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阿琴波尔迪（14）（2/2）

“能把我怎么样？轰炸我？”

说罢，她笑了。汉斯听了这回答，也笑了。

“最多他俩把我给干了，就跟你和英格博格干的事请一样。”有一次，她这样说道。这让汉斯反复思量她的意思。

我跟英格博格干的事怎么了？我对英格博格就是爱呀。

终于，有一天，母亲和两个女儿决定回韦斯特林山去，那里是老家呀。汉斯和英格博格再次独住阁楼。英格博格对他说：咱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做爱了。汉斯看看英格博格，她已经下床了，正在整理房间。睡衣是象牙色的，双脚很瘦，很长，差不多也是象牙色的。从那天起，她的健康越来越好了。到了那英国医生宣判的死期，她比任何时候都好。

不久，她到一家缝纫铺干活去了，工作是以旧改新，把过时的服装改成时装。那家铺子有三台缝纫机，由于女老板积极肯干（有进取心，但是对前途悲观，坚信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在1950年爆发），生意红火。起初，英格博格的工作就是按照拉布太太准备好的服装样子缝纫；但不久，由于这小铺子有了大活计，她的工作就是去时装店拿订单，回来亲自完成交货。

在那段时间里，汉斯·赖特尔写完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是《鲁迪斯科》。他跑遍了科隆大街小巷，寻找可以出租打字机的人，因为他决定不找熟人借钱，不找熟人借打字机，就是说不让别人知道他名叫汉斯·赖特尔。最后，他找到了一位有法国打字机的老人，虽说老人不出租，但对作家例外。

老人要价太高。起初，汉斯打算继续寻找下去。但是，一看见那台打字机的样子，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丝毫污点，字母整整齐齐，可以在纸上留下清晰的文字，便决定值得多花点钱租下来。老人要求他支付定金。当天夜里，汉斯·赖特尔在酒吧从几个女孩那里借到了钱。第二天，他回到老人那里，拿出钱来。可是，老人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想知道汉斯的姓名。汉斯一下子就说出了脑海里闪出来的名字。

“我叫本诺·冯·阿琴波尔迪。”

老人盯着汉斯的眼睛，说道，别耍小聪明；说出你的真实姓名来！

汉斯说：“先生，我的姓名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要是您认为我是在开玩笑，我最好走吧。”

片刻间，二人都不说话。老人的眼睛是深褐色的，虽说他书房灯光不亮让眼睛看上去像是黑色的。阿琴波尔迪的眼睛是蓝色的。老人觉得这像一个青年诗人的眼睛，劳累过度，发红，但年轻，在某种意义上，纯洁，尽管老人早就不相信纯洁了。

老人对汉斯·赖特尔——从那个下午起就变成了阿琴波尔迪了——说道：“这个国家一度以纯洁和意志的名义打算把几个国家扔进深渊里去。在我看来，您将来就会明白，纯洁和意志是地地道道的阴阳怪气。由于这个纯洁和意志，咱们大家，请记住，是大家，每人都有份变成胆小鬼和打手，归根结底，这二者是一回事啊。如今，咱们痛哭流涕了，难过得要命，喊着，那时我不知道啊！我什么也不知道啊！都是纳粹分子干的！要是那时明白怎么回事，肯定不会那么做的！我们会啜泣不已。我们善于引起别人的同情和怜悯。没关系，让别人嘲笑吧，只要能赢得同情和原谅就行了。将来有时间可以开启一座遗忘的长桥。您理解我的意思吗？”

阿琴波尔迪说：“我明白。”

老人说：“我当过作家啊。”

“可是我放弃写作了。这台打字机是我父亲送给我的。他是个慈父，有文化，活到九十三岁。他本质上是个好人。是个相信进步的人，这话多余。可怜的爹啊！他相信进步，当然也相信性本善。我也相信性本善，但这没意义。一个杀人犯，本质上也是善良的。这一点，咱们德国人很清楚。那又怎么样？我可以跟一个杀人犯整宿喝酒，也许俩人望着曙光唱歌，或者哼唱贝多芬的曲子。那又怎么样？那杀人犯可以靠在我肩膀上哭泣。这正常。杀人不容易。您和我都清楚这个。一点也不易。杀人要求纯粹和意志、意志和纯粹。像水晶般地纯粹，像钢铁般的意志。甚至我也可能靠在杀人犯肩膀上哭泣，对他说些甜言蜜语，称兄道弟，什么‘哥们儿’、‘同志’、‘难友’。在这种情况下，那杀人犯也是善良的，因为他本质上是好人，而我是个白痴，因为本质上就是白痴，我俩都多愁善感，因为我们的文化修养无法阻挡地倾向于多愁善感。但是，这事一结束只剩下我自己的时候，那凶手打开我房间的窗户，迈着护理人员的碎步，把我给杀了，让我滴血不剩。

