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1/2）
1974年2月
编者按语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5页
亲爱的读者：
五年前，本季刊开始发表专访，介绍一批鲜为人知的诗人，当时未曾料到他们会大受欢迎。许多读者要求我们再接再厉，诚然，是诸位热情的来信铺就了道路，让专访成为了《视差》年年都有的传统。如今对本刊的特约记者而言，这些人物特写同样深得他们本人的喜爱。特写引起了对某些重要诗人的发现或重新发现，促成了对其作品迟来的评价。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期杂志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本季力推的艺术家乃阿富汗诗人妮拉·瓦赫达提，去年冬天在巴黎附近的小城库尔贝瓦，她接受了艾蒂安·布斯图勒的采访。瓦赫达提夫人给予布斯图勒先生的回答，实乃我们历年所刊采访中最为坦率的一篇，其诚实足以令人屏息，相信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就在采访后不久，我们怀着巨大的悲痛，得知了她过早死亡的噩耗。她必将受到诗歌界的怀念。
她身后遗下一个女儿。
很神秘，时间赶得真巧。电梯门叮当一声，恰好此时，一秒都不差，电话铃也响起来了。帕丽能听到铃声，因为电话就在于连的公寓里，走廊很窄，灯光黯淡，他的公寓把着头，紧挨着电梯。凭直觉，她知道是谁打来的。再看于连的表情，他也知道。
于连已经迈进了电梯。“让它响着吧。”他说。
在他身后，是楼上那个冷淡的红脸膛女人，正不耐烦地瞪着帕丽。于连管她叫“母山羊”，因为她下巴上有一撮毛，跟山羊一样。
他说：“走吧，帕丽。咱们已经晚了。”
他订了七点钟的位，地点是十六区的一家新餐馆，因为红烧鸡肉、红衣主教鱼排、小牛肝配雪梨酒醋，已经小有口碑。他们要去见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于连在大学里——学生时代，不是任教以后——的两个老友。他们应该在六点半碰面，喝开胃酒，可现在已经六点一刻了，还得步行到地铁站，坐到米埃特，然后再走六个路口，才能到餐馆。
电话铃一直在响。
山羊女咳嗽了一声。
于连说：“帕丽？”这一次他的语气更坚决了。
“可能是妈芒。”帕丽说。
“是，我知道。”
虽然不合情理，可帕丽还是觉得，妈芒专门挑了这个时间打来电话，以其无穷无尽的戏剧天赋，把她拖进这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跟于连进电梯，要么接她的电话。
“可能有重要的事。”她说。
于连叹了口气。
电梯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靠到走廊墙上，双手深深插进军装式风衣的口袋，一时之间，他恍如梅尔维尔警匪片中的角色。
“我一分钟就好。”帕丽说。
于连投以怀疑的一瞥。
于连的公寓很小。只需六步，她便急急穿过了门厅和厨房，坐到床边，伸手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他们只放得下孤零零的一个床头柜。但这儿的视野堪称壮观。现在下着雨。如果是晴天，她从朝东的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十九区和二十区的大部分景致。
“喂，你好？”她对着话筒说。
电话里传出男人的声音。“晚上好。是帕丽·瓦赫达提小姐吗？”
“您是哪位？”
“您是妮拉·瓦赫达提夫人的女儿？”
“是的。”
“我是德劳内大夫，我要讲的是您母亲的事。”
帕丽闭上眼睛。内疚的感觉短暂地一闪，然后便被习惯性的恐惧压服。她以前接到过这种电话，次数太多了，现在数也数不清，从她的少女时代开始——其实在那之前便已有过，那次是小学五年级，地理考试进行到中途，便被老师打断，她领她出了门，到走廊里，悄悄跟她解释发生了什么事。这些电话对帕丽来说太熟悉了，可是不断地重复并未让她变得满不在乎。每接到一个电话，她都会想，这一次，就这一次了。可每一次挂断之后，她都会急匆匆地赶到妈芒身旁。于连总是用经济学术语对帕丽说，如果她切断注意力的供给，那么对它的需求或许会随之消失。
“她出了事故。”德劳内大夫说。
帕丽站在窗边，等医生向她说明情况。她用手指绕着电话绳，再把它松开。医生详细讲了她母亲的就医情况，她前额破了，缝了针，打了破伤风作为预防，用双氧水清洗过，抹了外用抗生素，做了包扎。帕丽的心绪忽然回到了十岁那年，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在厨房桌子上发现了二十五法郎和一张手写的便条。我和马克去阿尔萨斯了。你认得他。过两天就回。乖。不要熬夜！我爱你。妈芒。帕丽当时站在厨房里浑身发抖，两眼含泪，对自己说，两天不算太长，也不算太坏。
大夫问了她一个问题。
“对不起？”
“小姐，我问的是您能不能过来接她回家？伤势不重，您知道的，可她最好别一个人回去。要不然我们替她叫辆出租车也行。”
“不，不用了。我半小时后就到。”
她坐到床上。于连一定会生气，也许还会在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面前觉得难堪，他好像非常在乎他俩的看法。帕丽不想去走廊里面对于连，也不想去库尔贝瓦面对母亲。她宁愿躺下，听狂风吹着子弹一样的雨滴，狠狠敲打着玻璃，然后睡去。
