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阿琴波尔迪(16)(1/2)
这样,阿琴波尔迪就跟酒吧请了假,乘火车去了汉堡。
布比斯先生的出版社就在1933年的老楼里。左邻右舍的建筑物都被炸塌了,包括对面人行道那边的几座大楼。出版社几个职员议论(当然是在布比斯先生背后),是布比斯亲自指挥了对汉堡的轰炸。或者,至少是对这个小区的轰炸。阿琴波尔迪见到布比斯时,后者七十四岁,有时给人的印象是个多病、脾气不好、吝啬、疑心重的商人,文学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但通常情况下,他情绪多变:有时健康得令人羡慕,或者装做健康,装做从来没病,随时准备笑脸相迎;常常像孩子一样做信任状;他不吝啬,但也不能肯定会慷慨掏钱给员工。
出版社里除去布比斯先生领导一切之外,还有一位女校对员、一位女管理员(同时负责对外联络)、一位女秘书(常常帮助女校对员和女管理员工作)以及一位仓库负责人(很少待在仓库,很少待在地下室);布比斯先生不得不对地下室经常进行改造,因为有时雨水会灌入地下室,墙壁上布满了湿痕,这对图书和那里的工作人员非常有害(这是仓库负责人说的)。
除了这四位职员之外,在出版社里还可以经常看到一位样子令人尊敬的太太,年岁与布比斯先生相近(如果说不会更大的话),1933年前一直为布比斯工作,她名叫玛丽安妮·戈特利布,是出版社最忠心耿耿的职员;据说,就是她驾驶布比斯先生的汽车把老板和夫人送到了荷兰边境,一路顺风,一直送到阿姆斯特丹。
布比斯先生和夫人是如何成功地摆脱了法西斯的控制呢?无从得知,但是,在这个故事的各种版本里,功劳总是归于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的。
1945年9月布比斯回到汉堡时,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处于绝对困境里。布比斯(已经成了鳏夫)把她接回了自己家中。渐渐地她身心健康有所恢复。首先是恢复了理智。一天早上,她认出了自己从前的老板,但没有开口。晚上,布比斯从市政府下班(做政治工作)回家,看见晚饭已经做好了,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正站在桌旁等着他呢。无论对布比斯先生还是对戈特利布太太,那都是一个幸福的夜晚,尽管晚餐结束时,二人回想起了流亡的日子和布比斯夫人之死,一想到夫人孤独地睡在伦敦的犹太人公墓里就泪流满面。
后来,戈特利布太太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就趁机搬家到一个小单元里去了;她从那里可以看到一个被破坏的公园,但是,春天一来,大自然的力量常常漠视人类的行为,仍然使得万物复苏;据布比斯用怀疑的态度说,他尊重但不赞成戈特利布太太这一渴望独立生活的举措。不久后,她请他帮助找工作,因为她不能无所事事啊。于是,布比斯就把她变成了自己的女秘书。但是,戈特利布太太还一直支撑着相当沉重的噩梦和地狱般的心情(她一直不说),因此有时毫无缘由地就垮了,来病的速度和恢复的速度一样快。有时,她感到不适的是心理。有时,布比斯先生需要在一个指定的地方会见英国当局代表,结果戈特利布太太把他送到了完全相反的地方。或者有时为他安排了会见纳粹分子——他们假装悔罪表示愿意为汉堡市政府效力。有时,她好像被瞌睡虫咬了,趴在桌子的吸墨纸上就睡觉。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布比斯先生让她离开了市政府去汉堡档案馆工作。戈特利布太太在那里可以跟图书、卷宗打交道,总之,跟纸张来往;这是她比较习惯做的事情(这是布比斯先生的推测)。不管怎么说吧,虽然档案馆对怪异的行为比较宽容,可戈特利布太太有时仍然保持古怪的态度,有时则是典型的中规中矩。她仍然利用休息的时候去看望布比斯先生,看看他是否需要她。直到后来布比斯先生厌倦了政治和市政府的工作,决心集中精力从事他心仪已久的事业:重新开办出版社。
常常有人问布比斯为什么要回国。他引用塔西佗 [57] 的话作为回答:“除去可怕和陌生的海洋危险之外,谁会放下亚洲、非洲或者意大利,而非去日耳曼呢?还不就是因为那里是祖国吗!哪怕它土地荒凉、气候寒冷、难以居住!”听见他这样说话的人们点点头或者笑一笑,然后在内部议论说:布比斯还是咱们的人啊。布比斯没有忘了咱们啊。布比斯不记恨咱们。另外一些人做出内疚的样子,说塔西佗这段话里包含着多少真理啊!太伟大了,这个塔西佗!咱们尊敬的布比斯在别的领域里,也很伟大!
