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章的两面（1/1）

致某天会读到它的人，和通常一样

已经迟了。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对着一条阴暗的走廊，哈维尔喜欢走出办公室，抽着烟来来回回地走动，想象着左边那扇门后面的米雷耶。三年来，这是他第四次来日内瓦当临时工，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米雷耶都会热情地和他打招呼，邀请他和另外两名工程师、一名秘书、一名来自南斯拉夫的打字员兼诗人一起在五点的时候喝茶。我们很喜欢这个小仪式，它并非日常，因而并不机械，每隔三四天，当我们在电梯里或走廊上相遇的时候，米雷耶会邀请他和她的同事们在茶歇时间会面，这是他们在她的办公桌前临时决定的。或许她觉得哈维尔很可爱，因为他不会掩饰自己感受到的无聊和对于终止合同返回伦敦的希望。很难理解为什么会雇用他，总之，他对工作如此鄙夷，他在计算和设计时用日式收音机播放轻音乐，这些无不让米雷耶的同事们惊讶不已。当时，我们互相并不了解，米雷耶会在她的办公桌前待上好几个小时，为了见到她，哈维尔要在走廊里走上三十三个来回，徒劳地做着荒谬的尝试。但是，如果她出来，他们也只会随意地说几句话，米雷耶不会想到他在走廊上徘徊是因为他希望能看见自己出来，他如同游戏般徘徊着，好奇在游荡到三十三次之前，自己见到的会是米雷耶还是又一次失败。我们基本不熟，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人与人之间几乎不存在真正的了解，大家每周必须共处好几个小时，织成了友谊或敌意的蛛网，任何一阵假期或失业的大风都能把它吹散。在每年的那两周里，我们都会玩这个游戏。但是，对于哈维尔来说，回到伦敦还意味着艾琳，以及某种曾经带来过欲望和愉悦的东西在缓慢却无法遏止地堕落，艾琳，她是一只能爬上小木桶的猫，她在厌倦和习惯之间玩着撑竿跳。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仿佛是在城市里进行着野外游猎，艾琳陪他去皮卡迪利圆环猎羚羊，去汉普斯特西斯公园露营、生篝火，一切仿佛是一部快进的默片，直到最后那场在丹麦或罗马尼亚进行的爱情奔跑，突然出现他们熟悉却不愿承认的分歧，在纸牌游戏中调换位置后改变胜率的卡片。与音乐会相比，艾琳更喜欢电影院，哈维尔正好相反；哈维尔独自一人去找唱片，因为艾琳得洗头，她只有在真正无所事事的时候才会洗头，她抱怨着卫生问题，拜托你帮我洗下脸，我的眼睛里进了洗发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第一份合同寄到的时候，他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只剩下伯爵宫的公寓依然伫立，重复着清晨的日常，爱情如同热汤或《泰晤士报》，如同罗莎姨妈和她在巴斯农庄度过的生日，如同燃气发票。这一切都已经变成了一团混沌的虚无，一个不断重复、自相矛盾的逝去的现在，当哈维尔在办公室走廊上徘徊时萦绕着他，二十五次，二十六次，二十七次，或许在第三十次以前，门会打开，米雷耶会出来说声嗨，她可能会去小便，或者去找那个鬓发花白的英国统计员查数据。皮肤黝黑、沉默寡言的米雷耶，高领上衣下面的脖子那里应该有某种东西在缓慢地跳动，一只生活没有起伏的小鸟，一位遥远的母亲，一段不幸的、无疾而终的爱情，米雷耶已经算得上是大龄未婚女性了，她有些像文员，但有时她会在电梯里吹口哨，吹的是马勒的曲子；她从不随便穿衣服，几乎总是穿着深色的衣服或者套装，这与她的年龄过于匹配，一种过于沉闷的谨慎。

