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2/2）
小环只是哧哧地笑,不理他的分辩。
张俭一点睡意也没了,坐在床上,两个大膝盖头几乎顶住下巴。这样彻头彻尾的窝囊他可快疯了,小环若再有一句不三不四的话,他跳下床就走。
小环头靠在墙上,点起一支烟,自得地、美味地抽起来。抽了一根烟,她长叹一声。接着她不着边际地说起女人都是很贱的,跟一个男人有了肌肤之亲,就把自己的命化在男人的命里,这女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何况不止肌肤之亲,还生了一窝他的孩子!她不承认她把命给了你也没用,那是她自己哄自己呢
张俭一动不动地坐着。隔壁传来孩子半醒的哭声,不知是大孩还是二孩。大孩和二孩越长越像,一旦粗心大意就会弄错:一个喂了两遍奶糕,一个还饿着;或者一个洗两遍澡,另一个还脏着。尤其在两人一丝不挂的时候,只有多鹤能一眼认出两人的差别。
小环点上第二支烟,递给张俭。张俭没接。自己从窗台上摸到烟杆,装上烟丝,点着。小环今晚如何会这样深明大义?张俭仍保持高度警惕性。她的话从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渐渐扯到多鹤身上。多鹤是日本女人,没错,赌一条东海烟她也早把命化在她的男人身上了。喜爱不喜爱她的男人,另说,也无所谓。想从这男人命里掰出自己的命,她办不到。想跟多鹤和解,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跟她肌肤之亲去。女人表面上都会推的,说不定还打两拳、踢三脚,但那都是假的。她可不知道自己在作假,她以为她真在推拒、在出气、发泄委屈,实际上她已经跟你和解:你要她,比什么“对不起”、“抱歉”都管事。
张俭听进去了。小环的话有三分道理。小环大事不糊涂。
他挨着她躺下来,头抵着她的腰。她的手伸到他头上,摸摸他的头发。这两年她常常有这种体恤、照料的动作,多少有点老三老四,把他当成个晚辈或者兄弟。不过这时候她撸他头发的动作特别让他舒服。他睡了一个又短又沉的觉,醒来满心澄明,好像很久没这么精神充沛了。
十一点钟的时候,张俭准时出门上大夜班。他在过道穿衣穿鞋,帆布工作服磨擦的声响把多鹤很薄的睡意搅散了。一个夜里出去上班、为全家挣生计的男人发出的这些声响让女人们觉得安全极了。
多鹤躺在床上,听这个出门挣钱养活全家的男人走到门口,铝饭盒轻轻响了一下。大概是他摸黑出门撞着门框了,这声音使睡眠晕晕地袭上来。
一个多月前,她从江边礁石攀上来,找到回竹林的路,曲曲弯弯走进去,发现路被她走岔了。再拐出去,重开一条路,找到张俭和孩子们歇脚的那块空地,看见大孩或二孩丢失的一只鞋。她反身从竹林里摸出来,每个热闹地方都找遍了。不久,完全陌生的方圆几公里被她走熟了,连各个公共厕所都找了几遍。在游客渐渐稀疏的公园里她突然明白张俭把她带到这么远的江边来为了什么——为了丢弃她。她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坐在很陡的小径石阶上,离一切都遥不可及。她从小长大的代浪村那么远,越过代浪村,往东,是她的祖国日本。祖国也有一个代浪村,埋葬着竹内家的祖祖辈辈。祖国的代浪村太远了,她原先在丫头、大孩、二孩身上还能找回那个代浪村,还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那些埋葬在祖国的代浪村祖辈们的一喜一怒。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沉默、宁静,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狂喜和狂怒。她每次摸着大孩二孩的头发——那头发仔细看是和眉毛连成一片的,就想她父亲、哥哥、弟弟借着她的孩子们还了魂,借他们小小的肉体暖着她,给她依靠。多鹤坐在那条对着长江的石径小路上,天也远水也远地想,她生出的三个小小的代浪村村民现在和她天涯之隔。
再从石径上下来,公园已经空了。她想跟人打听火车站,又不会说“火车站”三个字。走到一个正在收摊的茶水站,她手指头蘸了桌面上的茶渍,写下“火车”两个字。茶水站的主人是个六十岁的老太太,对她又笑又摇头,脸都羞红了,意思是她不识字。老太太拉了一个过路人,叫他认认用茶水写在桌面上的两个大字。那是个拉架子车的小伙子,以为她是哑巴,拍拍他的架子车,手势很大、表情也很大地表示他用架子车带她过去。下了架子车,她的手插在连衣裙的侧兜里,手指捻着那五块钱,不知要不要拿出来给小伙子。最后她决定不给钱,多给他几个鞠躬。她那双膝并拢,两手抚腿,弯腰九十度的鞠躬把小伙子吓着了,拉着架子车匆匆离去,又在远处回头,没想到又受她一躬,这下他头也不敢回地跑了。
她很快发现小伙子把她领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因为她只在纸上写了“火车”两个字,而没有写“站”,小伙子就把她放在两条铁路交汇的地方。不久就有一列货车通过,货车在这里突然减速,几个坐在芦苇沟边上的孩子跳了上去。孩子们向她招呼,叫唤:上来呀!上来呀!她奔跑起来,孩子们伸出四五双手把她拉了上去。上了车她问:玉山的?玉山去的?孩子们相互看看,还是不明白她到底问什么。她觉得自己的话一点毛病也没有,他们却听不懂,信心减退下去。呼呼的大风里,她把句子在嘴里重新组装,用小了一倍的声音问:去的玉山?其中一个男孩为大家做了主,朝她点点头。他们看上去有点扫兴,用牛劲拽上来一个话也讲不通的女人。
