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科医生（2/2）

后来，我给我朋友说明我在他诊所里的感觉（即疑惧、恐惧、失控的不安）后，我朋友声称，他常有这事，是发生在表面上无人的大楼里。我明白朋友这番话是在好意安慰我。于是，尽量不再想这事。可我朋友一旦开口，就谁也拦不住他了：整个吃饭期间，从下午三点到六点，没完没了地就是这个话题：表面上无人的大楼，就是说，你以为大楼里面没人，你之所以这样认为，因为没听见任何动静，但实际上，并非无人；即使听觉和视觉告诉你无人，你知道也并非如此。于是，焦虑，恐惧，不是由于你认为的原因产生的，就是说，不是由于你待在空楼里，不是由于你真的被关在、禁闭在空楼里，而是由于你知道，内心深处就知道没有空楼，所谓的破烂空楼里总有人躲避我们的视线而不闹出动静来，而是我们并不孤单，我的牙医朋友这样说道，而是由于种种合理迹象表明：就是我们独处的时候，也并不孤单。

后来，他说：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孤单吗？我说：是在人群里，因为我想到了这样可以跟上他的思维。但不是在人群里（我该想到这话），而是在死后，那是墨西哥惟一的孤独，伊拉普阿托惟一的孤独。

那天夜里，我俩都喝醉了。我把礼物给了他。他说，不认识这个卡兰萨。我俩出去吃饭，都喝醉了。

我俩从市中心的酒馆开始喝起，然后去郊外，就是前天夜里我们去过的地方，就是我们遇见年轻的拉米雷斯的地方。我还记得，就在我俩古怪的活动期间，我以为我朋友是在寻找拉米雷斯呢。我把这想法说了出来。他说：不是。我说，你可以向我坦白交代，无论你说什么，只有你知我知。他说，他对我一向坦诚相见，片刻后，又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补充说，绝无半点隐瞒。我信了他的话。可是，他寻找拉米雷斯给我留下的印象依然存在。那天夜里，我俩睡得很晚，直到清晨六点方才上床。此前什么时候，我的牙医朋友还回忆起我俩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念书时的情形，那时我俩都盲目热情地钦佩萨尔瓦多·埃利松多[1] 的作品。那时，我在文学、哲学系学习；他在攻读牙科。我俩相识在我们系的电影俱乐部里，时间是在看完一部玻利维亚影片之后的座谈会上，导演好像是桑希内斯。

座谈会上，我朋友起立发言。不知道他是否是惟一一个，但肯定是第一个说不喜欢那部电影的人，还说了为什么不喜欢。我也不喜欢那部影片。但那时绝对不承认。我俩的友谊自然而然地就建立起来了：当天夜里，我得知他敬佩埃利松多，我也崇拜埃利松多。到了第二个夏天，我俩想效法《纳尔达或夏天》[2] 中的人物，在马萨特兰[3] 附近的海边上租一个小房子，就算马萨特兰不是意大利海边，稍稍想像一下，也可以像是意大利海滩[4] 了。

后来，我俩年龄大了。年轻时的冒险活动显得比较讨厌了。我们这些中产阶级上层的青年注定要模仿萨尔瓦多·埃利松多（而埃利松多则模仿无法模仿的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5] ），或者慢慢经商发财，或者从政当官，或者轻率地搞什么暧昧的左翼组织、暧昧的慈善机构。从埃利松多（已经不再阅读他的作品了）到画家卡维尔纳斯，折磨我们的是没完没了的饥饿，每吃下一口东西，我们就越发贫困，越发瘦弱，越发丑陋，越发荒唐可笑。后来，我朋友返回伊拉普阿托，我留在了首都。我俩都以某种方式努力对各自生活的缓慢失败、对美学、对伦理、对墨西哥、对我们的破碎理想不感兴趣。

