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2/2）
杨剑锋：“这要取决于每个民工是否有能力交纳一笔最低基数的产品信誉保证金。对于因停产而被迫辞退的工人，有两点我想说明一下，首先是征寻加工伙伴，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应征，将优先获得合作机会。其次，将来生产线建成后，他们当中如果有人愿意回来，将优先被录用。从公司的愿望说，公司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辞退工人的，这也是公司没有及时停产的原因之一，相信他们能够理解。”
当天，环保部门和公安机关分别对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作出处罚，两项罚款合计一万六千元。当晚，卫星电视在《社会焦点》栏目里对噪音问题进行了曝光和评论，而与此同时，方氏保健调味球的广告依然准时出现在同一个电视频道上，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景观。几天后，报纸也上演了与电视相同的一幕，广告与曝光同时出现在一张报纸上。
杨剑锋抓住时机，有理有节地将一百名磨光工人全部辞退，跟着在卫星电视和地方报纸上同时打出征寻加工伙伴的广告，广告词不但说明了公证、合理而又优厚的合作条件，还特别说明了寻求合作的原因。
尽管社会上的广告信息让人眼花燎乱，尽管新闻媒介不断有假广告骗局事件的报道，然而人们对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的广告却深信不疑，因为云阳公司一切的一切都太真实了，其规格档次都决非小做坊可比，无论电视广告还是电视曝光，人们从屏幕上看到的和听到的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云阳公司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和广阔前景的实实在在的企业。
于是，合作的人们来了，想借此踏踏实实挣钱的人们来了从山沟里。从村庄里，来到安河市云阳公司，在法律机关的公证下，放心地交出钱，放心地运走半成品。
杨剑锋没有辜负总经理的期望，很好地完成了公司的既定计划，不但将噪音分解出去了，而且收取了六百二十万元的信誉保证金。
而就在这个时候，刘东阳“考察”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了沈阳一家颇有知名度的机械制造厂的三位工程师，来云阳公司参观，为设计新的生产工艺做准备。
此举，无疑又是一种麻醉剂，目的在于麻醉公司管理层的人员。而巨款已经到手，这场骗局距离落幕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云阳公司又上卫星电视了。
这次出大事了。
当方子云的两位女助手急匆匆来到他的客房告诉他一个惊人消息的时候，方子云正灵感来潮，伏在卧室的写字台前创作一首诗，他右手拿着钢笔，左手夹着香烟，一缕烟雾在柔和的灯光里升腾。这首诗的名字叫《塑像的代价》，只有十行——
我时常想哭
用空，换取瞬间的解脱
而泪，却从不流落
上帝从不宽容弱者
上帝只承认结局而从不问为什么
当活着的责任战胜了死亡的诱惑
当活着不仅仅是活着
尊严告诉我
被鄙视
原来比死，更加残忍，深刻
方子云对这首诗还不太满意，总觉得要表达的意思还没有鲜明地表达出来，正用心作进一步修改。
郑州，是他活动的第五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他所从事的工作都只有两个——策划广告宣传和建立特约经销点。尽管他对生意上的事不太精通，但他的工作性质是往外花钱，所以比较容易。另外，他的两位助手都是高薪聘请的专业人才，具体事务都由她们去做，基本上不用他操心，他只是听汇报，把握大方向，必要时应酬一下场面上的事。所以，他既没有负担也不感到紧张，更多的时间是呆在客房里看书、创作，倒也悠然自在。
两位女助手的闯入打断了方子云的思路，他放下笔，看着两位一向风度优雅的漂亮小姐皱了一下眉头说：“刘总携款逃跑了？胡说！你们两个是不是脑子出毛病了，说梦话？”
一位小姐上前打开电视机，选出所要的频道，急切地说：
“大诗人，你自己看吧。”
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云阳公司副总经理杨剑锋，他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显得十分沮丧和紧张。他的侧面坐着两名穿制服的检察官，正面是一名女记者。
记者：刘东阳是用什么方法把那笔钱转移走的？要知道，六百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