油布下装的全是西瓜。孩子们拉起油布,油布成了包括多鹤在内的七八个人的屋顶和铺盖。这时多鹤才明白火车为什么到了那一段减速:它刚刚通过了一段被雨水冲垮正在修复的路段。多鹤伏卧在西瓜上,身体左右滚动,从油布缝隙看见修路工地灯火通明。张俭在早晨看着她时想干什么她明白了:他想要她的身体。他伏在阳台栏杆上抽烟,她在他身后打开窗子,他就是不回头。她看他什么时候回头。终于不行了,他回头看了她一眼,隔着两米的距离,嘴唇已经亲吻了她。他是想和她好合一次,最后一次。
多鹤竟让轻轻滚动的西瓜给晃睡着了。
她是被冷醒的,身上的油布不知哪里去了。回过头,七八个孩子全不见了,不少西瓜随他们一块下了车。火车扎在无尽的黑夜里,往更深的夜色里躜着,她不知道时间、地点。但她知道,什么都帮了张俭的忙,让他得逞了,让他分开了她和她的孩子。她和祖国、代浪村、死去的每一个竹内家的骨血终于被分开了。
西瓜车在毒太阳里开开停停,在大雨里也开开停停。她多次下狠心跳下车,又多次下狠心留在了车上。一连几天的西瓜餐,她浑身都让红色、黄色的西瓜汁泡透,被风吹散的长头发又被西瓜皮汁粘住,成了一件头发结成的蓑衣。她脑子里全是呼呼的风声,是火车和黑暗磨擦出来的声响。那声响灌进皮肉、血管,随着两行泪横飞。她伏在一个个冰凉、滚动的西瓜上,任这些无信的、不负责的球体把她抛到左抛到右。多年前她被装在麻袋里,被土匪搁在奔跑的马背上,她也不比这时更绝望。她仰面躺在西瓜上,想到了阿纹。
那个躺在路边生孩子的阿纹。阿纹长发披散,脸色如蜡,嘴唇煞白,就这样躺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傍晚。她躺得像一堆血糊糊的垃圾:泡透了血的一件和服,两条血淋淋的腿,一个还在冒热气的血孩子。她是走着走着就完成了分娩的。婴儿眼看着就不动了,长长的脐带打了好几个弯,瓜蔓一般连着未熟的瓜。阿纹不要人们靠近,一边龇牙咧嘴一边嘶喊:“加油啊!快走啊!别过来!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跟上!别杀我——我还没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的手掌满是血污,向人们一下一下地挥舞,要从她身边过去很久人们才悟到,她那龇牙咧嘴原来是笑容。她笑着向人们讨饶:“别杀了我,我还没有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血淋淋的手掌握起拳头,一上一下地挥动,给自己的嘶喊打拍子:“加油!加油!”
嗓音撕布一样……
不体面的阿纹。就因为要找她的孩子。
于是这样一个不体面的多鹤出现在南来北往的旅客眼前,披着头发结成的黑蓑衣,馊臭的连衣裙上一片绿苍蝇。
那个苍蝇如云的车站叫做“武昌”。她不知道到达这个站之前火车被换过几次车头。迎面而来的楼、房屋、密集的电线杆让她知道这是个大地方,比她住过的两个城市都大。西瓜一车皮一车皮地被人卸下去。快要卸到她这一车了,她突然想到,她吃下去的、用作洗脸洗手当便盆的西瓜有几十个。跟那七八个孩子下车的西瓜至少也上百。那上百个西瓜的账也会记到她头上。你有证据说你没有吃或者糟蹋掉那上百个西瓜吗?你有证据没有跟沿线的盗匪里应外合把西瓜抛下去,回头再跟他们分赃吗?多鹤不了解中国的法律怎样制裁这样的事,但她知道天下法律都不会轻饶这样的事。
她看准一个空子,从车上爬下来,等正在卸前一辆车的工人们反应过来,她已经成了他们眼里一条披头散发、肮脏的花影子,在一大团蒸汽里一闪而逝。蒸汽发自一列刚刚停靠的客车,她从客车轮子间爬过,车肚皮上挂着迢迢千里的黑色尘土又蹭在她泡透红色、黄色西瓜汁的白底子带红点、绿点、黄点的花连衣裙上。
她走在旅客当中,人们不顾肩上扛的沉重行李一再向她回头。
前几天的西瓜餐这时发作了。她被肠道内突然的冲击力弄得浑身发冷,脖子上和手臂上乍起一层鸡皮疙瘩。她会用中国话打听厕所,但人们终于听懂她的话之后给的回答却是她不懂的。所有人都用完全不同的音调、吐字,和气地对她一遍又一遍地讲着什么。她觉得肠子里的咕咕响动一定让他们听见了。她捂着肚子,半佝着腰,一动也不敢动。
人群中终于有一个女人,扯起她黏糊糊的手便走。
蹲在茅坑上她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草纸。
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开茅坑的隔门,递给她一张印满人脸的纸。纸的背后还有石灰,是刚从墙上撕下来的。人脸上画着红叉,对着自己的终极下场目瞪口呆。她但凡有一点办法,绝不会把这样带脸的纸做那样的用途。
等她头重脚轻地走出厕所,两个戴口罩的人朝她走来。她蹲在茅坑上的时间足够那个女人推测她是怎么回事了。那女人用多鹤完全不懂的话对戴口罩的人大声说着,一边指着多鹤。两个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们中的男人用音调奇怪的中国话说多鹤病得不轻,得跟他走。他们中的女人说车站医疗室不远,走几步就到。
两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鹤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跟他们走了。