但是，我俩的友谊保持了下来，这很重要。尽管已经相当醉了，我俩还在聊我们的青春生活。忽然，我朋友想起了那个死于牙床肿瘤的印第安老太太，想起了我俩关于艺术史、私人史的谈话；他说起了那上下两条人行道（这话题我几乎给忘记了），最后来到自助餐厅，在那里遇到了何塞·拉米雷斯，那恰恰是他想要去的地方；他问我对他的看法，问得奇怪，我不知道这个“他”是指谁，是他自己呢，还是何塞呢？为了稳妥，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想。或者也许我有了什么表情。立刻，我朋友问我是否以为，是否想过他和何塞之间有什么事、什么不言而喻的事，这是很可怕的墨西哥人的表述法。我说，没有想过，向上帝保证；哥们儿，亏你想得出来啊，别折磨自己！也许现在我说得夸张，记忆力夸张，也许没夸张，也许那时真的黑洞开了，就是此前我在那并非无人的建筑物里预感到的那种黑洞，就是那个印第安小伙子来到我们身边之前我见到的那个黑洞，恰恰就在那时我俩正在或者他正在说到了那个印第安老太太、那具越来越小的尸体；于是，一切从我脑海里闪过，可能是酗酒的原因吧，闪过我俩往昔的青春岁月，闪过我俩阅读埃利松多（民族的荣誉）的《纳尔达或夏天》的情形，闪过我俩想像出来的马萨特兰的夏天，闪过我的未婚妻（突然改变她处事谨慎的风格），闪过岁岁月月，闪过卡维尔纳斯，闪过我朋友的私人画廊，闪过我的伊拉普阿托之旅，闪过伊拉普阿托如此宁静的街道，闪过我朋友在他出生的城市定居、行医的神秘决定，而如果一切都正常的话……

这时他说道：你必须认识何塞。他特别强调“认识”二字。你必须认识他！还说：我不是、不是那种人。你是知道的。我不是。随后，他说起了那位死去的印第安老太太，说起他在合作社的工作。他说：我不是。当然不是。对吗？我说：对。接着，我俩换到别的酒吧去。路上，他说：明天。我知道：这不是醉话，明天他会想起来的，说话算话，对吧？对。于是，我俩寻找别的话题。我说，有一次，是小时候，我被关在我们大楼的电梯里了。我说，那可真是孤独一人了。我朋友面带微笑地听着，大概心里在想：嘿，你怎么这么傻。在首都待了那么多年、念了那么多书、研究和教授了那么多学问，都干什么用了？可我还是坚持说下去。我孤独一人。待了很久。至今有时我还有当时我在电梯里的感觉（很少啦，还要多少真话啊！），知道为什么吗？我朋友摇摇头，表示宁可不知道。我照样说下去：因为是小孩。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回答。他转过身去，寻找停车的地点。他说：蠢话。明天你就看见什么是真正的好话了。

第二天，他什么都没忘记。恰恰相反，他还记得我已经忘掉了的事情。从他说到何塞·拉米雷斯的方式看，好像是何塞的保护人。我记得那天夜里我俩打扮成要寻花问柳的样子：他穿上一件栗色灯芯绒夹克，我穿上一件打算去郊外旅行穿的皮夹克。

先是在市中心走了一圈，喝了两次威士忌，是个散发着润肤膏气味的场所。后来，我俩直奔何塞·拉米雷斯常去的地方。我俩到了两处吵吵闹闹的咖啡馆、自助餐饭馆（打算吃饭，尽管不饿）和一家名叫“天空”的酒家。没有半点何塞的身影。

就在我俩以为这一宿白白浪费的时候（奇怪的是我俩一直没说话），我俩看见了何塞，或者是猜出来何塞正走在一条光线昏暗的街道上。我朋友按按喇叭，来了一个大胆的转弯动作。何塞站在街角静静地等着我俩呢。我摇下车窗，跟他打招呼。我朋友从我上方探出头去，请他上车。何塞没说话就上了车。那天夜里剩下的时间，我记得是愉快的。不假思索地说是愉快的。好像我俩是在给这位小伙子过生日。我俩像是他的父辈人物。我俩像是在为他拉皮条。我俩像是在为一个难以理解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当保镖的伤心白人。我们哈哈笑。我们喝酒，大笑。没人敢过来嘲笑我们，因为即使我朋友不杀人，我也会动手的。

