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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逆戟鲸(19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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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往回走,周劭问端木云,有兴趣吗。端木云点头,认为做小老板更适合他们的发展。可是他们凑起来只够买两台旧电脑,开一家黑网吧无论如何也应该有四五台电脑。周劭说,这不难,我们追上他的步伐也只需要多花三个月的时间。端木云说,我总觉得哪儿出错了,反正不像是基本现实逻辑。走到药店附近时,两个穿民族服装的女孩从对面跑过来,一个慌张,一个欢乐,同时说,周劭,出人命啦。

死去的那个人,正是找端木云买口服药的老人。按照赵明明的嘱咐,每次只能给老人一小瓶药,防止他多吃。两个月来,老人安然无恙,然而这一次他喝下药以后,或者是忘了,或者是还想再喝一点,具体情况不明,反正是过量,喝死了。家属报警,警察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查到了源头。现在两人面临着的现实是:他们卷入了一宗命案。

周劭问,赵明明呢?药是他卖出去的。糖葫芦女孩们说,他已经跑了,阎丽正在和警察说话呢。周劭说,赵明明这个蠢货。端木云慌了。周劭说:既然赵明明跑了,咱俩也得跑。端木云问:为什么,难道不是应该等警察来吗?周劭说:在他们找到赵明明之前,你会一直待在派出所,因为是你亲手把药交给老人的,因为康孚龙肯定会把你卖了,而不是替你扛着这件事。

假如由周劭来解释他和端木云之间的友谊,他会很简单地说,咱们是兄弟,啥坏事都一起干过。这口气像个北方人。事实上,上海人也经常用这种语气说话。到了端木云这里,他认为,友谊这件事不具备谈论的可能(爱情恰恰相反)。他对周劭说,玄雨误认为我们是同性恋。周劭说,这事儿挺神秘的,我不懂怎么搞同性恋啊。端木云说,我觉得友谊更神秘,历史上我只和童年时代的一条狗产生过友谊。周劭哭笑不得,只能问狗怎么样了。端木云说狗后来被人吃了,我也没替它去报仇。

周劭没有回租屋,直接拉着端木云去了长途汽车站。租屋里当然也没有值钱的东西,除了那台vcd,周劭觉得有点可惜。所有东西都不要了,事态显得严重。端木云问去哪里,周劭说,避风头,期望警察尽早抓到赵明明,就没咱俩什么事了。周劭买了最早发车的班次,完全不管目的地是哪里。五分钟后,两人上了车,同时松了一口气。周劭说,像不像一个梦醒了的感觉。端木云却觉得自己跌进另一个梦里了,竟然成了身负命案的在逃嫌疑犯,他们本来应该去开黑网吧,赚一千三百台电脑的。他说,我们到底犯罪了吗,我得搞清楚这个。

周劭说,很多年前,我父亲所在的货运站有个装卸工和调度员结了仇,他叫上两个工友去科室,你知道,装卸工都很野蛮,他们的生活无趣得像牲口,只能和劣质烟酒为伴,偶尔打上一架像过节似的。三个人去了,可是还没来得及动手,领头的装卸工抽出砍刀把调度员的一只手斩了下来,血喷得到处都是。这头牲口变成了野兽,谁能想到?接着,他砍下了调度员的另一只手,扔下刀,跳上一列火车走了。后来知道,他死在了新疆,拒捕击毙。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两个蒙头蒙脑跟着他一起去的倒霉蛋,一个自首,判三年,另一个也逃跑,被捕后判八年。明白了吗?有人砍了手,真凶跑了,从犯是你,现实逻辑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超现实的逻辑:在真凶被捕认罪之前,你作为从犯的口供是部分失真的,是罗生门,你得和主犯平摊这份罪。

端木云问,那么我和你也是平摊吗?

周劭说,不不,那毒药是在你店里卖出去的,你和赵明明的名字刻在了死者的墓碑上,我还好,我只是目击。端木云说,我完全不知情。周劭说,你法盲嘛,只有抓到赵明明才是正经,再告诉你一个低于现实的逻辑——家属多半不会要你偿命,拿你的命去抵一个半残废的、疼得想跳楼的老头的命,看上去很美丽却没有实际价值,家属要做的是让你赔钱,让你丫的赎回你那条美丽的狗命,你赔得起吗?不是老人的命,是你自己的命。端木云无言以对。这时,汽车开过一座桥,天色渐暗。周劭说,咱们出上海了。端木云没看到任何地理标识。周劭说,我是一个火车司机的儿子,我对边界有着特殊的敏感。

端木云说:我实在想不到,我们会以公路片的方式离开上海,或许前面还有一间僵尸屋。

终于,深夜时他们到了另一座城市。他们没想到赵明明也在车上,他缩在角落里,用帽子盖住了脸。下车时,周劭认出了那个奇形怪状的背影,追过去故作亲热地搂住了赵明明的脖子说:老赵,你说你一个北方人,不往家里跑,往南走干什么,这里你有熟人吗?

赵明明尴尬地说:真巧。

周劭说:找到你就好办了。

赵明明说:我告诉你,保健品还能旺销一个月,我只有跑了才对得起死者家属,因为总公司会赔钱给他们,总公司绝不能让一桩偶发的案子导致全国查封。如果不立案,十万块可以摆平这件事,如果家属有足够的勇气,也许能讨到二十万。但如果我被逮捕,总公司就会让我抵命,抵命当然好,一枪打死我,死者家属毛钱别想。

周劭转身问端木云:现在你明白了吗?端木云说:有点明白了。黑夜之中,三个人不知道去哪里,随便找了个小浴室住下。赵明明提醒浴室过夜不需要看身份证,口气狡猾,像一个惯犯。

三个人在澡堂里泡着,无话可说。周劭说,你们心理压力都太大了,最好去睡一会儿。可是也都睡不着。赵再次安慰他们(也像是自我安慰):不要紧,只是死掉一个老人,我已经让阎丽出面摆平了。到深夜,端木云感到身边的赵明明动了一下,立刻睁开眼,发现周劭也坐了起来。赵明明说:别担心,我不会跑,有你们在身边我还觉得安全一点。

在端木云的小说里,这座城市叫t市,主人公叫d,另外两个人叫z和。他写道:d讨厌用字母来代称一座城市或一个人(除了卡夫卡的k),不过,它仍然必须叫作t市。

第一个晚上,听着浴室里特有的低频轰鸣,仿佛从辽远之处带着回声笼罩过来。d想,这声音要是出自自然界,多少会显得壮阔而神秘,可惜是男澡堂,可惜等而下之,不值一提。z和都睡着了,d靠在浴室的躺椅上,灯都关了,被热水泡过的身体松弛得像一摊泥,恐惧感不那么强烈了,这种错觉使他确信这一晚可以平静地过去。

第二天浴室老板指给他们一家旅馆,说那里不大会查身份证。三个人住了进去,同一间屋子,有三张木床,躺上去均发出吱吱的声音。屋里冷如冰窖,三个人缩在被窝里,共同的念头是不要有警察上门。z的牙齿打战,用上海话断断续续地骂着。第三天早晨,d独自走出了旅馆,他不想再看见的脸了。

t市是他到过的第五座城市。难以想象,一个人活到二十五岁只去过这么几个地方。例如,做了五年推销,在中国大地上狂飙三十多座城市。阅历是一种资本,也是欺骗手段。又想起那个叫雨的文学女青年,有时候他猜测,雨一定去过很多地方,她身上有一种被道路的尘埃所掩盖的光芒,但也许尘埃本身就是光芒吧。d无力地坐在路边,看着t市来来往往的人,这是一座平庸得无法谈论的城市,世界上有很多作家都是从这种地方走出来,仿佛从每一个荒凉的星球平行移动到地球,讲述那里无人所知的话语(比如t市,它应该是t星球)。然而他却被牢牢地锁在了荒凉星球上,就像他父亲在菜地,他姐姐在傻子镇,一样的命运。

d走了一圈,发现他们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离长途汽车站不过两公里。t市与邻省的省会q市相隔不远,这里人的讲话都听不太懂。d想念起了重庆,那座城市太过遥远。他走进银行,把存折里的钱全部提了出来,又去旁边的电信局,往四川打了个电话。d对他爱的姑娘说:我预感到一切都并不像你说的那样。那个姑娘在电话里问:什么,什么意思。他挂了电话。

旅馆离得不远,他绕回去。由于靠近郊外,很多地方长着荒草,在冬季萧瑟枯败,道路倒是平整笔直的。草丛里有陈年的工厂设备,全都生锈残缺,似乎这一带从前是生产区。后来,他确信他们住的旅馆是一间大厂的办公楼,而厂已经不存在了。他看见不远处的铁栅栏门里,由两个穿着过时武警服的男人押着一个哭泣的妇女,走进旅馆,妇女在账台上打电话,对着电话哭喊道,你们快来救我啊,我在t市的收容所。她交了电话费,两个男人笑了,推推搡搡,又把她押回了铁栅栏门里。那里的围墙有四五米高,装着铁丝网,气势像监狱。

d问账台上的服务员,刚才发生了什么。服务员说,喏,里面是收容所,从q市押出来的盲流都关在这里,要么遣送回老家,要么让家人来赎回去。d问,赎回去是什么意思。服务员说,有些人出门忘记带暂住证了,遇到查的,也会被拖走,送到这里来,如果他们的家人还在q市,就得坐长途汽车来把人领回去(记得带上一笔钱,收容所并不是免费旅馆),我见过有孕妇被抓,是不是很夸张。

d回到房间,z和都起来了,两人坐在床上打牌。d把刚才所见的说了,说他已经知道了:旁边是收容所,这旅馆里住的都是来赎人的,有点乱,好处也有,这鬼地方警察不太会来查身份证——既然里面关着的都是没带证件的人,那么你就不能把那些来赎人的人也依据同样的理由关起来,那会形成一个逻辑悖反。说到这里大笑起来。

z说,这种似是而非的法规或者条令,通常就是这样,形成了一个死结,死结越拉越紧,直到最后一层,也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这里是解开死结唯一的机会,不再是法规和条令,不再是正义和秩序,而是交点钱解决麻烦。这就像一个讲着严肃笑话的人,到最后绷不住狂笑起来。

这天下午,一辆卡车运来了十几个人,有一些背着行李,有一些空手,还有一个男人穿着拖鞋手里拎着个超市的塑料袋,看样子是出去购物被临时拉走的,神情十分茫然。这些人下车后分成两队,一队被直接押进了收容所,另一队进了旅馆,挨个儿打电话。从他们安守秩序的状态来看,在卡车上已经被收拾过了。拎塑料袋的男人对着电话说:我不知道啊,我从超市出来被人拦住要暂住证然后我就去了派出所,上了卡车,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最后他似乎是按照领队男人的授意,对着电话机又喊了一句:快来赎我出去,我不想和疯子在一起,我要回到q市啊。这一队的每个人,打电话都喊这句话,通话时间不允许超过一分钟,话费五十元,付到管理人员的手里。