她点了支香烟。于连走进了房间，在她身后说：“你不去了，是吗？”她没有回答。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3页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样说来，我想您实际上一半是阿富汗人，一半是法国人？
妮拉·瓦赫达提：我母亲是法国人，是的，她是巴黎人。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她在喀布尔遇见了您父亲。您出生在那儿。
妮拉·瓦赫达提：对。他们1927年在喀布尔认识的。在王宫举办的一次正式晚宴上。我母亲陪着她父亲，也就是我外公，他奉派前往喀布尔，为阿马努拉国王的改革做顾问。您了解阿马努拉国王吗？
我们坐在妮拉·瓦赫达提家的客厅里。这是一间小公寓，位于一座住宅大楼的第三十层。小城名叫库尔贝瓦，就在巴黎西北郊。房间很小，灯光昏暗，没有太多的装饰，仅有一张沙发，铺着番红花颜色的软垫，一张咖啡桌，两个大书架。她背对窗户坐着，窗子敞开着，好让烟散出去。她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依妮拉·瓦赫达提所述，她今年四十四岁。她是个极具魅力的女人，即便美貌的巅峰已过，却只是稍有减损。高高的，也是高贵的颧骨，好皮肤，细腰。她有一双聪颖而饱含风情的眼睛，目光犀利，从中可以同时感觉到评判，试探，吸引和挑逗。我认为，这双眼睛仍然可以称得上一副令人敬畏的诱惑工具。她没化妆，只涂了口红，不过蹭跑了一点，零落在唇线之外。她头上包了一块印花的方巾，穿一件褪色的紫衬衫，工装裤，没穿袜子，也没穿鞋。虽然刚到上午十一点，她却开了一瓶霞多丽，根本没有冰过。她友好地问我要不要喝一杯，我谢绝了。
妮拉·瓦赫达提：他们有过很多国王，他是最好的。
我发现，她这句话在代词的选择上很有意思。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们？”您不认为自己是阿富汗人吗？
妮拉·瓦赫达提：可以这么说，我和我自己离了婚，和我更令人烦恼的那一半。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妮拉·瓦赫达提：如果他成功了，我说的是阿马努拉国王，我可能会给您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我请她做些解释。
妮拉·瓦赫达提：是这样的，国王有天早晨一醒过来，就宣布计划，要重塑国家，如果有必要，扒房牵牛，哭爸喊娘也在所不惜，一定要建成一个新的、更文明的国度。藉着真主！他说。其中一项就是不许再戴面纱。您想想，布斯图勒先生，在阿富汗，妇女竟然会因为穿布卡而遭到逮捕！等他妻子索拉雅王后脸上没有遮盖，就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人们又是什么反应呢？哦啦啦。毛拉们肚子里的气啊，完全可以把一千艘兴登堡飞艇吹上天。一夫多妻也不行了，他说的。这可是在这样一个国家，您知道，历代国王的后宫粉黛足以组成一个个军团，国王们马不停蹄地做父亲，大部分孩子都没正眼瞧过。他宣布，从此以后，男人不能强行娶你们为妻，新娘父亲也不准收聘礼，勇敢的阿富汗妇女啊，童婚也被禁止了。还有一项：你们全都得上学。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么看他是个空想家。
妮拉·瓦赫达提：或者是个傻瓜。我一向认为这种路线危机四伏，难以维系。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不出所料，下场很惨，布斯图勒先生。圣战来了，毫无疑问。他们宣布对他发动圣战，那些毛拉们，部落的头人们。想像一下一千只拳头高高举起的样子吧。您瞧，国王挪动了大山，可他陷入了狂热分子们的汪洋大海，您也很清楚海床一旦摇晃起来会发生什么，布斯图勒先生。大胡子们的叛乱就像海啸一样，猛烈地扑向可怜的国王，把他卷起来，让他在波峰浪谷间无助地颠簸，然后把他甩出去，抛到印度的海岸上，再然后是意大利，最后是瑞士，到了那儿，他才从污泥中爬出来，慢慢成了个流亡的老头子，在破灭的幻想中死去。
艾蒂安·布斯图勒：那个新生的国家呢？我猜它并不符合您的要求。
妮拉·瓦赫达提：反过来说同样成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所以您在1955年来了法国。
妮拉·瓦赫达提：我来法国是因为我希望把女儿救出来，让她免于一种不可挽救的人生。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指的是什么样的人生？
妮拉·瓦赫达提：我不想让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天性，变成一个勤劳而悲伤的女人，一辈子俯首为奴，忍气吞声，永远处于恐惧的状态，不敢抛头露面，不敢说话，总是害怕做错事情。这样的女人在西方，比如说在这儿，在法国，却深受某些人的推崇，她们变成了女英雄，只是因为她们过着艰辛的生活，而那些在远方推崇她们的人，自己却连穿着鞋走一天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女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欲火被熄灭，梦想被抛弃，可是最糟糕的，布斯图勒先生，如果您遇见这样的女人，她们还会露出微笑，假装自己根本不曾有过疑虑。仿佛她们过着人人艳羡的生活。可是您靠近一些看，就会看到她们无助的样子，看到绝望，看到它如何证明她们的好心情都是表演，都是虚伪的谎言。真可悲啊，布斯图勒先生。我不想在女儿身上看到这些。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在想，她能理解这些吗？
