着不少年货，他逐箱逐盒地看着，选着。
冬梅说：“秉昆，明天带走什么都行啊。”
秉义说：“没想到退休了，送年货的反倒多了。以前他们也不知往哪儿送，这下都有准地方送了。对了，龚维则还送了一箱鞭炮礼花，我这儿是禁放区，你带走。”
秉昆说：“初三我那几个朋友要在我家聚，我们新区随便放，那我整箱端走了。”
晓光说：“给我送礼的一年比一年少，就你姐学校还象征性地给她送了点儿东西，你以后别指望我们能提供什么了啊！”
大家又都笑了。
郑娟把秉昆拽进屋来与大家说话。他问起了龚维则的近况，因为听到了关于龚维则的一些负面传言。
周秉义说，龚维则是在区公安局副局长位置上退的，因为是常务副局长，组织上给了他礼遇，可享受正处级退休干部待遇，也算是一种安慰。其实正副处级干部退休后待遇上根本没多少不同，仅工资上有点儿差别。龚维则本人因为退休前没能再被提拔一次，很是闹了一顿情绪。他能量挺大，在几家私企同时兼职，估计灰色收入不少。他还在警校挂了个“特聘高级教员”头衔，这使他有时可以继续穿一穿警服。总之，他仍活得又忙又生动。
秉昆说：“哥，你以后要与他保持距离。”
秉义问：“你听到什么关于他的闲话了？”
秉昆说：“你记住我的提醒就是了。”
由于和龚宾的关系，他不愿将自己听到的传言讲出来。
晓光说：“我也听到了一些对于他的非议，秉昆的话你确实得认真对待。”
秉义说：“我不是一点儿没听说，可他到处说，他和我关系好到不分彼此。我有什么办法？既不好当面严肃地要求他以后别乱说，也不好在报上网上发布声明说不是那么回事。你们都放心，我会渐渐和他疏远的。”
晓光说：“他在网上发了三篇博文，回忆早年与周家每一个人的亲密关系，点击量很高。”
周蓉说：“我也看了，文章写得不错，那份感情肯定也是真的，并且基本上还都是事实。他那人比较重感情，对咱们周家的人一直很友善，我认为这一点咱们任何时候都不该忘，更不该否认。”
周聪说：“我们报社的一些人也从网上看了，都说是挺好的文章，春节后准备连续转载。”
秉义说：“替我给你们主编捎个话，就说我不同意。”
冬梅说：“那不好吧？传到人家耳朵里，你以后还怎么面对人家？你现在是在民间口碑很好的干部，要说他有点儿什么企图，无非就是想沾你点儿好口碑的光。你都退休了，为什么送年货的人反倒更多了？无非是冲着你在民间的好口碑嘛！一位在职的干部说自己与一位退休的好干部关系很好，无非都想证明自己也是好人，也是好干部。这属于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也证明他们还有向好的心，你别太疑神疑鬼的。秉昆和晓光的话应当重视，但要讲究方式方法，千万别把自己搞得太没人情味儿，那就很不可爱了。”
包括秉义在内，大家都频频点头，表示赞成冬梅的话。
忽然，大家的手机都响了，一看手机，是周玥发来的春节祝福短信。每个人收到的短信话都不一样，除了周蓉，一个接一个念给别人听。发给晓光的话最多，还附有一首诗。晓光读出来，面呈得意之色。
秉义问周蓉：“你也念给大家听听嘛！”
周蓉说：“不想。”
晓光从她手中夺去手机，替她念给大家听。周玥发给母亲的短信最短，三句话是——“亲爱的妈妈，我好想你！祝你和老爸春节快乐，恩爱倍增！期待着妈妈的宽恕！”
亲人们一时默然。
周蓉站起来，要往阳台走。
秉义说：“周蓉，你别离开，听我说完话。从今年开始，我希望每年三十儿都聚在我这里，一个也不能少，包括周玥。”
周蓉背对着大家说：“晓光，替我把哥的话发给周玥。”
大家正看着晓光发短信，秉昆的手机又响了。他等晓光发完短信，看着自己手机说：“是光明发来的，他祝福咱们。”
屋里一阵肃静。
晓光说：“怎么祝福的？你倒是念呀。”
“一时善，一时佛；一事善，一事佛；一日善，一日佛；日日善，人皆佛。善善相报，佛光普照，我佛保佑亲人们岁岁平安。萤心。”
屋里又是一阵肃静。
周秉义低声说：“估计全中国也没多少人在三十儿晚上，居然能收到一位佛门弟子的祝福。”
周蓉说：“手机普及得真快，连佛门弟子也会发短信了。秉昆，他怎么知道你的手机号啊？”
晓光说：“一次我上山去看他，告诉他的。”
周蓉说：“你那么爱去北普陀，干脆哪一天也剃度算了。”
晓光说：“我对红尘倒是不怎么留恋，可就是舍不下老婆嘛！”
大家再次笑了。
周蓉红着脸打了丈夫一下。
周聪忽然嘘了一声，大家又都肃静。这才发现独缺了郑娟，卫生间隐隐约约传来了哭声。
