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1 1964年（2/2）
男孩拉了拉手中乱作一团的绳子，驴就踉踉跄跄地走到台上。它穿着灰裤子和网球鞋，圆桶形的身体往一侧倾斜。那纸糊的驴脑袋醉酒似的耷拉下来，大嘴巴笑得咧到了耳后根。两只黑眼睛画得一高一低，这奇怪的表情让它看起来挺骇人。
台下的家长发出“哦”“啊”声，有几位好像被吓到了。那头驴似乎不太讨喜。它的皮是染了色的粗布和毯子做的，看起来就像被虫蛀过，两只耳朵一长一短。玛丽绝对是唯一一个对这头驴有好感的人。她附在我耳边低声说：“瞧这驴，真神气！”
玛丽咬着嘴唇，平时凶悍的眼睛此刻闪着柔光。她把手套揉成紧实的一团，很像短袜。她满脸微笑地看着演出。小男孩正牵着他的驴，踏上前往制胶厂的漫漫长路。玛丽最爱的悲剧元素正在礼堂中弥漫开来。合唱团唱起挽歌，玛丽的眼睛更亮了。
戴着宽檐帽的男孩大喊道：“朋友！我们是朋友！”然后他和驴慢慢地走过舞台，边走边哭。但还没到制胶厂，约瑟就登场了。
我的心怦怦直跳，担心多特会被绊倒或说错台词，但她没出什么岔子。
她戴着长长的用喷漆制成的假胡子，头上缠着一块旧窗帘布，披着华莱士借给她的棕色毛巾布浴袍。她穿着我的凉鞋，看着就像《圣经》里面的人物。我看到她手举一把木槌。玛丽自豪地点了点头，我猜那木槌是玛丽的旧羊首门环。我不喜欢那东西。我觉得约瑟就该拿施工工具，而不是用来宣判死亡的东西。或许因为这把木槌，多特看起来比教堂里的那些雕塑还肃穆，更加充满力量。我知道，台上是我的女儿，但还是觉得那就是约瑟本人。傻笑的恶驴悄悄地靠近她，她双脚分开，脚掌着力，挡住了驴的去路。玛丽说多特喜欢这个演驴的小男孩，可我现在只能看到他的灰色长裤和破旧的黑鞋。多特抓住驴的脖子，把它举起来，男孩的腿在半空中挣扎了一下。多特放下驴，对着驴的朋友说出了自己的台词。
“先生，您要带这头驴去哪儿呢？”
“我得把它卖给制胶厂，我的家人正挨饿呢！”男孩悲伤地回答。
“或许我能帮助您，”多特说，“我和我的妻子马利亚，还有我们的儿子耶稣，想逃离希律王。如果您愿意把它卖给我的话，我的妻子就能骑驴代步了。”
“我当然愿意把它卖给您，”男孩大声说，“这样，它就不会被杀了。”
“一定不会杀它，”多特说，“我们只骑着它穿过沙漠，前往埃及。”
多特从浴袍口袋里拿出一些由铝箔做成的大银币交给男孩。
就这样，买卖成交了。“圣驴”现在归多特所有。多特想拍拍它那正在咆哮的纸糊的嘴巴。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我后来只希望这场意外不会在我女儿的心灵上留下永久的创伤。那驴向后退缩，难道剧本是这样写的吗？我心里纳闷儿，看看华莱士，再看看玛丽。但华莱士对我耸耸肩，玛丽眯起了眼睛，似乎早有预感。
“过来呀，我的小驴。”约瑟咬牙切齿，愤愤地对驴说。她拉住拴在驴脖子上的绳子，可能太用力了，驴头底下竟然伸出一只手，出人意料地把绳子从约瑟手中拽了回去。
我无助地举起双手，仿佛这样就可以阻止一切，但为时已晚。
观众在低声议论，几个孩子的爸爸笑得前仰后合。约瑟听到了那些嘲笑自己的声音！多特使劲把绳子从驴的手里扯回来，但演驴的小男孩又伸出手，直接把约瑟的棉线胡子拽了下来。
多特手臂肌肉紧缩，我能感觉到她有多用力。她的脸气得发红，发紫，继而发白。她把木槌高高举起！我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观众目瞪口呆。多特像立即要作出审判似的，干净利索地将木槌砸在纸糊的驴脑袋上。
驴前半身的道具瞬间掉了下来，驴头飞了出去，摔得粉碎。圣约瑟像个罪犯一样，洋洋得意地紧攥着木槌，鄙夷地站在那个一头金色乱发的男孩身旁，但男孩却一动不动。这成了这部戏的最后一幕。