她又点了一支烟。
妮拉·瓦赫达提：唉，孩子们永远都不会事事如你所愿，布斯图勒先生。
到了急诊室，一个脾气暴躁的女护士指示帕丽在挂号台等着。旁边有个带脚轮的文件架，堆满了剪贴簿和记录纸。帕丽感到吃惊，竟然有人自愿耗去青春岁月接受培训，到头来只是为了一份把他们放到这种地方的职业。她真是不能理解。她憎恶医院。她讨厌看到状况糟糕的人，讨厌病恹恹的气味，吱吱嘎嘎的轮床，挂着单调画片的走廊，天花板上接连不断的广播寻呼。
德劳内大夫比帕丽预想的要年轻。他鼻子细长，薄嘴唇，密密实实的金色卷发。他带她走出急诊室，穿过两扇弹簧门，进了大走廊。
“您母亲来的时候，”他用一种神秘兮兮的口气说，“醉得相当厉害……您好像并不意外。”
“对。”
“有些护理人员也不吃惊。她们说她是这儿的常客。我是新来的，所以当然了，以前从来没见过令堂。”
“她严重吗？”
“她脾气非常不好。”他说，“还有，我觉得她非常戏剧化。”
两个人同时咧嘴笑了一下。
“她会没事的吧？”
“从目前来看是的。”德劳内大夫说，“可是我必须提出建议，非常严肃的建议，她得把酒减下来。这一次她很幸运，可下一次就难说了。”
帕丽点点头。“她人在哪儿？”
他带她回到急诊室，转过拐角。“三床。我很快就把出院手续拿过来。”
帕丽谢了他，走到母亲床边。
“嗨，妈芒。”
妈芒疲倦地笑了笑。她头发乱糟糟的，袜子一样一只，额头用绷带包扎过了，左腕上连着静脉注射管，无色的液体滴落。她身上的病号服穿得不对，没有系好，前襟敞着口，帕丽能看到一小段母亲剖腹产后留下的疤，一条纵向的粗线，颜色很深。几年前她问过母亲，为什么她这道疤与惯例不同，不是横切出来的，妈芒解释说，大夫当时说是某种技术上的原因，可她想不起来了。重要的是，她说，他们把你掏出来了。
“我毁掉了你的夜晚。”妈芒低声说。
“因为你出事了。我来接你回家。”
“我可以睡上一个星期。”
她慢慢合上了眼，不过仍然在用一种倦怠、困顿的声音说着话。“我坐着看电视来着。我饿了。我进了厨房，想找点面包，橘子酱。我滑倒了。我不清楚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踩到什么了，可我摔倒的时候，头打到了烤箱的门把手。我想我昏迷了一分钟，也许两分钟吧。坐下，帕丽。你像个鬼影。”
帕丽坐下了。“医生说你喝了酒。”
妈芒把眼睛睁开一条缝。虽然频繁光顾医院，可她对医生的反感有增无减。“那个小屁孩？小流氓。他懂什么？嘴里还留着他母亲的奶头味儿。”
“你老开玩笑。只要我一提这事。”
“我累了，帕丽。换个时间再骂我吧。老虎凳想跑也跑不掉。”
她很快就睡着了。打着呼噜，毫无魅力可言，她只有烂醉之后才这样。
帕丽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等着德劳内大夫，想像着于连坐在灯光昏暗的桌边，菜单拿在手里，向波尔多高脚杯对面的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解释着这场危机。他刚才提出要陪她来医院，可这话说得更像是敷衍，只不过是出于礼节。不管怎么说，让他来这儿都不是个好主意。如果德劳内大夫觉得在此之前，他已经见识了戏剧化……尽管如此，就算他不能陪她过来，帕丽也希望他不要自顾自地去吃晚饭。可他去了。她现在仍然觉得有点惊讶。他满可以跟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解释一下。大家可以另挑一个晚上，换一下订座的时间。可于连去了。这不只是粗心的问题。不。这样做是怀着恶意的，是存心的，是拿刀子伤人。他有这能力。帕丽可不是才明白过来。最近她很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有这方面的偏好。
妈芒第一次遇见于连，也是在急诊室，跟这一间可不一样。那是十年前了，是1963年，帕丽十四岁的时候。他开车送一个偏头疼发作的同事过来。妈芒领着帕丽。那一次帕丽是病人，在学校的体操课上，她扭伤了脚踝，伤得很厉害。帕丽躺在轮床上，于连拉了把椅子进房间，便和妈芒聊上了。帕丽现在想不起来他们俩当时都谈了什么。她只记得于连说：“帕丽——那不就是巴黎吗？”然后是妈芒那百说不厌的回答：“不，没那个s。波斯语里是‘仙女’的意思。”
那个星期晚些时候，一个雨夜，他们约了于连吃晚餐，地点是圣日耳曼大街边上的一间小酒馆。此前在家里，妈芒演示了一番什么才叫磨磨蹭蹭。她拿不定主意要穿什么，最后终于决定下来，崧蓝色的裙子，配紧身围腰，戴晚装长手套，尖头的细高跟鞋。甚至进了电梯，她还在问帕丽：“没那么杰姬对吧？你觉得呢？”
大家饭前先抽烟，三个人都抽，妈芒和于连还拿特大号的磨砂玻璃杯喝啤酒。等两人都喝完，于连又要了两大杯，还有第三轮呢。于连穿着白衬衫，打领带，方格子的晚装西服，一个有教养的男人，彬彬有礼，收放自如，时而轻松微笑，时而放声大笑。此前在急诊室昏暗的灯光下，帕丽都不曾注意，他只在鬓角有少许花白，她估计他的年纪和妈芒不相上下。他通晓时事，津津乐道于戴高乐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否决。出乎帕丽的意料，这些话题在他讲来倒也不失有趣。妈芒问到了，他才交底，说他已经开始在索邦教经济学了。