“我可怜的爹啊！我当过作家、作家啊。可是，我懒惰成性的大脑逐渐蚕食了我的内脏。是我自己普罗米修斯的秃鹫，或者是我自己秃鹫的普罗米修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可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好文章，甚至可以出版对得起印刷纸的好书。但是，我也知道自己永远到不了或者进入不了咱们所说的杰作。可能您会说，文学作品并非都是杰作，而是充斥了很多二流作品。这个我也信。文学是一大片森林，杰作是湖泊，是参天大树或者怪树，是奇葩或者隐秘的山洞；但是，森林里还有普通的树木、草丛、水坑、寄生植物、蘑菇和野花啊。我错了。实际上，不存在二流作品。我是说二流作品的作者不叫张三、李四。张三、李四是有的，这没有疑问；他们吃苦受累，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时不时地也出版一本还对得起印刷纸的书籍。但是，这些书籍和文章，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不是他们自己写的！

“任何一部二流作品背后都有一个秘密的作者；按照定义来说，任何一个秘密作者都写过杰作。这样的二流作品是谁写的呢？表面上看，是一位二流作家。这位可怜作家的老婆可以作证，她看见丈夫坐在书桌前，面对白纸，绞尽脑汁，奋笔疾书。看上去她是个无懈可击的证人。但是，她看见的仅仅是外表。是文学创作的外壳。是表面现象。”这位从前的老作家对阿琴波尔迪说道。阿琴波尔迪则想起了鲍里斯·安斯基。老人说：“真正写这部二流作品的人是一位仅仅接受一部杰作指示的秘密作家。

“咱们这位好匠人在写作。他全神贯注于好赖都体现在纸上的那些东西。老婆悄悄在观察他。不错，的确是他在写作。但假设他老婆有透视能力，就会发觉丈夫不是在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是在接受一次催眠。这位坐在那里写作的男人内心里，空空如也！就是说，没有他自己的任何东西。如果这男人去读书，可能会好得多。读书可以产生快感，会感到生活的乐趣，或者活着的悲伤，尤其是可以有学问。而写作则相反，常常空空如也。这个写作的人心里空空如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他老婆也能看出来：丈夫心里空白一片。他是在别人授意下写作呢。他的长篇小说或者诗歌，庄重得体，干净利落，不是像这可怜虫以为的凭借风格或者意志写出来的，而是偷偷摸摸的习作。这需要很多书籍啊！如同需要很多迷人的松柏，让有见识的人们去欣赏那真正重要的书、那隐藏我们苦难的洞穴、那冬季开放的神花！

“请原谅我说了这么多比喻。有时，我一激动就变得浪漫起来。但是，请注意听！凡不是杰作的作品，怎么跟你说呢？都是一个巨大伪装上的零件。我估计您当过兵，肯定知道这伪装是什么意思。凡不是杰作的书就都是炮灰，是勇敢的步兵，是可以牺牲的小卒，只要杰作的结构多次复制出来。我一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就不再写作了。但是，我不甘心。恰恰相反，不写作心态就好了。我纳闷：为什么杰作需要隐蔽起来呢？是什么奇怪的力量把杰作拖向秘密加神秘的领域呢？

“我已经知道了写作是没用的。或者说，只有你准备写杰作的时候才有用处。大多数作家搞错了，要不然就是玩票。也许搞错和玩票是一码事。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实际上，咱们始终就是个孩子，是皮肤上布满伤疤、静脉曲张、疙瘩和黑斑的可怕孩子；但归根到底也还是孩子，就是我们始终揪住生命不放，因为活的就是这口气。或许还可以这样说：咱们就是一出戏，就是一首歌。因此放弃写作的作家寥寥无几。我们玩的把戏就叫自以为永垂不朽。我们犯的错误就在于看好自己的作品和永远看不准别人的作品。有些作家常说，我看我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料；这话等于说：咱们就只能死后再见了。

