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穆尔的生平（2/2）

在与比尔的关系里，惟一让她感到不快的就是拉尔夫。有时已经半夜了，拉尔夫会来，酩酊大醉，把比尔从床上拉起来，说些奇怪的事情。二人说起北达科他[1] 的某村庄，那是他俩少年时去过的地方。二人说起死亡，说起死后有什么。拉尔夫说，死后一片虚无；比尔说，连虚无也没有。二人说起男人的一生，就是念书，工作和等死。有时候（这种情况后来逐渐减少），安妮参加谈话，她不得不承认，拉尔夫在发现别人话中的弱点时表现得聪明或者机敏，这让她高兴。但是一天夜里，拉尔夫要跟她睡觉，从此二人的关系就变得疏远了，后来拉尔夫就不再来她家了。

安妮和比尔同居六个月后，搬到西雅图去了。安妮在一个家电经销公司找到了工作；比尔在一处正在兴建的三十层大楼工地上找到了工作。二人的经济状况明显好了起来。比尔建议买房，在西雅图定居。但安妮则希望买房的事以后再说。于是，二人在一座楼房里租下一个单元聊以自慰，楼房里只住了三户，共享一座漂亮的花园。安妮记得，花园里种着一棵橡树、一棵欧洲山毛榉，楼房的墙壁上爬满了蔓生植物。

安妮记得，那几年是她在美国度过的最平静的岁月。但是，有一天，她病倒了。医生们诊断说：病情严重。

那些日子，她情绪变得易怒，忍受不了比尔说话，不愿意见他的朋友们，甚至不愿意看见他每天回家的样子：身穿工地上那套衣服。甚至也受不了自己的工作。于是，有一天，她辞了工作，把几件衣服放进行李箱，去了西雅图机场，但是还没决定去哪里。在某种程度上，她想回大瀑布城，回老家，跟当医生的父亲谈谈，父亲肯定会给她一些建议的。但是，真的到了机场，她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在西雅图机场的五个小时里，她坐在那里思考自己的生活和疾病，二者都很空虚，像构思巧妙的恐怖片，那种电影一开始并不可怕，但是最后总是把人吓得叫出来，还得闭上眼睛。她很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她掉头，回西雅图的家去了。她等着比尔下班。比尔一进门，她就把那天发生的一切说了，请他发表意见。比尔说：一头雾水，但是他会支持她的。

但是，一周后，事情再次发生变化。她和比尔都喝醉了。二人争吵，做爱，开车去陌生的居民区兜风，但是安妮对那些地方有些模糊的记忆。安妮记得，那天夜里，有好几次可能会出车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事情越来越糟糕。几个月后，安妮做了手术，但是没有最后的结果。病情暂时抑制住了。但是，安妮必须坚持吃药，经常接受医生的检查。据安妮说，如果复发，可能致命。

关于那几个月，值得记下来的事寥寥。安妮和比尔去大瀑布城过了圣诞节。苏珊再度酗酒。琳达继续在旧金山贩毒，她经济情况良好，感情生活不稳定。保罗买了一套房子，但是不久又卖了。有时，尤其是晚上，安妮和保罗互通电话，说起话来，冷冰冰，形同路人，按照安妮的说法，话题绝对不重要。一天夜里，安妮和比尔做爱时，比尔建议要个儿子。安妮的回答简短而平静，就是一个字：不！因为她太年轻。但是，她内心觉得要喊叫出来，就是说，感觉到给她看到了喊与不喊之间的分界线。安妮记得，她觉得自己好像在地球最大的洞穴里睁开了眼睛。那几天，她旧病复发。医生们决定再次做手术。她情绪低落。比尔也是。有几天，二人的样子好像机器人。安妮惟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书，读一切落到手里的书，尤其喜欢看美国的散文和小说，但是也看诗和史书。夜里，她难以成眠，常常睁着眼睛一直到早上五六点钟。一旦入睡，也是在沙发上，不能进卧室跟比尔上床。安妮记得，不是她拒绝做爱，更不是她厌恶做爱，有时也进卧室，留在那里看看睡梦中的比尔。但是不能睡在他身边，因为找不到安宁。

