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2）

“我们来的不是时候，”白皮肤的那个又说。“我看见你有客人。”他朝绪方先生笑了笑，鞠了一躬。

“这是我父亲，可是你们不进来我怎么介绍呢？”

客人终于脱了鞋，进来坐下。二郎把他们介绍给父亲，他们再次鞠躬，又笑了起来。

“你们是二郎公司的？”绪方先生问。

“是的，”矮矮胖胖的那个答道。“很荣幸，虽然他让我们很不好过。在办公室里我们叫你儿子‘法老’，因为他让我们像奴隶一样工作，自己却什么都不做。”

“胡说八道，”我丈夫说。

“是真的。他像苦役一样驱使我们，然后自己坐下来看报纸。”

绪方先生好像听得有点迷糊，但是看见其他人在笑，他也笑了笑。

“啊，这是什么？”白皮肤的那个指了指棋盘。“瞧，我就知道我们会打扰你们。”

“我们只是在下棋打发时间，”二郎说。

“接着下吧。别让我们这种混蛋打断你们下棋。”

“别傻了。有你们这样的笨蛋在旁边，我怎么能集中精神。”说着二郎把棋盘推到一边。有一两个棋子倒了，他看也不看就把它们摆正。“那么说，你们去看村崎的哥哥。悦子，给客人倒茶。”我丈夫说这句话之前，我已经往厨房走去了。可这时矮矮胖胖的那个突然拼命挥手。

“夫人，夫人，坐下。请坐下。我们一会儿就走。您请坐。”

“不麻烦，”我笑着说。

“不用，夫人，我求您”——他越说越大声——“正如您丈夫说的，我们只是两个混蛋。不用麻烦了，请坐下。”

我正想遵照他的意思，突然看见二郎生气地看了我一眼。

“至少喝杯茶再走，”我说。“一点儿也不麻烦。”

“既然坐下了，就多坐一会儿，”我丈夫对客人说。“反正我也想听听村崎的哥哥的事。他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疯疯癫癫的吗？”

“他的确是个怪人，”矮矮胖胖的那个笑着说。“今晚确实没有让我们失望。你听说过他妻子的事吗？”

我欠了欠身，悄悄地到厨房去。我泡了茶，在盘子上放了几块那天早些时候做的蛋糕。我听见客厅传来笑声，我丈夫也在笑。其中一个客人又很大声地叫了他一次“法老”。我回到客厅时，二郎和他的客人们聊得正欢。矮矮胖胖的那个正在说一件趣闻，说一个内阁大臣遇见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我把蛋糕放在他们旁边，给他们倒了茶，然后在绪方先生身边坐下。二郎的朋友又开了几个政治家的玩笑，然后白皮肤的那个假装生气了，因为另一个说了一位他敬仰的人物的坏话。大家笑他，他板起脸来。

“对了，花田，”我丈夫对他说。“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听说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听说在上次选举时，你威胁你太太说要用高尔夫球棍打她，因为她不跟你选同样的人。”

“你听谁胡说的？”

“消息可靠的人说的。”

“没错，”矮矮胖胖的那个说。“还有，你太太打算报告警察说你政治胁迫。”

“胡说八道。再说，我没有高尔夫球棍了。我去年都卖掉了。”

“你还有一根七号铁杆，”矮矮胖胖的那个说。“上周在你家我看到过。你可能是用那个。”

“可是你不能说没有这事吧，花田？”二郎说。

“什么高尔夫球棍，都是胡说八道。”

“可是你没能让她照你说的做，这是真的吧。”

白皮肤的那个耸耸肩。“这个嘛，她要投给谁是她自己的权利。”

“那你为什么威胁她？”他的朋友问。

“我自然是在试着跟她讲道理。我太太投给吉田就因为他长得像她叔叔。女人就是这样。她们不懂政治。她们以为可以像选衣服那样选国家领导人。”

“所以你就用七号铁杆打她，”二郎说。

“是真的吗？”绪方先生问。从我把茶拿来到现在，他都没有说话。其他三人都不笑了，白皮肤的那个惊讶地看着绪方先生。

“没有。”他突然变得正经八百，微微鞠了一躬。“我没有真的打她。”

“不，不，”绪方先生说。“我是说你太太和你——你们真的投给不同的政党？”

“啊，是的。”他耸耸肩，然后苦笑了一下。“我能怎么办呢？”

“对不起。我不是要多管闲事。”绪方先生低低地鞠了一躬，白皮肤的那个回敬了一个。这一鞠好像成了信号，三个年轻人又开始说说笑笑起来。他们不谈政治了，聊起公司里的同事来。添茶时，我注意到虽然我端了不少蛋糕出来，但是已经快没了。我添完茶，回到绪方先生身旁坐下。

客人们待了一个小时左右。二郎送他们到门口，然后回来坐下，叹了口气。“晚了，”他说。“我得睡觉了。”