写到这里,小说无以为继。端木云只得添了一句:d深深地感到,自己陷入了一种虚构时间。一个小说作者与杀人逃亡者之间的身份重合,但似乎也不仅仅是这样。

独自去电信局打了电话,回来时神色轻松,双手抄在袖子里。根据他的说法,总部已经派人前往上海协调,死者家属提出赔偿二十万——这个数字有点大,但可望在十二三万的水位上解决问题。z吃着泡面问他,你就不担心我们把你供出去吗,居然还敢回来。故作惊讶地说,你在想什么,我要是被抓,你们立不立功都是从犯,只有逼着总公司把钱付了,你我就都是清白人了。z说,话虽如此,但我还是想把你送进牢里,你这副样子太他妈的讨厌了。摆手说,不要吓唬我,等消息吧,想想死者家属的二十万你就会良心无亏。三人就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通,一致同意,赔钱比抵命更人道。

d走出旅馆,又在收容所外面绕了半圈,距离围墙二十米,沿着一条水泥路。可以说,这是一个被摧毁的地方,旧工厂像是世界末日之后的城市,一片破败的遗迹,而围墙更像是仅存的人类堡垒。他摸出口袋里最后一根烟点上,抽了一口。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女孩从什么地方走了过来,问他干什么。d撒谎说,有个朋友似乎关在了里面。女孩神色疲惫,问他,为什么不去把人领出来。d继续撒谎说,我们问了,但是没有这个人,会不会是跑了。女孩说,各种可能都存在。

这个女孩从口袋里摸出烟,借了个火,两人对着荒草抽烟。d问她,在这里当医生吗。女孩皱眉说,我是护士,精神病护士。d点点头,收容所里有很多精神病人,可想而知。小护士想起来什么,问说你带身份证了吗。d犹豫了一下,掏出身份证。她瞄了一眼,点头示意可以。d松了口气,问她,是不是所有没带身份证的人都会被关进去。小护士不屑地说,屁啦,纠正你,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其次是这里只关q市驱逐出来的无业人员,如果你在t市忘带证件,你可能会被送到更为偏远的郊县去,那里有另一个属于t市的收容所。

当天黄昏,小护士来到旅馆账台,对着电话机和男朋友讲了话,显得很不高兴,说了好多遍屁啦。d在边上静望,有半个小时之久。直到最后,她砸了电话机,付了话费,才回过头来。d说,我想知道收容所里难道没有电话吗?小护士说,有,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用,怕病人胡乱打电话,至于我,我只是不想让人看到自己发脾气。

端木云这么写道:一开始,她像一只小型的猛兽,她要看d身份证的目的仅仅是想确定,d是不是逃逸的精神病人,也许d绕着围墙打转的样子真的像个精神病。后来,她变得善良了,食肉动物的温驯,请务必理解这一差别,食肉动物的温驯和暴虐都可以呈现在脸部,而食草动物不具备这种能力,它们没有表情。

天气不好,t市的夜晚冷清而无聊,七点钟时下班的人群散尽,马路迅速变得空旷。市郊的街道两侧都是公寓楼,黑暗中,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窗子里透出的灯光无一不显得黯淡失色,似乎是整体进入了半休眠的状态。小护士穿着一件宽大的风衣,看了看手表,对d说,我要穿过铁道才能回家,今天没人来接我了,能送我回去吗。d回房间穿了外套,两人就在夜色中走着。小护士问他,你是做什么的。d答,写小说的文学青年。小护士说,怪不得一副苦闷的样子。d说,为什么你会认为写小说的人苦闷。小护士说,我们收容过一个,他背着一袋子书,脑子不太清楚了,非常苦闷,说自己是业余作家。后来呢?后来他脑子又清醒了,借机逃走了。d想我这是在食人族的营地里发现了探险家的足迹嘛,小心翼翼地问她,我能进去看看吗,我也想知道收容所什么样。小护士说,当然不给进去,除非是关进去,但即使关进去,你也只能看到一个房间。

两人继续走着,d沉默了片刻,不太清楚自己会把她送到哪里去。小护士显得无聊极了,打了个呵欠。d点烟,抽了一口说:我的家乡去年有一个人也被抓进了收容所,人们去领他,收容所相当混乱,精神病、傻子和正常人在同一个活动区域内,护士索要非常低的贿赂,据说是五十块钱,然后把人放了出来。护士让人安静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打昏他。在那个区域里,精神病踱着圈子,傻子踱着圈子,正常人也踱着圈子。说到这里小护士笑了,纠正道:那些都是护工,不是护士,护工是男的,身强力壮负责折磨犯人,就像狱卒,而我是正经的护士,我用镇静剂把人打昏。d说,总之你们都是在一座集中营。

小护士又问,你的同乡是哪种人。d答:傻子。小护士说,不可能为精神病、智障和正常人分别盖一座收容所,但是在我们这里,分类工作做得很到位,我的一部分职责就是甄别。d问,这算是人道主义吗。小护士说,无所谓,早在人道主义出现之前,世界上就有精神病院了。d打断说,但不能因此否定人道主义,你们也关了很多正常人,甚至孕妇,这人道吗。小护士说,这是特例,偶尔也会抓错人,但只要有人来领,收容所并不会刁难他们,出钱就行。d说,我可听说有收容所把人贩卖到矿上去做苦工。小护士断然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会被枪毙,再说这一带也没有矿。

两人谈得很愉快,像是对着一部可疑的小说各自在下判断,各自在重要的位置上偷偷修正了什么。d又追问,对了,你说的那个业余作家,他是怎么逃走的呢?小护士说,他要求出去打电话——办公室的电话是专用的,而那些护工乐得拽着他们出去,每打一个电话勒一点小钱(幸运的是本单位的护工还不敢明目张胆抢钱,有些野蛮的地方则无法无天)——于是,这位业余作家狂奔而去,没有人追得上他。d惊讶地问,没人追得上?小护士说,是的,没人追得上,天知道他跑得有多快,像是练过的,当然,护工也有责任,他们以为两天没吃饭的人跑不动。d说,有些作家是练长跑的,因为似乎跑步和某种写作的意志力有关,或许也有特别能挨饿的,饥饿的艺术家。

经过一家卖游戏机的小店,小护士让d陪着去买碟片,小护士平时在家看片子。她说,男朋友爱打电子游戏,他有一台pystation,成天窝着打游戏,他是个没有什么思想的人,只想打游戏。

d看到了一款游戏,立刻想起来,在大学宿舍里曾经有同学玩过。游戏中的女孩在一所空荡荡的别墅里走来走去,进入每一间屋子,打开所有的抽屉,目的是让一个更为年幼的持剪刀的变态儿童出现,追杀女孩。女孩躲藏,有那么几个角落是变态儿童找不到的地方,他会狂笑着消失,另一些角落则陷入进退无路的绝境,被杀死(始终是一声惨叫)。游戏设定得很死板,命运一次次机械地重复,展现了一种并不存在的必然性。d认为这种3d恐怖游戏并不那么简单,至少呈现了“永劫回归”的概念。

天黑后,两人穿过了铁路桥洞,小护士拿出一个手电筒照着,听到道路另一侧传来呻吟,她说这是流浪汉,不用管。十分钟后,两人走进一条小巷,小护士指着一间房子说,到了。

d停在原地看了看,路灯黯淡,照着街道两边的小平房,屋檐低矮,几乎撞着头顶。小护士说,你这个人还蛮有意思的,只不过,再见了。d问,只不过是什么意思。小护士说,心里觉得可惜。d问,可惜什么。小护士说,我和那个业余作家可聊得来呢,他跑了,我很无趣,非常想再抓一个业余作家进去,可惜你没有被收容,如果你跟着我进收容所,我可能会永远不让你出来。d眨巴着眼睛。小护士大笑起来,这玩笑开得没完没了。

d回到旅馆里躺下,和z仍然在打牌,他很快入睡,梦见很多奇怪的东西。分别有三个人在一间屋子里踱圈,精神病,傻子,正常人,但谁是谁却分不清楚。后来,护士加入进来,站在圈子中间不动,她拥有三张面孔,分别对应着三个踱圈的人。这个梦奇怪极了。醒来时,他发现和z像塞尚的油画,凝固在灯光下。原来他只睡了两个小时,这时是深夜。

那些邂逅的人都值得写进小说。d想,邂逅这个词或许很庸俗,不妨换一个,那些偶然相遇的人。那些在偶然中藏身的人,那些被偶然遮蔽的人,那些可能拥有无限注释但文本残缺的人。他从床上坐起来找鞋子,发现正在把一张牌塞到屁股下面,而对面的z毫无察觉。d问z,你输了多少了。z说,五六百。d说,他出老千。

两个人合力将制服了,并且按住了他的嘴。z体会到了事情的荒谬,一直在发笑。d忍不住叉住了的脖子,低声凶狠地警告:我不应该和你平摊这份罪,我应该去报案,不能让你丫跑了,先绑起来。说,兄弟们,总公司马上就要搞定了,不要慌,出老千的事情我向你们道歉。d完全不相信,把的包拿过来搜了一下,发现里面有三张身份证,全都是的照片,但姓名和户籍地址完全不一样。这下z也蒙了,问:你到底是谁。说:我就是赵某某,一直叫赵某某,还有两张身份证是假的。

后半夜,坐在床上,显得非常沮丧,不时抬头看看d,说你小子看上去很文质彬彬的,怎么这么狠,差点掐死我。z说,是的,d身上有狂怒的因子,他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d说,每一个邂逅的人都是残缺的文本,但你他妈的是个啰里吧唆的过剩的文本,三张身份证,你想干什么。

说,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所有的在逃案犯都有三张身份证。

两人把绑在床架子上,笑了,说他妈这是妓院的绑法,给我盖条被子吧。的轻佻让d再次狂怒起来,找了块布头试图堵住的嘴,骂道,不用吧,我会喊吗,你再仔细想想我会喊吗,难兄难弟不要自相残杀啊。d毫不手软,顺手给了一个耳光。z收走了的三张身份证。

天快亮时,z和d走到旅馆外面去抽烟,天气更坏了。z说,不要再虐待了,绑在旅馆里终究也不是办法。d说,刚才我疯了。z说,太冷了,回去吧。d问,如果我去投案会不会更好。z反问,你觉得呢?d扔了烟蒂,望着起大风的暗蓝色天空说,不知道。

此后的几天,很安静,什么都没发生。d有时会走到围墙边,静静地向里面张望。距离春节越来越近,他想,一月是个奇异的月份,在两个不同坐标的年节之间,时间被压制了,时间无法流动,一切显得毫无希望,一切都在煎熬,爱情会失效,梦会比清醒更清醒,而杀人一定会成为悬案。

这天下午小护士又出来了。d问她,里面到底关了多少人,这么安静。小护士说,有时人多,有时人少。d问,到底多少人呢。小护士说不告诉你,想象我是一个典狱长,而你是kd惊讶于她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她说那个倒霉的业余作家留下了几本书,而她唯一读完的是《城堡》。又说:我在中学时就读过一次《城堡》,你为什么要惊讶呢,和那种苦闷脸色一样都没道理啊。