周聪说：“我妈拿着毛巾进去的。”
周蓉说：“肯定在洗澡，秉昆你别愣着了，快去看看呀！”
郑娟果然在洗澡。洗澡这种享受，对她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她洗着洗着，忽然想楠楠了，蹲在卫生间哭了。
秉昆替她擦干身子，帮她穿好衣服，扶她走到客厅。她刚坐下，他替她擦脚。
郑娟说：“别擦脚，这是哥哥嫂子家的洗澡巾。”
冬梅说：“洗澡巾当然可以擦脚。”
秉昆一声不吭，捧住她的脚继续擦。
周蓉说：“嫂子，快，吹风机。”
冬梅赶紧起身，找来了吹风机。
周聪就近插上电源，周蓉替郑娟吹起头发来。
晓光看着说：“弟妹，你多大的谱呀，这可得拍下来。”
说罢，他便用手机拍。
郑娟就笑了，扭转身不让他拍。
她承认自己想楠楠了。
晓光拿起秉昆的手机，将光明发来的短信读给她听。他说楠楠在一时、一事、一日三点上早已成佛，可以称作“三级佛”。当妈的想儿子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成佛的儿子，不必特别伤心。
郑娟说她同时也想她妈了，自己终于过上了好生活，妈却一天好日子也没过着，怎么能不伤心啊！
她又要哭。
蔡晓光反应多快呀，多会劝人呀！
他说：“弟妹，光明的话你得信吧？按光明的说法，你妈更了不得啦！她的善可不是一时、一事、一日、一年的事，没她就没你，也没有光明的出息，也没了秉昆和你结为恩爱夫妻的缘分。”
周聪说：“也没我了。”
晓光说：“就是！所以，你妈属于终身佛级别。都是佛，她现在肯定常和楠楠在一起。咱们的亲人中出了两位佛，多大的幸事，佛祖多看得起咱们，你更不应该伤心了呀。”
秉昆也说：“你不是自己都认为，你妈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吗？你忘了你对我讲过，她对小野猫小野狗都特别爱护吗？”
郑娟终于说：“行，我不伤心啦。”
秉义却起身默默走开了。
冬梅发现他表情不对，起身跟着他走入了卧室。
秉义进了卧室，往床边一坐，双手捂脸，低声哭开了。
冬梅问：“你这演的又是哪一出啊？”
秉义说，他也想自己的父母了。
冬梅说：“郑娟想她妈和楠楠，你想你自己父母，那我也想我父母！咱们这个三十儿晚上就人人伤心，把它过成个集体的亲人追思会呗！”
秉义说：“你的父母与我们的父母不一样，你的父母没像我们的父母那么受罪，我们的父母一生过的都是苦日子。”
冬梅不爱听了，反驳道：“你敢说我父母没受过罪？他们革命年代过的那种艰苦生活，不比你父母过的穷日子苦？他们出生入死，你父母经历过吗？他们‘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搁你父母身上，那还未必承受得了呢！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见不着父母，我自己也成了狗崽子。等‘文革’结束，我只有妈没有爸了，我……我……”
她也赌气往床边一坐，掉起眼泪来。
秉义意识到了自己的话十分不妥，赶紧赔礼道歉，过来哄妻子别伤心。
而晓光在客厅高声喊道：“哥，嫂子，该弄年夜饭了，我下厨了啊！”
虽然发生了两段影响气氛的小插曲，但亲人们比以往任何一年的任何一次相聚都快乐。
这是一次欢欢喜喜的相聚，他们都觉得挺幸福。他们的幸福感，与知识、学历有一定关系——在他们中，四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秉义和周蓉还曾是北大学子。如果再算上周玥，周家亲人中有五人受过高等教育。
在他们中，有一人受益于文艺，那就是蔡晓光。虽然并无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可言，与那些成为文艺大腕日进斗金、财源滚滚的春风得意不能同日而语，但他确实沾了文艺特别是主旋律不少光。
在他们中，有一人成了正厅级的副市长。他努力做一位好官，但是，经由他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操作，弟弟一家还是得了不少好处。否则，周秉昆家不会在新区分到令人羡慕的一套带门面的住房，周聪也不会进入报社成为记者。