这些只是两人中的一人写下的，但是无所谓。虽然我们已经永远不会在一起了，但这就像是我们共同写下的文字。米雷耶会继续住在日内瓦郊区的小房子里，哈维尔则会周游世界，然后带着苍蝇般的执着回到伦敦的公寓，这只苍蝇上百次地停在他的胳膊上，停在艾琳身上。我们写下这些文字，如一块奖章在同一时刻既是它的正面又是它的背面，它们只在生活相对放置的两面镜子里见过彼此，往后再也不会相见。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究竟哪一方会更深刻地感受到对方不在场。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方式，米雷耶有时会一边听勃拉姆斯的五重奏一边哭泣，她独自一人待在傍晚的客厅里，深色屋梁，乡村风格的家具，花园里玫瑰的芳香不时地飘进屋里；哈维尔不会哭泣，他的眼泪情愿浓缩成噩梦，残忍地把躺在艾琳身边的他叫醒，他喝白兰地、写作，以此摆脱噩梦，他的文字本身与噩梦无关，但有时未必如此，有时他会把它们写成无用的文字，有时他会变成主人，决定哪些内容会被记录，哪些内容会逐渐滑入第二天虚假的遗忘之中。

我们俩以自己的方式明白，有错误出现了，那是一个可以挽回的错误，我们却无力挽回。我们可以肯定，我们从没有评判过对方，事情就这样发生，我们单纯地接受了，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我不知道当时我们有没有思考过骄傲、放弃、失望等等的力量，是不是只有米雷耶或者哈维尔思考过，而另一方却接受了它们，认为它们是无法避免的，并向容纳他们、压迫他们的体系屈服了。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说，一切取决于瞬间的背叛，取决于点亮床头灯的动作（当时米雷耶不想让床头灯亮着），取决于让哈维尔整晚留在她身边的决定（当时他正在找衣服，准备重新穿上）。很容易就能将过错归结于行事谨慎，或者无法表现得粗鲁、固执或者慷慨。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最单纯或最无知的人身上，或许一记耳光、一声辱骂中包含着慈悲和正确的道路，尊严却礼貌地禁止我们走向它。我们对彼此的尊重源于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近得就像奖章的两面；作为奖章的两面，我们接受这个事实，米雷耶沉默不语，她冷漠而沮丧，哈维尔低声和她说着自己荒谬的希望，最终，句子还没写完的时候，最后的信写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了笔。毕竟，那时我们只剩下、现在也只剩下那悲凄的任务：继续做个体面的人，继续带着那徒劳的希望生活，希望遗忘不要彻底将我们遗忘。

一天中午，我们在米雷耶家里见面，她几乎是迫不得已地邀请他和其他同事一起吃午饭：他们在米雷耶的办公室里喝茶的时候，加布里埃拉和汤姆提到了这顿午饭，她不能把他排除在外。哈维尔觉得，米雷耶邀请他只是出于社交压力，这让人难过，但他已经买了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而且已经很熟悉日内瓦郊外的那座木屋、那座小玫瑰花园和烧烤架，汤姆在那里喝鸡尾酒，播放着一张披头士的唱片。这张唱片不是米雷耶的，它肯定不会出现在她严肃的唱片柜上。加布里埃拉已经开始转圈了，对于她、汤姆和半个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来说，如果没有这种音乐，空气将变得无法呼吸。我们没有说很多话，突然，米雷耶把他带到了玫瑰花园，他问她喜不喜欢日内瓦，她只是看着他，耸了耸肩。他看见她忙着清理杯盘，听见她说了句脏话，因为她手中出现了火花，记忆的碎片逐渐聚拢，也许那是他第一次渴望她，刘海划过她黝黑的额头，蓝色牛仔裤凸显出了她的腰线，那把有些严肃的声音大概会唱民谣，她只需用那仿佛长满苔藓的低声细语，就能说出重要的话来。周末，他回到了伦敦，而艾琳在赫尔辛基，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三个星期，冰箱里还有鸡肉，爱你。