医疗室的长椅上躺着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还有两人躺在白色带轮子的床上。多鹤被带进来,戴口罩的女人对一个躺着的男人说了句什么。男人缩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让多鹤坐在刚刚搁过男人赤脚的地方。多鹤刚坐下,那男人的脚又回来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从里屋拿来一根体温计,放在多鹤嘴里。这根体温计让多鹤安全起来。她到张家这些年,每次发烧,体温计就是一个手掌。小环或张俭的(过去是张站长或二孩妈的)手掌在她额头上按一按,体温就测出来了。自从离开代浪村,她的嘴还是第一次接触这冰凉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闭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气味里:那气味就是她对于铃木医生的记忆。戴口罩的男人这时走出来,翻开多鹤的眼皮,仔细地看,手指也像铃木医生那么轻盈灵巧。
根据体温计的测量结果,她的体温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个护士,这时走上来,说是要抽血。她一边在多鹤胳膊上擦酒精、系胶皮管、扎针头,一边用她那一口总有点偏差的中国话告诉多鹤,正在流行的血吸虫病很厉害,从东边来的火车总会带来几个病重的。
多鹤对他们的话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种可怕的疾病。她问护士什么叫血吸虫。
护士看着她,好像没听懂。
她想她的话有那么难懂吗?她会不会把句子讲颠倒了?她硬硬头皮又问了一次,这次换了一种句法。
护士反问她是哪里人。
多鹤不讲话了。
护士抽了血,拿了一个硬皮夹子,上面铺着一张表格。她说这是病历,必须填写。要填的项目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多鹤拿起笔,又放下。不知为什么,她哭起来。填什么也不准确。代浪村的家是多鹤唯一记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从那一刻起,这些项目就没法填了。从那颗手榴弹落在妈妈、弟弟、妹妹身边之后,她怎么填写“家庭成员”?从张俭把她丢弃在江边礁石上,从她的rx房因为没人吮吸而胀成两只铁球,从她断了跟丫头之间的私密对话,她两臂间空着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员”四个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读、最不愿去理解的四个字——四个中国、日本共用的字。
女护士先站在她身边看她哭,过一会儿,她蹲下来,想从她两只捧住脸的手缝里找她的眼睛。再过一会儿,男医生来了,问她到底怎么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个病人全停下了哼唧,听她哭。
她哭得气也喘不上来,几次噎住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和护士以为她哭完了,刚开口问她“家住哪里,有证件吗”?她一口气捌过来,疏通开,又接着哭下去。哭得她浑身筋骨疏开又抽紧,男医生两只焦虑颠动的脚,在她泪水淹没的视野里,成了一对不可认识的异物。
她哭尽了最后一把力气,靠在椅子腿上。医生和护士小声嘀咕她什么,她不在乎,在乎她也听不懂。他们之间讲的话跟这里人一样,冒出许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于张俭和小环的中国话。
他们改用先前的语言同她谈话:家里出了什么事?家里还有人吗?碰到坏人了?她的样子让他们怀疑她遭受了人身袭击。她是死里逃生逃出来的吗?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们理解她——谁受了过度的刺激都一时不愿开口。
他们给她打了一针,等他们拔出针头,两个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经一层虚光,再一眨眼,他们跟灯光不太亮的空间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她醒来已是早晨。两个rx房把她胀醒了。她看看周围,发现她已经不在原先那间医疗室,而在一间病房里。窗外在下雨,病房还有三张空床,她不明白她为什么享受单间的特权。身上的衣服被换过了,现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着红十字和某某医院字号的衣裤。她的花连衣裙被团在对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元钱,她不知五块钱到底是多大一笔财产,但那是她眼下仅有的财产。
五块钱竟然还在那个带荷叶边的布包里,和裙子一样带着黏稠的潮润和西瓜的馊味。她把五块钱和连衣裙都塞到自己枕头下。