事实是布比斯在引用塔西佗的话时,是仅就字面而言的。跨越英吉利海峡是件总让人感到恐怖的事情。布比斯晕船,呕吐,常常不能离开卧舱半步,因此塔西佗说到可怕和陌生的海洋时,虽然说的是波罗的海或者北海,布比斯则总是想到穿越英吉利海峡,想到跨海时翻来覆去的肠胃之痛以及给整个健康造成的不幸。同样地,塔西佗说到离开意大利,布比斯则想到了美国,具体说是纽约,那里几次来信邀请他去大都会出版界工作;而塔西佗说到亚洲和非洲的时候,布比斯则想到了马上要成立的以色列国,可以肯定那里有许多事情可做,当然包括出版界,还不算那里住着很多老朋友,他一直很想再见到他们。
但是,他选择了这个“令人伤心和难以欣赏的日耳曼”。为什么?并非真的因为这里是他的祖国,因为虽说布比斯先生觉得自己是个德国人,但是厌恶这个祖国,就为了这个祖国,据他了解,已经死去了五千多万人啊,而是真的因为德国有他的出版社,或者因为他有出版社这个概念、一家德国出版社、总部设在汉堡的出版社,它的发行网络、订书方式遍布整个德国的老书店,其中一些老板是他的熟人;他出差时,会与这些老板坐在书店的角落里喝咖啡或者饮茶,一面总是抱怨恶劣的天气,埋怨老百姓对图书的轻视,抱怨纸商和中间商的盘剥,为这个不读书国家的将来叹息,一句话,时间过得特别愉快,与此同时嘴里嚼着饼干或者蛋糕;最后,布比斯先生起身握住书店老板的手,比如说伊泽龙先生的手,说声“再见”;他再前往波鸿市,去看望波鸿的老书商,那里保存着,像保存圣物一样——当然是出售的圣物——1930年或者1927年印有布比斯出版社标志的图书。根据法律,当然是纳粹的黑森林法,这些图书都应该付之一炬的;但是,这位老书商冒着坐牢的危险把这些图书藏了起来,这出于纯粹的爱书,布比斯理解这种感情(还有很少几人,包括书的作者或许能理解),用一个远远超越文学的姿态表示感谢,这是一种诚实商人的姿态,是掌握了一个几乎可以追溯到欧洲起源秘密的商人们的姿态,是一种神话或者为神话开门式的姿态,它的两个主要支柱就是书商和出版家,而不是作家——走异想天开的道路或者痴迷于无法捉摸的幽灵,而是书商、出版家和一位佛兰德斯画派画家笔下弯弯曲曲的道路。
让人并不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布比斯先生很快就厌倦了政治,决心重办出版社,因为骨子里,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从事印书和卖书的冒险活动。
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重新使用法院已经归还给他的大楼之前不久,布比斯先生在曼海姆市美军占领区里,结识了一位刚刚过三十岁的女子,相貌出众,出身名门;不晓得二人怎么就相识了,因为布比斯先生并非好色之徒,可二人成了恋人。这一层关系引发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精气神,按照这个年龄说,已是不寻常了,现在翻了三番。要活下去的愿望变得势不可挡。确信自己的新出版事业会成功变得很有感染力(尽管布比斯常常纠正这个“新出版业”的说法,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从前那个老出版业经过一段漫长而不情愿的停业后的东山再起)。
在出版社的开幕式上,汉堡市府、艺术界和政界人士应邀出席,还有一个喜欢小说(遗憾的是喜欢侦探小说,或者骑士小说的佐治亚变种或者集邮式小说)的英国军官代表团,还有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瑞士和美国的报界人士,他的未婚妻(这是他亲热的称呼)公开亮相,介绍给了大家。与会者在表示尊敬的同时,也流露出这一发现所引起的困惑,因为人人都以为布比斯的女人一定是个四五十岁的知识分子,有些人以为按照布比斯的家庭传统,他未婚妻应该是个犹太女子,还有些人根据经验,心里想这只不过是布比斯先生又一个玩笑而已,因为此公喜欢开玩笑。但这件事是认真严肃的,会上方才明白。这女子不是犹太人,而是百分之百的雅利安人,也不是四十岁,而仅仅三十出头,从外貌看,顶多二十七岁。两个月后,二人结婚了,布比斯先生的玩笑变成了铁的事实。全城的显贵和名人都出席了婚礼,地点在古老和正在重修的市府里,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非宗教婚礼,由那时的汉堡市长亲自主持。市长趁机在一片赞美声中宣布布比斯是回头的浪子和模范公民。
阿琴波尔迪来到汉堡的时候,出版社虽然没有实现布比斯先生定的第二个目标(第一个是在不缺乏纸张的前提下,保持在全德国出版发行的优势地位;其余的八个目标只有布比斯先生自己知道),但是前进的速度是可以接受的,老板感到满意,但有些疲倦。