他下次来实习的时候，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如火如荼地举办了一场高水平的会议，哈维尔不得不认真工作。他在五楼和街道之间哀怨地把这事讲给她听，米雷耶似乎替他感到遗憾，她提议去听一场钢琴演奏会，他们去了，两人都喜欢舒伯特，但其中一人不喜欢巴托克，他们去了一家几乎空无一人的咖啡馆，她有一辆旧英国车，把他送回了宾馆，他送给她一张牧歌唱片，他很高兴她没有听过，这样他就不用再换一张了。星期天，田野，极具瑞士风格的下午清新透明，我们把汽车停在一座村庄，在麦田里穿行，突然，哈维尔对她说起了艾琳，只是作为一种谈资，他其实没有这么做的必要。米雷耶沉默地听着，她没有对他表示同情，也没有发表评论，然而，他倒是莫名地希望她能这么做，因为他期待她显露出与自己相似的情绪，他想温柔地吻她，把她抵在树干上，熟悉她的嘴唇、她的嘴。回去的路上，我们几乎没有聊关于自己的事，我们沿着小路随意行走，每拐一个弯就会有新的风景，蘑菇，奶牛，银白色云彩点缀的天空，一张美好周日的明信片。但是当我们沿着架满篱笆的山坡往下奔跑的时候，哈维尔感觉到米雷耶的手离自己的手很近，他握住了它，他们继续奔跑，仿佛在互相推搡。他们坐在汽车里，米雷耶邀请他去自己的木屋喝茶，她喜欢管那座房子叫木屋——因为虽然它完全不是木屋，却有许多木屋的特点——还喜欢听唱片。时间停顿了，一根线条突然停止作画，直到找到了新方向，它才会在画纸的另一边重新开始。

那天下午，我们做了清晰的总结：马勒可以，勃拉姆斯可以，整个中世纪的音乐都可以，爵士不行（米雷耶），爵士可以（哈维尔）。我们没有交流其他的音乐类型，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皮埃尔·布列兹和约翰·凯奇（虽然他们还没有聊过他的作品，但是米雷耶肯定不喜欢凯奇，她很可能不喜欢音乐家布列兹，但会喜欢指挥家布列兹，这可是重要的差别）的音乐都亟待探索。三天后，我们去听了一场音乐会。我们在老城区吃晚饭，收到了艾琳寄来的明信片和米雷耶母亲的信，但我们并没有讨论它们，一切依然是勃拉姆斯和勃拉姆斯喜欢的白葡萄酒，我们敢肯定，勃拉姆斯一定喜欢喝白葡萄酒。米雷耶送他回了宾馆，他们亲吻了彼此的脸颊，不像平常亲吻脸颊的时候那样迅速，但依然只亲吻了脸颊。那天晚上，哈维尔回复了艾琳的明信片，米雷耶在月光下给她的玫瑰浇水，这并不是出于浪漫主义情怀，因为米雷耶并不浪漫，只是因为睡意迟迟不来。

我们没有谈论过政治，只有零星的评论慢慢显示出我们的差异，而且显露得仍不完整。或许我们并不想面对这种差异，因为懦弱吧，有可能。办公室的茶歇时间将矛盾激化了，打字员兼诗人恶狠狠地批判了以色列人，加布里埃拉觉得他们很不错，米雷耶只说了句他们有权利这么做，真见鬼，哈维尔冲她微笑，并没有嘲讽的意思，他发现同样的话恰好也可以用来形容巴勒斯坦人。汤姆希望他们能够与维和部队和其他国家达成国际协议，剩下的事就是茶水和一周工作的预报。我们会严肃地谈论这一切，但现在我们只想看着对方，保持各自良好的情绪，想着我们很快就会迎来维多利亚音乐厅的贝多芬音乐会。我们在木屋里谈论这场音乐会，哈维尔带了白兰地和一个可笑的玩具，他以为那个玩具米雷耶肯定会很喜欢，她给它上了发条，和善地看着它做出奇怪的动作，然后把它放进了柜子里，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它愚蠢至极。那天下午播放的是巴赫的音乐，还有罗斯托罗波维奇的大提琴曲，日光渐渐下沉，像盈满泡沫的酒杯里的白兰地。那默契的沉默最能体现我们的本性，在此之前，我们从不需要否定彼此的想法，也不需要保留自己的意见。后来，换了张唱片，他们才开始交谈。哈维尔说话的时候看着地面，他只问了句，能不能知道她了解了关于自己的哪些事情，他的伦敦和他在伦敦的艾琳。