在他们中，还有周玥那样嫁给老板，成为其第二任妻子的“七〇后”。
是的，知识、学历、机会、权力、个人对人生的设计都不同程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时代的发展变迁，是国家的改革开放。
否则，便没有什么民办或私立学校。周蓉回国后，就不可能做私立学校的教师，进而成为副校长，她退休后的境况如何也就很难说。
否则，就没有所谓私企，就没有什么私企老板。周玥回国后一旦进不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就将长期面临失业，嫁给一位私企老板更是天方夜谭。
否则，电影电视剧的民间投资也将是纸上谈兵，不可想象。单靠政府全额投资，任何一位省会城市的导演吃“主旋律”这碗饭都不会长久，蔡晓光更不可能多年以来如鱼得水，甚至也算名利双收。
如果蔡晓光自己的人生都相当落魄惨淡，加上今天有工作明天没工作的周蓉母女俩的拖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境况肯定是愁眉不展。蔡晓光与周蓉之间的夫妻关系，断不会像现在这般鱼水同欢，卿卿我我。蔡晓光与周玥之间的养父女关系也肯定是相互嫌弃怨怼，甚至早“散伙”了。
如果没有这个重要因素，也就不会有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房地产公司，周秉义负责的城市改造、招商引资只能是空话，他要为百姓做好事、实事的夙愿也将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他必然会抱憾终生地退休，断无什么令官场和民间都刮目相看的政绩可言。光字片与另外几处危房区自然还是城市疮疤似的存在，弟弟周秉昆一家仍将糟心无望地生活在光字片，让他去一次心情不好一次。
如果周蓉和周秉昆两家的生活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作为哥哥的周秉义分到了好住房，肯定也会住得内心不安，也肯定没有心思与妻子出境旅游。三十儿晚上，他也不会有心情把周家亲人们召集到自己家里来。即使召集了，他们也来了，气氛怎样也只能另说。光明也肯定不会发来那样的短信，即使发来也不会带给他们多少愉快。甚至恰恰相反，还会让他们产生心理逆反。郑娟一哭，更不是那么容易哄好，家里的气氛肯定很压抑。
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生活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也并不是个人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认，国家、社会、时代的因素尤显重要。
世界上每个国家大多数人们的命运，概莫如此。
而在中国，时代的转型颠覆了许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给了他们踏上不同生活道路的可能。周家的亲人们就是这样。
时代的转型曾使周秉昆的人生陷于困厄，却也拯救了他的姐姐、姐夫和外甥女。
这些亲人之中，周蓉、蔡晓光和周玥靠着各自的知识，还有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的灵活性，不同程度地成为发展自己获益于时代的转型者。周秉义、郝冬梅二人靠着各自的知识，还有权力的影响，成为手捧金饭碗银饭碗的国家厅局级、处级干部，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周聪借助大伯的提携，还有个人努力，也成为谈吐不凡、衣着光鲜的报社记者。八个亲人中，只有周秉昆、郑娟两口子直接感受到时代转型的巨大压力。郑娟还另当别论，因为她只是在周秉昆入狱的那十二年里走出家门工作过，并且由于曲老太太出面帮助，工作顺利解决。她的主要身份还是家庭妇女，所感受到的时代转型压力，主要间接来自于周秉昆。
那么，就算她也是感受到时代转型压力的人吧。八个亲人中，也只不过是二比六。