第二次手术后，安妮再次把衣服和书放进两个行李箱中。这一回，真的离开西雅图了。先到了旧金山，接着坐飞机去了欧洲。

她到达西班牙时，口袋里的钱刚好够两周的生活费。在马德里待了三天。接着来到巴塞罗那。在巴塞罗那，她手里有保罗一个朋友的住址。但是，电话打过去没人接。她等了一周的时间，天天打电话给保罗那位朋友，上午打，下午打，晚上打。还长时间漫步在城市街头，总是独自一人，或者坐在城市公园的长凳上。她住在兰博拉步行街的一家小旅馆里。吃饭时，去老城区一家便宜餐馆。失眠的毛病不知不觉就消失了。一天下午，她给比尔打电话（对方付费）。人不在。后来，打电话给父母，也不在。走出电话局，在市内电话亭里再次打给保罗的朋友。没人接听。一瞬间，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她已经死了。但是，她立刻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孤独是一回事，死亡与孤独迥然不同。安妮记得，那天夜里，她努力要阅读一本关于薇拉·凯瑟生平的书，那是旅行前琳达送给她的。但是，睡意战胜了她。

第二天，她给保罗打电话（让对方付费）。保罗在。她把联系不上保罗那位在巴塞罗那朋友的事情说了。但是，没提自己的经济状况。保罗想了一会儿，后来想出一个主意来：让她给一个熟人（这个说法有些夸张）打电话。这位朋友住在马略卡岛，但是在赫罗纳有一套房子。她名叫格洛丽亚，过了四十岁才开始学音乐，如今在帕尔马交响乐团之类的地方演奏。保罗说，很有可能你找不到她，或者至少安妮记得的意思是如此。后来，她给在大瀑布城的苏珊打电话，求她寄钱到巴塞罗那来。苏珊答应当天就办。她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好像电话铃响时，她在睡觉，或者是喝醉了。这后一种可能性吓了安妮一跳，因为苏珊有可能会忘记寄钱的事情。

那天夜里，安妮从步行街的电话亭里给格洛丽亚打了两次电话。第二次打通了。安妮讲了自己的处境。二人谈了十五分钟。最后，格洛丽亚告诉她，可以住到她在维拉德穆尔斯的那套房子里。维拉德穆尔斯是班有莱斯附近的一个小村，著名的班有莱斯湖就在那里。不必担心房租，等你有了工作以后再支付好了。安妮问她，如何进家门。格洛丽亚回答说，那里还住着另外两个美国人呢。估计你到了那里以后，其中一个会在家里。安妮记得，格洛丽亚的声音不热情，不做作，有一点新英格兰口音，但她立刻猜出对方不是新英格兰人。那声音不偏不倚，很像琳达（鼻音没有琳达重），是那种特立独行的女子声音。这个形象与西部片一致，尽管那里有少数女人是特立独行的，但这是安妮运用的形象。

于是，安妮在巴塞罗那又等了两天，直到收到苏珊寄来的钞票为止。她交付了小旅馆的房钱，前往维拉德穆尔斯。那个小村冬天的住户不超过五十人，夏天二百多人。正如格洛丽亚所说，有个美国人正在家里等她。那人叫丹。他在巴塞罗那教英语，但是每个周末都返回维拉德穆尔斯，正在写侦探小说。那个冬天，安妮除去上巴塞罗那看医生，没有离开过小村。周五晚上，丹就回来了。另外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娜的美国女人也回来了。很少有别的人来这里。即使来人，多数也是美国人。一般情况下，丹和克里斯蒂娜来这里是为了清静。丹是带着书稿的，克里斯蒂娜带着手上的毛活。从周一到周五，安妮写信，看书（格洛丽亚的书房里有大量英文书），打扫卫生，或者修理老房子需要经常修理的一切。春天开始后，克里斯蒂娜在赫罗纳语言学校为她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开头几天，安妮本来和一个英国女人及一个美国女人同住，但是后来有了稳定的收入，便决定在赫罗纳租一套房子。但是，周末她还是回到维拉德穆尔斯。