杨剑锋：经过是这样的，刘经理说他哥哥要注册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外资暂时不能到位，为了应付验资，希望云阳公司临时垫付七十五万美元，期限为三个月，利息为10％。当时刘经理整天陪着沈阳的三位工程师研究生产线设计，好像并没有把借款当成一回事，只是让我们办公室的几个人商量一个意见。我们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借这笔钱。
记者：“为什么要借钱出去？”
杨剑锋：当时我们有四个考虑。第一，他是老板，借钱的又是他哥哥，担不担风险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我们这些雇员没关系。第二，这件事他自己完全可以决定，给人的感觉是他在有意试探我们对他是否忠心，所以我们都想表现一下。第三，借期三个月，并不影响云阳公司四个月以后的资金使用，如果放弃了变死钱为活钱的增值机会，怕被经理认为没有经济头脑、没魄力，对自己的处境不利。第四，改造旧工艺，建立新的生产线，云阳公司的资金肯定不够，刘经理计划从他两个哥哥那里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如果得罪了他们，那么生产线的事就可能办不成了。
记者：计划中的生产线主要解决哪些问题？它的建成与否对你们雇员有哪些影响？
杨剑锋：生产线主要解决噪音、效率和劳动强度三个问题。
分散加工是不得已的临时措施，公司几乎没有利润，或者可能赔钱，所以不可能长期坚持。如果没有新生产线上马，我们这些雇员可能面临失业。
记者：请你具体谈谈这笔钱失踪的经过，是谁经办的？在什么地方失踪的？
杨剑锋：根据刘经理的指示，我和会计具体经办，将资金打到外汇市场，兑换出七十五万美元，装进一只黑色皮箱里。我和会计陪着他乘火车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他一个人乘出租车回家送钱，从此就失踪了。我和会计等了整整两天，后来实在不放心，就按他身份证上的地址去找他，找到地址后刘东阳的家人说刘东阳几年前就死了，身份证早就丢了。我们这才感到出事了，赶快往深圳三阳房地产公司打电话询问，据查号台答复，深圳根本没有三阳房地产公司这个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向安河市检察院报案了。
记者：到现在为止，你作为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的副经理，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杨剑锋：我当时被槁糊涂了，回到安河以后也没搞明白，不能理解这件事。方氏保健调味球非常有发展远景，生产线建成以后，也许一年就能盈利六百万，没必要毁掉一个企业。
记者：据检察院证实，你们公司发放出去的一百多万只半成品，所用原料不是合成金属，而是劣质铁，其成本只是合成原料的十分之一。这个情况你事先知不知道？
杨剑锋：这件事是刘经理一手经办的，除他本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会计看到的是发票，我看到的是原料和合格证，谁也不会去怀疑刘经理会对自己的企业做假，都知道他是一个财大气粗的人。如果说这个企业从注册那天起就是一个大骗局，那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记者：在这个骗局中，你认为你个人应该负哪些责任？你们管理人员应该负哪些责任？
杨剑锋：不知道。我不认为我们雇员应该负什么责任，如果法律确认我们有责任，我也只好认命了，但我还是不知道应该吸取什么教训，也许是因为一切太真实了，也许是因为骗子太高明了。
这时，电视画面切换到一位四十多岁的检察官身上，并且打出一行字幕：安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国忠。
记者：刘检察长，针对这起发生在我市的特大诈骗案，请你给我们的电视观众谈一些情况。
刘检察长：这起诈骗案，预谋之周密、诈骗金额之大。受害人之多，在我们安河市还是首例，省市领导都非常重视，我们也成立了专案侦破组，配备了强大的警力，一定要追查到底。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布署，侦破工作全面展开，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受害人共有八十三人，全部是农民，有相当一部分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被骗金额是六百二十万人民币，其中二十万还留在账号上，这也是罪犯迷惑人的手段之一。
记者：罪犯投入几百万元的资金，这么大的骗局，罪犯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完成？