二比六是不可以按照数学法则，直接化简为一比三的。两个人分担同等压力是压力的减法，六个人帮两个人却比三个人帮一个人要轻松许多。实际上，周玥也偷偷塞给过郑娟几次钱。她把自己法国勤工俭学挣的钱换成了人民币，转给了小舅和舅妈，免除他们“双保”缴费的烦恼。
周秉昆并不多么缺钱，往往急需用钱时，姐姐姐夫或者哥哥嫂子多少总会接济他一些。
甚至可以说，他是穷人堆里的幸运儿，不像肖国庆和孙赶超两家那样，他们常常陷于孤苦无援的绝境。甚至还有更糟的，如果他们的亲人中出息了一两个人，背后却有个甚至更多的人需要帮扶。
那种以少帮多接近于拯救的帮助，对于拯救者就是特别吃力的亲情责任。如果拯救者是周秉义那样级别的官员，曾经当过军工大厂党委书记、全省第二大城市市委书记、省会城市的副市长，负责过军工大厂的合资转型；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扶植过多家纳税大户的民营企业，在省会城市轰轰烈烈地招商引资、负责大面积棚户区拆迁和危房改造，并且不像周秉义那样稍稍动用权力帮助亲人便惴惴不安、自责不己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那就完全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来形容，也是恰如其分。
二〇一三年大年三十儿晚上，在退休的正厅级副市长周秉义那宽敞的家里，他与亲人们的聚会，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a市许多巴望着拆迁的危房区人家，气氛截然不同。
一个事实却是，从前的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周志刚，从他上班那一天起，就经常梦想着率领建筑队的工友们在光字片为穷人盖起一幢幢楼房。结果，干了一辈子建筑的他，直到离世也没有住过楼房。他的长子年近六十时开始实现他的梦想，退休前终于超额实现了，除了抹掉他既熟悉又厌恶的光字片，还抹掉了情形与光字片差不多的几处危房区。如果泉下有知，他肯定会特别欣慰。
晚上七点半左右，当周家的亲人们开始吃年夜饭时，他们的手机又先后以各种声音响了起来。除了郑娟没手机，其他六人都有手机，周秉昆的手机是过时的二手货。
有人拨打他们的手机拜年，也有人发短信拜年，摆在桌上的六部手机就此起彼伏地响个不停，他们便都有点儿像早年电话局的接线员了。八点钟央视“春晚”开始，七点半是隔空拜年的最佳时段。拜年太早了像完成任务，太晚了似乎缺少诚意，只有亲人之间才没有这个讲究。料到了这一点，他们吃饭时都将手机摆在了桌上。自己该发的拜年短信，各自赶在开饭前发过了。周蓉和晓光、秉义和冬梅两对夫妻退休后都主动在社交圈边缘化，没发几条短信。
六个亲人中周蓉收到的短信最多，群发短信最少。群发短信是她民办中学的同事发来的，那类短信她一概不回，看一眼就删。多数短信是她教过的学生们发来的，她都认真对待，先用纸笔写好才照着回复。
周秉义收到的短信数量比周蓉少了三分之二，除了一条老干部局的群发慰问短信，他没收到第二条群发短信。发给他的短信中，“尊敬的”三个字频频出现。他已不在领导岗位，给他拜年并以“尊敬的”相称的人，便不再冲着他的权力而是对他的良好印象了。他内心清楚，看时也面有喜色。
周聪收到的短信也比较多。记者交际面广，手机玩得顺溜，边看边回。有的短信还让他笑逐颜开，常常是段子式短信。
相对而言，蔡晓光和郝冬梅收到的短信要少一些。秉昆收到的短信最少，都是几位老友发给他的，也不是什么拜年话，只不过都问他初三的聚会定下了没有。当晚，他们三人吃饭最消停。
这年春节期间，除了四千多万城乡绝对贫困人家，大多数中国人的饭桌上，鸡鸭鱼肉已很寻常。在北方，“猪肉炖粉条子管够吃”，也绝不是异想天开了。春节后大事照例是“两会”，节前报上网上登出了一些“两会”代表委员的提案，反腐和扶贫仍是重点。
不夸张地说，除了天生的吃货，不少中国人鸡鸭鱼肉己吃够了。在老电影中，资本家和地主老财家过大年时，饭桌上也不过就是那几样东西，还给特写，渲染他们生活的奢侈腐化。二〇一三年，中国人吃的意识已发生了新变，口福的标准变了。人们常说，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吃两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的，吃地上跑的不如吃水里游的，吃水里游的不如吃天上飞的。