那个时期，比尔曾经来看望过安妮。那是比尔第一次出国。他用一个月的时间游览欧洲。他不喜欢欧洲。安妮记得，他也不喜欢维拉德穆尔斯的氛围，尽管丹和克里斯蒂娜平易近人，实际上，丹很像比尔。丹也曾经在建筑行工作过，也有类似比尔的经历，自认为是条硬汉子（毫无根据）。但是，比尔不喜欢丹。可能丹也不喜欢比尔，尽管他没有表示出来。安妮记得，她和比尔的重逢美好又凄凉。她又说，“美好又凄凉”这五个字几乎不能给这难以下定义的事下定义。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安妮。那时，我在赫罗纳林荫道的一家咖啡馆里，就是拉阿尔喀达咖啡馆。我看见比尔进来了，接着看见了安妮。比尔高大，皮肤黝黑，头发全白。安妮瘦高，颧骨突出，头发栗色，很直。二人在柜台前坐下来。我的视线很难离开他俩。好久没见过如此漂亮的一对男女了。二人非常自信。非常傲慢和令人不安。我想，整个咖啡馆都似乎应该给他俩下跪才成。

不久，我再次见到了比尔。那时，他正走在赫罗纳一条街上，当然已经不再显得那么漂亮。更像是在做梦，好像有急事。几天后，我正在从家里（位于采石厂大街）出来，看见了安妮。我下坡，她上坡。我俩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安妮记得，那个时候她已经离开了语言学校，当私人英语老师，收入颇丰。比尔已经走了。她住在奇想咖啡馆对面，对面还有歌剧电影院，位于赫罗纳老城区。

我认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和安妮经常见面。虽说此前没说过话，但是互相认识。我估计，如同小城市居民的习惯，在某个时刻，我俩互相打了招呼。

一天上午，我正在步行街跟赫罗纳一位老画家（名叫贝普·克罗梅尔）聊天，安妮停下来，第一次跟我说话。我不记得我和她都说了什么，大概是姓名国籍之类，最后，我邀请她晚上来我家共进晚餐。那是圣诞节，也许差几天，我准备了比萨饼，买了一瓶葡萄酒。我俩聊得很晚。就是在那一次，安妮告诉我她多次到过墨西哥。总的来看，她的冒险经历与我极相似。安妮认为，一种生活，或者一种青春生活，总是与另外一种相似，尽管客观上有所不同，甚至对立。我则认为，我和她在某种程度上走过了同样的道路，经历了同样的战争、冲突，接受了同样的情感教育。到了凌晨五点钟，也许更晚些，我俩上床，做爱。

突然之间，安妮就变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开头的两周里，性爱是个托辞，后来我明白了：超越我俩性爱之上的是友谊在互相吸引对方。那个时候，我经常晚上八点去她家，那时她已经下了最后一节课，我俩一直聊到深夜一两点钟。其间，她准备一些点心，打开一瓶葡萄酒，听听音乐，或者下楼去奇想咖啡馆喝酒，聊天。在这家咖啡馆门口常常聚集着赫罗纳很多瘾君子，而且看见本地一些坏小子在周围转悠也并非怪事。但是，安妮常常回想起旧金山的坏人，真正的坏蛋。我常常回想起墨西哥的坏人。于是，我俩哈哈大笑，但说真的，至今不知道在笑什么，也许因为庆幸自己还活着吧，仅此而已。凌晨两点，我俩分手。我回采石厂大街高地的住处。

有一次，我陪安妮去巴塞罗那德赛乌丝诊所看医生。那段时间，我常常跟另外一个女孩交往。安妮跟赫罗纳的建筑师走动。一走进候诊室，安妮轻声对我说，他们可能把你当成我丈夫了。这话听起来并不奇怪（让我高兴）。有一次，我俩一起去维拉德穆尔斯。安妮希望我认识一下格洛丽亚。但是，那个周末格洛丽亚没露面。但是，在维拉德穆尔斯，我发现了此前一直仅仅是怀疑的事：安妮可能与众不同，也可能是另外一种人。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周末。安妮不停地喝酒。丹不加解释地进进出出他的房间（他正在写作）。而我则不得不忍受着克里斯蒂娜或者丹从前的一个女学生的存在——巴塞罗那或者赫罗纳典型的白痴，比美国人还美国人。

