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弗雷德与拉罗斯（1）（2/2）

在一间纤尘不染的检查室里，脸色苍白、性情温和的医生冷静地用手指测测她的脉搏，听听她的呼吸，解释了他从约翰·克罗根医生（一个南方人）那儿学来的方法。在肯塔基的大岩洞里，克罗根医生首次使用洞穴疗法，用来治疗肺痨，也就是肺结核这种病。洞穴中的空气纯净，含有健康的矿物质，具有疗效。哈尼弗特·埃姆斯医生把圣保罗的瓦巴肖岩洞挖空，建了四个小石屋，安排病人住在里面，给他们提供健康的饮食，确保他们的住处干净，对身体有益。医生见到拉罗斯时，起初不肯收治她。因为拉罗斯是印第安人，他知道肯定治不好，但沃尔弗雷德异常坚决。他们等了八天，恰好一个病人死了，沃尔弗雷德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医生，她被收治了。她那间刷过白石灰的石屋狭小逼仄，只能放一张床铺和一个脸盆架。前面是开阔的岩壁，她可以躺着，天天欣赏汹涌澎湃的密西西比河急流。当沃尔弗雷德把拉罗斯放到柔软清爽的床垫上时，她笑了。她躺在床上就能从河对岸一直望到天际，看到东方那大朵粉色云团急速汇聚的地方。

高烧使她大脑亢奋，兴奋不已，异常清醒。她要来纸、鹅毛笔和墨水。沃尔弗雷德蜷缩在她的床脚边，盖着毛毯睡了两个晚上。所有的病人都睡在像门廊似的狭长而突出的石壁里，因为埃姆斯医生认为夜间的空气还能增强肺部功能。拉罗斯不停地写啊写。当沃尔弗雷德回家时，他把那些纸带回去了，上面是她写的故事、箴言和给孩子们的信。

只要有骑马送信的人来，他们就会收到她的消息。她在吃东西，她在休养。哈尼弗特·埃姆斯医生正用最新的科学理论指导对她进行治疗。他对鸦片酊的使用很谨慎，正在考虑手术治疗。医生有一个姐妹和一个兄弟死于肺结核。虽然他是和他俩一起病倒的，但他现在康复了。要是他把自己解剖开来能发现到底是什么让他活下来的，他肯定毫不犹豫。当他发觉东部的医生过于保守时，他把整个实验室搬到西部。在西部，他会获得自由，可以寻找肺结核的疗法。他会查出到底是什么救了他的命，却让他深爱的家人丧命。据他所知，他身上没有特别的地方。他的身体不强壮，他唯一进行的锻炼是不论天气如何都会出门散步，让自己安静下来。他的饮食也不讲究，有什么吃什么，他酷爱糖果，甚至还吸烟。是的，表面看，他身上没什么特别的。他身上的一切都很平常，没什么突出的，一定是体内有什么东西没测出来。他兄弟是个登山客，肌肉发达、身材修长。他这个妹妹长得很漂亮，在好望角的大西洋里游过泳，骑过烈马。他妹妹对自己有着莫名的信心，不敢相信自己也会患肺结核死去。哈尼弗特也觉得难以置信，因为他已经认命，觉得自己肯定会死。而现在他还活着，这让他深感意外。

他见到拉罗斯时，遇到了将对他生活产生极大影响的另一个难题。疾病在她的族人中肆虐，几乎每种疾病都是致命的。他相信科学，不信报纸一直宣扬的天命论。抢夺印第安人土地的白人基督教信徒声称，如此有效地毁灭阻碍进步的印第安人，上帝的意志功不可没。他对此感到不安。