鸡鸭鱼肉，大多数人都会吃腻，何况除了周聪，当晚在场的人都已不再年轻，饭量有限。周聪成天跑会，不但拿车马费，还到处白吃，肠子里的油脂也挺厚的了，小肚脯往前凸着。冬梅很实际，考虑到了，准备的并不多，求精而已。虽然都被收发短信干扰，“春晚”开始时，基本上还是吃了个一干二净。
秉义说：“做少了吧？谁没吃饱吱声啊，还有现成的，热起来方便。”
大家都说饱了。
周蓉说：“这样才好，不剩。”
冬梅说：“剩了我俩也不嫌，想想从前，哪儿舍得扔。”
秉义取笑侄子，告诫他可别往大腹便便发展。
秉昆说：“当年我们年轻时，谁想胖起来都难。”
周聪不好意思地说，有时一天跑几处会，往往两场会在同一地点。楼下拿一份车马费，听一会儿，上楼去再拿一份车马费，再听一会儿。吃饭时两边看看，哪边丰富哪边吃，吃来吃去的，一不小心可不就把腰给吃粗了。
周蓉问，那你报道任务不是很重吗？写得过来吗？
周聪说又不是专访，不需要自己写稿，人家开会单位预先写好了通稿，稍微改改发了就行。
周蓉又问，现在的记者都这么当？
周聪说如果想这么当，这么混着当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也不是所有报社的记者都跑得欢，行业太窄发行量太小的报社，记者就被冷落。他们报是全市唯一的晚报，发行量有特殊保障，受邀请报道的会议和活动多，每月的车马费不少于工资。
郑娟说：“你能有这么好的工作，要永远感谢你大伯。”
周聪说：“我是以实际行动感谢。在报社，我写的专访和通讯最多，都够出一本书了。我要争取早日获得中国新闻奖，向我大伯献礼！”
长辈们便都赞许地点头。
秉义说：“我当省文化厅副厅长时，你们主编还是我手下一名小青年。你替我代问好，转告他，就说我希望他把网站办好，两条腿走路是大势所趋，形势逼人，必须重视。”
周聪说，领导有意安排他到网站去当个面向青年的栏目主编。
长辈们都欣然支持。
周聪说：“我三十大几了，和当下的小青年有挺深的代沟了，怕辜负了领导信任。”
长辈们又都笑了。
周蓉关心地询问起了他的个人问题。
他说：“有一个了，是同事，可我爸坚决反对。”
周聪与那位“君子兰公主”又和好了。
秉昆就把自己与她的那次冲突讲了一遍。
大家听得又笑起来。
周蓉问郑娟：“弟妹，你什么态度呢？”
郑娟说：“他没带回家来让我见见呀。不过只要他俩合得来，我不反对，什么样的儿媳妇我都能处好，我可盼着抱上孙子孙女了。”
周聪说：“我也不敢往家领啊！”
晓光认真地说：“形象！关键是形象如何。你看你妈、你姑、你婶，当年可都是有好形象在那儿摆着的女性！所以，你爸、我、你大伯，我们都是幸运又幸福的男人。你的形象不错，个儿有个儿，五官端正，你家也不再是光字片的人家了，所以你得在乎形象。撇开个人幸福不幸福暂且不论，周家的第四代人形象如何，责任也全在你身上了。”
周聪说：“这我可压力太大了！她性格好。”
秉昆说：“性格不怎么样！她那天对我那种表现叫性格好吗？”
长辈们不笑了，一时你看我，我看他，那会儿的沉默意味深长。
周蓉说：“周聪，哪天让你姑夫认识她，替你把一下形象关。”
晓光说：“愿意。”
秉义说：“支持。”
冬梅抿嘴一笑，明智地保持中立。
很显然，周蓉、秉义和秉昆都并未顺水推舟。
央视“春晚”的背景更酷更炫，电脑技术的采用使舞台绚丽多彩，如梦幻仙境。照例明星大腕云集，一个个华服盛妆，花费肯定也不少。
然而，鸡鸭鱼肉吃够了，看“春晚”的眼也越来越挑剔了。正所谓众口难调，不搞不行，搞不好也不依，越来越难了。
周家的亲人们也是如此，边聊边看，聊的时候多，一齐看电视的时候少，都是偶尔看一眼听一句罢了。
晓光觉得没什么意思，和秉义到书房聊天去了。片刻过后，周蓉与冬梅互相递了个眼色，也转移到书房去了。又过了一会儿，秉昆也溜到书房了。
客厅里只剩下周聪陪妈妈郑娟看“春晚”，他必须看完，因为有写稿任务。
郑娟说：“儿子，坐妈这儿。”
周聪就起身坐到长沙发上。
郑娟说：“别跟你爸似的，离妈近点儿。”
周聪就坐得离妈妈近了点儿。
郑娟说：“给妈一只手，让妈握着。”
周聪抗议道：“妈！我得记东西呢。”
郑娟说：“先别记。”
周聪无奈，只得伸给妈妈一只手。