“做教授？非常迷人。”
“噢，才没有呢。”他说，“改天你来听听课，马上就能把这种看法扳过来。”
“没准儿我真去。”
帕丽能看出来，妈芒已经喝高了。
“没准儿哪天我偷偷溜进去，看你育人。”
“育人？你可真没忘我是教经济理论的，妮拉。你要真来的话，就会发现学生们拿我当笨蛋。”
“呃，这我可不信。”
帕丽也不信。她猜测，肯定有大把的学生想和于连睡觉。在餐桌上，她小心翼翼，免得让人发现她在看他。他有一张典型的黑色电影里的脸，一张最适合拍黑白片的脸，活动百叶窗把一条条平行的暗影铺在他脸上，香烟一缕，从他脸旁袅袅而上。还有一缕头发，像个圆括号，精准地搭落在他的眉梢，非常优雅——也许过于优雅了。虽然这缕头发实际上只是未经计算掉下来的，可帕丽注意到，他就是不肯抬抬手，把它整理妥帖。
他问起妈芒开的小书店。它位于塞纳河对岸，阿尔科勒桥的另一头。
“你有爵士乐的书吗？”
“有啊。”妈芒说。
屋外雨声高亢，小酒馆也愈发喧闹。跑堂的给他们端来奶酪泡芙和火腿烤串，妈芒和于连随即展开了冗长的讨论，涉及巴德·鲍威尔、桑尼·斯蒂特、迪齐·吉莱斯皮，以及于连深以为爱的查理·帕克。妈芒告诉于连，她更喜欢切特·巴克和迈尔斯·戴维斯的西岸爵士，他听过《几分蓝调》吗？帕丽没想到妈芒这样喜欢爵士，对这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家如此熟悉。她受到了打击，这可不是第一次了，她既感到像小孩子一样对妈芒的崇拜，同时也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她对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完全了解。有一件事倒不让人吃惊，那就是妈芒对于连既轻松随意，又技艺精湛的引诱。妈芒干起来得心应手。在吸引男人的注意力上，她向来不会觉得力不从心。对男人们，她总是狼吞虎咽。
帕丽看着妈芒，看她娇声低语，被于连的笑话逗得咯咯直乐，看她歪起脑袋，心不在焉地捻着一缕头发。她又一次感到惊奇，全因妈芒如此年轻，如此美丽。虽说她身为母亲，却只比她大二十岁。她长长的黑发，饱满的胸，摄人魂魄的眼睛，脸上散发出古典王族迫人的辉光。更让帕丽惊奇的是，她和妈芒的相似之处竟然如此之少，自己长了一双严肃而无神的眼睛，长长的鼻子，笑起来就看得见齿缝，还有这对小乳房。但凡她也有美貌可言，也只是最朴素、最凡尘的那种美。待在妈芒身边，帕丽总会想到，自己这副模样只配得上普普通通的布衣。偶尔，是妈芒让她产生这样的想法，尽管那层意思总是隐藏在恭维之辞的特洛伊木马里。
她会说，你很幸运，帕丽。你不必太努力工作，就能让男人们认真地对待你。他们一定会重视你的。太漂亮，只会把事情搞砸。她大笑起来。噢，听我说。这可不是我的经验之谈。当然不是了。只是观察。
你在说我不漂亮。
我在说你别老想着漂亮。再说了，你蛮可爱的，这就够好的了。我向你保证，亲爱的。甚至更好。
帕丽相信，她也不太像父亲。他是个高个子，面容严肃，大脑门，尖下巴，薄嘴唇。在自己的房间里，帕丽留了几张父亲的照片，出自她在喀布尔家里度过的童年时代。1955年，也就是妈芒和她搬到巴黎的时候，父亲病倒，没过多久就死了。帕丽常常看着父亲的旧照，特别是他们俩——她和父亲的那张黑白合影，他们站在一辆老式美国汽车前，父亲靠着汽车的挡泥板，把她搂在怀里，两个人都在微笑。她记得有一次和父亲坐在一起，他往衣橱上画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父亲让她给一只猴子涂颜色，抓着她的手，一笔一画，耐心地教她。
看着照片上父亲的脸，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那种感觉在帕丽心头再度升起。从记事的时候起，她一直都有这种感觉，这种在她的生活中，某种东西或某个人缺失的感觉，对她自身的存在来说，缺失的东西或人又是不可或缺的。有时候，这种感觉朦朦胧胧，像一个信号，穿越了晦暗的小径和浩瀚的荒野，化作收音机里一声细弱的呼叫，遥远而飘忽不定。还有些时候，这种缺失的感觉却是那样清晰，那样亲密，仿佛触手可及，让她的心猛然沉落下去。比如两年前在普罗旺斯，帕丽看到农屋前有棵大橡树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杜伊勒里公园，她看到有个年轻的母亲拉着红色的玩具车，车里坐着她儿子。帕丽想不明白。她曾经读到过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个土耳其中年男子突然陷入了深度抑郁，而就在此时，他完全不知道有过的双胞胎兄弟正划着独木舟，在亚马逊雨林中漂流，致命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要想清晰地反映她的感受，这件事是最接近的。
她曾和妈芒谈过。
好了，我亲爱的，这没什么神秘的。妈芒说。你想你父亲了。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你有这种感觉也很自然。肯定是这么回事。到这儿来。亲妈芒一下。