幕布落了下来，全场一阵骚动。一个金发胖女人慌忙从过道跑向舞台，不用说，她一定是演驴的男孩的妈妈。我坐在座位上，呆若木鸡。
“快去找多特，”玛丽挎上手提包，低声对我说，“不然那些修女可要让多特吃苦头了！”
我们让华莱士看好座位，去找侧门。我们穿过幕布，溜到后台。那些还没上台的天使和牧羊人沮丧地站在一起；圣母马利亚已扯下自己的面纱，正在角落里哭个不停；木制的牛和羊被刷上了油漆，呆头呆脑的，它们的侧影看上去很困惑。
“多特呢？”玛丽的声音太大，大家都转头看着她。
“她从礼堂后门逃走了。”一个修女抿着嘴回答。
“那快派人去找啊，”玛丽说，“不能让她光脚在雪地里跑呀！”
但没人去找多特。
我抓着玛丽的胳膊，把她拉到后门外。
“你开车，我们去找她，”我说，“别担心，她肯定穿了靴子。”
我们开着车，在阿格斯街上缓缓前行，来回寻找多特。新街太多了，有时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我们把车往回开，在玛丽家停了一会儿后，就直接回了家。我们到家时发现多特正裹着毯子坐在客厅的咖啡桌上，赤裸的双脚挨着取暖器。她穿的那双红靴子正晾在塑料垫子上。
“丫头！”我松了口气，大叫着跑上前去，但玛丽抢先了一步。
“等一等，”玛丽边说边拦住我，“她正伤心呢。”
多特无疑在隐藏什么。她坐在那儿，攥着假胡子，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生气，身体一直颤抖。她裹着毯子，垂头丧气，竟像个普普通通的中年人。她伤心欲绝，脸色灰白，蓝眼睛里没有一丝愤怒，看起来既冷漠又陌生。
“多特。”我张开双臂说。
她犹豫不决，不愿直视我的眼睛，不知要不要投入我的怀抱，她终于缓缓向我靠近。但玛丽挡在我们中间，跪了下来，关节响了一声，又突然冲上去，窒息般地紧紧抱住我女儿的上半身。虽然抱着多特的是玛丽，但我并不计较，因为除了多特的悲伤，我什么都感受不到。但多特突然奔向我的怀抱，像小野牛一样把玛丽撞倒在地，摔得她眼前发黑。多特随后冲上楼去砰地甩上了房门。
玛丽咣当一声摔倒在地，我愣了一下，然后立刻去扶她起来。但她没受伤，甚至似乎对多特所做的一切感到格外高兴。她推开我的手，自己站了起来。
“这才是我侄女。”玛丽理了理头巾说。
我跑到楼上。
“多特。”我一边敲门一边喊。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她含混地说了些什么，便推开门进去。她坐在自己的简易小床上，屋里漆黑一片，我坐到她身旁，貌似不经意地张开双臂，缓缓将她揽入怀中。多特一动不动，但紧张得像一只受惊的动物，可能随时发起攻击，也可能在饲养员的照料下变得温顺。我换了个手法，张开手掌，慢慢地抚摸着她。我先把手放在她头发上，又向下去摸她的脖子。她几乎就甩开我了，可她做不到，她已没法逞强。她急需我的安慰，被我搂紧时已无力抽身。她重重的头靠在我肩上，我闻到了眼泪的咸味和毛衣的馊味。她双肩颤抖，我感觉自己的裙子湿漉漉地贴在大腿上，这才知道她在哭。多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声音既刺耳又低沉。
过了好一会儿，多特才又吸了一口气，我吓得差点把她摇醒。但她现在睡着了，什么都吵不醒她。我的手臂渐渐发麻，玛丽还在楼下等我，但我没有离开多特。她刚刚睡着，时不时翻个身，更紧地依偎着我，我依旧没有离开。我一动不动。
她慢慢松开了拳头，仿佛手里的沙子正缓缓落下，她的身子没那么沉了。暖气片在墙角微微地颤动。这周，多特的房间里鞋袜成堆，一股被丢弃的旧洋娃娃发霉的内衬的味道，还有她那只宠物仓鼠藏身的木屑散发的味道。闻起来像她给垒球手套上的油，像她喷在头上的紫丁香花香水，也像积在窗户和窗台间的冰冷的沙尘。那是多特的味道，像新生的树皮，清新而苦涩。那是我无论到哪儿都熟悉的味道。