刘检察长：从无效的身份证，假三阳房地产公司和伪造的各种证明来看，预谋犯罪已确定无疑，从策划、筹资到实施，由一个人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还不能最后下结论。显然，这是一起高智商犯罪，罪犯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反侦察的准备，这给侦破工作增加了难度。
记者：据说这个公司的部分销售人员还在外地处于工作状态，这是否意味着公司仍有继续经营下去的可能性？是否意味着这个公司仍有责任能力？
刘检察长：在允许新闻媒介报道之前，我们有意识地对公司的一部分人封锁了消息，这是出于侦破工作的考虑，并不意味着这个公司仍有责任能力。事实上，公司除了几台简易设备和办公用品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了，因为大楼和轿车是他们租用的，并不拥有产权。所以，受骗的农民有可能蒙受损失。
记者：据我们了解，受骗农民与云阳公司签定的加工合同全部是经过公证的，也就是说是真实、合法、有效的，那么公证机关是否负有连带责任？
刘检察长：公证不是担保，它只认定合同的真实、合法和法律约束力。据我们了解，所有合同的公证内容和程序都是合法的，公证本身没有问题。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是要一查到底的。借此机会，我们正告犯罪分子，要认清形势，丢掉幻想，为自己的争取一点主动。
记者：各位观众，谢谢您收看《法制热线》节目。对于这起广大市民普遍关注的特大诈骗案，我们以后还将做追踪报道，请您注意收看。再见。
“终于下手了。”方子云心想。
他脸色苍白，手脚冰凉，呆呆地站在电视机前，脑子里顿时乱做一团。投入两百万元去设一个骗局，手笔之大，构思之严，决非等闲之辈可为。而六百万元，对于那些蒙受重大损失的农民将意味着什么？将会引发什么恶性后果？他不敢去设想。总之，事情闹大了。
震惊之余，求生的本能使他必须去考虑自身的安全。根据电视报道的内容分析，他一直处在检察机关的监视之下，他与安河的电话联系一直处在侦破人员的控制之下，云阳公司一切运作正常的信息都是假的，是为了稳住他、试探他、观察他。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否则检察机关不会允许电视报道，也就是说，对他已经不需要再封锁消息了。他又想起了宋一坤曾经给他规定的事项——
你的行为准则是：合情、合理、合法。从今天起，你的任何活动都必须能够说得清楚，无论从时间、地点。人证、物证等各方面都不得留下模糊不清的空白，都必须是真实的、坦然的。
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你不必推测，顺其自然。
他做到了，而且做得踏踏实实。现在，最重要的是进入自己的角色，找到这个角色的感觉。让事态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他的角色是什么呢？受害者，这场骗局中最大的受害者。女助手看着他呆滞的神态，关切地问：“方副经理，你怎么啦？你说话呀。”
方子云停了半晌才绝望地哺哺自语道：“太突然了，让人怎么能相信呢？这是老天存心跟我过不去呀！”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另一位小姐自嘲地感慨道，“我们被人愚弄了，真看不出来刘经理居然是个骗子。其实我们早被监视了，还傻乎乎地策划、谈判，真可笑。还有你大诗人，天都塌下来了，您老人家居然还躲在屋里写诗。”
女助手关掉电视道：“现在还说那些有什么用？还是商量一下我们怎么办吧。”
另一位小姐说：“方副经理，事情已经出来了，信不信都由不得你，还是冷静下来面对现实吧。你是股东之一，我们是被你们公司雇来的，如果你有良心的话，趁着你手里还掌握一点钱，马上把我们这个月的工资发了，否则我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再说，公安机关已经怀疑你了，你就是把钱留着最后也落不到你手里，我们两个人鞍前马后跟着你干了几个月，总不能让我们也跟着倒霉吧？”
“我脑子太乱，让我想想。”方子云无力地坐到沙发上，让人把烟拿给他。他点燃一支烟抽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
“好吧，工资发给你们，你们拿上钱准备一下，明天回家吧，我把火车票钱一并发给你们。”
就在这时，房门被打开了，一位客房服务员带着三名穿便衣的男人走进房间，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门被关上，其中一个男人说：“我们是安河市检察院的，来向你们了解一些情况。请两位女同志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两位女助手紧张地看了看方子云，被另外两个检察官带出了客房。
方子云想从沙发上站起来，刚做出动作。
“坐下，不要动！”检察官习惯性地喝了一声，然后目光向四周环视，从卧室的写字桌上拿起那首尚修改的诗，看了一下，又放回原处。