郑娟握着儿子一只手，回头看了看，小声说：“妈还是刚才那句话，只要你俩好就好。”
她将头往儿子的宽肩上一靠，看着电视，满脸洋溢着幸福。
这个女人、母亲，她对国家大事一向了解得少之又少。对于她，国家差不多就是曾生活过的太平胡同和光字片。如今那两个地方没了，大多数人家都像她家一样住上了楼房，生活在环境颇好的小区里，这让她觉得国家发生了伟大变化，也带给了她空前的幸福。她的眼光就只能看到这么多，她的耳朵听不到不好的事，她在家里也只看喜欢的电视剧，那些电视剧的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前。那些故事要么很悲惨，要么很悲壮。
她庆幸自己终于活到了中国最好的时光。如果她是狄更斯，那么，她的《双城记》将会如此开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谢天谢地，这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我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好。”
电视里，一位当红歌星激情四射地歌唱伟大的时代。作为见证者、亲历者，郑娟听得热泪盈眶，她是标本式的好观众。
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国门打开就不好关上。国内报刊刊登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见闻，网上更是如此。互联网使世界变得更平了，“人肉搜索”成为广大网民百战百胜的武器，更是某些丑闻始作俑者的噩梦，“真相”二字更加吸引网民的眼球。
书房里的亲人们一下子有五个人，空间显得小了点儿，于是干脆转移到了卧室。卧室比书房大不少，更舒服一些。
一进卧室，冬梅和周蓉立刻上了床。冬梅背垫枕头，周蓉靠着被子，都怎么舒服怎么坐着了。
秉义坐在唯一的单人沙发上，将脚放在床边。
晓光和秉昆各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秉义两边。
他们不是郑娟。基于爱国忧民的本能，他们渴望交流对国家社会的看法。
晓光问：“可不可以吸烟？”
秉义未置可否，冬梅己说：“对你例外。”
秉昆便离开卧室，带回个小盘放在矮桌上，接着将窗子开了道缝。
秉义说：“把门关上。”
周蓉说：“对，让他们娘儿俩听到不好。”
秉昆关上门，刚坐下，周蓉又说：“你听我们说了什么，别跟周聪说，他头脑里还是多一些正能量好。”
秉昆说：“他是记者，真真假假的，听到的比我听到的多得多，倒是我经常嘱咐他别随便乱讲。”
秉义说：“嘱咐得对。他身份特殊，一旦成了传谣者，追查到头上，后悔莫及。”
“哎呀妈呀，忍了好久了，终于过上这口瘾了！诸位，我认为啊，中国的前途仍可以用从前的老说法，地方看北京，北京看中央，中央看高层。现在的中国，不雷厉风行地改革，恐怕就病入膏盲了。”晓光吸了几口烟后，首先发表对时局的担忧。
冬梅频频点头。
晓光的话语直指某些高官，提名道姓，历数他们的贪腐行径，连他们在国外置产的规模与存款的额度也言之凿凿。他却不那么激愤，讲得极超然，有一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淡定从容。
接着，他总结说：“‘夜里演戏叫作旦，叫作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赵朴初先生‘文革’后讽刺‘四人帮’一伙假革命的散曲，用来讽刺他们也完全恰当。”
秉义不动声色地问：“你怎么知道得那么多？”
周蓉替晓光说：“他经常在网上‘翻墙’，看外媒报道。”
晓光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也有不少消息灵通人士嘛。”
秉义说：“问题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谁能分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
冬梅抢白道：“就算一半是真的，中国还可爱吗？”