第二年，安妮去了美国。她要去大瀑布城看父母和姐姐，然后打算去西雅图看比尔。我收到一张来自纽约的明信片。后来，又收到一张来自蒙大拿的明信片。但是，没有西雅图的。后来，收到一封来自旧金山的信，她告诉我，在西雅图与比尔的会面糟透了。我想像着她在琳达或者保罗的住处写这封信的样子：喝着酒，也许还哭着，虽说安妮不常哭泣。

等安妮再回西班牙的时候，她带回来几件美国的东西。一天下午，她让我看看那些东西：是日记，她从到旧金山不久开始写起，直到第一次与比尔和拉尔夫见面不久之后为止。一共三十四本，每本不到一百页，两面都写，字体很小，写得很快；里面不乏图画、设计图（我第一次看见这些设计图的时候，问她是哪里的图，她回答说是理想的住宅、想像中的城市规划图或是居民区设计图、一个女人应该走的路线图道路图，还有语录。

那些日记本放在客厅的一个抽屉里了。我当着安妮的面，一本本翻阅，后来我的拜访成了十分奇怪的事情：

进门后，我坐在客厅里，安妮放音乐，或者开始喝酒，我静悄悄地埋头阅读日记。我俩偶尔说几句话，通常都是我问她看不明白的地方，什么短语啊，生词啊。当着日记作者的面前，埋头阅读那些文字，有时感觉非常痛苦（真想放下日记，跑到她身边去拥抱她），但更多的时候备受鼓舞，尽管无法细说是哪一类的鼓舞。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不知不觉中浑身在发烧。真想大喊，或者闭上眼睛。但是，安妮的文字有种力量，能让你闭上嘴巴，能给你眼皮上下支上火柴棍，让你不得不继续看下去。

第一批日记中有一本是专门谈苏珊的，用“可怕或者姐妹之情”等字眼都不能概括它。有两本是在托尼自杀后写的，内容是对青春、爱情和死亡的质问和探究，还有对台湾和菲律宾景物的模糊描写（托尼没跟她去菲律宾），还有西雅图的街道和影院以及墨西哥特有的晚霞。有一本日记中叙述了她和比尔初期的交往。我没敢看。当然了，我的意见微不足道。我对她说：你应该发表这些日记。后来，我想我只是耸了耸肩膀而已。

那些日子，安妮常常提起的话题之一就是年龄、岁月，还差几年就满四十岁了。起初，我以为她是在撒娇（一个像安妮这样的女子怎么会担心快到中年的事呢？），但是，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担心有实际意义。有一次，安妮的父母来西班牙。当时我不在赫罗纳。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三口已经去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了。

不久，安妮和那位建筑师的关系就非常文明地结束了。她开始跟一个过去的学生，机器进口公司的技师来往。那人不爱说话，个子矮小，对安妮来说就太矮小了，二人的差距，如果说得附庸风雅些，可以说不仅在于身材而且是形而上的，但是，我认为如果非要说出来，那就太无礼了。我想，那个时候安妮三十八岁，那技师四十岁。他比她大，这是主要的优点。一天，我彻底离开了赫罗纳。等我再回来时，安妮已经不住在歌剧电影院对面的房子里了。我没大在意，因为她知道我的新地址，可是有好长时间我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在我没有见到安妮的那几个月里，她在欧洲和非洲旅行，出过一次车祸，甩了那位机器进口公司的技师，接待了保罗的来访，接待了琳达的来访，开始跟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同居，手臂上由于神经方面的原因，有过感染，阅读了几本薇拉·凯瑟、尤多拉·韦尔蒂、卡尔森·麦卡勒斯的作品。

终于，有一天，安妮来我家了。那时，我正在院子里除杂草，忽然，我听见了她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果然是她。

那天下午，我俩做爱，好像是用它来掩饰再度相逢的快乐。几天后，我去赫罗纳看她。如今她住新城里了，是一间小阁楼。她告诉我，邻居是位俄罗斯老人，名叫阿列克谢，她从来没见过如此温柔和有教养的男人。他头发很短，丝毫不掩饰白发。我问她那一头漂亮的披肩发怎么不见了。她说，剪掉了，现在像个老嬉皮士了。

