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2）

1

“丁零零”，清脆的一声响，咖啡店的玻璃门被推开了，走进来的是一个里面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外套粉色长款针织衫的漂亮女孩，她留着一头披肩卷发，半掩着雪白而圆润的面庞，也许是没有睡好觉的缘故，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在眼窝里陷得有点儿深，虽然嘴角总是可爱地微微上翘着，但眉宇间不经意的轻蹙，却让这笑容显得有些忧伤。

上午十点的咖啡店空空荡荡，她在咖啡店里扫视了一番，很快就发现了那个斜靠在椅子上看书的人，走过去，在其对面坐下。

看书的人才发现自己等的人到了，放下书：“小郭，很久不见！”

“好久不见，思缈。”郭小芬笑着说，“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这个问题，好像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刘思缈说。

她们两个是一对奇怪的朋友，一个是年轻有为的刑事鉴识专家，一个是蜚声业界的媒体记者，在过去的时光里，她们在工作上是某种对立的关系，就像所有都市报的采访者与公立单位的被采访对象一样，一个要想方设法刺探到独家新闻，一个要严防死守避免走漏消息。她俩因为工作没少吵架，彼此到对方单位的领导那里投诉也是家常便饭，但随着时间流逝与年龄增长，她们终于发现，就本质而言，她们都是渴望治疗这个社会种种疾病的医生，只是内外分科不同罢了，于是渐渐忽略掉那些纯属性格和生活习惯造成的分歧，彼此理解和合作……她们依然是船上和岸上两种不同的人，但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搁浅时又不妨拉对方一程。

“我挺好的啊。”郭小芬摸了摸自己的脸蛋，“辞职就像失恋，最初总是轻松的，每天沙发薯片刷网剧，感觉像泡在水里的豆子一样在发胖……思缈，你可是又瘦了不少，是不是因为扫鼠岭那桩案子？我听说你在破案之后就离开专案组了啊。”

“所以说你人在家中坐，消息天上来。”刘思缈笑着说，然后冲着柜台扬了一下手，一个侍应生走了过来，问她们喝点什么。刘思缈给自己点了一杯椪柑雪梨茶，郭小芬要了一杯拿铁。付完账后，侍应生将一只小驯鹿玩偶放在了她俩的桌子上，当成点单待上的凭证，郭小芬一把抓了过来，使劲胡撸了几下，看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因为香茗？”

刘思缈一愣，目光停留在木头桌面一条不知是刀割还是自然裂开的裂隙上，久久没有移动。

咖啡店里正袅袅地回荡着一首不知名称的韩语歌曲，柜台那边响起一阵叮叮当当的杯子碰撞声，咖啡豆磨粉的嗡嗡声，打奶泡器搅动牛奶的哗哗声，一切都轻切悦耳，似有若无，仿佛是在回味着某个永远不能忘怀的旧梦。

郭小芬知道自己说对了。扫鼠岭案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她就得知了消息，很快又从微博上看到市局发布的通告，重大犯罪嫌疑人周立平已经被捕。作为长期跑法制新闻的记者，她对十年前发生的“西郊连环凶杀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当时心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坏了，恐怕要连累到思缈”。一来，从媒体和公众的角度讲，对一个曾经的连环杀人凶手的二次犯案，肯定要追究他当初为什么被轻易放过，那么就一定会挖出林香茗当初的纵敌；二来，全市公安系统都知道刘思缈对林香茗怀有什么样的感情，这种情况下，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肯定要让她回避此案。

沉默了好久，刘思缈才慢慢地说：“上级领导有更加周全的考虑。十年前的‘西郊连环凶杀案’，我也参与了一些侦破工作，香茗认为周立平确实杀死了房志峰，但是和另外三位女性的死没有关系，这个结论我也是认同的，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能推翻这一结论的新的证据。”