方子云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强压着火气冷冰冰地说：“同志，我不喜欢别人不经我的同意就擅自翻看我的作品，我对这种行为很反感。”
“你这是跟谁说话？”检察官也火了，“刚才的电视你已经看了，就不用我多说了，我不是到这儿和你聊天的，希望你端正态度，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
“你怎么知道我看电视了？”方子云间。
检察官说，“你是云阳公司的法人之一，你应该清楚自己要负什么责任。可以告诉你，在找你谈话之前，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调查过了。”
方子云把烟头拧进烟缸，闭口不言了。
检察官拉过一把椅子，居高临下地在方子云对面坐下，问：
“你第一次和刘东阳见面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谈了什么内容？”
方子云沉默。
检察官以责令的口吻说：“回答我的问题。”
方子云仍然沉默。
检察官似乎从方子云的沉默中感到了一线希望，威严地说：
“不说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事实永远都是事实，法律以事实为根据。”
“你错了。”方子云终于开口了，冷言道，“法律首先把每一个人都假设成罪犯。这个我懂。从你的口吻里我能感到，你已经把我当成罪犯了。我拒绝这种审问式的谈话，我有权用我认为合适的方式维护我的人格和尊严。”
检察官有些失望，换了一种口吻说：“好吧，我们坦率地谈谈。刚才是我态度生硬，我道歉。”
于是，方子云从怎样与刘东阳见面开始，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讲得非常细致、具体。最后说：“我所讲的都是事实，你们可以去调查。我对我所反应的情况可以负任何法律责任。”
检察官点点头：“我们已经去过玉南油田了，不但做了大量的调查，而且还依法搜查了你的房子，请你理解。到现在为止，我们是相信你的，也希望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方子云说：“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我甚至还没完全反应过来，还没有真正从心理上正视这个事实。”
检察官说：“我知道你是一位诗人，你为什么要改行经商呢？那并不是你的特长。”
“怎么说呢？”方子云苦笑着道，“过去有个曲线救国的说法，我就算曲线救诗吧。时代变了，诗人一文不值了。我想，如果有了钱，我就可以自费出版我的诗集，再搞一个诗社之类的活动，尽我一生所能，为诗歌的复兴作一点贡献。但是现在，全完了。”
检察官问：“研究调味球，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别人给你的建议？”
“当然是我自己的主意。”方子云说，“我是单身，工资又不高，吃饭还是以自己做为主。每次改善生活做料包的时候都很麻烦，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反复使用的料包，时间一长，想法就出来了，这也叫实践出真知吧。后来我把思路扩展了一下，觉得这个产品一定有市场，于是，就向朋友借了一笔钱，请专家帮助研究。后来钱不够，又借了一笔。一共十五万元。”
“是谁给你提供的资金？”检察官问，“十五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眼下还有什么能比借钱更难呢？”
“借给我钱的人叫宋一坤，是我大学的同学。”方子云答道，“我不但借到钱了，而且每次借钱都是在宋一坤自己也需要用钱的时候，而且既没有借据也没有利息和偿还期限的口头协定。”
“为什么？”
“君子之交。”方子云说，“如果他向我要求什么，或者我向他承诺什么，我们都会感到自己侮辱了对方。这种人格的交情，商人是无法理解的。从另一个方面说，他既然借给我钱就准备担风险了，如果我失败了，即使给他写了契约又有什么实际意义？我可以自信地说，只要我肯伸手，宋一坤还会帮我。”
“那么，”检察官说，“作为你这一方。你有没有想过要珍惜这种君子之交？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你无力偿还怎么办？你不在乎是否对得起朋友对你的信任吗？”
“怎么能不想呢？”方子云叹了口气，停了老半天才吃力地说，“这是我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借钱之前在想，借钱之后还在想，这个问题自始至终困扰着我。伸手借钱，下这个决心真不容易。”
“想出来点结果没有？”检察官问。
“一定要回答吗？”方子云反问。
检察官点点头。
方子云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对我下面的一段话希望你们不要公开，因为那是我的个人隐私。”
“如果与本案无关，我可以保证。”
