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时代及文化的控诉（1/2）

论白先勇新作《骨灰》

胡菊人

白先勇嘱我为他的《自选集续篇》写序，自是义不容辞。这部集子里的作品，大多数是在其他选本里出现过的，评论的人已经不少。唯独《骨灰》一篇，是他最新的作品，首刊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号《联合文学》，而《骨灰》可以论说的地方实在很多。戴天已在《信报》上，点中了它的主题(见代跋)，但因为这是千字左右的专栏文章，未能畅所欲言，尽数发挥，给我留下了宽松的说话余地。

《骨灰》这篇小说，横跨的时空很大，将近五十年，涉及大陆、台湾与美国；从抗战时代、内战时代到分裂时代。可说是极之简洁的中华民族现代史的写照。这本来是长篇小说的题材，以这么简短的篇幅来笼罩之，可谓野心极大，但白先勇毕竟技巧非凡，像水墨大师一样寥寥几笔，即把中华民族近半世纪的悲剧，画龙点睛表现了出来，使我们感受到深重的历史叹息。

这是白先勇所有表现中华时代的短篇小说中，跨度最大的小说。除了表现人性悲剧的小说不算外，白先勇写中国时代悲剧的作品，四九年以后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各类人物的盛衰兴替，从台湾流离到美国的中国人的悲剧，美国华裔两代人之间的文化断层等等，都没有这篇《骨灰》包容的时地那么广大。这个长篇题材之短篇制作，要有一种缩龙成寸的本领。而白先勇是怎样以短制御长篇的呢?

白先勇曾经说过，作小说首先要选取人物，因为人物就有故事，就有历史背景，就有时代性和代表性。人物选对了，就是成功的一半。另一半应该是选取叙事观点，叙事观点选对了，就又有另一半的成功机会。当然，这不是说文字不重要，对话不重要，情节推展(小说的节奏)不重要，象征、暗喻不重要，场景不重要……这些都是重要的，但若人物和叙事观点选得不对，这些其他因素的成功都只是片面的成功，但若人物和叙事观点选对了，同时又有这些重要的技巧来配合，就可能达到全面的成功。

而《骨灰》就像白先勇其他小说一样，达到全面的成功。

这个小说的故事背景是讲中国，而且小说的“点题”是要到上海安供父亲的骨灰。为什么场景却定在美国呢？这是先取人物使然。这两个主要人物，一个自大陆经台湾到美国，一个从大陆到美国，在大陆早年都风华正茂，豪气干云，但当年都为了“爱国”却彼此成了“敌人”，如今在异乡落得穷愁潦倒，有“同悲失路之叹”，有“相濡以沫之悲”，而都背着中国近数十年的灾难在身上，而又都与叙事者有亲戚关系，都发出“死无葬身之地”的浩叹。就是这两个人物的背景及故事，最足以代表中国近数十年的崎岖与坎坷，而这类人在美国又最恰以表示中国人“流离”之哀，可见选择人物来反映晚近中国的时代悲剧，是白先勇经过千思万虑而决定的。这一决定当然是适当的。

选取叙事观点又怎样呢?这篇小说中的叙事观点是这个眼睛看着、耳朵听着的人是谁?那是一个后辈，是两个主角大伯、表伯的“侄儿”。因为他们有亲戚关系，所以听长辈来讲当年的故事，乃特别有亲切感，而他是后辈，对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在似识未识之间，所以在亲切感当中又有某种客观的距离，这种距离反而能增加可信性，对读者更有说服力。

这篇小说叙事观点的选择，有个巧妙的窍门，便是既缩短距离又拉远距离，恰到好处。就像电影中镜头拉得准确，达到最适当的传达形象、感觉、感情的效果。

一般来说，第一人称的观点，是最近距离，是比较主观的，但小说中这个“我”齐生却是“客观的“，因为他一直在“旁听、旁观”，有拉远距离的作用；反而叙说当年故事的老人，表伯鼎立和大伯罗任重这两个“他”，成了主观者，代替了“我”的身份，又拉近了距离，白头宫女话天宝，无限的辛酸、委屈、沉痛，对自己数十年来的际遇一一申诉。这个“他”、“我”互换位置和功能的手法，是很值得我们欣赏的。

白先勇选取这两个人物，不光是因为他们饱经忧患，背负着近数十年中国变局的历史，而是他们的身份和际遇，有强烈的“反讽性”，而这种“反讽”，恰恰又是中国时代的反讽。一连串的错位，悲惨而可笑，壮烈而荒诞，是国共两党“革命”之争的写照。

大伯原是国民党的军官，是屡立战功的抗日英雄。抗日之外他也帮国民党杀共产党及大抓反国民党的“民主人士”，也抓过这位表弟，他说：“你表哥这一生确实杀了不少人。那时我奉了萧先生的命令去杀人，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对，为了国家嘛。可是现在想想，虽然杀的都是汉奸、共产党，可是到底都是中国人哪，而且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呢。杀了那么些人，唉——我看也是白杀了。”

但这个国民党的忠贞分子，先是在抗战胜利后不肯同流合污去做“五子登科”的“劫收”勾当，被国民党同志诬陷，指他在坐伪政府的监狱时有“通敌”之嫌。后来到了台湾，“因为人事更替，大伯耿直固执的个性，不合时宜，起先是遭到排挤，后来被人诬告了一状，到外岛去坐了两年牢。……”

如今落得在旧金山摆个旧书摊，一身的病，穷愁末路，担虑着客死异乡无以为葬的悲哀。

表伯这个人又怎样呢？

他是知识分子、民主斗士，抗战胜利后目击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化，竟同情起共产党的支持者。

结果他帮共产党的忙却吃了共产党的大亏，如今两人流落异国，同病相怜，欷歔叹息。在表侄这个后辈满心称赞民主人士当年勇敢的时候，他长长地吁一口气，说：“民盟后来很惨”，“我们彻底地失败了，五七年‘反右’，‘章罗反党联盟’的案子，把我们都卷了进去，全都打成了右派……”

在“反右”中他当然受尽折磨，但继而又来“文革”，他说：“‘文革’时候，我们的‘五七干校’就在龙华，‘龙华公墓’那里，我们把那些坟都铲平了，变成了农场。那是个老公墓，有的人家，祖宗三代都葬在那里，也统统给我们挖了出来，天天挖出几卡车的死人骨头——我的背，就是那时挖坟挖伤的——”

因此这两个人物的遭遇：他们所支持的政党反过来打击他们，个人所追求的理想达不到，他们各自向往的对国共的希望不但落了空，而且错了位，革命，战斗、救国，原来竟落得如此的一片“哈哈镜”的倒照：为之献身的竟是腐化堕落，失尽民心；为之呐喊的竟又专制独裁，不恤民命，所以大伯对表伯伸出手去，拍了他一下高耸的肩胛，“我们大家辛苦了一场，都白费了——”

“白费了!”三字，就是最大的反讽，不光是他们两人的“白费”，而是整个时代、几次革命、无数中国人生命财产牺牲的“白费”，作者要质问的是，你们统治者、革命者，究竟为中国人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