没错，她当然可能知道了，但她并不知道，无论如何，现在她并不知道。年轻的时候，有一回，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一句“好吧，有时候一切都非常沉重”。哈维尔在暗处，他觉得他听到的话似乎是潮湿的，瞬间的退让，但是她已经用袖子的反面擦干了眼睛，没有留给他时间继续提问或者道歉。恍惚间，他用手臂环抱住她，发现她并没有露出拒绝他的表情，但她似乎身处别的时空。他想吻她，但她躲开了，低声说着温柔的借口，再喝点白兰地吧，不用管她，不用坚持。

一切都慢慢地混在了一起，我们不会记得这几周之前或之后的细节，不会记得散步或音乐会的顺序，也不会记得博物馆里的约会。或许，米雷耶更能理清这些顺序，哈维尔只是摊开了自己手上为数不多的几张牌，他即将返回伦敦，艾琳，音乐会，他从一句话就听出了米雷耶的宗教，她的信仰和价值观，对他而言，这些只不过是对总有一日会成为过眼云烟的当下所抱有的期待。在一间咖啡馆里，我们笑着为谁买单而争吵，像老朋友一样看着对方，突然成了彼此的同志，我们说了些无意义的脏话，如同两只熊在打斗玩耍。回到木屋里听音乐的时候，我们拥有了另外一种交谈方式，那双手用另外一种亲昵的方式推着对方的腰进了门，哈维尔拥有了自己找杯子的权利，还可以要求不放泰勒曼的曲子，先放洛蒂·雷曼的，还可以要求在威士忌里加很多很多的冰块。一切似乎都被微妙地搅乱了，哈维尔感觉某种东西让他心烦意乱，他却不清楚原因。事情在发生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过去没有人赋予他这种权利。播放音乐的时候，我们从不看对方，只需坐在旧皮革沙发上等待夜幕降临，倾听洛蒂·雷曼的音乐。他寻找她的嘴巴，他的手指揉擦着她隆起的乳房，米雷耶一动不动，任由他亲吻自己，她回应了他的吻，她只屈服了一瞬间，唇齿交融，但她一直没有动。他把她从扶手椅上抱了起来，她没有任何反应，他含糊地说着自己的请求，他要带她经历在第一级楼梯上、在属于他们的整个夜晚里即将发生的一切，而她沉默不语。

他也在等待着，他以为自己明白了，于是道了歉，但在此之前，他的嘴仍然贴着她的脸。他问她为什么，问她是不是处女，米雷耶低头否认，对他笑了笑，仿佛这个问题愚蠢而且毫无价值。他们吃着甜点，喝着酒，又听了一张唱片，天色完全黑了下来，他得离开了。我们同时起身，米雷耶任由他抱着，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气，他再次低声向她倾诉自己的欲望，而她什么都没有说。他们走上了狭窄的楼梯，在楼梯平台处分开，房门打开，灯光亮起，此时出现了一阵停顿，等待的要求，长久的消失，与此同时，哈维尔在卧室里觉得仿佛离开了自己，他无法说服自己不该让这件事发生，这样做是不行的，中途的等待，可能的措施，几乎有些卑鄙的步骤。他看见她裹着白色海绵浴袍回来了，她走到床边，手向床头灯伸去。“别关。”他求她，但米雷耶摇头拒绝了，她关上了灯，任由他摸黑脱衣服，在床边摸索，在黑暗里贴着她静止不动的身体。