“谢谢。”方子云自己点一支烟，说，“其实，在借钱之前我一直有自杀的念头。我敢肯定，宋一坤了解我的心态，他只是照顾一个男人的面子不说而已，因为这种心态不是别人劝两句就可以解决的。我想，我应该属于那种有妄想症的人，我想成为大艺术家、大诗人，受人尊敬，被人崇拜。但是我生错了年代，这个时代既不需要诗，也不需要诗人，只需要金钱。我是这个时代多余的人，我应该属于古朴的时代。作为诗人，诗的高贵与精深、诗的窘迫与尴尬，也只有诗人能体会。”
“但是，我不甘心。”方子云接着说，“我思索了很久，还是决定最后挣扎一下，也许我能成为命运的征服者，成为英雄，用我挣来的钱为诗歌的生存输血。于是，我借钱了。说到借钱，我首先想到的是失败。我早就打定主意了，既然事业上没有前途，如果经商再失败了，我就只能以死解脱，我会在遗嘱里写明，我的四本尚待出版的诗集共计五百多首诗，连同我的有关诗歌方面的文稿，全部归属宋一坤所有，以此作为我对他的一点报答和补偿。这是我惟一能做到的。”
“四本诗集能值十五万元吗？”检察官平静地问，“你刚才不是说，诗歌一文不值了吗？”
“这就是我无能、无奈或者无赖的一面，如果你一定要从商人的角度理解的话。”方子云有种被嘲讽的感觉，并不掩饰自己的愠怒，说：“关于四本诗集的商业价值，如果我死了，可能情形就不一样了，但我必须是已经死了，自杀了。我自信自己在社会上，至少在文学界多少还有一点知名度，其实刘东阳让我搞广告。推销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如果我死了，文学圈子多少会泛起一点涟漪，这时候诗集的商业价值有一个新闻效应的作用。说到五百多首诗的艺术价值，我认为决不是十五万元可以衡量的。否则的话，我这个人的一生就太悲惨了。”
检察官说：“既然宋一坤愿意帮助你，你为什么不把钱直接用在出版诗集上，而舍近求远绕一个圈子呢？”
“恕我直言，以你的职业所标志的学识，我对你刚才所提出的问题感到失望。”方子云摇摇头说：“靠别人输血活命与靠别人帮助你建立造血功能活命，你认为能一样吗？也许借钱两个字对于我，本身就是一块遮羞布，一张薄薄的纸而已，但是这张薄薄的纸却可以支撑我的自尊，我可以接受帮助却不能接受施舍，我想到的是体面地借钱。挣钱、还钱，至少我还想到了用最后的方式补偿别人。”
检察官冷不丁地问道：“对于你主持研究的这个项目，宋一坤给予了怎样的评价？”
方子云愣了一下，不解地看着检察官：“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检察官只得将原话重复了一遍。
“这个问题不成立。”方子云说，“宋一坤对这个项目几乎一无所知，怎么可能去评价呢？”
“你说他几乎一无所知，就是说他还是知道一点了？”检察官追问。
方子云说：“借钱总得有个理由，我当然要向他介绍我的设想。但是他对我的介绍不感兴趣，只是对我说，你不是一个轻易就肯伸手向别人借钱的人，只要你自己看准了，就干一次试试。”
检察官问：“你第二次向宋一坤借钱是在什么时间？都谈了什么？”
方子云答道：“经二次借钱的事是我向他打电话提出来的，因为我从报纸上看到他的未婚妻文稿竞价卖了八十多万元，知道他有钱。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在去年十月份，他说要去上海，路过江州。在江州见面后我才知道，他去上海原来也是为了借钱，为他的未婚妻筹集出国资金。当时我很不好意思，但是五万元对于他毕竟没什么大影响。我们在机场见面后他把钱交给我，随即送我去长途车站了，他得抓紧时间买火车票。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谈了一点中国的文化市场和文学发展方向之类的问题，因为他只对这些感兴趣。”
“你们一共见过几次面？”检察官问。
“那要看从什么时间算起了。”方子云说，“他在江州报社工作的时候我们经常走动，他到上海以后我们之间就没有见过面只有书信交往。他从上海回来后，除了在玉南的那次见面之外最后一次是在江州他交给我五万元借款的时候。总之，两次都是借钱。”
“那么，”检察官说，“请你谈谈宋一坤和他未婚妻的情况，夏英杰也是你的同事嘛。”
“这与本案有关吗？”方子云说，“你的提问我越听越不对味儿，你是查案子还是查别人的私生活？”
“你不必介意。”检察官说，“凡是与你有关系的人我们都要调查，例行公事。”
无奈，方子云将自己如何委托夏英杰去探望宋一坤，夏英杰与宋一坤如何认识、发展，从头到尾如实讲了一遍。整个故事，只有一处做了改动，那就是宋一坤的一句原话：子云这个人哪，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这句话被改成了：如果我能帮子云，我会尽力的。
最后，方子云说：“我认为，促使夏英杰了解宋一坤并且选择他的人，正是宋一坤的前妻自己，如果邓文英不去多心的话，如果她不是厅长的女儿，如果她不是留学法国，如果她不是北京梦妮奥时装公司副总经理的话，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检察官问：“你仔细想一下，你周围的人，谁有可能了解你这个产品的工艺过程？”