“滑稽的是，把钱放到人的口袋里，究竟有多少次是上帝的意志？”埃姆斯医生调侃说。

有些人觉得他讨人嫌，他不在乎。他有能力，他还活着，这两点他得好好利用。

因为患过这种病的印第安人从来没治好过，他怀疑拉罗斯也活不下去。随着对拉罗斯的进一步了解，她让他想起自家妹妹，所以他决定不管怎样都要治好她，一心投入对她的救治。

拉罗斯的床在那块向外突出的岩壁上，她从床上注视着天气变化。埃姆斯医生患肺结核时吃过浇奶油沙司的鱼，拉罗斯也吃浇奶油沙司的鱼。他那时散过步，所以拉罗斯也散步，虽然她只能沿着山洞短短的石头走廊走上一个来回。沃尔弗雷德离开时她的情况已经好转。埃姆斯医生来信说，她对单肺衰竭实验疗法反应良好，他还是有信心的。拉罗斯的信让沃尔弗雷德认为，她身体变好了：她现在获准一天散步两次，还在吃浇奶油沙司的鱼。接着，她来了一封信，告诉沃尔弗雷德，她看到麦金农了。

沃尔弗雷德心急火燎地匆匆给孩子们准备好食物，就翻身上马了。

黎明时分，麦金农的头出现在大河对岸，像个小黑点，一整天都在原地轻轻翻滚，似乎在谋划什么。日复一日，每天日出时，她醒来都会看到那颗头颅四周冒着蒸汽，贪婪地等待着。一天下午，那颗头摇晃着沉到水里。有时它一连几天消失不见，但总会再次浮现。那残缺的耳朵像船桨一样，拖着麦金农吃力地逆流而上，因为那诡谲的波浪里时有旋涡和急流。当大河使头颅倒立或把头颅吸进漩涡时，她就为之一振。但那头颅总会打着旋儿回来。她的眼神变得锐利，隔着很远就看得一清二楚。

麦金农的头颅打着旋儿上下沉浮，鼻子抽动，嗅着味道，直到闻到她的味道才停下来。要是她睡着了，头颅就会靠近，所以她努力保持清醒。但睡意总是不可避免地袭来。每次醒来，那头颅就会靠近一点。很快，她就看清，那头颅的状况这些年来一直在恶化，一只眼睛是白色的，已经瞎了，皮肤烧得疤痕累累，皱巴巴的，满是麻点的鼻子也烧黑了。船桨似的耳朵上和吸尘器一般的鼻孔里茸毛密布。随着夜色来临，茸毛像稻草一样燃烧起来。波浪上闪烁着紫色的光。她嗅到了它的气味，不是腐败的味道，而是浓盐水的味道。麦金农很早以前就把脑袋浸泡在盐和酒精里，是杀不死的。

护士过来，用床单把拉罗斯裹起来，给她盖上用砖头热过的厚毯子，给她系好带子，让她安然入睡。她像水一样柔弱，像不朽的尘土一般顽强，熬了很长时间才最终死去，这种努力让她变得顽强。她已做好赴死的准备。那颗脑袋爬出水面，哼哼唧唧，一路爬上石崖。她无法离开床铺，但她用母亲的教导，挣扎着离开自己的躯壳，让灵魂摆脱羁绊。麦金农的脑袋用牙齿啃咬着岩壁上的石头，来回晃动。它急切地咯咯叫着，咬紧牙关翻过石壁边缘，向她扑过来。可它来得太迟了。麦金农那猪牙一样的巨齿刺进她心脏时她已摆脱了肉体，在空气的激流中盘旋上升。

那天，沃尔弗雷德稍晚时才赶到。赶来的一路上，他感觉到她就坐在马上，从后面抱着他，趴在他背上。他跟她说着话，告诉她留在身体里等他。但佛手柑的香气和他脖子后面温暖的呼吸一直没有消散：这种种迹象让他绝望。有人把他带到一间小候诊室，一个脸色红润的胖护士把消息告诉了他。让人难过的是，他妻子确实已经离开人世。那护士没时间告诉他细节，拍拍他的手，留下他独自承受这个噩耗。

沃尔弗雷德脑海里早已闪过一幕幕如何应对的画面，做好了接受这个消息的心理准备。他会把她的身体紧紧包好，带她跨上他的大马。他要把她放在身前的马鞍上，一只手握着缰绳骑马回家。她的头靠在他胸口，她的头发会吸收顺着他喉头流下的眼泪。他忘不了麦金农的头颅。但现在，她终于平安了，谁也抓不到她了。她的孩子们再也不用受她曾受过的苦，他要用生命来照顾他们。他在脑海里告诉她这一切，他的话的余音还在空中飘荡，寻找着她的灵魂。