我们没有做爱。我们还差一步，哈维尔用他的双手和嘴唇熟悉那副在黑暗中等待他的沉默的身体。欲望是另一回事，他想借着灯光看她，看她的乳房和腹部，抚摸她的背脊，他想看见自己的手滑过米雷耶身上，想将快感之前的快感分割成数千份。在彻底的沉默和黑暗中，他从看不见的、沉默的米雷耶那里感受到了距离和羞涩，一切都屈从于一种半梦半醒间的不真实感，其实，他也无法面对她，无法从床上起来开灯，无法再次寄予必要而美丽的愿望。他隐约地想，等她熟悉他之后、等真正的亲密行为开始之后会怎样，但沉默、黑暗和衣柜上闹钟的嘀嗒声依然会继续。他含糊地说了一个借口，她用朋友的亲吻让他安静了下来，他压着她的身体，觉得筋疲力尽。他或许睡着了一会儿。

或许我们睡着了，没错，那个时候，我们或许已经放弃了，我们迷失了自己。先起床的是米雷耶，她开了灯，裹着浴袍再次去了洗手间；哈维尔机械地穿着衣服，他无法思考，嘴里似乎很脏，白兰地的余味灼烧他的胃。他们几乎没有说话，也没有看对方，米雷耶说没关系，这条街上总会出租车，她陪他下了楼。他无法打破因果的铁律，无可避免的规则在他们背后要求他低下头，要求他在深夜里离开木屋。他只是觉得第二天他们就会更加冷静地交谈，他会试着让她明白，但是明白什么呢。他们的确去了常去的那间咖啡馆聊天，米雷耶又说没关系，无所谓，下次会更好，不用想太多。三天后，他要回伦敦，他求她，让他陪她回木屋，她说不要，最好不要。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甚至不知道该如何保持沉默，该如何在街角拥抱对方，该如何对视。米雷耶仿佛在期待着哈维尔做些什么，哈维尔却期待米雷耶能做这件事，这是谁主动或者谁优先的问题，是男人行动女人服从的问题，由他人决定的、从外部接收的顺序无法更改。我们沿着一条路前进，在这条路上没人愿意强迫对方前行，打破和谐的平衡，现在也一样，在得知走错路之后，我们可以大喊一声，可以把台灯点亮，可以超越无用的仪式和浴袍冲动行事，然后，没关系，你不用担心，下次会更好。那么，最好马上接受这件事。我们最好一起重复：小心翼翼地/我们会失去生命。诗人会原谅我们以“我们”自称。

我们几个月都没有见面。哈维尔当然写信了，他准时收到了米雷耶的回信，亲切而疏远只有寥寥几句。于是，他开始在晚上给她打电话，几乎总是在周六，他想象她独自一人待在木屋里，很抱歉打断了你听四重奏或者奏鸣曲，但米雷耶总说自己在看书或者照看花园，说这个时间打电话没有问题。六周后，她去伦敦探望一位生病的姨妈，哈维尔给她预定了宾馆，他们在车站相见，一起参观了博物馆、国王路，愉快地观看了一部米洛斯·福尔曼的电影。这段时光就像往昔的岁月，在白教堂的一家小餐馆里，彼此的双手满怀信任地握在了一起，消弭了不快的回忆，哈维尔觉得好一些了，也这样对米雷耶讲了，他告诉她，自己前所未有地渴望她，但他不会再跟她谈论这件事，一切都取决于她，取决于她决定什么时候回到第一晚的第一级台阶，她只需要对他伸出手臂。她没有看他，默许了，她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拒绝，她只是觉得他不断地拒绝日内瓦给他的合同这件事很荒谬。哈维尔陪她回到了宾馆，米雷耶在大堂里和他告别，她没有让他上楼，但她微笑着轻轻地吻了他的脸颊，轻声说：“待会见。”