方子云想了一会儿，说：“除了我自己之外，只有四个人详细了解工艺过程，三位我聘请的研究人员，第四个人就是刘东阳，他看过所有的资料，包括录像、图片和文件。另外，因为实验室是租用农机修造厂的房子，所以厂里的人也有可能了解一些情况。如果还有的话，那就是产品的技术鉴定部门，我曾向他们提供过所有资料。”
“在你与刘东阳的接触中，你发现过不正常的情况没有？哪怕任何一个细微的小节？”
“说实话，我根本没有注意过，更没有怀疑过他。如果我感觉到这个人不可靠，我是不会与他合作的。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他真是骗子。”
“那么，你根据什么感觉他可靠？”
“我查看过他的身份证和名片，他举止很有修养，待人和气，不吹牛，不讲大话，一看就是好人，谁也不会认为他是骗子。”
检察官说：“现在你已经知道了。那么你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或者说你在想什么？”
“不知道，我说不上来，就是难受。浑身没力气，胸口堵得慌，心里不是滋味。”方子云说，“如果这是一场骗局，那我是什么？一方面是嫌疑犯，另一方面是受骗的傻瓜，智商低下。依我过去的那点小名气，这次一下子有新闻了，真的要出大名了，丢人哪！我在想，莫非老天真的容不下我？”
“可以理解。”检察官同情地点点头，问，“刘东阳的诈骗行为对你在经济上有什么影响？”
“这不明摆着嘛，公司的大好形势断送了，盈利、分红都成了泡影。”方子云答道，“现在，我的命运就拴在这个产品的专利权上了。我对法律懂得不多，不知道我这种情况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谁让我是股东，是副经理呢？听天由命吧。如果我不用去当刘东阳的替罪羊，如果法律部门不用我的专利权去补偿刘东阳造成的损失，如果产品的专利权还能属于我，那么我还能有一线希望。否则，我没有机会了。”
他们的对话每一字，每一句都被监听、录音。
检察官的谈话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对各种可能性都做了充分估计，他的语言看似平淡，却处处暗藏锋芒。而方子云的谈话是在突如奇来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时间准备，不可能虚构一个完整的体系，他的语言虽然书生气较浓，但可信度高。
其实，在这次正面谈话之前，检察机关已经在玉南、安河以及方子云曾活动过的几个城市对他进行了大量而周密的调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方子云参与了刘东阳的诈骗阴谋，调查结果基本肯定了他是清白的，是受害者之一。这次谈话，检察官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这是一次明知没有希望而又必须为之的程序。
谈话进行到这个程度，看上去已经没有什么话题了。但是检察官仍不肯放弃努力，说道：
“这次受害的农民有八十多个，他们之中，被骗金额最少的是六万元，最多的是十二万元，而这些受害者绝大多数来自边远贫困地区，他们的钱，有的是村里各家各户凑起来的，有的是学校向学生家长集资的，有的是向亲戚朋友四处借来的。电视曝光后，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被骗的真相，后果会怎么样呢？可以想象他们会疯了、会绝望、会痛不欲生，接着就是逼债。殴斗、自杀之类，失去理智的农民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
“你想暗示我什么？你的话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方子云直言不讳地说，“好像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是我丧尽天良。这个世界每天都有灾难发生，波黑在进行战争，非洲难民如潮，还有车祸、火灾、凶杀、抢劫，难道都是我的责任？我也同情受骗的农民，我心里也难过，我自己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能怎么样呢？如果你们认为我也有罪，杀头、坐牢都可以，我无话可说。在中国，连将军、部长甚至国家主席都可以冤死，我一介草民又算什么呢？”
“你理解错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事情的严重性，没有别的意思。”检察官淡淡一笑，说：“明天你和我们一起回安河，我们还需要向你了解情况，你也需要回去处理一下公司方面的事务。希望你不要背思想包袱，也不要有其它的消极念头，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一切都是能搞清楚的。”
方子云说：“我听从你们的安排。”
“那好，你休息吧。”检察官从椅子上站起来，似乎要离开房间了，却忽然问道：“能不能告诉我，你写的那首诗是什么意思？特别是那两句，上帝从不宽容弱者，上帝只承认结局而从不问为什么。那是否说明了你对伦理道德的一种理解？”