我俩听何塞·拉米雷斯讲故事或者是故事的片断。故事让我朋友很兴奋；过了开头困惑的几分钟，我也兴奋起来了。但是，后来，随着到了下半夜（坡的诗歌里说是“夜幕陌生的一面”），故事逐渐模糊起来了，仿佛何塞的话语在我俩的记忆中无依无靠，因此几乎记不得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我记得他说参加过诗社活动，那是一个不收费的诗歌创作室，差不多和穷人的医疗合作社一样，只是谈文学而已。何塞一首诗也没写过。这话让我朋友笑弯了腰。而我是不理解的，不觉得好笑。后来有人告诉我，何塞是写小说的。写短篇小说，不写诗。于是，我问：为什么不加入小说创作室呢? 我的牙医朋友说：因为根本没有小说创作室。明白吗? 这个操蛋村子只是免费教人写诗。明白吗？

随后，何塞说起了他的家庭，或者也许是牙医说起了何塞的家庭。关于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了。明白吗？没别的了。大部分听不懂，可是为了不当局外人，我说起了空楼和假象。但我的朋友打个手势，让我闭嘴。没什么可说的。农民们。饿死了很多人。半点消息也没有。明白吗？我点头称是，为的是不惹人生气，其实什么也不明白。后来，我朋友断言：身边这位年轻人写出来的东西，很少有人写。百分之百真话：很少有人写。从这一刻起，他开始解读这个让我感到惊愕的何塞·拉米雷斯。

他说：何塞比所有的人水平都高。墨西哥小说家，如果跟这个微微发胖、不善言辞、有着因为在地里干活而有粗硬双手的小伙子比，顶多就是吃奶的婴儿。我问：什么地里？我们周围的地里。牙医用手一挥说道。他的手挥成一个圆圈，好像伊拉普阿托是开进蛮荒之地的先锋，是印第安领土上的堡垒。于是，我斜了一眼那小伙子，看他时我心里有点害怕，看见他在微笑。后来，我朋友开始讲何塞写的短篇小说，说的是有个男孩有很多需要照顾的小弟弟。故事就是这样的，至少起初如此。但后来情节转了方向，成了碎块，小说变成了一个教师自闭在瓶子的记忆；还变成了一个关于个人自由的故事；还出现了别的人物：有两个更像地痞的小贩子、一个二十几岁的吸毒女孩、一个读萨德作品的家伙，住在公路边一辆废弃的汽车里。我朋友说：所有这些内容都在一部短篇小说里。

我如果出于礼貌本可以说“写得好”、“听起来有意思”，可是我却说：需要读读作品才能形成完整的意见。我就是这么说的。可如果不这样说，也许就没了麻烦。这时，我朋友站起来，对何塞·拉米雷斯说：咱们去找作品！我记得，何塞看看他，没有站起来，然后又看看我，二话没说，就站起来了。本来我可以反对。本来我可以说“没必要啦”。可那时我呆住了，一切都无所谓了。但是，打心眼里说，从内心深处说起，我看到了我们的姿态，看到了近乎超自然完美地谱写出的姿态。但是，我明白这些姿态推动我们前行的方向没有真正危险；还明白我们正以某种方式进入易受攻击的领域，如果不交痛苦或者惊讶的买路钱、今后永远会抱怨的买路钱，是无法离开这个领域的。

可是，我什么也没说。三人出了酒吧，上了我朋友的汽车，驶入标志着伊拉普阿托边界线的街道——只有警车和夜间公交车来来往往。据我朋友（情绪兴奋地开着车）说，何塞·拉米雷斯每天夜里或者黎明时分，干完城里的活计之后，徒步走过这些街道回家。我不想多言，一心望着照明昏暗的街道以及车灯闪光投射到工厂到墙上的车影，或者是投射到工厂废弃仓库墙上的车影，这些工厂和仓库如今是城市一度企图工业化的历史遗迹。