秉义说：“你退休了也不能开口说这种话啊。别人觉得不可爱了可以移民，咱们能吗？就算能，咱们靠什么生活？咱们的命运是紧紧和国家连在一起的。”
冬梅说：“用不着你教导我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我父母当初出生入死闹革命的理想与今天大相径庭，我有权利这么说。”
周蓉急忙将话题岔开，讲起自己陪两位法国朋友边走边看的经历。她说在什么地方，他们怎么用钱收买了一个人，那人如何带领他们偷偷潜入一处所谓“畜类交易处理场”。她绘声绘色地说：“他们把牛头吊起来，用铁棍撬开牛嘴，塑料管接在水龙头上，水龙头一开，直接往牛胃里灌水。对猪羊鸭鹅也都那么处理。有的牛或猪胃里被灌满了凉水，走不了啦，就往它们身上打一针兴奋剂。这样处理后，就能多卖些钱。生意还很忙，钱挣得也简单，只需要投资一根塑料管。”
周蓉看起来表情平静，但大家都听出了她语调发抖。
秉昆问：“姐，值得那么做吗？”
周蓉说：“一头活牛的胃里最多能灌四十几斤水，生牛的价格十几元一斤，他们认为值。一只鸡那么处理一下，只不过能多卖一两元钱，十只就是一二十元。为了多卖那一二十元，他们同样认为值。我问他们值吗？其中一个人没好气地说，收废品的还往纸板上洒水呢！你先去问他们值不值！”
秉昆说：“他们不是人，是畜生。”
晓光说：“说他们是畜生太侮辱畜生了，没有一种畜生那么恶劣地对待另一种畜生。”
周蓉又讲，他们被发现，被追赶，要不是当地干部及时赶到，三人的下场可就惨了！
亲人们听得惊心动魄。
秉义严厉地对晓光说：“从今以后，你要对周蓉负起看管责任！下不为例，我可就这么一个妹妹！”
周蓉苦笑道：“哥，你别怪他，是我们三个对自己的安全太不负责任了。我向哥保证，会长记性的。”
秉义又问她：“你把自己的见闻上网发表了没有？”
周蓉说：“等配好照片了就上网。”
秉义说：“不许。”
周蓉反问：“为什么？”
秉义说：“你以为有了照片，就可以证明是事实了吗？恨你的人完全可以说你的照片造假，你有口难辩！何况你还跟两个外国人一道！如果有人要把你搞成全民公敌，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冬梅也说：“听你哥的吧，别多事了。”
周蓉说：“那我写到小说里。”
秉义又要说什么，见冬梅朝他使眼色，张了张嘴，将舌尖的话咽下去。
晓光马上将话题转移到食品、药品及生活用品安全方面。
冬梅说：“我们买的多数是旧家具，正是出于安全考虑，没敢都买新的。”
亲人们就此话题接着聊了一会儿，周蓉的手机又响了。她看了片刻，下床走出了卧室。冬梅发现她表情异样，告诉了晓光。晓光又去到书房找她，见她已在上网。
晓光问：“谁发的短信？怎么突然上网来了？”
她不回答，却落泪。
晓光从后搂着她也看电脑，一看就明白了。
他说：“对不起，我当天就知道了。怕你难过，所以没告诉你。”
卧室里的三个亲人正疑惑，周蓉和晓光回来了，她又上床靠着被子坐下来。
秉义不安地问：“周玥摊上什么不好的事了？”
周蓉噙泪摇头。
晓光说，周蓉的导师春节前几天去世了。
周蓉这才说：“他老伴去世多年，一家三口，只有长期住在精神病院里的女儿了。学校居然没人通知我追悼会的日期，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他是我导师，我又不在外地，就在本市！”
冬梅劝道：“你也不必想太多。你不是本校的人二十多年了，别人忘了他曾有你这么一名学生也是正常的。他带过那么多硕士生、博士生，不可能一一都通知到。我在学校也负责过追悼会的事，也有过疏忽，这你就要体谅了。”
秉昆说：“姐，你对导师的感情，可以通过文章来表达，也可以通过看看他住院的女儿来表达。”
秉义说：“对，我举双手支持。”
晓光告诉大家，周蓉导师临终前对到医院看望他的几名学生说：“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大半辈子，在大学课堂讲了几千堂课，还到国外去开过学术交流会，发表文章无数。可有一次，一名留学生的话让我无地自容。他问我：‘你把传统文化说得那么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中国的历史又那么久，为什么中国人给别国的印象并不好呢？’我就要死了，还没想明白该如何回答。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希望你们中有人能把这个问题讲明白。”