“一个诗人，一个脑子里只有艺术的人，却不得不去从事他一窍不通的商业活动，上帝高雅吗？公平吗？”方子云站起身，冷漠而又自嘲地说：
“这首诗写的真不是时候，那是只有成功者才有资格抒发出来的沧桑。看到公司的形势很好，我以为自己成功了，是命运的征服者，谁知这首诗还没来得及修改完美，一切就变了。真是莫大的讽刺。”
冒名刘东阳的人连同他所携走的七十五万美元巨款无影无踪，毫无线索。
专案组认定，云阳公司诈骗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高智能经济犯罪，无论后台人物是谁，实施这项计划都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一、了解调味球的全部生产工艺。
二、具备两百万以上的经济实力。
三、有精干的执行人。
方子云作为产品专利持有人，与罪犯一道来安河市投资，既是股东又是法人代表之一，具备同谋作案的一切条件，有重大嫌疑，被专案组列入首要调查对象。然而，当各路调查结果汇总之后，方子云被排除嫌疑了，他是清白的。
于是，作为向方子云提供科研资金的人，宋一坤被列为新的调查焦点，围绕着资料、资金和执行人三个问题，专案组展开了新一轮全面调查。
在海口，侦查人员搜查了宋一坤的住所，没有发现任何疑点。主要询问内容如下——
侦查员：你连方子云想干什么都不了解，而且他连张惜条都没打，这样借钱给他，你认为合乎情理吗？
宋一坤：我自己做的事情，不需要考虑别人是否认为合不合情理，符合我们之间的情理就可以。
侦查员：你第二次借钱给方子云，正是你向赵洪借钱的时候，这一出一进，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宋一坤：少了五万元对我来说并不影响夏英杰出国，但对方子云就是一个迈不过去的坎。
侦查员：据我们了解，你可以从许多朋友那里借到钱，却为什么舍近求远，一定要到上海找赵洪借钱呢？其实赵洪并不是大户。
宋一坤：因为赵洪借过我的钱，而且是在没有任何经济担保的情况下，所以向他借钱比较容易开口。至于是否能从别人那里借到钱，我没有那个自信。
侦查员：在你三次离开海口当中，见过方子云几次？是在什么时间？谈了多久？他都给了你什么东西？
宋一坤：见过一次，大约是去年十月份，呆了约半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在从机场到长途车站的出租车上。另外更正一下，不是他给我东西，而是我给他五万元现金。
侦查员：你为什么不与夏英杰一起出国呢？
宋一坤：这是我和夏英杰之间的事，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对生活的安排，我们也是如此。
侦查员：你一个人呆在海口做什么？
宋一坤：夏英杰是作家，而且是非常有前途的作家，我理当帮她一把，所以我搞文学创作理论研究。资料全在电脑里，你们已经看到了。
在北京，侦查员对邓文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询问，主要内容如下——
侦查员：谈谈你对宋一坤的看法。
邓文英：我恨他。
侦查员：为什么？
邓文英：他伤害了我的自尊，仅此而已。
侦查员：我是说，他的人格、人品怎么样？你曾是他的妻子，你是最了解他的。
邓文英：怎么说呢？他这个人让你觉得非常平淡，淡得没有一点味道，但你又总能感到一种居高临下的东西在你头上，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东西。你总是错的，你不由自主觉得自己渺小，那种感觉让你难以忍受，直想大喊大叫，但你又控制不住自己从心里喜欢他。
侦查员：宋一坤在玉南油田借给方子云十万元钱，当时你们还没有离婚，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吧。
邓文英：我知道，他告诉我了。
侦查员：他让方子云用这笔钱干什么？
邓文英：方子云打算经商，至于怎么用这笔钱那是方子云自己的事，宋一坤不会干涉，否则就不会借给他。
侦查员：方子云一共向宋一坤借了十五万元，竟然连张借据都没写，你认为可能吗？
邓文英：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能。他们的关系看似平淡，但境界和文化层次很高，很纯净。
在上海，赵洪向办案人员出示了宋一坤借款三十万元的契约，并回答了有关提问，主要内容如下——
侦查员：宋一坤惜钱做什么？
赵洪：随便他做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只相信他到期能把本息还给我。不过我还是告诉你，他借钱是为了给他未婚妻出国筹资。
侦查员：宋一坤的朋友不少，借钱对他来说不算太难，为什么他只向你借钱呢？
赵洪：那说明我们之间更有信用。
侦查员：宋一坤除了借钱，还约见过哪些人？
赵洪：在上海，能和他称得上朋友的只有我一个。从他下火车进上海到他上飞机离开上海，我一直都陪着他，不会错的。
在江州，王海接受了专案组的询问——