妈芒的回答完全合理，可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帕丽的确相信，如果父亲还活着，还和她在一起，她会感觉更加充实。可她明明记得，就算她小时候，和父母一起住在喀布尔的大宅子里，她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吃完菜不久，妈芒暂时告退，去了酒馆的洗手间，于是帕丽有了几分钟的时间，单独和于连在一起。他们谈起了帕丽一星期前看过的一部电影，让娜·莫罗在片中扮演赌徒，他们还谈了谈学校和音乐。她讲话的时候，他把胳膊肘放到餐桌上，朝她凑近了一些，全神贯注地听着，又是微笑，又是皱眉，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她。这是表演，帕丽告诉自己，全都是他装出来的。油滑的行为，他专门做给女人看的，现在就在做，当场就做了，想和她调调情，拿她找乐子。然而，在他不屈不挠的注视下，她难以自禁地脉搏加快，小腹一阵紧似一阵。她发现自己正在用一种矫揉造作，假装世故的可笑腔调讲话，一点也不像她正常说话的样子。她知道自己正在这样做，却停不下来。
他告诉她，他结过一次婚，时间很短。
“真的？”
“几年前的事。我三十岁的时候。那会儿我住在里昂。”
他娶过一个比他大的女人。婚姻没法持续，因为她对他有着非常强烈的占有欲。此前妈芒还在桌上的时候，他没透露过这些。“老实说，那是一种肉体上的关系。”他说，“那完全是性。她想占有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看着她，露出一丝咄咄逼人的微笑，小心翼翼地揣度着她的反应。帕丽点了支香烟，努力不动声色，就像芭铎一样，就像成天都有男人对她讲这种事情。可是心里头呢，她正在颤抖。她知道，一种小小的背叛行为已经在餐桌上付诸实施，有点儿像偷食禁果，不是完全无害，但绝对惊心动魄。妈芒回来了，重新梳过头，补了口红，他俩鬼鬼祟祟的时刻便戛然而止。对妈芒横插一杠，帕丽忽然生出些怨愤，但立刻便被悔恨压服。
大约一周之后，她再次见到了他。那是早晨，她拿着一大碗咖啡，正要去妈芒的房间。她发现他就坐在妈芒床头，正在戴手表。她没想到他过了夜。她在走廊里，透过门缝瞅见他。她站在那儿，在地上生了根，碗拿在手中，嘴里就像吞进了一团干泥巴。她看着他，他背上的皮肤毫无瑕疵，肚腩微微鼓凸，两腿中间黑糊糊的，一部分挡在凌乱的床单下。他扣好手表，从床头柜上拿起香烟，点着了，然后漫不经心地把目光甩给她，好像始终知道她就在那儿。他朝她默默一笑。后来妈芒在淋浴间里说了句什么，帕丽赶快转身走掉。她竟然没被咖啡烫着，真是奇迹。
在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妈芒和于连成了情人。他们常常去看电影，去博物馆，也去小画廊，那里展出的作品往往出自没什么名气的画家，顶着外国名字，正在奋斗。一个周末，他们驾车去了阿卡雄的海滩，就在波尔多附近，回来时带着晒黑的脸和一箱红酒。于连带她参加大学教员的活动，妈芒请他出席书店里的作家朗读会。一开始帕丽还跟着——于连要她去，似乎是为了取悦妈芒——没过多久她就开始找借口待在家里。她不愿意去，也不能去。去了就难以忍受。她说她太累了，要不就说她感觉不舒服。她说她要去朋友科莱特家学习。从二年级开始，科莱特就成了她朋友。她是个干瘦的，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孩，留着软塌塌的长头发，鼻子好像乌鸦嘴。她喜欢让人瞠目结舌，老说一些离谱的、恶心的事情。
“我敢打赌他很失望。”科莱特说，“因为你没跟他们一起出去。”
“嗯，就算他失望，他也没表现出来。”
“他不会表现出来的，对吗？让你妈怎么想？”
“想什么？”帕丽问。尽管她知道，她当然知道，可她想听人说出来。
“想什么？”科莱特的语气变得既会心，又兴奋，“想他和她在一起是为了得到你。你才是他想要的。”
“好恶心。”帕丽说，心里一阵乱跳。
“也许你们两个他都想要。也许他喜欢大家挤一个床。要是这种情况，我想请你替我也美言几句。”
“讨厌死了，科莱特。”
有时，妈芒和于连出去的时候，帕丽便在走廊里脱掉衣服，看着大镜子里的自己。她挑剔着自己的身体。太高了，她想，太不匀称了，太……太实用了。妈芒的魔鬼曲线完全没有遗传给她。有时她就这样光着身子，走进她母亲的房间，躺到床上，她知道这是妈芒和于连做爱的地方。帕丽躺在那儿，一丝不挂，闭着眼，心脏猛烈捶击，迷醉于意乱神迷，有种嗡嗡的感觉荡漾开来，席卷了她的胸，她的腹，一直向下。
结束了，理所当然。他们结束了，妈芒和于连。帕丽得到了解脱，但并不吃惊。男人们到了最后，总是让妈芒失望。他们永远都会变成不完美，悲惨地告别她为他们圈定的无论什么理想形象。以欢乐和热情开始，总是结束于轻易的指责和恶毒的语言，突如其来的怒火和哭泣，摔锅砸碗，然后全然失控。高潮迭起的大戏。妈芒就是不能在没有过度的情况下开始，或者结束一段恋情。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不出所料，妈芒会发现，孤独突然有了好味道。她待在床上，睡衣外面套旧棉服，变成公寓里一个疲倦、消沉、闷闷不乐的人形。帕丽知道，别理她。她的安慰和陪伴统统不受欢迎。沮丧的心境通常会持续几个星期，跟于连这一次则远为长久。
“噢，他妈的！”妈芒现在说话了。
她正要从床上坐起来，医院的病号服仍然穿在身上。德劳内大夫已把出院证明给了帕丽，护士正在帮妈芒取下胳膊上的静脉注射管。
“怎么了？”
“刚想起来。过几天我有个采访。”
“采访？”
“一份诗歌杂志的人物特写。”
“太好了，妈芒。”
“他们还要给文章配张照片。”她指了指自己额头上缝合过的伤口。