她就要去美国了。这一回，陪同她的是那位阿尔及利亚人。我估计他俩要在巴塞罗那的美国领馆去拿签证，恐怕有麻烦。我说，这下子事情严重了。她没吭声。她说，领事馆的人以为这位阿尔及利亚人打算永远留在美国。我问：难道不是吗？她说：不，不，不是这样的。

后来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已经不记得我俩说了一些什么，互相通报了什么情况，大概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吧。后来，我就走了，再也没见到她。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她一封信，是用西班牙语写的，地点是美国大瀑布城。她告诉我，她姐姐苏珊服用了过量的巴比妥药自杀了。她父母、姐姐的伴侣（一位米苏拉地方的木匠）都崩溃了，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自杀。她说，我宁可沉默，痛上加痛没有意义啊，或者说，痛上再加三个有缺陷的闷葫芦，没有意义啊。好像痛苦还不能成为足够的疑问，或者说，痛苦还不足以回答所有的疑问。她说，在离开西班牙前不久，接到了比尔打来的几次电话，以此为苏珊之死画上了句号。

据安妮说，比尔白天想打电话就打电话，几乎每次总是以骂她告终，几乎总是以互相对骂结束。在最后几次通话里，比尔威胁说，要去赫罗纳杀了她。她说，荒谬的是，跑到西雅图的却是她，而仔细想一想，在西雅图她实在没什么朋友可看望的。关于那位阿尔及利亚人，她什么都没说。但是，我推测，那人已经到了美国，就在她身边，或者，这宁愿是推测，免得做噩梦。

后来我就没有安妮的消息了。

几个月过去了。我搬了家。搬到海边去了，住到了一座60 年代胡安·马尔塞[2] 捧上天去的小村庄里。我工作很多，问题很多，很难做点什么与安妮有关系的事情。我记得后来我就结婚了。

终于，有一天，我乘火车回到了灰色的赫罗纳，回到安妮住过的小阁楼。正如我想像的那样，给我开门的是一位陌生的女子。她当然想不起来那位老房客是谁。临走前，我问她楼里是否住着一位俄罗斯老先生。那陌生女子回答说，是的；她让我去敲二楼的一个门。

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先生为我开了门。他费力地拄着一根特别引人注目的圣栎木拐杖走路，看上去更像是一件武器。他记得安妮。实际上，他记得几乎所有在20 世纪发生的事情，但他承认，这并不值得夸奖。我解释说，好久没有安妮的消息了。我来找他，就是听听有什么消息没有。他说，消息不多，只收到几封美国来信，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很想在美国多生活一段时间。他趁机简要告诉我他在纽约度过的岁月以及在大西洋城当赌场总管的经历。后来，他想起了那些信，赶忙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花工夫去找信。终于，老人拿着三张明信片回来了。他说，都是从美国寄来的。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我才明白他完全疯了。在一切范围里，我觉得都是合乎逻辑的。我觉得合情合理，提前走到尽头，心身放松下来了。

那位俄罗斯老人从热茶上方递给我三张明信片。是按照到达的时间排列的，用英文写成。第一封来自纽约。我认出那是安妮的字。说了一些家长里短，最后希望老人多多保重，天天吃饭，她保证一定会想念他，亲吻他。明信片上的照片是纽约第五大道。第二张明信片来自西雅图。是港口的空中俯瞰图。文字比第一封简短，更加难以看明白。我看懂的是说到了流亡和犯罪。第三张来自伯克利，是放荡不羁的伯克利的一条平静的街道。根据图片上的说明，安妮用明快的文字写道：我正在看望老朋友和结识新友人。最后的结束语与第一张相同：劝告亲爱的阿列克谢：多多保重，别忘记每天要吃饭，哪怕吃得很少。

我怀着伤心又好奇的心理看看那位俄罗斯老人。他则用亲切的眼神看看我。我问他：您听从她的劝告了吗？老人回答说：当然，我一向听从尊贵女士的忠告。

[1] 北达科他州（north dakota），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

[2] 胡安·马尔塞（juan arse，1933 —　），西班牙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