《城堡》是一部失去时间的小说。d说,但真正神秘的是《致菲莉斯》。在菲莉斯面前卡夫卡变得像一座城堡。

小护士没有看过《致菲莉斯》,她觉得情书可看可不看,所有的情书都傻气。d说卡夫卡例外,当然,即使卡夫卡也没有打算将这些信件公之于众。小护士读《城堡》最深刻的印象是弗丽达,说弗丽达像一个精神病护士。d说,肺结核好像是带有一点精神病的症状,也许卡夫卡的精神需要一个护士型的女人,一半抗拒一半顺从,《致菲莉斯》之中所有的肯定语气都带有犹豫、怀疑和否定的色彩。小护士插嘴说,梅毒才会变成精神病。d说,那是莫泊桑,其实《致密伦娜》更神秘,像一座燃烧的城堡。小护士困惑地眨眼,听不懂他在说什么。d说,咱们别谈卡夫卡了(每个文学青年都会谈论的话题,而她偏偏不是)。可是小护士却继续追问,在卡夫卡的小说里,到底是k还是kd想了想,确定是k,而k是不太熟悉卡夫卡小说的读者的一个误写。小护士说,你和业余作家一样,都有强迫症,他坚持认为是k。d摇摇头,表示自己没有强迫症,而是细读小说的基本能力。小护士说,你又露出那种苦闷的表情了,你在想什么。d说,刚才一下子觉得无聊了,谈点别的吧,随便什么,比如那个业余作家,他写过什么。

小护士说:不知道啊,他好像还是个歌手,他对我说,有时候是歌手,有时候是作家,另一些时候他是流浪汉。护工会欺负他,叫他过来,歌星给我唱首歌听听。他很傲慢,不唱。护工揍他,揍得不是很重,主要是因为他不守纪律,揍他的时候他就唱歌了。他后来不再信任我了,因为我把他会唱歌的事情说了出去。这个怪人,说我出卖了他。

d说,在收容所里没有人不怪。小护士说,是啊,我也觉得自己怪的。d说,但你不会挨揍。

小护士继续说着业余作家:他不肯说自己的名字,一个细瘦的男人,手指很尖,脑袋圆而大,留着长发,但是很久没洗,这很容易被人当成流浪汉(护工直接给他推了个光头)。他爱穿拖鞋,寒流来了,给他球鞋他也不要,甚至逃跑的时候,仍然拖鞋。有一次,他脚趾流血,因为他愤怒地踢了水门汀,另一次,他用拖鞋打了一个护工的脑袋,招致暴打。有时候,他比傻子更安静,好像觉得收容所这鬼地方还不错。他趴在窗台上向外望,走过去喊他,他眼里亮闪闪的,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了。有时候,他咒骂,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

你肯定爱上业余作家了。d说。

小护士说,他太邋遢,我还是喜欢干净的人。过了一会儿她又说:真想把你关进收容所啊,一次一次反复地关进去。d不明白她什么意思,但立刻想到了永劫回归。

两人绕着收容所散步。小护士说,这一带郊区啥也没有,人都住得七零八落的,往北走一段就是铁道。铁道是最脏的地方,充满敌意,只适合流浪汉和精神病生活在这一线。从前的一家肥皂厂,已经停产倒闭,把围墙拆了,改造成收容所。在走廊里,有时会闻到残存的肥皂气味。小护士会戏称那些人是肥皂,来了一块洗衣皂,指男人,来了一块香皂,指女人,来了一个肥皂头,指残疾人。小护士说我们收容所不算太坏,比起其他地方,不算太坏。

可是这个收容站,它并不收容铁道沿线的人渣,咱们那天在铁路桥下面遇到过流浪汉,告诉你吧t市不在乎这些,也没钱收容他们,除非是开展什么城市清扫运动了才象征性地抓一下。这个收容站接纳q市的客人们,q市是个好地方,它甚至不愿意在本市造一座收容站而要把垃圾扫到我们这里来。

d说,收容站是一种象征。埃及法老对某种罪人会判决永远流放出他的王国,并非因为惩罚他们的罪,而是因为不洁。他们的存在玷污了王国的神圣。小护士问如果他们回到王国会怎么样。d说,会杀死他们。小护士说咱们这里不能杀人,只能一次次地送出来,一次次地返回去,像游戏。d说,没错,我见过那种电子游戏,几乎是一样的思维方式。小护士微笑着说,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收容所也会弄死人,但这不是游戏的逻辑,你就当是游戏机坏掉了吧。

再一次走过铁路桥下面,天还没有黑,一个人都没有。小护士停住脚步,露出了伤感的神色,说她上班的时候会经常停在这里,不想往前走,等着头顶上有火车开过,她获得了一点心理暗示,然后才能迈出步伐。

小说写到这里,又停下了,下一步应该是走进收容所,但端木云对此毫无办法(即使有办法恐怕也不敢一试),于是,小说里的d也停在了这个位置。晚上他又出去散步,回到旅馆,发现周劭和赵明明偷看了他的笔记本,两人都发笑。周劭说,k是因为没有证件无法进入城堡,你恰恰相反。赵明明开玩笑说你可以回到小说中的q市,找一个城管之类的,说自己三证全无,你就可以进t市的收容所了,我们会在这里赎你出来。端木云愣了一下。赵明明说,把你从收容所和小说里一起赎出来。

当晚,他写完了这篇小说。周劭起床,看到他的空虚脸色,说我无论如何想不到你能在这种情况下写小说。端木云呆呆地说,我他妈的感觉赵明明比我更有文学天分,简直不想活了。

在他写过的二十来个短篇小说中(包括有头无尾写不下去的),这一篇最为无趣,仿佛幽闭恐惧症患者被一脚踢进了地下室。短篇小说需要一两个强有力的句子作为结尾,当然,也未必,有时候强有力的句子显得拙劣。d在小说中寻找着结尾的句子,他问小护士,有什么句子可以用。小护士说,业余作家有一次跟我说,写小说嘛,就是在腐烂的尸体中找到活着的蛆虫。d说,这句话不错,但太刻意。小护士说,业余作家说他在兜着精神病人的圈子,护士在兜着正常人的圈子,而护工介于这两者之间。d说,这句话不高明,借助意象完成了一个寓言。小护士说,他变成了一个正常人,逃离了他的幻觉,这是护工说的。d说,这句话好,就用他了。小说的结尾,z和消失了,小护士也消失了,d一片茫然,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到达的。d兜兜转转,遇到了好几拨人,但始终无法进入收容所。d站在铁路桥底下,火车开过,开过,开过。d买了一张火车票离开了t市,像个正常人那样逃跑了,他决定回到q市扮演一次精神病人,然后被送回到这里。这是端木云预先想好的结局,但不幸被赵明明说了出来。他想起沉铃说过,小说的结尾是一次施咒。这个咒语怎么可能出自赵明明之口。

周劭和赵明明两人吃腻了泡面,到街上去找食,附近餐饮业凋零,想吃点像样的必须去市区,但二人又不想走远,在铁路桥附近一家小饭馆坐下,点了几个炒菜,又要了十瓶啤酒,喝得腹中冰凉。周劭继续追问总公司的事,赵明明变得严肃起来,周劭从未见过此人出现这种状态,像什么东西附体了。赵说,你得把身份证还给我,其他可以开玩笑,这个不行。周劭说,在我口袋里。说完掏出赵明明的身份证。赵拿过身份证说,不只是这张,还有那两张假的。周劭说我扔了。赵明明喝了一杯啤酒,看着周劭,说要是在三年前,我会用啤酒瓶打死你,但现在不会了,我们好坏也算是兄弟,身份证你没扔,藏了,给你一天时间想清楚了还给我。周劭说,就在账台上,我用一个信封装了,自己去拿吧。两人喝到第十瓶啤酒时,赵明明去外面撒尿,冻得抖抖索索地回来了。周劭忿忿地说,操,你竟然威胁我,你弄死了人,把我和端木云拖下水。赵明明快速地打了周劭一个耳光,周劭蒙了,也醉了,脑子里反应不过来。赵明明又拍了拍他肩膀,说:不要在饭馆里说谁曾经弄死过人。

也就是那天下午,端木云从四楼的洗澡间下来,同样冻得发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走廊里徘徊。他认出是阎丽。她像是一个使者,端木云提着塑料脸盆在走廊尽头望着她,阎丽来回踱步,端木云对自己说,阎丽不可能带来好消息。接着,赵明明和周劭从外面进来,都喝晕了,甚至没能认出阎丽。她冷冷地拽住赵明明,又指着二十米外的端木云说:你也过来吧,站那儿想冻死吗。

好几个月来,端木云一直不清楚阎丽扮演着什么角色,他对康孚龙公司没兴趣,对阎丽也没兴趣。现在赵明明告诉他,阎丽是“政委”。听到这个,周劭神经质地笑起来:阎丽,政委,你们他妈的怎么能用这种词来客串到一个破烂公司,你们一定还在报纸上大谈伟大领袖的营销思路吧。赵明明说,我们只想挣点钱。周劭不管,喷着酒气继续说:领袖营销思路,领袖企管哲学,还是很有用的,很有用。赵明明说,有什么用。周劭说,使你们这群烂货以为自己在干一件大事儿。

阎丽厉声说,都闭嘴吧。

她身上有一种魔力,可以令所有人闭嘴。端木云搬了一把椅子抵住门,坐在椅子上防着赵夺路而逃。两个喝醉的人各自倒在了自己的床上。阎丽坐在赵明明的床沿边,低声说:查清楚了,那个死掉的老头,他喝了三瓶康孚龙,写了遗书。周劭跳起来说,他是自杀。阎丽说,虽然如此,我还是付了二十万,我们自己的钱,因为床头那几瓶康孚龙是无证假药。端木云说这怎么可能,你哪来这么多钱。阎丽说,我们攒了三年。我们是谁?周劭和端木云一起问。赵明明坐起来说,阎丽不仅是“政委”,她还是我老婆。这时,端木云和周劭一起哦了一声,仿佛叹息,也仿佛释然。

赵明明说:告诉你们真相吧,总公司不会替我赔钱,是阎丽在上海处理这件事,你们不了解康孚龙的性质,总部会让我去死,我必须自己解决问题,但如果由我出面去谈,死者家属会把价码抬到上百万——谋杀和卖错了药是完全两种性质的罪行。阎丽插嘴说,我希望你不要再贪小利了,卖假药一样会枪毙。赵明明说,那药是好的,吃多了才会死,死也没有什么痛苦,像麻醉药似的,我继续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老头是自杀,吃了假药,阎丽同志花了七天时间把一单本来可以用十万块解决的生意谈到了二十万,如果在农村两万就搞定了,你们都算得出来,一个身患重度关节炎、并且不打算活下去的老人值多少钱。周劭说我算不出来,一万块就够请个杀手买人命了。赵明明说,不要打岔胡诌,阎丽是好样的,二十万我也认了,接下来,明天一早,我会和阎丽一起回上海,康孚龙公司总部来人了,我听候发落。周劭说,为什么还要回去。赵明明发笑说,整个上海分销处被抄了,没收了价值五十万的货,这五十万我再也赔不出来了。周劭也跟着笑,拍拍赵的脸说,那你还不赶紧跑路?赵明明说,我躲得过警察躲不过公司,我哥也在康孚龙做经理,他们可以找到我全家。

这天晚上,赵明明和阎丽睡在一张单人床上。关了灯,端木云在黑暗中瞪视天花板,神经像被点燃了,一切经历过的事情混杂着虚构的小说情节奔袭而来。他想我也许应该推翻所有的短篇,写一个长篇,但那些人物又该如何安置,它该结束在哪里?现实永无休止啊。