“但是公众不会这么考虑。”郭小芬说，“在公众的眼中，一个刑满释放犯的再次作案，只会更加坐实他之前的罪行。”

“刑侦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可以感情用事，不可以用揣测代替真相。所有的结论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之上。”刘思缈说，“公众可以质疑，但无权干预。”

“但是，你自己现在就有质疑——我说得对吗？”郭小芬突然说。

这是斜刺里的一剑！稳准狠，且来势极快！

换成其他人，当时就被豁开心扉了，可刘思缈却只一笑就闪过了：“说说你自己，为什么辞职？那天在扫鼠岭见到张伟，他说你被连续毙稿……你可是跑口的老记者，怎么会出现这种事？”

也许是一剑刺空了的失落感吧，郭小芬有些惆怅，就在这时，侍应生把椪柑雪梨茶和拿铁都端上来了，各自散发着香气。刘思缈端起茶杯，轻轻地吹了吹，嘴唇沿着杯沿儿啜了两口。郭小芬用小勺慢慢地搅动着咖啡，看着本是心形的拉花变成了一团乱糟糟的奶泡，突然说：“也许是因为我只喜欢喝调制咖啡吧……”

刘思缈没有听懂她的意思。

“所有的事情，归根结底都可以分成两类：制式的和非制式的，从服装到职业到教育到餐饮……媒体工作也一样，制式的叫新闻稿，非制式的才叫新闻。新闻稿就像速溶咖啡，水、咖啡粉和伴侣都是调配好的，你照着喝就行了，也许牌子不一样，也许口感不一样，但说到底都是被动的接受；真正的新闻应该是调制咖啡，由新闻记者根据采访到的素材，辨析、整理、加工、撰写，从不同角度还原出事件的部分真相，这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郭小芬说，“但现在，我们报社的总编只许卖速溶咖啡，我认为这是对真正的咖啡调制师的一种侮辱——当然，大部分顾客是无所谓的。”

“可能是你们总编担心人工调制的咖啡存在卫生问题吧。”刘思缈说。

“事实证明，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永远只出现在制式咖啡里，尤其是咖啡遭到企业垄断并配方保密的时候。”郭小芬说。

“看来我没有找错人。”刘思缈又啜了一口椪柑雪梨茶，“你告别了新闻行业，但没有告别新闻理想，而我想要做的事情，恰恰就需要一个就算辞职了也依然保有新闻理想的记者来完成。”

千里来龙，至此结穴。郭小芬瞪圆了眼睛：“终于说到正题了，你今天约我来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刘思缈望着郭小芬说：“我想让你协助调查扫鼠岭案件。”

2

扫鼠岭案件从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在这两天的时间里，假如用一个词来概括警方在逮捕周立平之后的状态，大概没有比“蒙圈”两个字更合适的了。

当然，一开始不是这样的，真的，所有人都以为既然抓住了周立平，接下来整个案件将像庖丁解牛一样容易。所以专案组士气高涨，为了将这个案子办成铁板一块，采取“先外围后攻心”的策略，督促各个相关部门加班加点，把所有与案情相关的证据都搞到手、弄扎实，然后再集中精力审讯周立平。