后来，我们进入一个小区，好像是那些废弃建筑群的补充。街道变窄了。没有路灯。我听见狗们在叫。牙医问：有点像《桑切斯的孩子们》[6] ，对不对？哥们儿。我没回答。我听见了身后的何塞在说话：右拐！再直行！车灯扫射到两间简陋的茅屋，外面有木头和铁丝网栅栏，还有一条土路。转瞬间，我们就到了像是田野又像是垃圾山的地方。从这里开始，我们鱼贯而行，何塞·拉米雷斯开路，牙医居中，我殿后。我看见远方有一条公路，看见串串车灯漠然地从我们前方经过，但是，我从远处车辆的活动中发现了一种与我们的目的形似之处（是难以忍受的相似之处）。我看见一座山峦的轮廓。感觉到灌木丛中有什么黑乎乎的东西在活动，毫无疑问，肯定是老鼠了，当然完全有可能是鸟群。后来，月亮出来了。我看见山坡上有些孤零零的小房子。再过去一些，是黑黢黢的庄稼地，一直延伸到公路的转弯处为止，那里仿佛人造的突起，是一片森林。忽然，我听见那小伙子在对我朋友说些什么。我们停住脚步。黑暗中出现了何塞的家，一栋黄色或者白色墙壁的房屋，屋顶很矮，模样与伊拉普阿托郊外的破旧房屋一样。

片刻间，我们三人一动不动，可以说中了魔法，呆呆地望着月亮，或者是难过地看着小伙子的破茅屋，或者努力区分堆放在院子里的物品：我只认出来有一只木板箱。后来，我们走进了一间有烟熏气味的低矮房间。何塞·拉米雷斯开了一盏灯。我见到一张桌子、一些靠在墙壁上的农具、一个睡在扶手椅上的男孩。

牙医瞅瞅我。眼里闪烁着激动的亮光。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不该做这事：仅仅为了欣赏别人的不幸而消磨夜间的时光。我想这是欣赏别人同时又是自己的不幸。何塞·拉米雷斯拉过来两把木椅，接着消失在一扇像是斧凿出来的木门后面。很快我就明白了：那是一间最近添加上去的小屋。我俩坐下来等候。何塞回来的时候，怀里抱着一摞纸，足足有五公分多高。他神情专注地在我俩身边坐下来，把稿纸递给我俩。他低声说：随便看吧！我看看我朋友。牙医已经从稿纸中拿走了一部短篇小说，正在小心翼翼地整理页码呢。我说，应该把稿子带走，回到他家舒舒服服地去看。可能话不是这样说的。但这是我现在的想法，无法用别的方法看问题，于是说道：最好走吧，等回到环境好点的地方再看吧。牙医用死刑犯般的凶狠目光盯住我，命令我：快点！随便挑一篇小说看看就是啦！

我照办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选了一篇小说，开始阅读。小说有四页。可能正因为它短小，才选中它吧。但是，读完之后，觉得看完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瞅瞅何塞·拉米雷斯。他面对着我们，正在打盹。我朋友也随着我的目光，看到了何塞的样子，于是低声说：这位年轻的作家每天起得很早。我点点头，拿起了另外一部作品。再看何塞时，他已经头枕着胳膊睡着了。此前，我也感到困倦，但是这时完全清醒了，完全冷静下来了。我朋友递给我另外一篇小说，小声说：看看这篇吧！我接过来，先放在一旁。把手中的读完，才开始阅读牙医刚才递给我那篇。