绪方先生正在研究棋盘。“我想有几个棋子摆错了，”他说。“我肯定马应该在这格，不是那格。”

“很可能。”

“那我把它放在这里了。同意吗？”

“好，好。我肯定您是对的。我们以后再把棋下完吧，爸爸。我得赶快睡觉了。”

“再走几步吧。我们很快就能下完了。”

“说真的，还是算了吧。我现在太累了。”

“好吧。”

我把刚才做的针线活收起来，坐着等其他人去睡觉。可是二郎翻开一份报纸读了起来。他看见盘子里还有一块蛋糕，就若无其事地拿起来吃。过了一会儿，绪方先生说：

“我们还是现在把它下完吧。只差几步了。”

“爸爸，我现在真的很累了。我明天早上还得上班呢。”

“是的，好吧。”

二郎继续一面看报纸一面吃蛋糕。我看见有一些蛋糕屑掉在榻榻米上。绪方先生又盯着棋盘看了一会儿。

“太奇怪了，”他终于说道，“你朋友刚刚说的事。”

“哦？什么事？”二郎的眼睛没有离开报纸。

“他和他太太投票给不同的政党的事。几年前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没错。”

“如今的事情都太奇怪了。不过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吧。”绪方先生叹了口气。“我们急着想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这些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

“是的，确实不一定都好。”

“看看出了什么事。丈夫和妻子投票给不同的政党。再也不能在这些事上信任妻子，真是悲哀。”

二郎边看他的报纸边说：“是啊，太可惜了。”

“现在的妻子都忘了对家庭的忠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时高兴的话就把票投给另一个党。这事在现在的日本太典型了。人人借着民主的名义丢掉忠诚。”

二郎抬头看了他父亲一眼，很快又把目光移回报纸。“您说得很对，”他说。“不过当然了，美国人带来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

“美国人，他们从来就不理解日本人的处世之道。从来没有。他们的做法也许很适合美国人，可是在日本情况就不一样，很不一样。”绪方先生又叹了一口气。“纪律，忠诚，从前是这些东西把日本人团结在一起。也许听起来不太真实，可确实是这样的。人们都有一种责任感。对自己的家庭，对上级，对国家。可是现在人们不再讲这些了，而是讲什么民主。当一个人想自私自利时，想丢掉责任时，就说民主。”

“是的，您说得对。”二郎打了个哈欠，挠了挠侧脸。

“就拿我这一行来说吧。多年来，我们有一套自己精心建立并热爱的体系。美国人来了，不假思索地把这套体系废除了、粉碎掉。他们决定要把我们的学校变得像美国那样的，我们的孩子应该学美国孩子学的东西。而日本人对这些全都欢迎，大谈特谈什么民主”——他摇了摇头——“学校里很多好东西都被毁了。”

“是的，我想您说得很对。”二郎再次抬起头来。“不过当然了，旧的教育体系里也有一些缺点，其他体系也是。”

“二郎，你说什么？你在哪里看到的吗？”

“只是我的看法。”

“那是你在报纸上看到的吗？我这一辈子都在教育年轻人。后来我看着美国人把整个教育体系都给粉碎了。现在的学校太奇怪了，他们教给孩子的为人处世之道太奇怪了。而且很多东西都不教了。你知道吗？现在的孩子离开学校时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

“这确实令人遗憾。不过我也记得我上学时的一些怪事。比如说，我记得以前老师教过神是怎样创造日本的。我们这个民族是多么的神圣和至高无上。我们得把课本一个字、一个字地背下来。有些事情也许并不是什么损失。”

“可是二郎，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事情绝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们献身教育，确保优良的传统传承下去，确保孩子们形成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以前的日本有一种精神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想象一下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的。在学校里他学不到什么价值观——也许除了说他应该向生活索取任何他想要的东西。回到家里，他发现父母在打架，因为他母亲拒绝投票给他父亲支持的党。这是什么世道？”

“是的，我明白您的意思。现在，爸爸，请原谅，我得去睡觉了。”

“我们尽了全力，像远藤和我这样的人，我们尽全力教导这个国家。很多好东西都被毁了。”

“确实太遗憾了。”我丈夫站了起来。“对不起，爸爸，可是我得睡了。我明天还要忙一天呢。”

绪方先生抬头看着他的儿子，脸上有些惊讶。“啊，当然。我把你拖得这么晚真是太不应该了。”他微微地鞠了一躬。

“没有的事。我很抱歉我们不能接着聊，可是我真的得去睡了。”

“啊，当然。”

二郎向他父亲道了晚安，离开客厅。绪方先生盯着二郎走出去的那扇门看了好几秒钟，好像在等他儿子随时会回来。然后他转向我，表情很不安。

“我没注意到已经这么晚了，”他说。“我不是有意不让二郎睡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