到了晚上十点,周劭醒过来上了趟厕所,回到房间,开了灯找水喝,发现屋里的三个人都瞪着眼睛。周劭笑了起来,拎起热水瓶喝光了残存的凉水,彻底醒了,三个人都不说话,仍然瞪视,像三具尸体。周劭说,喂喂,不要这样,太可怕了。他放下热水瓶回到床上,把被子披在身上说:赵明明,我搞不懂你,你一个人住在办事处,怎么不把阎丽接进去一起住,非要让她和分销处的女孩们合租房子,睡那种猪窝里。

赵明明说:阎丽是我的卧底,她知道分销处的女孩们在想什么说什么,管理很重要。周劭嗤之以鼻,说:那你肯定知道,女孩们在背后说你阳痿。赵明明愣了一会儿,说:我确实是啊。周劭一时语塞。赵明明坐了起来,找周劭要了一根烟。一开始,阎丽的头搁在他的腋下,两人保持着这种相拥而眠(而死)的姿势似乎可以熬到天亮,但现在,阎丽也不得不披上衣服,拢起头发。赵明明说:端木云,你不是在写小说吗,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是最后的故事,讲完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你把我写到小说里去,这算是我给你的补偿吧。阎丽转过头,悲伤地说,不要讲这个。赵明明摆了摆手,示意阎丽不要打岔。

赵明明说:我是阳痿——刘玲玲她们并没有造谣,这件事在康孚龙总部尽人皆知,后来传到上海。我是怎么变成阳痿的呢?你有点耐心听着。

一九九四年我和我的哥哥,他叫赵良栋,我们坐上火车去南方捞金。良栋中专毕业,我大专辍学,我们都是有点文化的人,城镇户口,去南方并不想在工地上搬砖头或者做流水线工人。简而言之,不像你那样是个赤裸裸的农民。

那是一列绿皮火车,乘客不多,半夜三点我们遇到了车匪,四五个人,有几个堵住车厢两头,剩下的人顺着车厢走过来抢钱,一手拿刀,一手伸进乘客的口袋。不要问乘警为什么没出现,在那种情况下不会有乘警。

车厢里的人一个一个醒了过来,我和良栋对面坐着一个大胡子,大胡子的身边是一个女的,也就是阎丽。(阎丽插嘴说,我和大胡子不是一起的,当时我们互相都不认识。)我们等着车匪过来。我哥口袋里有八百块钱,是我们所有的路费。八百块抄走,就只剩下我裤腰里缝着的五百块救命钱了。我们等着车匪来抢走八百块,肯定保不住了,敢于动手反抗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即便如此,我还是从裤兜里摸了一把水果刀,反手藏在身后。

车匪走到我们身边,那是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他打量了一下。我认为他一定会先从我开始下手,因为我看上去很怂嘛。但是没想到,他的手伸进了大胡子的衣服里。大胡子端坐不动,我们看着。车匪的手摸到他腰里,停住了。过了很久,他把手抽了出来,手里是空的,没有钱包或是其他东西。大胡子平静地说,我就是李勇军。车匪点点头,又看看我们。大胡子还是很平静,说,这三个都是我的人,算了吧。车匪向后退了一步,好像是犹豫了一下,嘀咕几句,带着人走了。非常神奇是吗。(周劭插嘴说,这种故事听过,腰里有什么,枪还是手雷?)

听我说完。火车停在一个小站上,车匪们跳下车,顺着铁轨走了。车厢里的乘客忙着找警察。一分钟后,火车如常启动。我哥赵良栋,站起来奔向厕所,他憋不住了。在乘警出现之前,大胡子打开了车窗,从兜里飞快地掏出一把枪,扔出了窗外,然后关上车窗,对我们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大胡子说,睡不着了,我们打牌压压惊。我哥回来了,我们四个人打牌,这就算是认识了。大胡子指着阎丽说,你很镇定。又指着我和我哥说,你们不行。这时我哥才问,为什么车匪听到李勇军的名字就走了。大胡子瞟了我哥一眼,说,李勇军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

打完牌,大胡子问了我们的情况。我们三个都是去南方打工的,阎丽是流水线女工。大胡子说,他有一份祖传秘方,治关节炎的,南方有一个朋友想出钱合伙开药厂,是正经生意,问我们愿不愿意跟他干。你们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是一个多有控制力的人,他只说了一个开头,我们兄弟俩就答应了。一个带枪的人啊,正常情况下谁敢相信他?(周劭说,明白了,大胡子李勇军就是康孚龙的老板,可是不对啊,老总姓康。)

李勇军是副总,他很少出来,不过康孚龙的元老们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精神领袖,自信,冷酷,聪明。只有他才能在这个鱼龙混杂的世界上指挥着上千号人挣到钱。我愿意为他卖命,如果没有遇到他,我们三个人都还是农民工。不卖命不行啊,我现在年薪八万,去哪儿再找这么一份活?

我们干了两年,生意做了起来,在二十多个城市铺货,当然都是中小城市,成本低。我和良栋都成了总部的骨干,而且是元老。这中间有多少艰难,不说也罢。(周劭说,你的阳痿呢,总不能是在火车上吓出来的吧?)我和阎丽结了婚,那时候还没这事。到了九六年秋天,本地有个经销商欠了我们一笔货款,公司派我和阎丽去追讨。我觉得人太少了,去了可能会吃亏,李总说没问题,大家都是有背景的。到了楼下,那楼非常破旧,南方的城中村,像个立体的乱坟岗,里面有黑帮、妓女、吸毒仔。我对阎丽说,经销商那老板是黑社会,你一个女人,先回去吧。我一个人顺着楼梯走上去,迎面走下来的都是穿汗背心带纹身的人。我不怕他们,我们公司也有这样的人。

事情谈得很不顺。当时我们公司资金链有问题,那笔钱很大,必须要回来。我急了,讲话不客气,经销商那老板趁势掀了桌子,几个人把我按住。知道怎么弄我吗?用枪顶着头,跪着,几个人把我的裤子扒了,开了一个电风扇对着我的裤裆吹。

然后,他们把康孚龙一瓶一瓶地浇在我的老二上。酊剂一挥发,什么滋味你们可以在自己老二上抹点风油精试试。我跪在那儿磕头,爷爷,你们都是我爷爷,不要搞我啊。这伙人给了我一张白纸说,写收条,写了就让你走。我说不行,公司的钱,资金链断了几百号人都得散伙。我不能辜负李总。这伙人说,那就继续弄你。就这么弄我,六个小时。后来,阎丽带着人来踹门,李总也到场了,把我救了下来。李总看了看我的样子,就说,钱不要了,先回去。经销商那老板玩着手里的枪说,你的马仔很硬气,回去好好补补,没事的,以后说话要有规矩。

我回去以后,废了,补什么,彻底废了。阎丽去找李总,李总啥都没说,只有一句话,赵明明并没有立功,他只是没犯错,忘了这事吧。他私人给了我两万块钱。那年我哥生了个儿子,李总又给他一万。我从来没想过退出康孚龙,尽管我认为李总那次是把我卖了。

你们以为这事结束了是吧,对我来说是结束了。一年后,经销商那老板消失了,彻底消失了。别问他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们这件事,不是要说我阳痿的原因,明白吗?我没必要告诉你们这个。我要说的是:第一,康孚龙和李总就是我的上帝,我不会背叛他们,阎丽也不会允许我背叛他们,第二,如果我背叛,我知道下场是什么。

你可以写一个马仔怎么被弄残的小说,最好写得像契诃夫那样。我没读过什么文学作品,上学的时候看过契诃夫,他写各种马仔写得好像还不错。将来你们做马仔,别做成我这样。

端木云在梦里对赵明明说,你的故事像个地摊小说。赵明明悲伤地摇摇头。端木云说,我没把握,也许可以写一写。赵明明说,我认为任何一个人都值得写成小说。端木云说,不是这样的,你给自己画了一张速写而已,事实上,你不是那种很值得写的人。赵明明又悲伤地摇摇头。端木云说,确实,文学不如生活残酷,文学的残酷在于你不值得一写,尽管你觉得自己经历了残酷的人生。

话说到这里,他醒了过来,觉得十分不快。梦到一个近在咫尺的人,像疯子的幻觉而不是梦,然后他才想起来,赵明明和阎丽回上海了。已经是中午,周劭也不在。他在床上多躺了半个小时,再起床,发现屋子里只剩下自己的包。他觉得不可思议,到前台去问,服务员递上一个信封,说三个人是一起走的,年轻的那个留了信给他。他想,简直混账,每个人都在搞这一套,把信留在账台上。

在信里,周劭说他打算陪赵明明和阎丽去上海解决一些问题,看看抄走的货能否赎回来,赵答应给他一份酬劳,不过并不打算再带上端木云。信的末尾,周劭自嘲说我竟然决定跟着两个杀红了眼的赌徒去搏最后一把,祝彼此春节过得愉快。端木云叹息着收起了信纸,确实,每到这种时刻,周劭总是能保持着奇异的乐观精神,这种气质在端木云身上根本不存在。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端木云感到轻松,坐在床上看窗外,也看着床架子上用红漆写的编号,也看着旧写字台上的一个保温杯。那天下午他什么都没吃,走到收容所边上。现在他知道,高墙围起的空间大约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里面有一栋四层楼房,应该还有一些树木,可能已经落光了叶子。他顺着围墙走了一圈,姿态像是在沉思,又像在等待着什么。他看到地上有一些跳房子的粉笔线条,与此同时,仿佛听到有男人唱歌,从高墙里传出来,他停下脚步,歌声又消失了。这个下午,没有人出现,小护士是存在于小说中的一个幻影。旅馆里最后一拨人离开,带着他们赎出来的某个倒霉鬼。斜阳落入高墙之下,跳房子的地方有一道橘黄色的阳光正在快速消失,两侧灰色的水泥地面合拢,最后一缕光在铁丝网上闪耀了片刻。一切平静似小说完结时留在稿纸末尾的空白。他确信自己无法进入收容所了,也确信这篇小说是失败之作。

春节时,端木云没有回安徽,也没有往家里打一个电话,他回到了无锡。三月里,他在一家酒店里做服务生,周劭没有消息。有一天,他在大学附近遇到了辛未来,十分惊讶。辛未来脸色浮肿,走路看着地面,那眼神像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端木云轻轻拍她的肩膀,她立刻站住,回过头看他。有两秒钟的时间,她像是没有认出端木云,然后才说,你怎么还在无锡?

端木云说,一言难尽。两人在街上找了一家茶馆,坐进去,要了一壶红茶喝着。辛未来说,特地回无锡,来拿学位证书,去年毕业时英语没通过。端木云点烟。辛未来说,就这么一会儿时间已经是第三根烟了,你以前并不抽烟。端木云说,跟周劭在一起学的。他把自己半年来的经历简单说了一遍,主要是讲周劭,又说目前联系不上周劭,最后才问辛未来:发生了什么?你去了哪里?