“我敢保证，你一定能找到漂亮的办法把它挡住。”帕丽说。
妈芒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开。护士猛地拔出了针头，只见妈芒脸上抽搐了一下，朝那女人吼了一句，既不中听，也没必要。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6页
我再次环顾公寓，书架上一个相框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上是个小女孩，蹲在野草丛生的田野里，正在全神贯注地捡东西，也许是某种浆果。她穿着明黄色的外套，扣子扣到领口，与头顶灰暗的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背景里有一间石头盖的农舍，百叶窗关着，木瓦覆盖的屋顶破破烂烂。我问起这张照片。
妮拉·瓦赫达提：我女儿帕丽。和“巴黎”差不多，但没s，意思是“仙女”。这张照片是我们去诺曼底的时候拍的，我们俩。我想那是1957年的事，她肯定已经八岁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现在在巴黎吗？
妮拉·瓦赫达提：她在索邦学数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肯定很骄傲。
她笑了笑，耸耸肩。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对她的职业选择有点吃惊，因为您献身于艺术。
妮拉·瓦赫达提：我不知道她从哪儿获得了这种能力。那么多难以理解的公式啊，理论啊。可我猜这些东西对她来说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了。我连乘法都不会，我自己。
艾蒂安·布斯图勒：也许这是她反叛的方式。我想您对反叛还是略知一二的。
妮拉·瓦赫达提：那是。可我是正儿八经地反叛。我又喝酒又抽烟，还谈恋爱。谁用数学来反叛呢？
她大笑起来。
妮拉·瓦赫达提：还有，她应该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无因的反叛。我给了她可以想像的所有自由。她一无所求。她什么也不缺。她现在和别人同居。那个人年纪比她大好多，迷人到了过分的地步，博学，风趣。毫无疑问，一个狂热的自恋者，自我意识有整个波兰那么大。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不赞成。
妮拉·瓦赫达提：我赞不赞成都无关紧要。这是法国，布斯图勒先生，不是阿富汗。年轻人不必靠父辈的恩准来决定生死。
艾蒂安·布斯图勒：那么您女儿和阿富汗没有什么瓜葛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们离开的时候她才六岁。她对那段日子的记忆非常有限。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肯定不是这样的。
我请她给我讲讲她早年的生活。
她短暂告退，离开了房间。回来时，她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老照片。一个表情严厉的男人，身材魁伟，戴着眼镜，头发油光水滑，梳成无可挑剔的分头，正坐在桌边读书。他穿着尖领西装，双排扣的马甲，白色的高领衬衫，打着领结。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1929年。我出生的那年。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看上去是个大人物。
妮拉·瓦赫达提：他属于喀布尔的普什图贵族阶层，受过高等教育，举止上无懈可击，善于交际，但很有分寸。也是个极为善谈的人，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个样子。
艾蒂安·布斯图勒：私下里呢？
妮拉·瓦赫达提：您猜猜看，布斯图勒先生。
我拿起那张照片，又看了看。
艾蒂安·布斯图勒：冷漠，请恕我直言。阴沉。难以参透。不肯妥协。
妮拉·瓦赫达提：我非得让您和我来一杯。我讨厌……不，我憎恶一个人喝酒。
她给我倒了一杯霞多丽。出于礼貌，我抿了一小口。
妮拉·瓦赫达提：他手冰凉，我父亲。不管什么天气，他的手总是凉凉的。可他总是穿着西装，同样不管天气如何。衣服都是精工细做，有棱有角。软呢帽也是。当然了，还有尖皮鞋，双色的。他很英俊，我觉得是，不过是那种一本正经的英俊。而且呢——这一点我后来才明白过来——而且有一种装腔作势的，有点可笑的，虚假的欧洲范儿——完全是装出来的，毫无疑问。他每个星期都去打草地滚球，打马球，还有个令人垂涎的法国妻子，所有这一切，年轻而进步的国王都大力支持。
她摸了摸自己的指甲，暂时什么也不说了。我把录音机里的磁带翻了面。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睡他自己的房间，我母亲和我睡。大多数时间，他都出去和部长们、国王的顾问们一起吃午餐。要不然他就出去骑马，打马球，打猎。他喜欢打猎。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么说您见他的时候不多。他是个不在场的形象。