似乎是她的动作引来一个人。那人穿白色制服,戴领章。她想起了:是警察。警察她是见过的,过年过节到居民楼来,站在楼下,跟趴在公共阳台上的家属孩子们讲“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趁机破坏,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
这个警察二十多岁,一边打量她一边把手里的硬壳帽戴到头上。他问她是不是好一点。他的话又跟那个男医生和那个女护士不同,又是一种音调。因此他讲到第三遍时她才点点头,接着给他鞠了躬。
“你暂时先养病吧,啊?”警察说。
这回他讲到第二遍她就点头了,点完头她又鞠一躬。
“不要那么客气。”警察皱起眉头,有点嫌烦的意思,同时他做了个手势。她是先懂他的表情和手势的:他嫌她鞠躬鞠多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谈。”
然后警察又做了个手势,请她躺回床上,他自己出去了。她躺在床上。看着急需粉刷的天花板,想警察到底是友善还是敌意。似乎都不是。似乎兼而有之。天花板上一条条细细的裂纹,有的地方石膏蜕皮了。警察和她谈完话会拿她怎么办
为什么会是一个警察?是一个常常到楼下宣讲“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的警察?那么,就是昨天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给她打了安眠针之后向警察报告了。她是一个可疑的人。难怪她单独住一间病房。可疑的人威胁正常人的安全。
一个年纪很轻的护士推着小车进来,从屋角拉过一根铁架子,又从车上拿起一瓶药水,走到床尾,大眼睛愣了几秒钟,再回到药水瓶上。她在多鹤手臂上极其认真地扎了三四个眼,终于成功地扎了进去。两个小时后,输液结束了,多鹤爬到床尾,看到那里挂了一个牌子:姓名:?性别:女,年龄:?籍贯:?病因:急性胃肠炎。
这是一个充满疑问的病人。这个病人给看起来了。门外的警察有枪吗?可疑的病人一旦出了这个门,沿着走廊飞奔时,一颗子弹就会把她撂倒在光滑的水磨石地上吗?这条走廊有七八米长,从小护士推车走来的声音,能大致测出它的长度。上厕所呢?就在床下便盆里解决。不行,不习惯便盆,必须去厕所。习惯不习惯,由不得你
可疑的人或许连最不可疑的生理要求也显得可疑。从窗子看出去,白杨树的高度让她明白病房在二楼。
她悄悄地下床,眼睛同时搜索她的鞋子。那是一双凉鞋,鞋面是用白布自制的,在鞋匠铺上了轮胎底,走路一点声响也没有。可是它们不见了。可疑的病人一旦没了鞋就更好看守了。
她抖开一团馊臭的连衣裙,飞快地换下身上的病员服,再一次摸摸小包里的钞票。
最难的是悄无声响地打开玻璃窗,甚至难以跃到白杨树上再顺着树干溜下去——多鹤两只微微内翻的脚掌走路不理想,但擅长上树。代浪村村委会门口有四根木杆供孩子们爬,多鹤常常能赢男孩子们。这楼房老旧,木头都变了形,开窗时窗子和窗框少不了扯皮,弄出很大的响动。
但这扇油漆龟裂的窗子是唯一的出口,通向丫头、大孩、二孩的唯一出路。她的手沿着窗子和窗框接缝的地方轻轻推动,让窗扇一点点从窗框松动开来。然后她站到了床头柜上,握着窗把手,用力往上提,同时用全身重量控制着它,把它的响动压在身体分量下。窗子被推开了。声响在她的知觉里如同打雷。她站在床头柜上,回头瞪着门,门一动不动。门外悄无声息。或许她并没有弄出任何响动。她的脚心已经踏到砖砌的窗台。再一步,她就正面对着那棵白杨树了。
一步能不能跃到树干上?树杈够结实吗?她来不及想得太周全了,就是朝死亡里跳,她也得跳。
她从树上下滑时,一个戴大白围裙、挑两个大桶的女人看着她。她从她面前跑过去,女人往后猛一退,把挑着的两大桶泔水泼了出来。她那么一退是怕她的意思,多鹤一边跑一边想。原来可疑的人是让正常人怕的,也许她在那女人眼里是个女疯子。
多鹤在雨里跑着,东南西北对她都毫无意义。她唯一的方向就是远离那所医院。街边停了一排黄包车,车夫们从车篷缝隙里露出脸,看着她这个披头散发、赤着双脚的女人匆匆走过,谁也不敢揽她的生意。
一个阴暗的杂货铺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她跨进去,铺主从柜台后面直起腰,对她说了一句她听不懂的话。语言客气,眼睛不客气地告诉她,他没把她当正常人。她要纸,要笔。纸和笔来了。她写下长江南岸的那座小城的名字。铺主摇摇头。她又写下:我去。铺主活了五十多岁,从来没和人打过如此古怪的交道。他还是摇头。
多鹤指指柜台里一块酥饼。铺主立刻照办,把酥饼取出,放进一个报纸口袋,抬起头,一张快沤烂了的五块钱放在柜台上。铺主从一个铁皮盒子里数出大大小小许多钞票,又一张一张放在她面前,放一张,他嘴里出来一个她不懂的词。但她知道他一定在念数字。一张钞票上印着“2”,两张印着“1”,剩下的是一堆小钞票,各种数字都有。算了算,这块饼花去了五分钱。就是说,她这笔财富是不小的。
她想,这下铺主会回答她的提问了,她和他成交了一小笔买卖。她指指那座城市的名字,又指指“我去”,铺主还是摇头,同时扬开嗓门,仰起脸,叫了一声。多鹤听见有人在某处应答。天花板开了个洞,露出一张少年的脸,对铺主说了几句多鹤不懂的话,又对多鹤说,那座城市远得很,要坐轮船!天花板上的洞封上了。
铺主重复:坐轮船!他这回的话也好懂些,讲到第二遍多鹤就使劲点头。
多鹤想,明明不是轮船把她和西瓜带到此地的。她又在纸上写:火车?铺主跟天花板上面的男孩大声商量一阵,都认为火车也行。
铺主为多鹤截了一辆黄包车。半个小时之后,黄包车停在火车站门口。多鹤算了一下,一块偌大的酥饼值五分钱,那么一个车夫一天应该能挣二十个酥饼,给他十个酥饼的钱,应该是体面的车费了。果然,车夫接过三角钱时给她一个满口乱牙的笑容。