侦查员：据我们掌握，你曾两次去海口面见宋一坤，你找他做什么？
王海：朋友之间，非得有事才去吗？太势利了吧？我就是想去看看他。巩固一下关系。
侦查员：为什么要巩固？你们不是很好吗？
王海：不一样，过去我们之间商业合作的关系多一点，但是我希望有他这样的朋友，和他这样的文化人在一起我会觉得自己有面子。现在社会上对有钱的人都有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太俗，也许我们真的俗。
侦查员：他向你借了多少钱？
王海：借钱？我听不懂你的意思，你想知道什么就照直问，我没必要瞒你什么，你也不要绕圈子。
侦查员：我是问，他向你借过钱没有？
王海：没有。
在深圳，宏远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光接受了专案组人员的询问，主要内容是——
侦查员：你与宋一坤在上海分别后，他来找过你或者你去找过他没有？
周立光：没有。我们之间有几次电话联系，互相问个好，从没见面。
侦查员：电话联系中，你们讨论过什么事情没有？比如向你借钱？
周立光：绝对没有，我对我所讲的情况可以负任何法律责任。不过，假如他真有困难找到我的话，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他。
侦查员：为什么？
周立光：我很敬重这个人，有思想，有性格。
另外，专案组在安河市侨务部门的配合下，通过非官方渠道与罗马的某个有一定活动能力的华侨取得电话联系，委托他通过适当的方法了解一下夏英杰的生活以及欧亚文化艺术传播公司的资产状态。罗马的信息很快反馈回来，与宋一坤在海口所提供的情况完全吻合。这就是说，宋一坤的资产状况是清楚的。
对宋一坤的调查是周密细致的，各路调查结果汇总、分析，没有发现疑点。宋一坤的生活从时间、地点、人证、物证，一切都清清楚楚。在专案组的第三次案情分析会上，对宋一坤的情况进行了论证。
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无论策划这场骗局的幕后人有多么高明，策划骗局，决不可能在专利产品研究出来之前进行，这是一个分界线。
冒名刘东阳的人首次出现是在安河市，参加一个招商引资大会，时间是九三年十一月中旬，宾馆的记录和招商大会的工作人员都证实了这一点。而宋一坤与方子云的见面时间是一九九三年十月下旬，两者之间相距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假设方子云撒谎了，假设那次见面宋一坤接触到产品资料了，假设宋一坤就是幕后人。宋一坤从接到资料到分析、研究、策划，到筹集两百万元资金，到挑选、确定执行人，到联系、购买各种假证件，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这样大的工作量，几乎不可能。即使能做到，这种大规模的筹资和突发性的人员变动也不可能没有一点痕迹。
再者，假设幕后人是宋一坤，他的动机是什么？要知道，云阳公司的前景非常可观，其长远效益决非骗局的利益可比较，没有理由将这样好的形势断送掉。况且，夏英杰出名、出国，他们有自己的公司和事业，有文化层次很高的社会活动，没有必要去铤而走险。
更重要的是，宋一坤没有两百万元的资金条件，没有执行人的人员条件。
于是，宋一坤被排除嫌疑。
于是，侦查工作陷人僵滞。
专案组重新对案情进行研究，认为这场骗局中有两个现象不容忽视——
一、冒名刘东阳的人出现的时间与具备策划骗局条件的时间相比较，前者的时间明显超前，这可能说明，在方子云还没有征寻投资商之前，诈骗组织已经存在了。
二、骗局是在合法经营利益高于诈骗利益条件下收场的，从策划者利益驱动的心理分析，不符合逻辑，这其中一定有非常特殊的原因。
因此，专案组大胆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
策划者是一个专业诈骗集团，具备资金、人员、组织等一系列运作条件，有丰富的金融、法律知识，有一定的诈骗经验和系统的策划能力，专门在社会上物色适合诈骗的对象，一旦发现便能迅速捕捉目标实施诈骗，而不需要任何筹集资金，选配人员，制做证件等前期准备工作。方子云的项目被策划者选中完全是一种偶然性，因为这个项目具备了策划者预先设定的某些条件。
策划者在云阳公司发展前景看好的情况下收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担心投资人的身份由假到真、由黑变白的过渡当中出现差错，前功尽弃，所以不得已而为之。二、诈骗的运作资金可能是挪用公款，有严格的使用时间，必须在预定的期限内归位。
根据这个假设，专案组重新划出了一个侦查范围：一、策划者十分熟悉安河市，有可能是安河市人或在安河附近。二、策划者具有专业知识强、运作规模较大、周期较长、投入资金额较高，其公开身份很可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三、策划者有可能是金融系统的人，或与银行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