房间里安静下来，我也睡着了，醒来时已不知几点了。下楼时，我看到玛丽正坐在燃气暖炉旁，一手拿着黄油面包，一手端着一杯淡咖啡。我看了看表，已是午夜了。
“我煮了一壶咖啡，”玛丽指了指厨房，“自己倒吧。”
于是我倒了杯咖啡。我们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只听得到彼此嚼面包和啜饮咖啡的声音。
“华莱士肯定留下来向那些家长解释了，”我找话说，“修女们一定会想办法让演出成功的。”
“那小子真欠揍，”玛丽说，“真是一头蠢驴！”
我也这么认为。玛丽猜他大概是新来的孩子，以前一定住那种六联式的硬纸板盒 [6] 。我告诉她，从人类诞生那天起，孩子们就免不了掐来掐去，但总有一天就不掐了。玛丽提到演出过后的百乐餐时，说自己找到了从未用过的秘密配方，家长们定会围在自己那盘果冻前，一边把盘子装满，一边对那盘加了特殊食材的果冻赞不绝口。从多特房间出来后，我就一直半睡半醒，有些恍惚，于是想都没想就说到了自己带去的那道菜。
“你看没看到我用特制平底锅带去的东西呢？”我问。
“没有。”她答道，连锅里装的是什么都没问。我拍拍她的椅子，笑了起来。
“好吧，你听好，”我说，“那道甜品是以你的名义送去的。”
“我的名义？”她来劲了。
“我在锅底贴了你的名字，”我说，“不过是我自己做的。”
玛丽安静了下来，满心好奇。
“你到底做了什么？”她问。
“吉露果冻沙拉。”
“好吧，哪一种呢？”她回道。
“螺母和螺栓做的，”我说，“还有各种各样的垫圈，为了这盘果冻，拉塞尔的工具箱被我洗劫一空了。”
玛丽的眼神一下子冷冰冰的，瞪了我好久。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去，朝杯子吹气，好像要把咖啡吹凉。我以为她会听懂我的笑话，然后放声大笑。我想，她什么反应都行，唯独别是当时那样。她一言不发，肩膀垮了下去，背驼了起来。我看着身穿奇怪花色连衣裙的玛丽，终于明白她伤心了。我知道她不会承认自己伤心了，其实她比我更渴望一场圆满的演出。她想走来走去，尝尝每位家长带来的拿手热菜，然后品头论足，她想炫耀自己的侄女演了主角。这是她第一次这么参与到多特的生活中来，也许也是最后一次，除非来一阵狂风将她的肉铺夷为平地。可现在，她没有理由继续待下去了。
“我要走了，”她说，“肉铺的门没锁，狗没拴。”
她披上外套，走了出去。我伫立在门口，看着她的车尾灯在黑夜里渐行渐远。我几乎从未设身处地地体会过她的心情，但现在我能体会到了。她一个人坐在卡车狭小的驾驶室里，摇摇晃晃。今夜这么冷，即使戴着花哨的薄手套，她也只能单手驾驶。她要边开车边向手心哈气，两只手就这样不断交替。从我这儿到阿格斯有三英里远，路况很差，路面结了冰，坑坑洼洼，非常危险，我望着她的车小心翼翼地驶远。红色的车尾灯在远处的路口闪了一下，然后消失了。
观鸟店
几天来，阿德莱德都沉默寡言，从卧室的小窗望向被雨水打湿的树叶时总是一副沉思的模样。她这是在警告奥玛她要发脾气了。她不是生奥玛的气，但不管怎样，她的怒气像雨水一样越积越深，奥玛挡也挡不住。每当阿德莱德情绪失控时，奥玛就退到一旁，任她拍桌子、踢东西、骂人、砸电视，只要她能平静下来，做什么都行。
天没大亮，醒来后奥玛发现阿德莱德不在床上，便溜下楼来，暗中观察她的情绪，发现她正在餐桌旁喝着可可饮料。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皮肤变得苍白如纸，头发也是如此，如一圈显眼的光晕。她的嗓音依然清澈，腰肢依旧纤细柔软，四肢灵活，反应灵敏，说话铿锵有力，犀利的眼神常使来看鸟的顾客不寒而栗。现在，她身穿一件白色的宽松长袍，显得鼓鼓的，她用一支削尖的铅笔戳着盆里的一棵小翡翠木。奥玛看了一会儿，就溜上楼去穿衣服了，然后从屋后破旧的楼梯下到一楼。