我们知道很多事，知道算术是假的，一乘一不总是等于一，而是等于二或零，我们有充裕的时间翻阅那本装满了紧闭的窗户和无声无味的信件的千疮百孔的相册。日常的办公室，艾琳深信不疑地挥霍着幸福，时间飞逝。日内瓦的夏天再次来临，湖边的第一次散步，艾萨克·斯特恩的演奏会。此时，在伦敦，玛利亚·艾莲娜纤细的影子依然在游荡，哈维尔在酒吧喝鸡尾酒的时候认识了她，她带给他三周的轻浮时光，除了快感本身之外，剩下的就是和玛利亚·艾莲娜一起消磨的白昼里亲密的空虚，他不知疲倦地打网球，听滚石乐队的歌，最后一个纵情享受的周末如同一场毫不悲伤的告别，然后，一声毫不忧伤的再见。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米雷耶，他不需要问她就知道她不会有类似的经历，她在办公室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她总是在木屋听她的唱片。虽然他没有告诉她，但他很感激米雷耶严肃、专注、安静又体贴地听他说话，让他握住自己的手，一起看着湖面的黄昏，决定吃晚饭的地点。

然后是工作，极少见面的一周，罗马尼亚餐厅的夜晚，温柔似水。话说完了，在斟酒或缓缓对视的动作里，又出现了他们从没有谈论过的某种情愫。哈维尔遵守了自己的承诺，他等了一个小时，他认为自己没有权利等这一个小时。但是，伴随着其他诸多情愫一同出现的温柔，米雷耶低头、揉眼睛时的表情，她只对他说了句，她会陪他回旅馆的。在汽车上，他们又接了吻，就像木屋里的那晚，他环抱住她的身体，一只手向上抚摸，在这种抚摸之下，她张开了大腿。他们走进了房间，哈维尔已经等不及了，他站着把她抱了起来，迷失在她的嘴唇和头发里，抱着她一步一步朝床铺走去。他听见她喃喃地说了声“不”，她让他等一会，他感觉到她与自己分开，寻找着卫生间的门，门被关上了，时间，沉默，流水，时间，与此同时，他掀开了床罩，只留了角落里的一盏灯，他脱下了鞋子和上衣，犹豫着是脱光衣服还是再等等，因为他的浴袍在卫生间里，如果亮着灯，如果米雷耶回来的时候看见他赤身裸体地站着、可笑地勃起，会怎样呢，要是背过身去，不让她看见自己这副模样，那就更加可笑，她肯定会看到的，现在她裹着浴巾进屋，低垂着眼睛，向床边走去，而他身上穿着裤子，他必须脱下裤子，脱下内裤，于是他拥抱她，扯下她的毛巾，让她躺在床上，他看着金黄色的、黝黑的她，再次深深地吻她，用手指爱抚她，他或许弄疼了她，因为她低吟了一声，往后退缩，躲进了最远的角落，她对着灯光眨眼，再次要求他关灯，但他不会同意的，因为他什么都不会给她，他的阳具突然失灵了，它徒劳地寻找着她提供的通道，却无法穿过，愤怒的双手试图挑起她和他自己的欲望，米雷耶逐渐地拒绝了他机械的动作和语言，她僵硬而疏远，他明白了，现在也不行，对她来说永远都不行，温柔和这一切已经无法和解，她的许可、她的欲望只不过让自己又一次留在了停止抗争的身体旁边，它紧贴着她，一动不动，甚至都没有尝试重新开始。

我们可能睡着了，我们太遥远，太孤独，太肮脏，事情再次发生，宛如镜子里的影像，只不过现在穿衣离开的是米雷耶，他陪她走到车旁，感觉到她告别时没有看自己。脸颊上轻轻的吻，在寂静的深夜里启动的汽车，他回到旅馆，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哭泣，不知道该如何自缢，只有沙发，酒精，夜晚和黎明的嘀嗒声，九点的办公室，艾琳的卡片，接通中的电话，有时需要拨打这个内线号码，因为有时得说一些话。好的，你别担心，好吧，七点咖啡馆见。告诉她这些，你别担心，七点咖啡馆见，在漫长的车程结束后回到木屋，躺在冰冷的床上，服下一片无用的安眠药，重新观看渐入虚无的每个场景，他们在餐厅里起身，她说她会陪他回旅馆，这个重复的瞬间让她觉得恶心，卫生间里飞快的动作，围在腰间的毛巾，拉着她，让她躺下的温热、有力的手臂，那个低声说话的影子伏在她身上，爱抚还有某种坚硬抵着她的腹部和大腿的那种灼热的感觉，徒劳地抗议亮着的灯光，突然，虚无，双手盲目地滑动，嗓音低声诉说着推延，徒然的等待，睡意，一切再次重现，这一切是因为什么，温柔是因为什么，同意是因为什么，旅馆是因为什么，然后是无毒的安眠药，九点的办公室，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不可能缺席，一切都不可能，除了不可能的事之外。