辛未来说,第一个问题,别问了,第二个问题,可以告诉你,我在广东做实习记者。端木云问,哪方面的记者,娱记吗?辛未来说,当然不是,目前跑社会新闻口子,将来想做深度报道。端木云问是哪家媒体。辛未来摇头说,没必要讲,免得周劭出现在她的办公室门口。又说,你发誓不告诉周劭。端木云说,行。辛未来说,有一天他找到新的爱人了,也许你可以告诉他。

端木云再次问她,你当时去了一家唱片公司,然后发生了什么。辛未来看了看窗外,实际上是移开了视线,说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不想谈。又说,真奇怪,我们只是十个月没见,但好像隔了十年,假如可以十年不见,那就不必再见了。

两人喝着茶,忽然无法再交谈,各自发了呆。隔了很长时间,辛未来说,你似乎是谈过恋爱了,或是爱上过什么人了?端木云更发呆,问说你是怎么知道的。辛未来说,我从你眼神里看出来的——其实是猜的啦。他心想,可是我爱上了谁呢?辛未来说,恋爱很好,你整个人都太紧张,恋爱可以让你放松一些。端木云说,我不觉得自己紧张。辛未来笑笑说,你自己当然不会觉得,可人人都这么觉得。

辛未来走后,端木云长久地靠在藤椅上,让时间停顿下来。寒栗不知从何而来,起了一层在手臂上。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闲散无聊的大学时代,可以感受到昼夜或是季节交替,但对数字呈现的时间显得迟钝,假如有人给他做倒计时,这一短暂的流逝简直像命运一样憎怖。辛未来所说的十个月是多久,十年是多久?他对自己说,辛未来的十个月和我的十个月并不是同一件事,应该是各自的蒙太奇才对。日落之后他从藤椅里站起来并且收拢桌上散落的几根香烟,像捡拾着某种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意识到自己和周劭一样,彻底失去了辛未来。

夜里,他数着路灯杆子走回酒店,刚换了工作服,有一个电话找他。他拎起话筒听到父亲很嘶哑的声音说,你姐姐死了。然后,传来一连串的啸叫和哭喊声,电话断了线。

傻子镇正如停止时光中的童话。童年时候,端木云站在自己家菜地附近的小土岗上,遥望小镇,觉得那里妖气缭绕,一定会发生什么。然而它很平静,像是走不出自身的时光局限。有一年,他和姐姐一起在镇上的录像厅里看一部关于世界末日僵尸横行的外国片子,坐在他们身边的是几个傻子,有一股尿臊气味。他姐姐一边看着,一边对他说:我觉得世界末日以后这个傻子镇还是会留在原地,傻子还在看录像,录像里还是僵尸在追人,而外面的世界已经不存在啦。

在回乡的路上他一直想,当年我姐姐身材还是很苗条的,比之城里姑娘健壮,但并不肥蠢,婚后的急速变形真是奇怪,她也并没有生育啊。

火车进安徽省后,在铁道上停了很久,他靠窗坐着看外面静止的景色,地平线上乌云堆积变幻,农庄在凛冽的空气中颤抖。他发现自己并不是很悲伤,或者说,有一种比悲伤更沉重的东西横在远方的道路上。他想到了诗人海子。海子是安徽人,十年前的这个时候,他也在铁轨上。这个被虚幻折磨到死的诗人似乎总是能看到道路上的光,有些是喜悦的光,有些是悲伤的光,有些是呼喊着奔走的光。

下火车后,他在市里搭了末班长途汽车,到镇口已经是深夜。汽车抛下他,沿着新修的省道开走。他走进小镇,有那么一段路,四周没有路灯,家家户户都闭门关灯,地上有一抹微光。傻子镇似乎是翻修过,主干道两侧曾经有过的大树悉数消失了。他抬头看去,高高的塔楼上,那个长不大的傻子举着手电筒替他照着。傻子什么都不懂,像个狰狞的天使,像卡西莫多。他向傻子挥挥手。微光很快消失了,他走到有路灯的地方喘了口气,辨认了一下方向,十分钟后,他来到强子家门口,看到二楼的窗帘透着灯光,如同一块深红色的幕布。他敲门后,强子的母亲出来开门,脸色浮肿,穿着棉毛裤,像是刚从床上起来。端木云问,强子呢。老太婆说,我们都睡了呀。端木云无法相信,这家人竟然在睡觉。老太婆说,你姐姐在县城殡仪馆。这时,强子出来了,端木云瞪视着他。强子说,家里没设灵堂,你这么晚也别走回村里了,就在这儿住一晚上吧。

端木云说,我打电话找不到你,我爸也说不清个所以然,她是怎么死的。

强子说,怀孕八个月流产大出血,送到县医院已经晚了,医生没办法,死了。

端木云问,小孩呢。

强子说,也死了,不,是个死胎。

那个晚上,端木云躺在强子家的沙发上久久不能入睡。这地方从来不像他姐姐的家,像陌生人群居的地方。那间客厅里散发着死亡的气味,妇女身上的血腥肮脏,血的洪流在黑暗中蔓延。他焦躁难耐,后半夜不得不坐起来,开灯看了一会儿笔记本上的小说,他认为《傻子镇》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他姐姐的死,在“她”挥手离去的结尾他写下的似乎是一种长久的告别,起初他以为是自己在悲恸的漩涡中心,现在看来,恰恰相反,他姐姐在中心下沉,而他被漩涡的离心力抛出。在小说中,抛出的那个人,总带有幸存者的色彩。他靠在沙发上疯狂抽烟。天快亮时,强子的父亲,那个沉默阴郁的老头领着小五子走出房间。小五子嘀嘀咕咕的,尿尿啦,我要去尿尿啦。看到端木云,小五子说,端木芳死啦。

端木云说,不,她没死,她在你后面。老头脸色变了。小五子天真地解释说,她真的死了。端木云说,好吧,她没在你后面,她安息了。小五子听不懂,这时端木云意识到,在他的家乡,从来没有“去世”或是“安息”这样的用词,人们只使用“死”这个词,与其说是词汇贫乏,不如说是对于“死”的确定无误的判断。

接下来的事情简单了,死亡折算成一套固定的仪式。镇上的风俗,产妇死去必须由女方家中的男丁喊魂。端木云没经历过,站在镇口凄凉地喊了几声,感到阴霾的天空确有回应,但这回应很快被嘈杂声掩盖了。葬礼乐队坐着拖拉机吹吹打打经过镇口。他想,我无法相信姐姐已经不在人世。

另一风俗是在家门口贴符,在鞋尖上贴白纸,都是说不清理由的事情。符是一种红色的螺旋纹,画在黄纸上,四角饰以无法读懂的文字,有点像西夏文。这都是那个神婆的手笔,又剪了一些小小的纸人,焚烧成灰。一切都指向死者是产妇,似乎这一身份隐藏着深远的怨气。

他忘记了火化时的场面,仅能想起的是自己在一棵细小的柏树旁抽烟,四周全是柏树。没有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仪式,与其说朴素,不如说是难以赋予生和死意义的残忍简陋。对傻子镇的无知镇民而言,死亡不是经由言辞的宣读来认定,而是符箓,仅具有单薄的意义,仿佛死亡不能也不应该拥有其他意义。次日他摘掉了鞋尖上的白纸,因为强子全家也都摘掉了,并没有人提醒他应该何时摘掉。他姐姐的遗像挂在厅堂一侧。这时他想起,还有一个死胎,但死胎本身就是符箓的一部分,它并非死者。后来他又知道,灵位将在一年之内撤除。强子家没有说理由,也许可以这么认为:新的女主人总会到来,在此之前,死亡的痕迹(以及怨气)必须被抹除干净。

又过了几天,他在镇上闲逛,见到了神婆。这个女人主业开香烛店,兼职给人看面相算命,画点趋吉避凶的符箓,这些符箓与其说是萨满仪式不如说是随手涂鸦,像她这样的半文盲也不可能懂得易经八卦紫微斗数,她的超能力从何而来,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神婆镶着一颗金色门牙,戴着一对硕大的金耳环,似乎她的说与听都必须经过黄金的过滤。她在店里向他招手,他走过去,神婆说,我认识你,你是端木芳的弟弟,我给你算过命,你现在在哪里。端木云说,我在无锡瞎混。神婆说,我算出来你不会再回到这里了,你姐姐死了以后,你五年回一次乡,比较合适,三十岁以后,十年一次,到老了就不要回来了。端木云问,为什么。神婆说,为你自己好,为你姐姐好。他愣了一会儿,问说,那个螺旋形的图纹是什么意思。神婆没有回答他,继续说着自己的话,哎呀,端木芳太可怜了。似乎是在感叹。这时恰好强子的爸爸走过,目不斜视,也没有和端木云打招呼,但神婆却扭过脸去,停止了嘀咕。等到老头走掉,神婆又叹气,摇摇头。端木云问,我姐姐到底出了什么事。神婆说,她身上有怨气,很重的怨气,你应该给她做一场法事,并且避开她的婆家人。

他回到村上问父亲,然而他父亲什么都不知道,又哭了一回。他在菜地里找到了母亲,这个比父亲更为温驯而没有存在感的人,终年沉默,像是丧失了表达力(有时候他会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她的儿子)。他蹲在她身边,看她工作,这是她女儿火化后的次日。她并没有显露出太多的悲伤,对此他感到绝望,一直到她劳作的双手表现出了虚无的性质,似乎可以按照同一节奏永无休止地做下去,似乎除非有人发出命令否则她不会意识到应该停下,这时他才相信母亲抱有某种麻木的悲痛。他问,你难过吗。母亲说,我还有你。端木云说,我问的是姐姐死了你难过吗。母亲不予回答。他直起腰,决定放弃这种残忍的纠缠。他母亲说,唉,那个邮递员,邮递员。端木云想起那个叫黄定源的人,他姐姐的初恋男友。他试图追问,他父亲走过来把他母亲踹到了田埂上,那一脚踹得不重,但也不轻。

这以后,一直下雨。他搭住在强子家里,除了在镇上徘徊,没什么地方可去。有一天,强子的父亲,那个阴郁的老头出现在他面前。他递了一支香烟给端木云,问道,在哪儿上班。端木云说,在无锡的一家酒店里上班。老头问,做什么工种。端木云故意使用了一种老头听得明白的术语:接待员。老头吸着烟,似乎是沉思了片刻,说,端木芳曾经夸耀过你会有一个辽阔的未来。端木云想,我姐姐会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辽阔这样的词。老头说,菜农有一个读大学的儿子是很骄傲的。那语气究竟是妒忌还是嘲讽,端木云判断不出来。他再问时,老头并不回答,自此之后两人再也没有说过话。

他在心里描摹道:从前有一个姑娘嫁到了镇上,那里飘荡着若有若无的仇恨,愚人们穿梭行走。她在镇上变成妇人,变得无处可去,也许应该变老,但仅仅五年后她就死了。

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展示了小说或深或浅地藏匿于语言之下的另一种物质。(对此玄雨曾表示不屑,小说的一切都是水面上的泡沫。这种说法当然也有道理。)端木云认为,海面之下并不是故事,也不是真相,而是语言,仍然是语言。这语言并非沉默,并非隐匿,并非留白,它似乎是“未被言说”所具有的恒久的不及物状态。如果顺着冰山理论讲下去,海明威谈的似乎不只是体积比例,还有密度的差异。无论如何,未被言说的不及物总是更庞大、更神秘或者更痛苦。