当她把大大小小的钞票一块从售票小窗洞递进去时,一个女子的声音说她的钱不够。
她把自己的脸挤在小窗洞上,她觉得她没听懂,这样凑近能看见售票女子的一截脖子半截脸蛋,似乎离理解就近多了。那女子问她买不买呀?不买让后面的人买。
“我买!”她讲中国话头一次这样粗声大气。
“你钱不够!”售票的女子脸露出来了,但是横过来的。
“为啥?!”她问。她声音更粗大,把“啥”说成了“哈”,这是她向张家人学得最好的一句话。她实际上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回我家?!为什么我不能回到我的女儿、儿子那儿去?!为什么我两个奶胀得要炸而我的孩子们在闹饥荒
这就使多鹤的“为哈”听上去充满蛮横不讲理的爆发力。不论为什么她都要去马鞍山,不论为什么她都得有一张火车票。
“为啥?!”那张横放在洞口的女子面孔消失了。“咔嗒”一声,整个窗子大开,女子正襟危坐,手指划拉一下,“问问你后面的群众,为啥?差一多半钱呢!会看票价表吗?票价是国家定的!你不是中国人呀!”看热闹的人群大起来。一双赤脚、一头散乱肮脏的长头发、一件泡了西瓜汁又泡了雨的花裙,使人群和多鹤之间的距离也大起来。
一个小孩大声问了句什么,人们哄地一笑。多鹤被那句“你不是中国人呀”提醒了,她打算破开这道人墙。趁她转身,那个小孩一步蹿上来,从后面揪了一把她的长发,高兴地尖叫着跑开。她走了几步,那只孩子的手又揪一把她的头发,又是高兴地尖叫,往回跑去。就这样,她走着,他揪着。最终她赢了:她的毫不反应让孩子败了玩兴。
她在候车大厅里买到一张全国铁路图。在上面她找到了长江,找到了她眼下所在的武昌,不久,她的食指尖停在那座长江南岸的小城。她和西瓜们是兜了怎样的圈子,才到达这里的?那城市和武昌其实是同一条长江相串联的呀
有了这张图她可以回到丫头、大孩、二孩身边去了。她走也得走回去。两个儿子没有奶吃,她爬也要爬回去。她在火车站附近的商店买了一双鞋,最便宜的一种,花了一块多钱。她还需要一把伞,但她实在下不了手花那一块多钱了。
她在候车室的长椅上睡了一会儿。天黑下来,她沿着铁路线走着,向东走。雨小了,风却很冷,楼房电线杆从稠到稀再到消失。她走进了一座小站。不一会儿,一辆货车停靠下来,她爬上去,发现车上装的是木头。货车每经过一个站,她就盯紧站名,再借着站上的灯光对照铁路图上的名字。
半夜她从拉木头的车上跳下来,因为那趟车从此分岔。她在一个小站外面等候下一趟货车,但没有任何一趟车在小站停靠。
小站没有候车室,只有一圈木栅栏加一个棚子。她在棚子下的长椅上睡下来。太阳刚升起,远处的田野和农舍在绿中透蓝的山下非常宁静,连苍蝇的嗡嘤也是这宁静的一部分。苍蝇渐渐多了,把地上一块甜瓜皮落成黑绿色。侧卧的多鹤看着一道道炊烟,水田里的天空、山影,目光虚一些,景色就熟识一些。多鹤自从离开了代浪村就总是在找和代浪村相似的东西。现在远处的村景和代浪村相似,还有九月雨后的太阳。因此多鹤就熟睡在苍蝇嗡嘤的九月里。
她一睡睡了十多个小时,醒来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小火车站的棚子里。她也不知道自己睡着时,身上除了落过苍蝇还落过什么。
直到第四天,她才爬上一趟运化肥的货车,但两小时后就被人发现了。在审问中她明白化肥值钱,因此常有人扒车偷化肥。她从审问者的眼睛里看出自己是多么可疑。她已经发现她越说话疑团越大,因此她随他们去自问自答、大发脾气。渐渐地,她看见自己在对方眼里不再是可疑的,而是残废的,又聋又哑又疯。
从那以后她不再冒险扒火车。一根枕木、一根枕木地走回去,会安全得多,也安宁得多。沿着铁路线的车站她都歇过脚,有时雨大了,她就住下来。车站真是好地方,总有容她睡觉的长椅,有便宜的饭食,有匆忙过往的旅客,对她的可疑刚有警觉和兴趣,已经和她错过去。但尽管她每天只吃一顿饭,口袋还是渐渐空了。最后的一段路她吃的是生玉米、生红薯,总之她得手偷着什么,就吃什么。
她从来没有注意连衣裙是什么时候扯烂的,鞋子是什么时候穿飞的,那便宜鞋子有足够的理由那么便宜:布鞋底被作了弊,里面是硬壳纸。她只注意到自己的胸一天天没了分量,没了原先的圆润。她走,得疯了一样。这一对没了分量的rx房是怎么了?它们在干枯吗?她最终把两个干枯的rx房给她饥饿的孩子们吗?就像所有代浪村的母亲们,干枯龟裂的乳头不再能堵住孩子们的哭喊。
完全不像多鹤预料的那样:她在一模一样的楼群里迷了路。一律的红墙白阳台,她却毫不彷徨地朝着其中一幢走去。她成了一条母狗,被那股神秘的气息牵引着,走向她的儿女们。
她抱起两个尿臊刺鼻的儿子,却发现自己早已没有奶水。她左边的乳头一阵钻心疼痛:二孩居然咬了她一口!她的骨肉被这两个中国人离间了。代浪村的人都说中国人一肚子鬼,果真如此。一双手上来,把二孩抱走,是张俭的手。一个声音赔着小心,告诉她俩儿子已经习惯吃粥吃烂面条了,不也长得不错?一两肉都没掉。也是张俭的声音。什么意思?是说没有了母亲和乳汁,没有了天条规定的成长环节,儿子也照样活,照样长得不错?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母亲都两可。
一转眼,她和张俭撕扯上了。她吊在张俭宽大的肩上,一只拳头胡乱捶在他头上、腮上、眼睛上,脚也生出爪子来,在张俭小腿上拼命地抓。
张俭抱着二孩,怕孩子挨打,赶紧撤到大屋里。多鹤整个身体抵在门上,不让门关严。她和他一个门里一个门外,相持了几分钟,多鹤突然一闪身,门“嗵”地大开,张俭栽到了门外。