就在我要读完那天夜里看的最后一篇的时候，那扇门开了，出来一个年龄与我俩相仿的男子，但是面相老得多，踮着脚走出房外之前冲我俩微微一笑。我朋友说，他是何塞的爸爸。我听见室外一阵罐头盒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的脚步声、什么人在露天撒尿的声音。这要是换了别的场合，我会警觉起来，会全神贯注地去破解和用什么方式破坏外面的响动。但我仍然在读稿子。

我们不会停止阅读，即使每本书总有读完的时候，如同我们不会停止生活，即使死亡必然来临。但是，为了说明白点，在某个时候，稿子看完了。我朋友已经有一阵子不看稿了。他脸上露出了倦容。我说，咱们可以走了。起身前，我俩看看何塞·拉米雷斯的甜蜜睡容。走出屋门，我俩看见了黎明的曙光。院子里没人。四周的田野像是荒原。我在想何塞的父亲在什么地方。我朋友指指轿车，让我注意看：奇怪的是轿车在那个环境里并不显得怪异。这是一幅无与伦比的画面，他说道，声音已经不再低沉。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嗓子哑了，好像一整宿都在大喊大叫。他说：去吃早饭吧！我点点头。他说：谈谈发生的事情吧。

但是，离开那偏僻的地方之前，我明白关于那天夜里的经历我俩能说出来的甚少。我俩感觉很快活，但是毫不怀疑地知道（无需多说）对于我俩这番经历的性质没有能力思考或者识别。

到家后，睡觉前，我在给两个杯子里斟上威士忌的时候，我朋友呆呆地在看墙上的卡维尔纳斯的作品。我把他那一杯放在桌子上，就在扶手椅上躺下了。我一言不发。牙医先是叉腰看那些铜版画，接着是一手托腮，最后是摇摇脑袋。我笑了。他也笑了。刹那间，我以为他会摘下画来，一点点把它撕碎。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在我身边坐下来，喝威士忌。后来，我俩就睡觉去了。

睡的时间不长。有五个小时吧。我梦见了何塞·拉米雷斯的家。我看见他家的房子盖在荒地、垃圾堆和墨西哥的不毛之地上，光秃秃，没有任何装饰。正如在那归根到底还是文学之夜的氛围里我早就见到的一样。我立刻明白了这艺术的秘密、艺术的秘密性质。但后来，在同一个梦境里，出现了那位死于牙床肿瘤的印第安老太太的尸体。我把一切都给忘记了。我估计人们在何塞家里为老太太守灵呢。

起床后，我把梦境或者记得的部分说给牙医听。他说：你脸色不好啊。实际上，脸色不好的是他，但我宁可不说出来。忽然，我发现他愿意独自一人待着。我告诉他我要进城转一圈，看见他脸上露出松快的表情。下午，我去看电影，看到一半睡着了。我梦见我俩要自杀，或者是强迫别人自杀。回家后，我朋友在等着我呢。我俩出去吃晚饭，打算谈谈昨夜发生的事情。没谈成。最后说起首都一些朋友来，我俩以为认识那些人，其实根本不认识。晚餐与种种预测相反，是愉快的。

第二天是个周六，我陪我朋友去他诊所。他得为穷人医疗合作社工作两小时。我俩上车的时候，他无可奈何地对我说，这是我对社区的贡献，是我自觉自愿的工作。我打算礼拜天回首都。我心里说，要跟朋友尽可能

多待几个小时，因为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他了。在很长时间里（我不敢计时），我们三个：牙医、一位牙科大学生和我，等候患者出现。但是，没人来。

[1] 萨尔瓦多·埃利松多（salvador elizondo，1932—2006），墨西哥诗人，作家。

[2] 埃利松多的短篇小说集。

[3] 墨西哥海岸。

[4] 埃利松多笔下的人物在意大利海边租房。

[5] 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pierre kloswski，1905—2001），法国作家、画家，著有《尼采与恶性循环》等作品。

[6] 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 ）于1961 年出版的作品，主要记录了居住在墨西哥城一个贫民窟的桑切斯一家的生活。另有基于此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于1979 年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