“有一次，我看了一部美国警匪片。有一场戏，警探把坏蛋给杀了。在射出那致命的一枪之前，警探说：咱们地狱里见吧！这是戏言。警探既是游戏，但是还出了错。坏蛋（死前看着警探，还骂了警探）也是游戏加出错，但他的游戏和出错场所几乎缩小到零的地步，因为下一个镜头，他就完蛋了。这部影片的导演也在游戏。编剧也一样。咱们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料。咱们创造了历史。德国人民是感谢咱们的。咱们英勇作战，未来一代代新人会记得咱们的。这是不朽的爱。我们的名字将铭刻在大理石丰碑上。会歌颂咱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表面上非常单纯的话：一篇希腊散文里的回声只有游戏和错误。

“游戏和错误蒙蔽了二流作家的眼睛，又成为他们写东西的动力。还成为他们未来幸福生活的诺言。那是一片飞速生长的森林、一片无人能限制它生长的森林，就是文学院也不行，恰恰相反，文学院要对它的顺利成长负责，企业家、大学（培育懒汉的地方）、政府办公室、文艺赞助人、文化协会、诗歌朗诵人，等等，都帮助这片森林生长，掩饰应该掩饰的东西，都帮助这片森林繁育应该繁育的一切，因为森林繁育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森林从来不显示繁育的是什么、平静地反映出来的是什么。

“那么您会说，是抄袭吗？对，是抄袭，意思是指一切二流作品、任何出自二流作家笔下的东西，只能是对杰作的抄袭。小小的区别在于，这里说的是一种‘得到了许可’的抄袭。这种抄袭是一种伪装、一出混乱舞台上的独幕剧、一个把我们领向虚无的字谜。

“一句话，最宝贵的是身体力行。这不是说，体验不能从长期与图书打交道中获得。体验远远超过图书之上。人们常说，体验是科学之母。我年轻的时候一直想着要在文坛上发展，那时认识了一位大作家。可能是写过一部杰作的伟大作家，如果让我判断，他的全部创作成果都是杰作。

“我不说他的名字。说出来对您也没好处，就算为了这个故事本身，也用不着知道他的名字。您只要知道他是德国人、曾经来科隆做过报告足矣。当然，他在本市大学做过的三次报告，我一次也没错过。在最后一次报告会上，我坐到了第一排的位子上。我不仅注意听他讲话（实际上，他在重复前两次报告里的内容），还仔细观察他，比如，观察他的双手——干瘦、有力，观察他的脖子——很像火鸡或者没毛公鸡的颈部，观察他微微下陷的颧骨，观察他缺少血色的嘴唇——你可以用刀片割下来，保证不会流出一滴血，观察他的太阳穴——像汹涌的大海，尤其是观察他的眼睛——深邃，随者头部的晃动，很像两个无底洞，像很快坍塌的废坑道。

“当然，报告会一结束，大作家的风采就吸引了城里显要人物的注意。我连跟他握手和说声‘我特别仰慕您’的机会都没有。时间就过去了。后来，大作家去世了。我仍然还阅读和反复阅读他的作品。终于有一天我决定放弃文学创作。放下之后，没有内疚，只有解放的感觉。咱俩之间，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放下文学创作就犹如告别了处男之身。放下创作，只是阅读，让我轻松起来了！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等你送回打字机的时候，咱们再谈。不过，我对大作家来访的回忆始终挥之不去。在这期间，我开始在一家光学仪器厂干活。收入很好，日子过得不错。我独身，有钱，每周看电影，看戏，看展览；还学习英语、法语；还逛书店，想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

“那是一种舒适的生活。但是，我对那位大作家的来访回忆总是挥之不去。更糟糕的是，忽然间我明白了自己只记得第三次报告，而且我的记忆仅限于大作家的长相，仿佛那张脸本打算对我说点什么可是终究没说出来。可是说什么呢？一天，出于不便说出口的原因，我陪同一位朋友（是个医生）前往大学停尸房。我估计您没去过那里吧。停尸房位于地下室，是个长长的走廊，有木制天花板和白瓷砖的墙壁。房间中央有个圆形教学平台，可以做解剖、制作标本和别的科研残酷之事。还有两个小办公室，法医研究中心主任用的以及另外一位教授的。走廊两端是冷藏室，停放着尸体，有穷人的，有身份不明者的——他们是死神突然造访旅馆的结果。