妮拉·瓦赫达提：不完全是。他很留心，每隔两三天就陪我待几分钟。他走进我房间，坐到床上，这就是让我往他腿上爬的信号。他把我搁到膝盖上，颠我一会儿，我俩都没什么话讲，最后他说：“好了，妮拉，咱们现在干点什么呢？”有的时候，他会让我从他胸前的衣袋里扯出手帕，然后让我把它叠起来。当然了，我只是把它团成一团，再塞回他口袋里，他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装出来的，可我觉得那样子滑稽死了。我们翻来覆去地玩这个，直到他烦了，很快他就烦了。然后他用大凉手摸摸我脑袋瓜，说：“爸爸现在得走了，我的小鹿。你撒欢去吧。”
她把照片收进隔壁房间，又回来，从抽屉里取出另一包香烟，点了一支。
妮拉·瓦赫达提：那是他对我的爱称。我喜欢。我常常在花园里跳来跳去——我们有个非常大的花园——唱着：“我是爸爸的小鹿！我是爸爸的小鹿！”没过太久，我就发现这爱称是多么不吉利。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不明白。
她笑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猎鹿啊，布斯图勒先生。
如果步行的话，走几个路口就能到妈芒的公寓，可是雨又下大了。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妈芒裹着帕丽的雨衣，缩成一团，无言地盯着窗外。这一瞬间，她在帕丽的眼中变老了，比她四十四岁的年纪要老上许多。又老又瘦，脆弱不堪。
帕丽有一阵子没来妈芒的公寓了。她开了锁，和妈芒一进屋，就发现厨房的台子上堆满了脏酒杯，开了口的袋装薯条，没煮过的意大利面，无法辨认的食物结了块，成了盘子里的化石。桌子上放着个塞满空酒瓶的纸袋，歪歪斜斜的，眼瞅着就要翻倒。帕丽看到了地板上的报纸，有一张浸透了今天早些时候溅出的血，在它上面，是一只落单的粉红色羊毛袜。看到妈芒的生活空间竟然是这种状态，帕丽吓了一大跳。她也感到了愧疚。出于对妈芒的了解，这种效果也许是有意为之。可她马上又恨起刚才这个想法来了。于连就是这样想的。她想让你内疚。在过去的一年中，这种话他已经对她说过好几次了。她想让你内疚。他第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帕丽还有一种解脱的感觉，觉得自己得到了理解，对他心存感激，因为他心直口快，说出了她不能，或者不会说的话。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盟友。但这些天来，她开始疑惑了。从他的话里，她捕捉到了一丝卑鄙，一种令人不安的善良的缺失。
卧室的地板上散落着一件件衣服、唱片、书，还有更多的报纸。窗台上，漂浮着烟头的半杯水已经变黄。她把书和旧杂志从床上扒拉下去，扶妈芒钻到毯子下。
妈芒仰望着她，手背搭在包扎过的额头上。这姿势让她看起来就像无声电影里要晕倒的女演员。
“你会好起来的吧，妈芒？”
“我可不这么想。”她说。这句话说的可不像在祈求关心。妈芒用的是一种模糊、厌烦的声音，听起来疲倦而诚恳，而且不留余地。
“你别吓唬我，妈芒。”
“你这就走？”
“你要我留下来吗？”
“对。”
“那我就留下来。”
“把灯关了。”
“妈芒？”
“嗯？”
“你要吃药吗？你已经停了吗？我看你已经停了，我很担心。”
“别训斥我。把灯关了。”
帕丽关了灯。她坐在床边，看着母亲入睡，然后迈进厨房，投身于艰巨的清理任务。她找到一双手套，开始洗碗。她洗了牛奶放酸、味道呛人的杯子，麦片放坏、结成硬壳的碗，食物长了丛丛绿毛和霉菌的盘子。她想起在于连家头一回洗碗，正是他俩初次上床后的隔天早晨。于连煎了蛋卷。她多么喜欢做这种简单的家务啊，她在他家洗碗池子里刷着盘子，而他在唱机上放起了一首简·伯金的歌。
去年，也就是1973年，她才和于连重新有了联系，差不多十年来的头一次。她在加拿大使馆外游行的时候撞见他，当时学生们正在抗议猎杀海豹。帕丽不想去，同时还有一篇亚纯函数的论文没有写完，但科莱特非拉上她不可。那段时间她们住在一起，可这种安排让彼此之间越来越不愉快。科莱特抽上了大麻。她绑发带，穿松松垮垮的洋红色套头衫，上面绣着鸟和雏菊。她把一些长头发、蓬头垢面的男孩带回家，他们吃帕丽的食物，弹难听的吉他。科莱特总是上街，喊叫着，谴责虐待动物、种族主义、奴隶制、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家里也总是闹哄哄的，总有帕丽不认识的人进进出出。他们单独相处时，帕丽感到了两人之间一种新的紧张状态，科莱特总是带着一种傲慢，一种针对她的无言的责备。
“他们在撒谎。”科莱特劲头十足地说，“他们说方法是人道的。人道！你知道他们用什么往脑袋上打吗？刺棒！很多时候，可怜的动物甚至还没死呢，那些王八蛋就伸出钩子钩住它，把它往船上拖。它们活活地就给剥了皮，帕丽，活活地呀！”科莱特说最后这句话时的样子，她强调的语气，弄得帕丽直想道歉。为了什么，她不太清楚，但她知道这些天来，待在科莱特身边，听着她的指责，感受着她如此之多的义愤，帕丽真觉得自己被勒得喘不上气。
到场的只有三十来人。谣传碧姬·巴铎会露面，结果证明，谣传就是谣传。科莱特对集会人数感到失望。她激动地和一个名叫埃里克的男青年争论着。此人很瘦，面无血色，戴着眼镜，帕丽断定就是他负责组织这次游行。可怜的埃里克。帕丽很同情他。科莱特倒仍然充满了激情，一马当先，帕丽拖着脚走在队伍后面，身边有个平胸女孩在喊口号，带着一种神经兮兮的兴奋劲儿。帕丽的眼睛一直看着人行道的方向，拼命让自己不要太打眼。
