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物理学的热爱（1/2）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写东西。斯大林过世时，我把街道上发生的事和人们说的话全部写了下来。我从第一天就开始记录切尔诺贝利事件了，我知道随着时间过去，很多事会慢慢被遗忘，最后永远消失。事实上正是如此。我的朋友中有核物理学家，他们几乎参与了所有事件，却忘了自己的感受和说过的话。不过我全写下来了。

那一天，我来到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上班。我是研究室主任，研究所位于城镇外的林间。这一天天气真好！当时是春天。我开了窗，空气干净又清新，整个冬天我都在窗外挂着萨拉米香肠，喂给外面的蓝橿鸟吃。我很诧异，它们竟不在附近，难道它们在别处找到更好的食物了吗？

与此同时，研究所的反应炉处起了一阵骚动：辐射剂量计测出辐射在不断升高，空气过滤器上的读数高出平时的两百倍。大门的辐射量约为每小时三毫伦琴。这是很严重的事，这种程度的辐射是在辐射危险区工作的最大容许值，最多只能在此环境下工作六小时。

起初推断是某个热源装置的密封发生了破损。检查之后，发现没有问题。然后又想到，或许是放射化学实验室里的容器在运送过程中受损，进而污染了整块区域。但是走道上应该会发现污渍才对——这可是洗不掉的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此时，内部广播指示工作人员不要外出。各建筑物之间看不到任何人影，这景象既可怕又古怪。

辐射检测人员检查了我的办公室——我的桌子会“发光”，我的衣服也是，还有墙壁也会“发光”。我站了起来，连椅子都不想坐。我在洗手台洗了洗头，再看辐射剂量计——辐射变低了。难道我们的研究所发生了紧急状况？辐射外漏？我们该怎么清理接送的巴士才好？就算想破脑袋，也得想出办法来。我以我们的反应炉为自豪，我对反应炉了如指掌。

我们打电话给邻近的伊格那林斯克核电厂。他们的设备也出了状况，他们同样也很慌张。然后我们打给切尔诺贝利，但无人回应。中午，我们发现辐射云已经笼罩了整个明斯克。我们确定这是碘外泄的状况。这意味着某个反应炉发生了意外。

我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给妻子，警告她。但研究所的所有电话都被监听了。噢，这恐怖统治早已行之有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可是家里人仍一无所知。我女儿上完音乐课后，还跟朋友在校园里散步，她还吃了冰激凌。我要打这个电话吗？这会给我带来许多麻烦，我将无法参与机密的计划。但我忍不下去了，我还是拿起了电话。

“仔细听我说。”

“你说什么？”我妻子大声问。

“小声一点。关上窗，把所有食物用保鲜膜包起来。戴着橡皮手套，拿湿抹布把所有的东西擦干净。把地毯装在垃圾袋里丢掉。如果阳台上有晒干的衣物，要拿去再洗一次。”

“发生什么事了？”

“小声一点。滴两滴碘酒到一杯水里，然后用水洗头。”

“发……”我没让她把话说完，就挂了电话。她会懂的，她也在研究所工作。

下午三点半，我们得知意外发生在切尔诺贝利反应炉。

晚上我们搭巴士从研究所回到明斯克时，半小时的车程安静无声，没人说话。大家都不敢谈论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想保住口袋里的党证。

我家公寓的外面摆着一条湿地毯，看来我妻子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回到家里，脱下外套、衬衫、裤子，只剩一条内裤。突然，我怒火中烧。我才不管什么保密了！我不怕！我拿着市内电话簿，还有我女儿和妻子的电话簿，开始打给每一个人。我说“我是在核能研究所工作的，明斯克的天上有辐射云”，然后我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洗头发，关窗户，晒在阳台的衣服要重新洗过。我告诉他们喝碘水还有正确的饮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