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子和原子（2/2）

每晚我们在帐篷内都要喝掉三升酒。有人下西洋棋，有人弹吉他。待久了就习惯了。有人醉倒在床上，还有人大吵大闹。有两个喝醉酒的人开车出去兜风，结果翻车了。用了液压救生工具，才把两人从压扁的车下救出来。

我会写日记，以及写很长的信给家人，我一直平安无事。政治部部长注意到这一点，他不断问我都写些什么，还问我日记放在哪里。他指使我的邻床监视我，但那个人却跑来警告我：“你在写什么？”

“我的博士论文。”

他大笑：“好，我就跟上校这么说，但你应该把写的东西藏好。”

我的同伴都是好人。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当中没人有怨言，没一个是懦夫。相信我，没人能够打倒我们，绝对没有！那些长官成天待在帐篷里。他们穿着拖鞋走来走去，饮酒度日。谁会在乎呢？我们做好该做的工作，就让那些长官的肩膀上再多一颗星吧。谁会在乎呢？这就是我国人民的风格。

辐射检测人员就像神一样。村民会围绕在他们身边：“小子，告诉我，我的辐射指数是多少？”

一位大胆的士兵想到了一个方法。他拿了根普通的棍子，捆上一些电线，敲了敲某位老太太的家门，然后拿起棍子，对着墙壁挥动。

“嗯，孩子，跟我说说结果如何。”

“这位婆婆，这是军方机密。”

“孩子，你可以跟我说，我会给你一杯伏特加酒。”

“好吧，”他喝下了酒，“啊，婆婆，这里一切都很正常，不用担心。”然后就离开了。

时间已经过了一半，他们才终于给我们发了个人用的辐射剂量计。这东西是个小盒子，里面装着水晶。有些人想到一个主意，他们每天早上把这东西带到废物掩埋场，让剂量计整天吸收辐射，这样他们就能提早离开，也许还能拿到更多薪水。

有人把剂量计绑在靴子上，以便靠近地面的辐射。这真是一场闹剧。剂量计上面的指针根本不会动，这东西必须先接触到一定的起始辐射剂量，才会开始运作。换句话说，这是仓库里五十年前的小玩具。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我们安心而已。在我们完成工作后，我们的医疗纪录卡上写的数据都一样：他们将我们工作的天数乘以每天平均的辐射量，而每天平均的辐射量是在帐篷处测量的，不是在我们的工作地点。

我们的休息时间有两小时。我会躺在草地上，看着盛开的樱桃树，上面长满了又大又多汁的樱桃，擦一下就可以吃。还有桑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实物。

我们不用工作时，他们会带我们列队四处走动。我们会看印度爱情电影，看到凌晨三四点。有时厨师会因此睡过头，导致荞麦都没煮熟。他们会带报纸给我们看——在报纸里，我们都被写成英雄，写成志愿者！报上还有一些照片。我们都很想见见那位摄影师……

联邦支援部队也在附近。有来自喀山的鞑靼人。我目睹了他们国家的军法审判。一个人跑在部队前方，如果他停下脚步或走偏了，就会遭到一阵拳打脚踢。这个人负责清洁房屋，而他身上被搜出一大袋偷来的物品。立陶宛人也在附近。才过了两个月，他们就开始反抗，要求回国。

有一次，我们接到特殊的命令：立刻去空无一人的城镇，清洁某栋房子。真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

“明天要在那里拍摄婚礼。”

我们拿着水管喷洒屋顶、树木，冲洗地面。我们还把马铃薯园、花园和庭院的草都收拾干净，一处不漏。第二天，来了新郎和新娘，还有一整车的宴客。他们放起了音乐。这一对是真的新郎新娘，并不是演员——他们已经被撤离了，住在其他地方，但是有人说服他们回来举行婚礼，过程将被拍摄下来作为历史纪录。这是我国政治宣传活生生的实例，这里成为专门制造白日梦的工厂。我出现在这里，也算是证明了关于我们的神话：看吧，我们能在各种环境下生存，就算是去过死亡之地也一样。

就在我快要回家时，指挥官把我叫去：“你在写些什么？”

“写信给我年轻的妻子。”

“好吧。自己小心点。”

过去那段日子，留给我怎样的回忆？这一切真是疯狂。我们挖了又挖，铲了又铲。我曾在日记里写下我的感悟，我刚来的前几天就领悟到了这一点——回归尘土竟是如此简单。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萨柯夫，化学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