我们绝不会谈论这些，今天，想象如同当时的现实，徒劳地将我们聚在了一起。我们绝不会一起寻找过错、责任，或尝试重新开始——也许这并非无法想象。哈维尔只觉得愧疚，但是当人们相爱、相互渴望的时候，愧疚意味着什么呢，曾经幸福近在咫尺，而现在，糟糕的回忆却不断涌现，为什么存在着艾琳、玛利亚·艾莲娜或者多丽丝的现在总是包含了存在着米雷耶的过去，这个过去用它沉默和鄙夷的尖刀深深地将他刺穿。尽管每每想起这些回忆他都觉得恶心，每次恶心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鄙夷，但实际上存在的只有沉默，因为他并不鄙夷米雷耶，沉默确实存在，还有悲伤，他想，她或他，但还有她和他，他想，并非所有的男人都能在做爱的时候完成任务，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在所有的男人身上找到男人的影子。他们还得和解，还剩下最后的计划，哈维尔邀请她一起旅行，去随便哪个遥远的地方生活两个星期，打破这个魔咒，尝试多种方式，最终在没有毛巾、没有等待、没有延迟的时候，以另一种方式结合。米雷耶说好的，以后再说，让他从伦敦给她打电话，或许她能请两周假。他们在火车站告别，她也坐火车回到了木屋，因为汽车出了点小问题。哈维尔已经无法亲吻她的嘴，但他紧紧地抱着她，再次请求她接受旅行的邀请，他看着她，直到那眼神让她难过，直到她低下头，又说了声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让他安心回伦敦，最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也是这样和孩子说的，然后我们会带他们去看医生，或者对他们做一些让他们觉得痛苦的事情。奖章这一面的米雷耶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了，她也不会再相信任何东西，她只是回到了木屋，回到了唱片身边，甚至没有想过以另一种方式跑向他们无法企及的目的地。他从伦敦给她打来电话，提议去达尔马提亚海滩，告诉她日期还有具体的细节，他的细致透露了他对拒绝的恐惧；米雷耶回答说，她会给他写信的。奖章另一面的哈维尔只能说好的，他会等，仿佛他已经知道那封信会是简短而礼貌的，她拒绝了，已经无法挽回的事情就无须再重新开始了，还是做朋友吧。信只有八行，然后就是米雷耶的拥抱 [1] 。每人各占一面，谁都无法摧毁那枚奖章。哈维尔写了一封信，他本想展示那条仅存的、他们可以一起设想的路，唯一一条不由别人设计、不为用途和规则而存在的路，他们不必经过楼梯或电梯就能抵达卧室或酒店，他也不必与她同时脱衣服。但他的信只不过是一张湿透的手帕，他甚至无法写完，他在未完的句子里署了名，没有通读一遍就把信装进了信封里。米雷耶没有回复，日内瓦的工作机会被礼貌地拒绝了，奖章存在于我们之间，我们彼此疏远，再也不会给对方写信，米雷耶在她郊区的小房子里，哈维尔在周游世界，他带着苍蝇般的执着回到公寓，这只苍蝇上百次地停留在他的手臂上。一天傍晚，米雷耶听勃拉姆斯的五重奏的时候哭了起来，但是哈维尔不会哭泣，他只会做噩梦，他写作，以此摆脱噩梦，而那些文字试图变成噩梦，在噩梦里，没有人拥有真实的姓名，但或许拥有自己的真相，在那里，不存在具有正反面的奖章，也不存在必须攀爬的台阶；不过，当然了，那些只是文字。

[1] 西班牙语信件一般会以“拥抱”、“亲吻”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