他去了县城,在他姐姐的小饭馆里坐着。店门口的炉子上煮着整锅毛蛋,锅盖上的蒸汽被大风吹得飘渺无形。这个县里,人们把毛蛋叫作活珠子。根据他姐姐的说法,毛蛋和活珠子有区别:前者是指无法孵化成型的鸡蛋,后者是将孵化到十四天的鸡蛋下锅。相比之下,活珠子更新鲜,口感更好,大补。十四天是最佳时间,蛋黄上的血管像地图上的河流,小鸡的头部和身体发育出来,剥开以后,像某种甜品。也有人爱吃孵化到二十天的毛蛋,在小鸡出壳的前一天将它们投入汤镬,据说有时可以听到鸡在蛋壳里发出叫声。这当然像个寓言。可怕的并不是事物像寓言,而是寓言直接进入了事物本身。后来,他看到一个年轻的邮递员骑自行车过来,面色阴沉,头发凌乱。他在店门口停了片刻,似乎是注视了端木云一下,随即消失在街角。尽管多年未见,端木云仍然把他认了出来。

端木云坐在风里,午后的大风像是要把店门口的折凳都掀走,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他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多年前,还是高中生的黄定源曾经护送他姐姐到家,印象中他是一个腼腆的青年,身高一米七七,县城户口,和傻子镇没有一点关系,家里似乎还是小干部。端木云想到母亲嘀咕的:那个邮递员,邮递员。后来他又想起,若干年前,黄定源曾经来找过他姐姐,说自己高中毕业进了县城邮局工作,语调艰难而又遗憾的样子,他没能考上大学(他姐姐则是放弃了参加高考)。另一次,他似乎是站在街角哭泣。仔细回味起来,黄身上带有一种落魄的迷失感。他回忆起来,姐姐说过,黄定源的气质和你很像。这句话是谜咒,姐姐的声音微弱,语调平静,现在像是从风里又传了过来。被唤醒或是揭开的记忆都像通往深渊的阶梯,死者无限地拉长了昨日的距离,死者的阴影在斜阳下变得细长,日晷似的指向大地另一侧的暗夜。他站起身,感到双腿发麻,浑身都在颤抖。

这天夜里,端木云揣着钱找到了神婆,问她,做法事多少钱。神婆要价两百元。端木云又问,螺旋图案是什么意思。神婆同情地看了他一眼,说,死是迷途,不是归途。

神婆将他带进了后院,水泥地上有一口井,五个木盆围成一圈。神婆从井里打水,装满五个木盆,它们倒映着天上的弯月。神婆站在五个木盆中间。端木云问,你会什么。神婆说,你指什么。端木云说,有的神婆会跳大神,有的会算命,有的是阴阳眼,请问你会什么。神婆说,哦,我都会,现在是在看阴间路。

神婆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符箓,用火柴点着烧了。端木云点起一根香烟,神婆立即制止了他,告诉说,不要在这里点烟。端木云试图掐灭烟头,神婆又指着木盆说,把香烟扔进去。烟头掉进水里发出嗞的一声,然后变黑,漂浮在水面上。神婆将手里点燃的符箓顺着五个木盆逆时针洒了一圈,纸灰落在了木盆里。过了一会儿,烟头沉了下去。

神婆背着双手仔细地看着木盆里的水,有片刻时间,月亮被云挡住了,周遭很安静。端木云不说话,看着神婆的样子,很安静,没有萨满仪式的迷狂。等到月亮出来,神婆抬头,很确定地说:你姐姐还在路上走着,好像很艰难,很多人一起走着,她在其中。

端木云问:她是什么样子?

神婆答:很凄惨,身上有血污。

端木云问:她要去哪里?

神婆答:没有去处,那条路上有十万亡魂,一直在走。

端木云问:这说明什么?

神婆答:她不该在那里,她记错了自己的名字。她叫端木芳,现在她却记成了另一个名字。只有记起自己的名字,她才能离开——这是我见过的最庞大的亡魂大军,他们全是自杀而死的人,她靠自己的能力休想离开。

端木云问: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神婆摇头说:有人在她去世的时候做了手脚,让她走上了歧路。

端木云说:你讲的是什么意思?

神婆说:有些人在死亡之前会陷入迷障,你可以请僧人超度她,也可以在我这里做法事。

端木云说:那你说。

神婆说:等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我会把其中一盆水搬到屋子里,焚化五十张金箔赎她出来,再焚化五十张锡箔,每一张都写着她的名字,让她想起自己。这件事你就不用再过问了,由我来做,你早早离开这里为妙。

端木云问:她的小孩呢?小孩的亡魂在哪里?

神婆沉默片刻,说:她是流产,生下来一个不足月的无脑儿,他不会有亡魂,只有一股怨气,也已经消散了。

端木云说:没人告诉过我她生了一个无脑儿,那看来就应该是强子的后代了。

神婆不语,两人回到屋里,端木云付了钱给她,再次点起香烟,这一次神婆没有制止他,巫术已经结束了。端木云抽着烟沉思了一会儿,近似自言自语道:只有被谋杀的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制造自杀或是病死的假象。神婆说:不要多问,走得越远越好。端木云问:你听说过一个县城的邮递员吗,他叫黄定源。神婆说:我只看阴间的路,不传人世的谣言。

直到抽完这根烟,端木云才说:我大致都猜出来了。他走出神婆家,夜风阵阵,仿佛水盆的亡魂正无声地走过。神婆送他到门口,忽然说:刚才我看水盆时,那支自杀的亡魂队伍里,有一个老人回过头看了你一眼。端木云愣了一下。神婆说:不过别担心,他不会对你做什么的,是你的什么人?端木云说:可能是一个邂逅的顾客吧,应该是一个可怜的人。

第二天,端木云走到县城邮政局,两个没穿制服的中年女人在柜台后面,不时教训着前来寄收包裹的顾客。端木云指名要找黄定源,那两个中年女人告诉他,黄刚刚辞职,已经走了。

回到傻子镇后,端木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毛蛋、邮局、世界上和我相似的人。后来,他又用无意义的速写手法描述那座邮局:刚刚更换了铝合金门窗的古老邮局,刮大风的天气里邮递员像痛苦的杀手(或是布道者?),出去又返回;邮递员身上有死神的气味,死神在相隔遥远的蛮荒之地间传递消息;我寄出的手稿对邮递员来说肯定是一份愚蠢的信件,我寄出的信件则是一份愚蠢的手稿。诸如此类的片段。

端木云认为傻子镇也好,县城也好,都需要一座教堂。有一次他去邻县,看到某个小镇的主干道两侧,一些人家门上挂着十字架,或是在厅堂贴着耶稣的画像。乡间小道上有教堂,式样像基督教,但也可能是天主教。那座小镇的安静程度令人惊讶,街道干净,没有农村通常的赌博现象,人都怔怔的。总之,很奇怪,傻子镇反而没有教堂。按照他对宗教的理解,主不可能遗弃傻子镇,主甚至应该可以解释傻子镇。唯一的疑惑是这么多人同时获得拯救,看上去太不真实了,像海明威的冰山被倒置,沉入海底的那绝大部分猛然出现在眼前。

端木云决定回到无锡,尽管已经厌倦了在酒店上班,但总比留在傻子镇好一点。有一次他形容酒店的体力劳动令他身心俱疲,相比之下,傻子镇完全击溃了他的精神。丧事做完之后,他一直住在姐姐家里,但这户人家没有人和他说话,似乎他是空气,是影子,他的质地随着姐姐的火化也稀释为零。

在离开前的一晚,端木云坐在沙发上收拾他的行李,一支牙刷,一个保温杯,几双换洗的袜子。他从桌板下面抽出一张姐姐的照片,夹在笔记本里。强子家的人仍没有出现,端木云在屋子里走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他们。他们去了哪里?后半夜,他睡倒在沙发上,迷迷糊糊中觉得有人在屋子里走动,很不真实,但他确信是真实的。有人在走动。他让自己醒来,发现是小五子,小五子穿着一件宽大的衣服,长过膝盖,两袖遮住了手指。衣服质地硬脆,随着运动发出簌簌的声音,拂动近处的物体。端木云不再感到害怕,坐起来问,你还好吧。小五子说,我一点也不好,我有点难过。端木云说,你难过什么。小五子说,我想端木芳了。

端木云给自己点了根烟,看着小五子继续走动。过了很久才问,小五子,你以前喊她嫂子,为什么后来喊端木芳了。小五子说,有一天,他们都这么喊她,他们让我不许再喊她嫂子。端木云问,为什么。小五子说我不知道。端木云没再问下去,他想这个问题我已经猜出答案了,确实小五子不可能知道,他是傻子。

小五子不会谈心,当端木云问他为什么会想念端木芳时,他无法表达。端木云只能问,她对你好吗。小五子说,她对我好。端木云问,难道她不是讨厌你吗。小五子沉默,仿佛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他扯了扯自己的衣服。端木云试图看清他究竟是在思考还是大脑陷入空白,后来确信,是空白,小五子只能理解到事物的表面,例如你笑,他仅仅认为你在笑,并不能辨识笑的意义。这时小五子说,端木芳从来没打过我。端木云问,你们家其他人打你吗。小五子说,打的。端木云问,那他们打过端木芳吗。小五子说,你别问我,他们不让说。端木云就问,好吧,那我问你,他们打过端木芳几次,你看到过几次。小五子说,看到过两次。端木云继续抽烟。小五子说,端木芳还给我讲故事,世界末日,很好玩。端木云说,她是很爱看什么世界末日的片子,世界末日怎么了呢。小五子说,很多僵尸,咬人,这故事是骗人的。端木云皱眉头问,小五子你智商到底多少分,七十还是八十。小五子又陷入了沉默,不明白端木云在说什么。

后来,端木云自言自语起来。他说小五子你知道什么叫辽阔的未来吗。小五子更不明白,完全不在听。端木云说,这个词非常书面,像端木芳这样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书面语言,大概是哪儿出了差错。小五子坐在沙发上打起酣,彻底沉入宽大的衣服里。端木云走过去,就着月光看那张痴呆的脸,其中有一部分是天真的,另一部分怎么说呢,是一种趋向衰老的疯,疯得累了,疯得什么都不记得了。端木云想,我这举动像在照镜子,可怕。

他想起一本武侠小说里讲的,尸体也会讲故事(从法医学的角度来做的比喻)。当然故事也可以比喻为尸体,或局部的腐烂,或整个世界的行尸走肉。有些故事在抗拒着生动,抗拒着讲述。天快亮时,他觉得这鬼地方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刷了牙,收拾起行李,走出大门。他在门口遇到了老头,后者似乎是在什么地方煎熬了一夜,眼圈发青,嘴唇灰白。两人对峙在门口,端木云忽然问,打死我爷爷的那一枪是你开的吗。老头立刻说,不是!随后像是被端木云的表情给吓住了,久久地盯着他的脸。

端木云走到小镇中心的汽车站,在那儿等着,第一班中巴车八点钟出发去往县城。到县城时,太阳照得一片耀眼,昨夜亡魂与疯子的低语之声散去。他没停留,又搭了汽车渡江,再转火车。第二天早晨,他回到无锡的酒店,收到周劭的信。周劭在上海,赵明明和阎丽不知去向。这真是一个好结尾啊。周劭在信里说,他帮着赵明明赎回了押在工商局的货,价值五十万,那两个人把货低价发往江苏和浙江市场,然后卷走了所有的货款、员工工资和提成,还包括周劭应得的三万块奖励。现在,他们所崇拜的李勇军先生,恐怕会端着ak47把赵明明的哥哥打成筛子吧。

既然如此,周劭说,我们又可以相见了,我已经破产了。

《逆戟鲸那时还年轻》收录的九个短篇中并没有同名小说,书名稍显突兀。那么,这题目是怎么来的?