德国开始出现让布比斯感兴趣的作家了,说真话,兴趣不很大,根本不像早期德语作家那样让他兴奋,他对那些早期作家始终保持一种值得赞扬的忠诚态度;但是,新作家中有几位也不赖,虽说还看不出(布比斯也没这个眼力,他自己承认)里面能有新德布林、新穆齐尔、新卡夫卡(布比斯先生笑着,但目光悲伤地说,万一出现了,我会吓得发抖的)、新托马斯·曼。厚厚的作者和作品目录仍然是出版社取之不尽的资源(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但是,新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了,他们是德国文学的人才来源;此外,还有英、美、法文学的翻译作品,那个时期,经历了漫长的纳粹文化荒芜之后,终于赢得了一批忠实的读者,保证了出版业的成功,至少不亏损。
工作节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就算不是疯狂的,也是持续不断的;阿琴波尔迪一进出版社,就首先想到了,布比斯先生看上去一定忙得不可开交,可能不会接待他了。但是,布比斯先生让他等了十分钟后,请他进办公室。那是一个让阿琴波尔迪终生难忘的办公室,因为不仅书架上堆满了图书和稿件,地面上也摆满了书和稿件,堆积如塔状,其中有些形状令人感到意外,像一排拱门,反映出这是个混乱的地方,尽管经历了战争和经受了不公正待遇,仍然是个丰富和奇特的世界,是个好书如林的书库,阿琴波尔迪真想使出浑身的力气也要把它们读完;它们是一些大作家亲手题签给布比斯先生的初版书籍;还有其他出版社重新在德国发行的堕落艺术图书;还有法国和英国出版的书,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出版的简装书;此外,还有名字神秘的美国杂志,这对于一个年轻又贫穷的作家来说,真是宝库,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布比斯的办公室,在阿琴波尔迪眼里成了阿里巴巴的山洞。
让阿琴波尔迪终生难忘的还有布比斯经过例行的介绍之后,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您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因为您显然不是什么阿琴波尔迪。”
阿琴波尔迪说:“这就是我的名字!”
“您以为我在英国待了几年或者说我这把年纪就把我变成了傻瓜?没人叫这种名字,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这本诺一开头就令人起疑。”
阿琴波尔迪想知道为什么。
“您真不知道吗?”
“真不知道。”阿琴波尔迪用保证的口气说道。
“因为贝尼托·墨索里尼啊!天之骄子啊!您怎么没脑子呢?”
这时,阿琴波尔迪想,这次来汉堡可是白白浪费了时间和钱;准备着夜里观光汉堡到科隆的夜景吧。如果走运的话,第二天早晨就可以到家了。
阿琴波尔迪说:“有人为了纪念贝尼托·华雷斯给我的名字上加了本诺。我估计您肯定知道贝尼托·华雷斯是什么人。”
布比斯微微一笑。
“贝尼托·华雷斯,”他嘴里叽叽咕咕地嘟囔,仍然笑着说,“这么说是为了纪念贝尼托·华雷斯啊!”声音越说越高。
阿琴波尔迪点点头。
“我还以为您会说是为了纪念圣本笃呢。”
“我不了解这位圣徒。”阿琴波尔迪说道。
布比斯说:“可是我了解三位圣徒:一位是阿尼亚纳的圣本笃,他在9世纪重组了本笃会。第二位是努尔西亚的圣本笃,在6世纪创办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教团,人们称他为‘欧洲之父’,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头衔,对吗?第三位是穆尔的圣本笃,是黑人,就是说,他生卒都在西西里岛,在16世纪,是方济各会修士。这三人里面,你更喜欢哪一个?”
阿琴波尔迪说:“还是墨西哥的贝尼托·华雷斯。”
“那么阿琴波尔迪这个姓呢?莫非您想让我相信您家族里人人都姓阿琴波尔迪吗?”
“我就姓这个。”阿琴波尔迪说道。他差点不想再听这个坏脾气的矮子说话,打算不辞而别了。
布比斯不高兴地说:“没人姓这个啊。我估计这个是为了纪念朱塞佩·阿琴波尔多。这个‘冯’又究竟为什么呢?本诺与本诺·阿琴波尔迪不一致吗?本诺是想证明您属于日耳曼血统?您是德国什么地方人?”
“我是普鲁士人。”阿琴波尔迪说罢起身要走。
“等一下!”布比斯嘟嘟囔囔地说,“您回旅馆之前,我希望您见见我太太。”
阿琴波尔迪说:“不回什么旅馆。是回科隆去。求您把我的稿子退给我吧。”
布比斯又笑了。
他说:“这事有时间。”
接着,他按按电铃。门开前,他最后问了一遍:
“您真的不愿意告诉我真实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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