他仿佛看到自己转头踏上回家的路。他会放慢速度，慢慢地走，那条路却好像怎么也走不到尽头。他害怕告诉孩子们这个消息，虽然他心里知道，孩子们可能早已得到消息，因为她已到梦里看望过他们。他决定下马，从马鞍上横着把妻子抱下来，让她在大地上安息。

然后，他会带孩子们来跟她讲话。他离家的前一夜下过雨，地上有些地方还是湿的。他闭上眼，似乎看到自己用手指和了一点泥。他摸摸她的脸，往她两腮上涂好泥巴，沿着她的鼻子向下涂，涂在额头上，还有她那不算尖的下巴上。要是有一枚青铜盾牌，他会插在她坟前的地里。将她掩埋后，他要到丛林里流浪，喝下野蜂巢里那苦涩的蜂蜜，那蜂蜜曾让色诺芬的士兵发狂。

“拉罗斯”，他在闷热的候诊室里喊着她的名字。

那个护士到哪儿去了？

他不想让深爱的人来生受到男人的伤害，就像她这辈子一样。随后，他要把她所有的东西焚烧了给她送去。

“走到边上来，等着我，”他朝着空中喊，“戴着你那顶有羽毛的帽子。”

可那个护士去哪儿了？

沃尔弗雷德跌跌撞撞地从路上奔回来，麻木呆滞。孩子们向他跑过来，他们一直在守候。发现一向理智的父亲心神大乱，他们感到疑惑。他们马上缠着父亲，大声询问，吵闹不休。沃尔弗雷德滚下马，一只手捂着脸，孩子们没问母亲是不是还活着，而是问她在哪儿。直到走进木屋，坐在炉边的椅子上，直到炉子里生起火，刷洗过马，过了很久，沃尔弗雷德才开口说话。他的沉默吓得孩子们不敢再说一句话。终于，他的声音在寂静中响起。

“你们的母亲死了，她已经入土了，埋在很远的地方。”

他拥抱他们，爱抚他们，让他们靠在他的马甲上、胳膊上尽情地哭，直到哭得筋疲力尽，伤心地爬到床上睡觉。只有最小的拉罗斯，那个跟妈妈同名的孩子，还蜷缩着靠在他身边。有那么一会儿，她的父亲盯着炉里的炭火，身子晃了晃。拉罗斯听到他暗哑的低语。

“有人偷走了她，你们的母亲被人偷走了。”

※

长大成人以前，第二代拉罗斯有时幻想虽然她的母亲是被人偷走的，也许是上帝偷走的，但她肯定还活在某个地方。当然，她知道这不是真的，可这种想法一直困扰着她。当她终于向父亲问起这个问题时，他变得心烦意乱，从橱柜的顶层取下威士忌酒瓶。沃尔弗雷德时不时地会喝上一口，但从来没喝醉过，所以当他喝威士忌时，仅仅是说，他正在做心理准备，要讲的话不好说出口。

“你是唯一一个问起这事的孩子。”他说。

“你跟我说过，有人偷走了她。”拉罗斯回答。“是吗？”

虽然有女人向他投怀送抱，但沃尔弗雷德没再结婚。多年来，他不时讲起几个孩子的母亲，她在孩子们心中好像还活着。眼下，他已有一年没提起她了。这个女儿，这个叫拉罗斯的孩子，已经被一个名叫理查德·赫伯特·普拉特的人招收入学。这个男人行经曼丹人、希多萨特人、阿里卡人的保留地，穿越了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卡莱尔市开了一家寄宿学校。她想去，因为她知道，母亲也上过寄宿学校。这是一条与母亲相似的路，而母亲曾那么急切地坚持把她懂的东西生动形象地教给女儿。

[1] 原文为奥吉布瓦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