四月是雨季,端木云来到上海,和周劭住在西站附近一间农民的房子里,成天看雨。这里很安静,隔着马路,能听到铁道上火车开过的声音,在夜里尤其真切。屋子有四十平方,层高三米多,装修得十分简单,是典型的农村大宅,隔壁是房东家的客厅,更大,讲话带回声。两人待在屋里,用一个煤油炉子煮面条吃,找楼上房东的女儿借一些十九世纪名著看,译文版本很差。端木云经常躺在床上欢快地读那些拗口的句子,问周劭,是不是像一碗掺了砂子的米饭。周劭指出,你丫的平时讲话也是这个腔调,能不能改掉一些书面用语和冷僻词?

房东女儿经常跑过来玩,她十七岁,爱看文学小说,爱听港台流行歌曲,父母也不太管她,任由她和两个破衣烂衫的年轻人交往。女孩有点点文学天分,具体表现在阅读能力上,读小说极快,一天能读百页,端木云望尘莫及。讨论十九世纪文学,她也头头是道,情节和人物都准确无误,有时,讲到某一本他们没读过的小说,她会复述故事,可以讲得绘声绘色。周劭对端木云说,你的文学天分比之这位姑娘还是差点,你会捅词儿,不大会讲故事。那女孩再来时,端木云就恶作剧式的与她谈论诗歌,美国自白派,中国非非派,俄罗斯阿克梅派,那女孩没怎么读过诗,十分不服气,买了几本外国诗集回来读,然而,诗歌是无法讲述梗概的,诗歌也无法绘声绘色。这段时间里,端木云的心情略为好转,至少在用词方面像个正常的失业青年了。

四月下旬,周劭买了一块坟地,要落葬父亲的骨灰盒。端木云说,已经过清明了啊。周劭说,当时忘记了,但这事儿还得办了才放心。坟在南翔乡下,两人借了一辆自行车,到一家白事饭店捧出骨灰盒。周劭面色不好看,端木云骑车带着他,又走了一个小时才到墓园,赶在正午之前落葬。雨再次落下,两人没带雨具,在墓碑林立的空旷地带走了片刻,随即跑了起来。雨越下越大,夹带着冷风,在墓园里劈砍冲撞,场面浩大而凄凉。两人跑到墓园管理处,躲雨抽烟。端木云开玩笑说,咱俩就耗在上海乡下了吗,也许你应该去追求房东的女儿,这看起来像件正经事。周劭说,应该是你去和她结婚,你这乡下仔有了上海郊区户口就不必担心被人遣送出去了。两人胡说了一气,半个小时后,雨小了,周劭骑车带着端木云离开了墓园。快到铁路货场时,周劭停了车子,单腿驻在街沿上观望。这一带对他来说十分熟悉。端木云问,怎么了。周劭说没事,我饿了,找个地方吃饭。然而附近没有什么民宅,更没有饭馆,全是格式一致的水泥房子,被高墙围住。端木云迷惘地看着周围。周劭说,这是库区,乍一看有点像集中营,再往前就是货运站,我小时候经常玩的地方。

两人在拐角处看到远远有一家烟杂店,打算去买点饼干吃,到店门口,见一个姑娘笔直身躯站在柜台前面打电话,脑后扎着一块手绢。起初,两人对着营业员问价,后来端木云听到那姑娘打电话的声音,语调十分正式,像是在对上级汇报什么。他忍不住转脸看了看,那姑娘在讲话的同时也正侧过脸看他们。端木云注意到她腋下夹着一本《苏联三女诗人选集》,猜想应该是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然而还有一位是谁?接着,他发现姑娘长得很像辛未来,立刻想到,我遇见辛未来的事情至今还没告诉周劭呢。姑娘低下头,挂了电话,付话费。那模样像极了辛未来。端木云转头,发现周劭也正看着她,眼神发怔。她没再看他们,转身走进了库区。

这天晚上,两人谈起容貌相似度的问题。端木云说,我姐姐总是认为我长得像一个邮递员,事实上,一点也不像。周劭说,这种抗拒是必然的,除非对方是电影明星、政治家、大腕,否则你不会认同这种相似度。端木云说,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那像个谜咒。周劭说,你不要再用这种文学化的用词了,我听了害怕,今天这姑娘长得和辛未来真像,那恐怕也是谜咒。端木云摇头说,没有你说得那么像,只能算是同一类型。周劭说,你刚才说的问题会让我想起,此生我为什么会是我自己。

之后的三天,周劭冒雨去货场一带,骑着自行车,总是到天黑才回来。端木云问他,那长得像辛未来的姑娘怎么样了。周劭不答,表情严肃。端木云确信周劭已经认识了那姑娘。第四天,周劭说,这姑娘叫梅贞,是一家建材公司仓储部门的职员,到上海来盘点库房,听说他们的仓管员跑路了。端木云躺在床上问,然后呢。周劭沉默了很久说,这姑娘今天回总部。端木云明白他的意思,看那表情他是又开始了一段爱情,就说,那你赶紧告诉我,苏联三女诗人,除了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之外还有谁。周劭说,英蓓尔。

端木云最后一次遇到沉铃是一九九九年四月下旬,那几天格外冷,他套着周劭的旧毛衣,在上海铁道学院附近上网,用两根食指笨拙地戳打着键盘,沉铃居然从外面走了进来,对着账台讲普通话。端木云抬头认出了她,当时脑子里一闪念:一切都回到原点了。

沉铃是来铁道学院见一个老同学,她在上海已经待了半个月,打算找一份工作。端木云问,你还做老本行吗。沉铃说,应该还是做编辑,但不是文学编辑,想到上海来改行做周刊。端木云知道文学杂志越来越不景气,问说你们情况怎么样。沉铃说,赞助商忽然撤了,快办不下去了,半年前换了一个外行领导上来,我也就不想做了。她问,你在这里做什么呢。端木云说,什么也不做,瞎耗着。沉铃坐在端木云的位子上发了一封邮件,两人站起来往外走。沉铃语气散漫地问,包里什么东西,书吗。端木云说我已经没有书了,全弄丢了,包里是一份稿子。沉铃说,哎呀,我能看看吗,尽管我已经不是你的文学编辑了。端木云默然,觉得伤感,又难以启齿。到了学院门口,沉铃往里走,端木云停下脚步。沉铃返身留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说是她的宅电,房子租在建国路。

当天黄昏,他打电话到沉铃的住处。她气喘吁吁,说是刚刚赶回家。端木云说我想再见到你,今晚可以吗。电话里她的声音明显犹豫了一下,后来说,可以。

他揣着稿子汇入了下班的人潮,换了两班公交车才赶到建国路,脑子里一片混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这一趟。沉铃比一年前瘦了些,面色憔悴,头发梳得严谨,其中夹杂着一些白发。他想这怎么可能,她变得像中年人,又怎么可能在暮气中仍然保有着那种美。到后来,他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占了一个座位,脑袋靠在窗户上,看外面的街景。汽车在薄暮下缓慢开动,似乎没有终点。有片刻时间,他打了个盹,感到无数近似于梦的意象将他包围,如果他沉入睡眠,一部分意象就会变成电影那样真正的梦,在其中可以触摸到沉铃,然而他迅速醒了过来。

她住在石库门弄堂里,他打电话,她走出来接他。两人顺着吱呀作响的楼梯爬上去,她的屋子只有十平米左右,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灯泡,一张显然是房东留下的双人床占据了屋子一半的面积,床单很旧,写字桌上放着手提电脑和一叠稿纸。他闻到一股烟味。沉铃解释说,这地方刚租下来,还没好好打扫过。

沉铃坐在床沿上,两人忽然变得没什么话说。端木云找话题问,住得习惯吗,上海的房子都很小。沉铃淡淡地说,一个人住,并不会嫌小,这附近听说还有江青曾经住的亭子间,可惜没找到,张爱玲是住哪里。端木云说,常德路,在静安寺附近。沉铃问,鲁迅呢。端木云说大概在虹口区,那就更远了。沉铃说,我们像两个民国时候的人。她从抽屉里摸出一盒七星抽了起来。端木云说,一年前你并不抽烟。沉铃说,大学时抽烟后来戒了,才一年不见吗,感觉像是十年。端木云说,感觉像是昨天,只经历了一个日夜。沉铃笑了笑,意味深长,后来她说:我已经和男朋友分手了。

端木云想知道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但问不出口,坐在折叠椅上看她抽烟的样子:手指很细,一缕烟从嘴角喷出来,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这姿态确切就是他经常揣想她的样子,如今真实可信,又不免像幻觉。他想,为了这次见面,我绕了多大的圈子,而沉铃也同样走了很远来到这里。

等她抽完烟时,他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并且说,我认为我爱你。两个人同时又伸手摸烟,同时拿桌上的打火机。她让了他一下,然后凑到他手边,点燃了香烟。她说:我放弃了一些东西,不仅仅是文学,我们都是一些小文学青年,在这个世界无人所知的角落谈论文学,像谈论我们的爱情,放弃文学像放弃一段爱情,这个说法也许有点庸俗(但愿你能理解),我也可以不用“放弃”这个词,但是又能找到什么词呢,只有“放弃”是恰当的。

端木云说,我知道,我知道。说了好几遍。我知道只有“放弃”这个词不那么具有嘲弄的意味。

夜深后,两人把屋子里弄得烟气熏人,沉铃叉开手指揉着自己眼睛,却没有开窗。端木云起身,说我回去了。沉铃仍然揉着眼睛(仿佛这个动作让她充满愤怒和疲惫)问,知道怎么回去吗。端木云说,我去找找公交车站。沉铃说,末班车也许已经开走了。端木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像是赌气似的说,在这儿过夜吧。

这天晚上他和沉铃做爱,她坚持把灯都关掉,他只能看到门缝间透出的一线微光。有一瞬间,她的发夹掉落,头发披散下来,在黑暗中热烈地吻他。他猜想,她可能不想让他在做爱时看到自己的白头发,实际上他觉得那白头发性感。另一个瞬间,他想,我还有很多话想说,但竟然和她做爱了,仿佛我也“放弃”了那些话语。女上位时,她到达了高潮,窗外下起大雨。此后很多年,他回忆起沉铃,会把高潮带来的轻微颤抖和雨水初落在屋顶上的声音联系起来,像是来自小说中曾经写下的片段,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写过她。

后来,她离开床,打开台灯看了看手表,说现在过十一点了,她去洗澡。又说,这屋子合用卫生间,十一点钟以后我才能洗澡。两人在台灯光下穿衣服,似乎是为了消弭尴尬,她对端木云笑了笑,趿着拖鞋走出去打开走廊一侧的房门。她说,很气派的浴室。端木云也走到浴室门口,发现那里有十五平方,铺着米黄色大理石,墙上是电热水器,浴室中间有一个镶金边的贵妃浴缸。难以想象她住在这么简陋的租屋里却有着豪华而怪异的浴室,似乎是必然发生在她身上的不对称性。他关上门,走到走廊里抽烟,听到里面放水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在身后拧开门锁,低声说,你可以进来。那语调顽皮。