屋外，草上的露水已开始蒸发，棕榈树灰蓝的叶子生机勃勃，随着晨风阵阵摇曳。几只早醒的小鸟已开始不安分了，在圆形的铁丝笼里跳上跳下，它们想展翅高飞，因翼展不同而扇两次或三次翅膀，又落到笼子的另一边。每天早上它们都要挑战笼子的极限，体验一下笼子的大小和形状，然后才老实下来，唱唱歌，吃吃食。它们的脑袋太小了，小得像表芯，虽然精准却不好使，学到的一丁点知识睡一觉就忘光了。
奥玛踏进银色的大露台。阳光透过棕榈树，洒在露台上，吸引了来参观当地景点的游客。他进去时，鸟儿都伸出爪子腾空而起，先在半空中盘旋，而后飞到固定在混凝土里的枯树枝上，磨自己的喙。铁笼有着高高的拱顶，黑色的轮廓与珠灰色的天空形成对比。院子那头，阿德莱德开始发脾气了。奥玛没回头，但阿德莱德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尖叫，这让奥玛心里很不是滋味。有时，在捕鱼船上，奥玛的朋友会把两条杂鱼穿在同一个钩子上，然后扔给海鸥。他们看着飞来的海鸥匆匆吞下杂鱼时被钩子穿住，最后糊里糊涂丧了命。这一幕让奥玛觉得他和阿德莱德也如同被恶意绑在一起的两条杂鱼，他对她的疼痛感同身受，却又无能为力。
奥玛穿过铁笼，回到喂食室。鸟儿们知道是要喂食，聚了过来，它们的眼睛如蛇眼一般明亮。它们胃口大，一天吃下的食物重量远超过自身的体重。奥玛不喜欢它们大清早闹腾，虽然它们只有这会儿看起来不是傻乎乎的。它们贪吃起来像捣蒜一样，不停地用喙啄着水果碎块和肥油。奥玛刚一转身，就听到屋里传来咣当一声，那是玻璃摔碎的声音，或许是阿德莱德把架子上的瓷器装饰品扫了下来，要不就是把厨房的酒杯架子拽倒了。不过，她从不伤害自己。玻璃便宜得很，离得最近的邻居也住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外，所以没必要拦她。可漫长的等待让奥玛心焦。
为了打发时间，他开始想象阿德莱德发完脾气、恢复正常后的情形。他们手牵手，站在前院里蓝花楹花丛后面，嘲笑游客说的傻话；她玩纸牌赢了他，潇洒地摊开手中的牌；她把在门口车道上找到的一块平滑得发光的小石头放到他脸颊边；她注视着他的眼睛；她给他一块香皂；她喂他一瓣熟透的橙子；她递一份报纸给他。他想象着他们紧紧蜷缩在那张有点凹陷的旧床上，酣然入睡。
屋内静了下来，空荡荡的，奥玛起身离开大铁笼。鸟儿在他身后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全然忘记了他的存在。天空低沉压抑，气温升高，毛毛细雨落在皮肤上，留下一丝余温。他听到阿德莱德在扫地，就停在门外等待，直到听见两次倒簸箕的唰唰声，才走进去。阿德莱德站在厨房中间，脚流着血，头发被金属发夹紧紧夹住，身上的白色长裙像蓬松的积云般垂下。二人四目对视，只见阿德莱德嘴唇惨白，满脸恐惧。她拿起一只咖啡杯，颤抖着倒满咖啡，奥玛从她手里接过杯子，以免咖啡溅出来。
[1] 全名威廉·约翰·华纳（willia john warner，1866—1936），爱尔兰星相学家，其绰号“切洛”（cheiro）源自于手相学（chiroancy）一词。他撰写过多部关于手相学和占星学的书，最著名的或为《大众手相学》（palistry for all ）。
[2] 智慧线上有岛纹预示着思想不集中，记忆力或脑部受损。
[3] 用油墨在窗户上绘制多条相交的对角线而形成的阴影。
[4] 指每人自带一道菜肴的聚会。
[5] 一种单轮设备，可加装在摩托车、踏板车等车的侧边，将车辆从二轮变成三轮的样式。
[6] 指一排六户的联排住宅，外形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