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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去澳大利亚，和她父亲一起去。”金妮说，“我们会怀念小男孩和我们共处的时光，莱蒂回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那时他能再来我们家玩。”

我感到越来越累。欢送会非常愉快，尽管我的记忆模糊不清。不过有一点我心里清楚——我不会再次到访赫姆斯托克农场，除非莱蒂在那儿。

澳大利亚离这里很远很远，不知要等多久，莱蒂才会和父亲一起从澳大利亚归来。好几年吧。澳大利亚在世界的另一端，远隔重洋……

我的一小片脑海忆起了另一段连贯的经历，可一下子就寻不着了，如同刚从一场甜美的睡梦中醒来，四处看了看，接着把被子拉过头顶，再次沉入梦乡。

赫姆斯托克太太回到她老旧的路虎车上。借着前门的灯光，我看到车上溅满泥浆，原本的涂漆早已褪色。她往后倒出车道，开上了小路。

我身着奇装异服在夜里将近十一点到家，母亲却似乎压根没注意。她说：“亲爱的，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怎么了？”

“乌苏拉辞职了，她家里有急事。她已经走了。我知道你和妹妹多么喜欢她。”

我一点也不喜欢她，但我没吭声。

这样一来，我在顶楼的卧室就没人睡了。母亲问我想不想搬回去，我说不，也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要说不。我记不清自己为什么讨厌乌苏拉，说真的，我甚至隐隐感到一丝歉疚，我对她的厌恶实在太过绝对，堪称无理取闹。但我不想回那间屋住，尽管屋里的黄色洗手盆是专门为我定制的。我一直和妹妹共住一间，直到五年后我们卖掉了这座老屋。(我和妹妹愤然抗议，至于父母嘛，我想他们只为经济重担一下子卸下而松了口气。)

我们搬出去后，老屋就被拆毁了。老屋被拆的那一天我没有去看，我不想看到它空寂而萧索地立在那儿，颓然倒下。那些砖头和瓦片，那些排水管和墙壁，与我的人生有太多牵绊。

多年之后，长大成人的妹妹告诉我，她觉得乌苏拉是(在妹妹的印象里，在前前后后照顾我们的暴脾气保姆中，乌苏拉仍是最和蔼可亲的那一个)被母亲解雇的，因为母亲发现她和父亲有暧昧的关系。这个推测的确有可能。当时我们的父母还在世，我可以直接问他们，可我没有问。

自始至终，父亲对那几夜发生的事绝口不提。

要说我从他身上和自己的童年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下定决心不吼人，特别是不冲小孩大喊大叫。

二十多岁时，我和父亲终于冰释前嫌。在我小时候，我和他合拍的地方实在太少，这一定让他非常失望。他不想要一个埋头书海、终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的孩子。他想要一个和他年少时一样的孩子：热衷于游泳、拳击和橄榄球，疯狂飙车，纵情享乐。可我让他的希望彻底落空。

我再也没有去过车道尽头，没有想过那辆白色迷你车。只有看到壁炉台上那两枚未经打磨的猫眼石时，我才会想起猫眼石矿工。在我的印象里，他常常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脸和胳膊泛着棕褐色的光泽，而不是一氧化碳中毒后的樱桃红。此外，他还没系蝴蝶领结。

老怪，猫眼石矿工给我的那只姜黄色公猫，不知晃荡到哪里，被哪家收养了。我们时不时会看见它在沟渠和树林间穿梭，可不管我们怎么叫，它都不愿意过来。这种疏远反倒让我轻松。它从来不是我们的猫，我们心里明白，它也清楚。

我认为，一个故事的关键在于故事人物的转变。可经历这一系列变故的我只有七岁，从开始到结束，我一点变化都没有，不是吗？其他人也同样没变。人还是那些人。

但有些事倒是变了。

在乌苏拉和莱蒂的事过去大约一个月后，在摇摇欲坠的老屋轰然倒地，一栋栋规整的房子拔地而起，在一个个在城里上班、在镇上居住、靠流转资金而非建屋子、挖沟渠、放牧、纺织来挣钱的年轻人住进后的五年前，在我第一次亲吻爱笑的凯丽·安德斯的九年前……

那是五月底，也可能是六月初，我放学回家，看到她在后门口等我。她看上去很清楚自己在哪里，在找谁。她是一只小黑猫，比小猫咪大一些，一只耳朵生有一块白色斑点，眼睛透着晶莹浓郁而不同寻常的蓝绿光泽。

她跟随我进屋。

我拿出一个本为老怪准备的没开封的猫粮罐头，打开后舀入老怪曾用过的脏兮兮的猫碗，给新来的小猫吃。

我父母从未注意到老怪离家出走，同样，他们一开始也没发现新来的小猫。当我父亲头一次说起她时，她已经和我们一同生活了好几周。白天，她会在花园里尽情探索，等我放学回家后，她会一直待在我身边，寸步不离，陪伴我阅读或玩耍。到了晚上，她会趴在我的床下，等到关灯后轻轻一跃，蜷缩在我的枕边，拨弄我的头发，发出咕噜咕噜的轻响，声音是那么轻柔，从未打搅妹妹的安眠。

我会把脸埋入她毛茸茸、软绵绵的毛里，安然入睡，她绵长的呼吸会在我的脸颊边轻轻颤动。

她的眼睛如此不同寻常，让我想到海边，所以我给她起名为“海洋”，但我隐隐觉得，这似乎还藏着我说不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