晓光说，周蓉导师的话让那几名学生无地自容，有人还流泪了，现场却没人敢应诺。
晓光说完，掏出手绢递向周蓉。她接了，擦完眼泪直接包着鼻子擤鼻涕，擤出很大的声音。
晓光笑道：“得，拿我的手绢当手纸了，那可是条新的，还没洗过。”
卧室里却没有人跟着笑，大家表情都挺严肃。
秉昆忍不住问道：“贪官污吏和刁民，哪种人对国家的危害更大？”
没有人接他的话。
“我说的刁民，是那些往牛胃里灌水的人。”
仍然没有人接茬儿，仿佛根本没听到。
那一刻，周秉昆感觉时光倒流，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哥哥姐姐嫂子下乡前的年代，他们和姐夫在光字片的周家老屋讨论世界名著的日子里。
“你们是不是还都嫌我头脑简单啊？”周秉昆因自己的提问无人回应抗议起来。
秉义又像当年那样捋了他后脑勺一下，接着说：“怎么会呢！你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水平嘛。但是，没有人有权要求别人必须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不是？”
正在这时，周秉义的手机响了。
“维则啊，你不是都发了拜年短信了吗？我也回了呀，谢了谢了，我肯定参加不了。我的胃都切除了，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干坐那儿我不自在，别人也会不自在。别说服我了，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是实际情况。哎哎哎，维则，喝高了吧？咱们手机里不谈政治。对不起，我妹妹弟弟他们两家都在我这儿呢，正玩扑克呢，改日再聊啊。”
秉义说时，冬梅等四人全都屏声静气地看着他。秉义挂断电话，长出了一口气，大家也都跟着出了口气。
冬梅说：“不管与哪些人聚会，只要他约你，不参加就对了。”
秉义说：“我一名退休干部，与一些在职的干部聚个什么劲儿呢？何况我的话也不纯粹是借口，这个龚维则，太不懂事了。晓光，秉昆，你俩记住也要少与他来往。这么不安分的一个人，早晚会惹麻烦。”
晓光和秉昆都点头。
周蓉问：“他跟你谈什么政治问题？”
秉义说：“反腐的问题，他担心扩大化。还没真正开始反一下呢，怎么就担心起扩大化来了呢？匪夷所思。我觉得他是喝高了。”
周蓉说：“酒后吐真言。”
晓光说：“中央一换新班子，一些人还真的坐立不安了。”
冬梅说：“都是屁股不干净的人呗。”
秉昆什么也没说。他不想再说，怕自己的话没人理睬，再次尴尬。
秉义又说：“我困了，要去睡了。秉昆，你一会儿跟我睡一张床，另一间屋也是大床。你嫂子坚持买大床，就是为你们来了睡得开。其他人怎么睡，我不管了，都别聊得太晚。”
他起身朝外走，在门口站住，转身看着大家说：“再怎么聊，都别把中国的发展成就给聊没了。现在，我们的人均gdp快到七八千美元了，沿海发达地区还要高许多，经济总量也快十万亿美元，接近美国的百分之六十，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是有了很大提高。同志们要看到这一点，承认这一点。”
冬梅说：“晓光，你替我把他推出去！都退休了，还经常在家里谆谆教导，真受不了。”
晓光就起身笑着往外推秉义，并说：“安安心心睡觉去，这里聊不出反革命事件来！”
秉义一出门，亲人们都笑了。
秉昆却愤愤地说：“谁都不许再说‘人均’两个字，谁说我跟谁急！”
嫂子、姐姐和姐夫又都笑了。
客厅里，周聪已仰躺在长沙发前的地毯上睡着了，还不时发出鼾声。郑娟则舒舒服服蜷在沙发上，仍聚精会神地看“春晚”，非常惬意的样子。
大年三十儿晚上，在不少人家里，亲人们聚在一起除了聊家常，还聊起了国家的前途命运，包括一些从不关心政治的人家。十八大的新提法燃起了人们对国家对社会更美好的希望，许多人猜测春节过后的“两会”将会出台何种具体政策，期盼自己在新的一年里生活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