“那个时期，我一定是对停尸房流露出一种病态的好奇。于是，我那位医生朋友就热情地负责向我详细展示停尸房的事情，我们甚至还观看了当天的一次解剖课。我的朋友和主任一头钻进了他的办公室。我留在走廊里等他出来；与此同时，大学生们纷纷离去，一种朦朦胧胧昏昏昏欲睡的感觉好像毒瓦斯一样从门下边钻了进来。等候了大约十分钟，我听见有嘈杂声从某个冷藏室里传出来，吓了一跳。我敢肯定那声音能把任何人吓坏。可我这个人从来就不特别胆小。于是走过去看看究竟。

“一推开冷藏室的门，一股寒气迎面袭来。室内，有个人在担架旁正努力打开一个停尸柜的柜门，想把一具尸体放入；但无论他多么用劲，那柜门就是打不开。我站在门边未动，问那人是否需要帮忙。那人直起身来，他个子很高，望着我的样子有些愁眉苦脸。也许就是他眼神中愁眉苦脸的表情鼓励我向他走去。我穿过四周摆放的尸体，一面点燃香烟，想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我一走到那人身边，就主动向他敬烟，也许是为了巩固并不存在的友谊。

“那位停尸房的员工仅仅瞅了我一眼，可我觉得好像时光已经倒退了。他的眼睛与那位大作家的眼睛相似得不差分毫。大作家在科隆的报告会我像朝圣者一样都参加了。我承认在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成了疯子。那位停尸房员工的声音让我摆脱了困境，他的声音一点也不像大作家亲切的声音。他说：这里禁止吸烟！

“我不知怎么答话才好。这时，他又加了一句：烟气对死人有害。我笑了。他做了说明：烟气会破坏尸体的保存。我打个手势：千万别把我牵连进去。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说起了过滤嘴，说起了潮气。他说：空气要纯净。我再次敬烟给他。他无可奈何表示不抽。我问他干这行是不是很久了。他不带个人情感色彩，声音尖尖地说道，早在1914年大战之前就在这所大学里工作了。

“我问他：‘一直在停尸房吗？’

“他答道：‘没去过别的地方。’

“我说：‘真奇怪啊。可是您的模样，尤其是眼睛让我回想起一位德国大作家来。’于是，我说了大作家的名字。

“他的回答是：‘从没听说过。’

“要是换了从前，这样的答案会让我生气的；可是感谢上帝，我在体验一种新生活啊。我对他说，在停尸房工作肯定会让他做一些明智的思考，至少对人类命运会有一些独具创见的想法。他看看我，那眼神仿佛在说我是在嘲笑他呢，或者我说的是法语。我非要再说一遍不可。我双臂摊开，指向整个停尸房，说道：在某种意义上，这里是思考人生苦短、人类命运难测、人世劳碌无意义的理想场所。

“一种惊恐万状的感觉突然让我意识到，我同他谈话的样子，好像他就是那大作家，我俩这样的谈话可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他说：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再次看看他的眼睛。毫无疑问，这就是我崇拜的大作家的眼睛啊。而他的回答是：‘我时间可不多啊。’这句话可以打开多少疑惑的门啊！听了这话之后，多少条道路豁然开朗，出现在眼前了！

“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得从上往下搬运尸体。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得呼吸，吃饭，睡觉。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得按照分分秒秒的节奏活动。我时间可不多啊。我正在活着。我时间不多啊，正在垂死挣扎。您也许明白了，已经没有别的问题了。我帮他打开了柜门。我本想帮助他把尸体塞进去。可是干这种活计我笨手笨脚，结果让盖在尸体脸上的白布单滑落了下来。于是，我看到了那死人的面孔，连忙闭眼，低头，让那员工自己慢慢干吧。

“等我走出停尸房的时候，我那位医生朋友在门口静静地望着我。他问我：还好吗？我无法或者不知如何回答他。也许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一切都不好。但这可不是我心里想要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