在街角，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一副等人救命的样儿。”
他穿花呢夹克、毛衣和牛仔裤，戴羊毛围巾。他头发更长了，也更老了一些，但越老越优雅，有些女人到了他这个年纪，想必会因此觉得不公平，甚至让人生气。他仍然偏瘦，健壮，几条鱼尾纹，两鬓更显得花白，脸上带着少许疲倦。
“没错。”她说。
两人亲了亲脸，他问她愿不愿意一起喝杯咖啡，她说愿意。
“你朋友看起来很生气。气得要杀人了。”
帕丽朝身后瞟了一眼，看到科莱特与埃里克站在一起，还在喊叫着，上下挥舞着拳头，可笑的是，她却怒视着他们俩。帕丽使劲憋住笑——真要笑出来，可就等于捅了马蜂窝。她耸耸肩，表示歉意，然后溜走了。
他们去了一家小咖啡馆，坐到临窗的桌边。他点了咖啡和千层酥，一人一份。帕丽看着他和男招待讲话，语气和蔼却不失威仪，不禁想起自己还是少女的时候，每当他过来接妈芒，她的心都会扑通扑通乱跳，就和现在一样。她突然自惭形秽起来——她咬过的指甲，没搽粉的脸，打了卷的、软耷耷的头发——真希望自己出门前洗过澡，吹过头发，可当时太晚了，科莱特焦躁不安地踱着步，活像动物园里的困兽。
“真没看出来你是抗议分子。”于连说着，为她点着了香烟。
“我不是。这事儿内疚比信念多。”
“内疚？对捕猎海豹？”
“对科莱特。”
“噢，没错。你知道的，我看我都有点怕她了。”
“咱俩一样。”
他们哈哈一笑。于连把手伸过桌子，摸摸她的围巾，又把手放下。“人人都说女大十八变，所以这种话我不讲。可你迷人极了，帕丽。”
她捏了捏自己雨衣上的大翻领。“是吗，就凭这件克鲁索的行头？”科莱特告诉过她，这是个愚蠢的习惯，每当男人对她产生好感，尤其是恭维她的时候，她便用这种自嘲式的插科打诨来掩饰自己的紧张。她对妈芒那种浑然天成、充满自信的处世方式生出了嫉妒。这种感觉不是第一次，也远非最后一次。
“接下来，你肯定会说我人如其名了。”她说。
“噢，不。得了吧。那太没劲了。恭维女人是门艺术，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你知道。”
男招待端来了糕点和咖啡。他往桌上放杯子、摆盘子的当口，帕丽盯着他的手，也看着自己冒汗的掌心。她这辈子已经有过了四个情人，她知道，跟妈芒这么大的时候相比，这几个人可不算多，甚至比不上科莱特。她太谨慎，太精明，太容易妥协，也太容易适应别人了，可总的来说比妈芒或科莱特稳定，折腾得也没那么厉害。但是这些品质不足以吸引结群结队的男人。她谁也没爱过——尽管她对其中一位撒过谎，说她爱他——在这几个男人身上，无一例外，她都寄托了对于连的思念，她想着他，想着他漂亮的脸，那张脸带着自己隐秘的光，在别人身上时隐时现。
吃东西的时候，他谈起了自己的工作。他说他已经有段时间不教书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几年，做债务可持续性方面的研究。他说，这份工作最大的好处就是旅行。
“去哪儿？”
“约旦，伊拉克。然后我花了两年时间，写了本关于非正规经济的书。”
“出版了吗？”
“据说出了。”他笑了，“现在我在一家私营的咨询公司工作，就在巴黎。”
“我也想旅行。”帕丽说，“科莱特一直说，我俩应该去趟阿富汗。”
“我猜我知道她为什么也想去。”
“好了，是我一直在想这事。我是说回那儿看看。我惦记的又不是哈希什，我想到那个国家旅行，看看我出生的地方，说不定还能找到父母和我住过的老房子。”
“你还有这种强迫症，原先我可没看出来。”
“我很好奇。我的意思是，我记住的东西太少了。”
“我记着呢，有一次你说起过家里的厨子。”
帕丽暗自得意，她告诉过于连的事，那么多年了，到现在他都记得。这么说，在断了联系的这段时间里，他肯定老想着她。他心里肯定有她。
“对。他叫纳比。他也当司机。他给我父亲开车，很大的一辆美国车，蓝色的，带皮篷。我记得引擎盖上有个鹰头。”
后来，既然于连问到了，她就跟他讲了自己的学业。她选了复变数为专业方向。他用与妈芒截然不同的方式听着——妈芒似乎厌烦这门学科，帕丽对它的热情也让她迷惑不解。就连假装有兴趣，妈芒都做不到。她大大咧咧地拿这事开玩笑，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嘲弄自己的无知。哦啦啦，她笑嘻嘻地说，我的头啊！我的头！转起来像陀螺！我要跟你做笔交易，帕丽。我去给咱俩倒点儿茶，你回到地球，行吗？她咯咯笑着，帕丽于是迁就她，可她能感觉到这种玩笑的尖刻，一种拐弯抹角的责怪，暗示着她的知识已被判定为晦涩难解，她的事业则无足轻重。无足轻重。真可笑啊，诗人也能这样说别人。想归想，帕丽绝不会对母亲这样讲。
于连问她从数学里体验到了什么，她说她得到了慰藉。
“是‘畏惧’吧，我看这个词可能更合适。”他说。
“这也是它的一部分。”
她说，数学公理的不变性，不随意也不模糊，可以让人从中找到安慰。虽然知道答案难以解出，但它们总能被发现。它们就在那儿，等待着，终究会有人拿着粉笔，把它们潦草地写出来。
“你想说的是，它与生活完全不同。”他说，“生活中的问题不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太多，怎么也理不清。”
“我有那么透明吗？”她大笑起来，用餐巾挡住自己的脸，“我觉得自己好白痴。”
“一点也不。”他说。他扯掉了餐巾，“一点也不。”
“像你学生是吧。我肯定让你想起学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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