多鹤放弃了。她突然觉得这种讨伐太卑琐。
五百多个崎户村村民是好样的,几代同堂地死。几代同堂的血流成一股,浓厚程度可以想象。它拱出石缝。结成一个球,比父亲喝清酒的酒杯还大。血球颤巍巍,有着那种固体和液体之间的东西特有的柔嫩,一触即溶。第一线阳光从两座山坡之间的垭岔里伸出来,那也是柔嫩至极的阳光。光亮照进血球,光和血球都抖了一下。那令人惊悚的美丽只是一眨眼工夫,然后,太阳就从山垭岔里整个地出来了,已经不再柔嫩。几个收尸的村长走过去,他们中的谁踩在血球上——它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一触即溶,它冻结了。那些脚移开,它依然圆润光洁,看上去已经有了历史,就是琥珀、玛瑙形成所需要的一段长长的历史。
这时,二十五岁的多鹤松开了抓着张俭的手,眼睛睁得老大,但眼光却很虚惶。
她多鹤用得着这样和他扭打吗?她不声不响就能让他明白什么都来不及了。
千惠子朝她的一岁的儿子伏下身,长而密的头发盖下来,母子俩被盖得风雨不透。母亲饿得又细又薄的身体对折起来……不是对折,是盘卷成一个螺蛳壳,把她的心头肉盘卷在里面。对孩子疼爱得不知如何是好,才会有这个动作。那螺蛳壳越绞越紧,一岁男孩的哭声越来越轻,被封在了壳内。千惠子的两个肩胛骨吓人地耸起,突然静止住。就在这个时候,孩子的哭声断了。螺蛳壳碎裂开来,冒出一张如释重负的脸。她替儿子在所有不堪的下场中选了个最好的:让赐予他生命的人索走他的生命,这多少也是一种圆满。逃难队伍中所有的母亲刹那间都开了窍,随即也都如释重负了。她们至少能使孩子们的苦难不再恶化。她们能够在孩子们所遭受的疲惫、惊恐、饥饿上划一道界限。千惠子两个虎口锁定在一岁男孩的脖子上,把一切未知的苦难变成了已知——对于他们的处境,未知本身所给予的折磨远远大过惊恐、疲惫、饥饿。披头散发的千惠子并没有疯,她开始追逐她的女儿,张着她柔软的怀抱和两个铁硬的虎口,一心想让三岁的女孩久美早一点进入她永恒的呵护。跟在千惠子后面的女人们不再追逐她。一个个年轻的母亲扶着树干,蓬头垢面、衣衫飘零,想着千惠子教给他们的最后一种母爱,又上了路,高高的山毛榉枝叶间透着风、月光和一两声夜猫子的啼叫。
不声不响的杀婴就这样开始了……
一只手把她拉进厕所。是朱小环的手,红润如她的脸蛋,也带酒窝。小环说着什么多鹤没有去听,只看着那双红润带笑的手把一桶热水倾倒在木澡盆里。接下去,事情不对了,小环很家常地讲起、r头的事来,“回头你看见她,可得好好表扬她,啊?功课门门一码的一百分,老师还在一百分旁边画了五角星……就是手工课不行,让她拿纸剪个猫,她拿回家来,全让我给她剪!”说着她把手里的丝瓜筋蘸了热水和肥皂,狠狠搓到她脊背上,把她搓得东倒西歪,坐都坐不稳,背后的皮肉被搓得起了燎泡似的疼,但她疼得舒服极了,疼得好美。
“……知道大孩有多坏吗?”小环用力用得话也说不连贯,“……小子可坏了……躺那儿会玩自个儿的小鸡鸡……抱他俩出去,一见邻居家晒的干虾米,二孩这小子抓了就往嘴里搁,你说他咋知道那干虾米是吃的?我记得你怀他俩的时候,就特别馋虾米。这孩子神不神?把他娘爱吃的都记住了……”
多鹤脱口插话,说她自己小时候就爱吃外婆做的干虾米。
她很意外,自己怎么跟小环搭起话来了:她明明在做和孩子们同归于尽的打算呀!这时小环把她从水里扯起来,抬起木盆一头,把脏水倒出来,让水冲在厕所地面上,一面咂咂嘴,又笑道:“可惜了啦,这水能肥二亩田呢!”
多鹤看看厕所地面上一层灰色的体垢,不自觉地也笑了。她真的太意外了,怎么竟笑了呢?她不是正在想怎样让三个孩子毫不疼痛、毫不害怕地和她一块走,去做好样的代浪村村民吗
这时小环突然想到了什么,丢下多鹤从厕所跑出去,随手带上铁皮门,“咣当”,大锣欢快地敲响了。不久铁皮门又敲了一声大锣,小环手里拿着一个小红布包,打开来,里面一根红线绳上拴了一颗牙齿。是丫头掉的第一颗乳牙。丫头要等小姨回来,把它给扔到一个瓦房顶上去,这样她以后出牙才出得齐整。多鹤用手指尖试了试那颗在xx头不知过往多少回的小牙齿,觉得不行了,她可能做不了那件同归于尽的漂亮事。
当天夜里,张俭的两个朋友小彭和小石走了,张俭也去上夜班了,丫头悄悄跑到小屋。
“小姨!”
“哎。”
“你有‘黑密促’(日语:hiitu,秘密)吗?”
多鹤不说话,丫头爬到她床上,她盘起两条腿,丫头坐上去。
“小姨你是去结婚了吗?”七岁的脸正对着她。
“嗯?”
“结婚?”
“伊也(日语:iie,没有)。”
丫头松了一口气。多鹤问她听谁说的。丫头又扯出另一个话题
“小姨,你跟我们王老师结婚吧。王老师是我们班的班主任。”
多鹤笑起来。这也出乎她的预料,她居然还笑得“咯咯咯”的。
“王老师‘苏步拉希伊奈’(日语:suburashie,特别好)!”
多鹤问怎么好。
“王老师给我一个上海奶糖呢。”
多鹤抱着她前后晃,一大一小两个身体晃成了一匹游乐园木马。
“还有,我喜欢的王老师的钢笔。”
多鹤抱紧丫头。这是夜里十二点。按她预先设想的,她这会儿跟丫头、大孩、二孩已经死了。多鹤搂着丫头,觉得真走运,假如死了,她就听不到丫头这么逗乐的话了。她居然给她当起媒婆来。七岁的媒婆。丫头抬起脸,给她一个缺牙的甜美笑容,多鹤那代浪村人对于死的热情彻底冷却了。
一个多月以后,小环告诉多鹤,丫头的班主任王老师要来家访。王老师一进门,多鹤差点笑出声:丫头给多鹤保媒的王老师是个大辫子姑娘。丫头一会儿看看坐在大屋床边的王老师,一会儿看看站在大屋门口的多鹤,目光里有一种成人之美的得意。等王老师走了,丫头问多鹤她愿不愿意和王老师结婚,多鹤这才倒在床上挥拳踢腿地大笑。