浴室里只开了一盏壁灯,端木云披着衬衫,坐在凳子上,看沉铃泡在浴缸里的样子,仿佛是受邀欣赏。她问,有烟吗。他摇头,回到隔壁房间去拿烟,再返回浴室,反锁了门。两人各自抽着烟,挺长时间,落雨的声音不断。沉铃说,我看到这个浴缸好喜欢,为此,特地花钱买了件浴袍,有一回,我泡在浴缸里深夜读你的旧稿子。端木云问,你还读稿子吗。沉铃说,我像是在回忆什么,我听玄雨说起过你俩的事。端木云本想说,那件事太怪了,但终究没好意思说出口,只说:已经过去了。沉铃点头。端木云问,玄雨在哪里。沉铃说,在广东,我们通过几次电话,聊了很久。端木云说,没想到你们关系这么好,有一次她说,你最欣赏的作者是李东白。沉铃说,没错,他会成为最有前途的作家,他的文学野心和世俗功利心,而且看上去是个有意志力的人,一直在写长篇小说,像你这样只写短篇,将来会望尘莫及。端木云说,我并不认为写长篇小说必然需要意志力,那只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作者甘愿死在那里就够了,但这与世俗功利心无关。沉铃问,你会去写长篇吗。端木云说,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和你一样,只想找个安身之所,挣一份工资,有机会出去走走看看。

沉铃从浴缸里跨出来,用浴袍裹住身体,她脚踝上有一根细小的金链,在壁灯的微光下闪烁一动。那一瞬间,小文学青年端木云想,我像是看到了爱情,阿赫玛托娃的诗里所写,塔玛拉不朽的情人,闪亮着一双不曾满足的眼睛,然后又像茨维塔耶娃的诗里所写,爱情和锋利的马刀,都愉快地成为乌有。

深夜,两人回到卧室,烟气已经散去,雨一直在落。他问,为什么你总是提起长篇小说,因为能获得一种成功吗。她狡黠地说,恰恰相反,想看到你拥抱失败。她补充说,所有的失败。尽管语意不明,他还是点头。她裹着浴袍坐在椅子上,像是看穿了他的一切心思。后来,他受不了这种目光,坐到床上,背靠墙壁,并邀请她坐在身边,一同望着窗户,仍然谈论文学,那确实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话题。该怎么解释呢?谁会承认它的唯一性,承认它混杂着渴望、羞耻或是愤怒,乃至所有?直至后半夜,他睡着了,恍惚听到有人低声说话,感觉她拥抱了自己,好像说了一些到底爱还是不爱的话,但他醒不过来,伸手摸到她的头发,落在肩上或枕上的一缕,他说请你给我十年时间。但这句话到底是说出了口,还是仅在梦里嘀咕,他自己也不能确定了。第二天上午,他醒了,发现沉铃已经离开,留了一张便条给他,说是去一家单位面试,提醒他临走前关上门,记得推一下,确认锁上。又说,最近就不必打电话给她了。

他在便条上写下了房东家的电话号码,放在她的枕巾上,然后迅速离开了那里。

无疑,你会遇到悲伤时刻。悲伤时刻就是故事的冰山在海平面的那条线,不具备体积和密度,但它是最具有辨识性的刻度。端木云这么对房东的女儿说道。她问道,哪本小说最悲伤。端木云说,就我看过的而言,《复活》最悲伤,也可能是《天使,望故乡》,也可能是《八月之光》。

有一天房东的女儿说,逆戟鲸是一种悲伤的动物,逆戟鲸就是虎鲸,就是杀人鲸。那语气天真。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自然环境中的逆戟鲸从不伤害人类。房东的女儿说,我在一本书上看到,逆戟鲸是最凶猛而聪明的海洋动物,它们甚至杀死海豚和海豹,但对落水的人类啊,或者是站在海边的人类啊,并不施以攻击。别以为所有的齿鲸都这样,伪虎鲸就会杀人。

端木云问,可是这和悲伤有什么关系,或许是因为仁慈?

房东的女儿说,不像是仁慈。逆戟鲸的远古记忆中保留了对人类的善意,也许是史前人类沿着海岸线迁徙的时候曾经和逆戟鲸共同合作捕猎,那个时代长达一百万年,而我们的时代只有三千年,一百万年的记忆刻在了逆戟鲸的基因中。

端木云说,但人类却不记得了。

房东的女儿说,人类被欲望侵占了记忆,人类会杀死逆戟鲸,这么一想,真是悲伤。

到那天下午,房东的女儿又跑过来,叫端木云接电话。他知道是沉铃。她在电话里说,你的包忘记拿了。实际上那只是一个破旧的尼龙袋。沉铃说,抱歉,我看了看,里面是你的稿子。端木云说,对的,这一年来写的稿子都在里面。他语气平静,电话那边,沉铃沉吟了片刻,似乎是在揣测他到底是遗忘呢还是故意留在她的住所。

端木云说,写得很差,不想要了。

沉铃说,胡说了,没有一个作家会这么对待自己的稿子。

端木云说,你这么一说我倒也觉得自己言不由衷。说完,对着电话机笑了笑。

沉铃说,我读了你的稿子。端木云等着她继续说,像一年前那样,她评判作品,修正段落,有时还会讲点范例。那语气,扼要的时候是编辑,展开了则像情人,有时会让他进入一种催眠状态。他等着她继续说,但她却停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挺难发表的。端木云不语,仍在等她说话。沉铃说,我有个朋友在做自制书刊,你是否愿意给他看看,如果能印出来,数量不会太多,也没有稿费。

那时那刻,端木云觉得自己并不是在和沉铃说话,只是电话机中的一道幻影,那声音是幻觉。他昏头昏脑答应道,行吧。

沉铃说,那稿子就放在我这里了,还有你以前的旧稿,出书的话起什么名字好呢。端木云说,就叫《逆戟鲸》如何。沉铃说,这名字太普通,也不够朗朗上口。端木云说,叫《逆戟鲸那时还年轻》。沉铃说,怪,不过很好听。

一切似乎都过去了。

到五月一日,周劭提着个旅行袋回来。端木云坐在床上默默地看他收拾东西。周劭说他已经考虑清楚,打算去一个叫铁井镇的地方。端木云问,是去找那个叫梅贞的姑娘吗。周劭说,猜对了。端木云无力地瞪视着他。周劭说,怎么着你打算把我也写到小说里去吗,写吧。

小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种企图心从一开始就是错的。端木云说。

小说澄清一个问题,那问题叫作幻灭。周劭满不在乎地说着,继续收拾东西。

端木云下床,趿着拖鞋走出去,雨还在下。有一瞬间,他回忆起刘玲玲说过的小镇,他本来应该忘记这个地名的,但被他写进了小说里,自然也就刻在了记忆中。他在雨里站着,看着不远处的菜地,爬满绿叶的丝瓜棚,以及被雨淋成深灰色的房屋。屋子里电话铃响,房东的女儿喊道,端木云又有你的电话。他跑回去接电话,并不是沉铃,而是一个男人,对方问,你在上海混得怎么样。端木云听出他的安徽口音,心里发慌。那人说:我是强子,从你爸爸那里拿到了这个电话号码,知道你从无锡混到上海了,混得怎么样,有没有进外资企业。

好吧,强子。端木云说,找我什么事。

强子说:没有什么很要紧的事,你的姐姐,用私房钱买了一套县城的门面房,在你爸爸名下,我知道了这件事,无论如何要告诉你,这私房钱里多多少少有我一份,现在归你了。端木云被他讲话的语气激怒,问说,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说这件事?然而电话里强子并没有生气,他提到了黄定源这个名字,他说黄定源已经跑了,明白吗,跑了。端木云什么都不明白,他说你不用和我绕着弯讲话,我姐姐不可能和那个县城的邮递员有什么瓜葛。强子问,你怎么知道。端木云说因为在她去世前的两年里,她心里根本就没有爱情了。讲完这句话,他想,我对着强子讲这些他根本无法理解,这是一个智障啊,我为什么要这么羞辱端木芳。他狂怒起来,改口说:去你妈的,那个死胎是个无脑儿,是你的种,只要让我知道你在端木芳的死这件事上动了什么手脚,我就会回来宰了你,和你全家。这时,强子冷笑起来,他说,你才是那个应该去死的人,端木芳嫁到我家里是不太开心,可是为什么要嫁过来,因为你没钱读大学,因为你想要那份前途所以把你姐姐卖了,卖给我家或卖给别人家没太大区别,你何必装傻,你居然还搞文学创作,你就是那个大家所说的瘪三啊。

端木云抡了一下听筒,砸在墙上,整个电话机从茶几上飞了出去。他在众人惊讶的目光注视下走出客厅,仍旧走回到雨里,仍旧看着不远处的菜地,发了一会儿抖,然后开始抽烟。他想这一切景色与五分钟前并无不同,又想,如果那叠稿子不是交给沉铃的话,现在恐怕应该焚烧成灰,但他确实再也没有能力返回到沉铃身边了。

直到他的头发完全淋湿,才走回租屋,对周劭说,我想好了,和你一起去铁井镇。

周劭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他望着端木云,觉得他神经不大正常了,但能有一个人陪他去铁井镇,也不是什么坏事。他说我以为咱俩将会分道扬镳。端木云抽着烟说,我希望那个镇与我小说里写的,有所不同。

有时候,梦是先于睡眠降临的。端木云看到傻子镇建起了巨大的化工厂——从前,那里只有鬼鬼祟祟的私人老板开的小厂。现在它扩大到全镇,向所有的河流排放污水。长达十几节的货船将原料和成品运进运出,一些无望的渔民仍然在河边打捞着鱼虾,像等待奇迹,然而不需要太久,他们就只能在污水河中打捞某个傻子的尸体了。

在那巨大的、错综的场所里,他看到有一个人在寂静地行走。不用说,那是他自己,有一张痴呆的脸,双腿罗圈,蹒跚。那场面是他看过的所有恐怖片的集成,但并不会让他感到害怕。也许有点怪异,也许这才是真相。

他想起最后一次见面时姐姐说起的一件事:在他五岁时,曾经有一次从屋顶上摔下来。姐姐以为他死了,然而他安然无恙,仅仅是哭了一会儿。他姐姐说,那天是我带着你,你要是死了,爸妈会打死我——然而,然而,每当我想到这件事,总是会感到害怕,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了,而我们此后所经历的时间只是一个幻觉呢?

问题是,到底是从哪一件事开始,我们拥有了彻彻底底虚幻的梦境呢?

这天黄昏,长途汽车到达铁井镇,他和周劭提着行李下车。远处白色的厂房在暮光中闪耀,烟囱里的白烟向着晚霞的方向漂移。很多年轻的打工仔涌进汽车,这是星期五,他们享受休假的时光。有一个年轻人喊道:别他妈的再挤了,我是十兄弟。登上汽车的男男女女,看上去都不谙世事,跟着笑了起来。端木云慢慢走向小镇,走向厂房。随着那巨大的、错综的场景展开,夜色降临,霓虹灯和高能照明灯亮起。他想,是的,虽然不知道从何时何地开始,但我此刻确乎已经走进了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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