又是一个星期日,小环最后一个起床,梳洗过后就带着三个孩子出去了。她说她要带他们去坐船采菱角,但张俭明白她想给他一个好环境跟多鹤过几小时的小日子。
厨房的门半掩,能听见里面“嗞啦嗞啦”的声响,是烙铁落在浆湿的衣服上的声音。声音一起,一股带花露水味的米浆甜味就膨胀开来。他推开门,多鹤隔着白色蒸汽看着他。十月底,她的宽袖衣衫被两根松紧带箍在大臂上,臂膀几乎全部裸露出来。那臂膀一直没有圆润起来,也许她再也恢复不了先前的模样:圆润、白嫩、稚气。
“我去买粮。你要捎点啥?”他照例半垂着眼皮问道。
她两眼的莫名其妙:他什么时候学会请示女人了?她也从来没有让人“捎点啥”的先例。有时小环出去逛商店,会拽上多鹤。两人空手去,空手归,图的是把商店的绸缎、布匹挨个用手指捻过,在镜前比过,相互间讨论过等攒了钱买哪样。也都是小环跟镜子里的自己讨论:红不红?这叫枣红,穿着还不那么浪,啊?还能穿几年红?也就眼下这两年了。攒到五块钱就来扯布,五块钱用得了不?四块多钱就够了。她也会把多鹤拽到镜子前,拿这块布那块布往她身上披:蓝得挺正,瞧这花多细,裁件棉袄罩衣得四块钱吧?等着慢慢攒。攒钱是张家人最大的抱负。攒了钱把爷爷奶奶从佳木斯接来。张家大儿媳在军队做医生,去年改嫁了,不能还让前公婆老住在家里。可两张车票钱且得攒一阵子。
多鹤摇摇头,又埋头去熨她的衣服。眼睛余光里,张俭穿蓝得发白的工作服的腰部不自在地定了一阵,转身走了。粮店离张家十分钟路程,张俭骑着车五分钟就打了个来回。他把粮倒进灶台下的木箱,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纸袋,又长又粗的手指窘迫得乱了。
“这……给你吧。”
多鹤打开纸袋,里面有两块包着晶莹彩色玻璃纸的糖果。她看见那又长又粗的手指缩回去,捏成拳,恨它犯贱似的。他把手缩回的瞬间,多鹤正巧从炉子上拿起烙铁,似乎烫着了。她一下子撂下烙铁,上去捧住他的手。
“没烫着。”他说。其实烫着了指头尖。
她细细查看。她从来没有仔细看过这个男人的手。手掌上有厚厚的茧,手指的关节很大,指甲坚硬整齐。一双相貌堂堂又有点傻乎乎的大手。
不知怎么,张俭已经将她抱在怀里。小环说得对,这是最好的讲和。多鹤的委屈总爆发了,他一抱,她就哭成一个无声的泪人。小环说,你要她,比什么都能安慰她。他一连几次地要她。小环多不容易,一人带三个孩子出去,就为了让他俩能过几个钟头的小日子。不能负了小环的苦心。
多鹤一直闭着眼,短发被涕泪沾了一脸。她像赌咒又像表决心又像讨好他,喃喃地说她要再给他生孩子,生十个、八个。
开始他听不懂。她的话稍不留心还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语言。他终于醒悟她在说什么,马上没了热情。再怀孕把她往哪里藏?就算藏得住,怎么有钱养活?现在的一大家子已经让他吃力极了,工厂的补助费、加班费、夜餐费。他都舍不得动,夜餐只吃家里带去的冷馒头。他已经没有任何余力再勒索自己。
多鹤实在是块肥沃的田野,种子撒上去从来不白糟蹋。她这天远远地站在张俭下班必经的路口,路口堆着一座碎石垒的小山。她见张俭的自行车从铁道坡上溜下来,站在碎石小山头上向他又叫又喊。张俭停住车,她稀里哗啦跟着下滑的石头一块下来,浑身都是连滚带爬的狂喜。
“我……三孩!”她乐得话语全没了章法。
“三孩?”
“三孩,在肚子里!”她被冻得半透明的红鼻子起着细密的皱纹,那种稚气的笑容又回来了。
张俭抽了一口立冬后阴湿的冷气。她跟他往前走,脸不时仰起,样子像是他这个长辈还欠她这个晚辈一句表扬呢。张俭满脑子的数目,三十二块一个月,加班费、夜餐费、补助全加上,最多不超过四十四块。还吃得起红烧茄子吗?酱油都是金贵东西了。
周围人不断招呼他:“张师傅下班啦?”“张师傅上白班啊?”“张师傅……”他顾不上回个招呼,连那些在他身上停停又飞到多鹤身上的目光他都忽略不计。他突然想,小环说过,啥日子都能往前混。
“来吧!”他拍拍自行车后座。
多鹤坐上去。他一边蹬一边想,这个女人是很会生的,说不定一下子又来个双胞胎。多鹤两只手抓着他帆布工作服的边沿。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女人,她那肚子还真是风水宝地,孩子们真爱卧!他的父母瞎碰运气,挑的那个口袋等于摸着彩了。
晚上小环靠在墙上抽烟,一手撸着他的头发,叫他放心,吃糠咽菜也能把孩子拉扯大,来多少。拉扯多少。多子多福,从来没听说过嫌孩子多的!多鹤的孕期在冬天、春天,等显肚子了,就到附近乡下租间房,藏那儿生去。乡下人有两个钱打发,嘴就给封上了。张俭翻个身:“有两个钱?那么容易就有两个钱了?”
小环不吱声,手还是胸有成竹地、一下一下撸着张俭刺猬一样的头发。
多鹤却流产了。春节前她正上楼梯,三个月的胎儿落了下来。她撑着走上四楼,每个水泥台阶上一摊血。她刚进门就听见邻居们大声议论,谁家出了人命?!怎么到处都是血?!议论声聚到了张家门口:了不得了,是张师傅家出事了!捶门的,推窗的,叫喊的堵了半条走廊。多鹤静静躺在热乎乎的血泊里。想着她今后是否还有可能生三孩、四孩、五孩,是否还会给自己生一群亲人,让她在他们眼里看见永别了的父母、舅舅、外公、外婆,看见代浪村的村景、田野、樱花林……
也许她失落的这个三个月胎龄的三孩带走了她的生育能力。那流浪的一个多月,那一场场的惊吓、饥饿的后果原来在此。
外面为张师傅家操心的人越来越多。有人照小石、小彭的做法拉开了厨房的窗子,有人嚷着:“借板凳去!”有人喊:“小环大嫂在吗?”
小环带着两个男孩逛够了,推着车走到楼下,正看见一个打补丁的大屁股塞在她家厨房窗口。她挑起烟熏火燎的嗓子问那是谁的屁股,大白天偷她家的金条、银元吗?她家可是刚刚少了一个崭新的电唱匣子
人们趴在公共走廊的栏杆上,七嘴从舌讲着楼梯上的血迹。
小环立刻扔下儿童车。一只胳膊夹一个男孩跑进楼梯口。她马上明白多鹤出了事——出了什么事?等她赶到自己家门口,也顾不得问刚才那个屁股是谁的,谁这么大胆。她打开门,反手又将门关严。地上的血已经成了血豆腐,多鹤躺在床上,身下一块椭圆的深红色。她把大孩二孩放在大屋床上,赶紧回到小屋。
小环用手掌抹去多鹤额上的冷汗。多鹤看看她,两人都不说话。还用说什么?小环从阳台上抓下大孩、二孩的尿布,叠了叠,塞进多鹤的裤子。多鹤又看看她,她看回去。多鹤头一眼看小环,小环就知道她没事,就是累,再说话就累她了。
小环去厨房,捅开灶火。窗外人还操着心。随他们操心去,她得赶紧给多鹤煮点糖开水。等多鹤捧着一大缸糖水时,小环才想起她把儿童车丢在楼下了。可她跑到楼下。发现车不见了。那车是小彭和小石做的,车身是两张并排的小木椅,前面挡的横梁可以打开合上,车轮是用轴承自装的,特别好看好使。小环把煤灰撒在血迹上,一层楼一层楼地清扫,一层一层地骂街:偷了咱们孩子的车给你孩子坐?让你孩子坐出大疔疮来,让他满腚长毒痈,一个痈八个头,流脓淌血淌死他!看我们家人害点妇女病就想来欺负?把女人的脏血泼你家去!让你晦气一辈子!让你生儿子没鸡儿生女儿没眼儿
小环骂得扬眉吐气,邻居的孩子们一个个端着晚饭站在公共走廊上做她的观众、听众。小环骂街在朱家屯就是个名角儿。孩子们吃着、看着、听着,不时提一两句台词:小环阿姨,是满腚生大肥蛆,不是毒痛!或者:小环阿姨昨不说一肚子坏下水……
张俭听说多鹤流产暗暗地松口气。一个多月后,多鹤还是流血不止。张俭和小环都怕起来,商量要不要请大夫。小环把多鹤扶到一家私立妇幼院,诊断后让多鹤立刻进手术室,因为流产并不彻底。
手术后,多鹤在医院住下来。
小环天天傍晚带着三个孩子来看她。第三天下午,小环进了病房,发现另外三个产妇都赶在一块出了院。多鹤睡得头发七拱八翘,小环用梳子蘸了水替她梳顺。
多鹤突然说她救过一个小姑娘,从她自己母亲手里救下的。她母亲要掐死她。小姑娘叫久美,当时三岁。那么当时多鹤几岁?十六。为什么母亲要杀这个小姑娘?当时好多母亲都把自己孩子杀了。为什么?因为……自己杀总比别人杀好。谁会杀他们呢?战败国的人,谁都会杀,所以崎户村的村长让一个枪手把几百村民全部杀死了。
小环不动了。她坐下来。这是个好天,开春的气味从窗外飘进来。住了这么多年,她对东北老家的想念才淡了些。多鹤一个没了村子、父母、兄弟姐妹的人,得要多久,才能让想念淡下去?何况她的村子、母亲、弟、妹是那样没的。她听着多鹤吃力地讲述她怎样看见崎户村人的自杀,代浪村和其他日本村子的人怎样走上不归路。多鹤的中文还远远不够来表述这么恐怖、惨烈的故事,有些地方,小环要靠猜测才能把她的意思连贯起来。也幸亏她不能尽情表达,不然这个故事小环是听不下去的。
一个护士进来,多鹤停住了叙述。小环看见她的手指抖得吓人,上了岁数似的。其实即便护士用心听,也不见得能听懂多鹤的讲述。张家人把多鹤的话听熟了,不觉得她难懂罢了。
护士走了后,多鹤继续讲。剩下的八百日本人已经不成人样,没被母亲杀死的孩子们也一个个在饿死、冻死——他们已经从秋天走进了冬天。土匪们的快马冲过来,抓起女孩子们,谁都挣扎不动,叫不出声来了。只有一个老人——唯一一个活下来的老头说:枪呢?举起枪来,朝女孩子们打呀!可是枪早就丢了……
小环觉得心里那股难受特别奇怪:这故事的惨烈可怕不像是人间的。日本人怎么那么热爱死这桩事呢?一个村长能替全村人当家去死?一个母亲可以替孩子们当家去死
她听完多鹤的故事就让自己的心一直空白,一直空白到她回到家,看见坐在桌上自斟自饮的张俭。她眼泪顿时流了出来。
张俭问了几句,问不出结果。丫头吓坏了,起先还说妈妈吃饭吧,饭都凉了,后来也不敢做声了。她从来没见过小环哭这么痛:小环是那种让别人哭的人。小环哭了一阵,拿过张俭的酒杯,干了两杯白干,吸着鼻子进大屋睡去了。等张俭也上了床,她才把多鹤的身世讲给他听。
他听到多鹤抱着三岁的病女孩久美边跑边哀求她的刽子手母亲时,手捶了一下床帮子,叫道:“哎呀!”那一夜张俭和小环没睡什么觉。两人都靠在那里抽烟。抽一阵,张俭会想出故事中某个细节,再问小环,当小环复述了那个细节之后,他绝望了似的:真是那么惨绝人寰。有的细节他问了好几遍,每证实一次他心情就更坏一点,可他仍是不停地问,希望自己听错了。
快天亮时张俭才睡着。第二天早晨上班他头晕脑涨,组里谁出一点错他都不依不饶。十六岁的少女多鹤经历过那样的惨事。多鹤刚从麻袋里出来的模样幽灵似的出现在吊车前面,出现在他饭盒子前面、储衣柜里、淋浴的水花里。他恨他父母,干什么不行,偏要去花七块大洋买回这样一个女子,现在好了,她的身世弄得他要疯。假如他们买她回来,就把她的身世告诉他,多好。他会坚决地把她推出去。那她去找谁……早一些知道她的身世,他会换个态度待她。可换什么样的态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