先来看物证。

首先是法医中心传来消息：通过在邢启圣住处提取到的头发，与扫鼠岭隧道风亭里发现的编号c尸体进行dna比对，确认编号c尸体确系童佑护育院院长邢启圣本人。

通过在童佑护育院住宿室提取到的头发、医院进行先心病治疗中采用自体血回输技术留存的血样，与编号a、b、d三具尸体分别进行dna比对，也已确认他们都是护育院的孩子。

其中，编号b的女尸名叫董心兰，今年九岁，生前患有轻度脑瘫，父母双亡，有一个姐姐早已不知去向；

编号a的男尸名叫赵武，十二岁，也是个孤儿，患有严重的先心病；

编号d的那个被压在最下面的小女孩名叫李颖，五岁，生前患有唐氏综合征，智力存在障碍，被父母遗弃。

对童佑护育院工作人员的审讯证明，这群孩子是一个月前从a省来到本市的，为的是参加本市一家民营医院“爱心医院”的福利治疗和体检活动。“爱心医院”亦属“爱心慈善基金会”出资承办的综合性民营医院，以收治儿童疑难病症患者为主，在治疗儿童先心病、脑瘫、重症肌无力等领域都颇有口碑，每年的秋天和冬天，医院都会从a省的福利院接过一批孩子来，给他们做全免费的治疗和体检，根据媒体报道，这一善举已经持续几年了。当然，由于医院的条件有限，不可能让孩子们住进医院，就在医院附近租了座小楼，让孩子们临时居住，这就是童佑护育院的由来。

紧接着，刑事技术处对唐小糖从隧道风亭下面找到的那块江诗丹顿手表和黑色zippo防风打火机进行了检验，根据池凤丽、崔玉翠等人的辨识，以及对邢启圣昔日照片的比对，可以确认这两样东西都是邢启圣随身携带的物品。不过除此之外，在犯罪现场的反复多次勘查，并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有价值物证——别说这些了，楚天瑛带着几个刑警撅着屁股在苗圃忙活了两天两夜，连蚂蚁洞有几个都能数得一清二楚了，却没有发现半个可以做同一认定的指纹或足迹。

也许米其林3st浩悦轮胎留下的车辙是个例外。专案组对名怡公关公司的车辆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购车单的记录和斯派4s专卖店提供的资料，认定苗圃里的车辙，正是案发当晚周立平开过青石口东里红绿灯的那辆黑色斯派留下的，这是案发以来最有价值的同一认定！一般来说，单凭这一证据足以让犯罪嫌疑人无可抵赖，低头伏法，但面对的是周立平这样一个对手，专案组不敢掉以轻心。按照他们的设想，那辆车里一定藏有可以指证周立平的物证，不妨多获取一些“弹药”再进行审讯，以便在周立平百般抵赖时将其一举击溃。所以警方花了很大力气，在周立平的居住地、童佑护育院、名怡公司所在的润唐高科技孵化园区等一切能想到的停车地点展开了搜索，天眼系统把从案发到周立平被捕这段时间的本市所有交通监控系统拍摄到的图像进行了大筛查，但好几天过去了，就是找不到那辆车。专案组转变思路，从“弃车”的方向考虑，联合交警大队、消防大队以及西郊治安保卫大队，把扫鼠岭里里外外搜了个底儿掉，甚至还组织了六个搜山小队沿扫鼠岭往西山方向的公路搜索，都快搜到邻省了，依然一无所获。考虑到周立平在案发第二天是正常上班的，他无论把车开出多远，扔到什么荒郊野外，都存在着一个要“回来”的问题，所以不可能跑出太远，因此那辆黑色斯派轿车的不翼而飞，更是让所有人困惑不已……

物证的搜索到此就算彻底梗阻了，虽然一把大火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早在专案组预料之内，但有价值的物证这么少，还是令不少警员气沮不已。

再来看人证，包括对受害者的个人情况的调查，以及案件关系人的证言。

首先是邢启圣的个人情况，他今年五十五岁，年轻时曾经是a省省会医院的医生，结过一次婚，老婆跟他离婚后出国了。他有一个弟弟名叫邢启贤，任“爱心慈善基金会”的副会长，也许正是通过这层关系，邢启圣后来离开了省会医院，来到本市，在“爱心医院”任职皮肤科主任医师，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为什么又从医院离开，做了童佑护育院的院长。虽然“爱心医院”只是家民营医院，但规模不算小，从重点科室的主任医师改去当一个实质上不过是“黑民宿”的主管，这比坐过山车的下坡出溜得还快，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有待调查。

邢启圣的前妻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邢运达，二十八岁，目前任名怡公关公司的副总。周立平被捕的当天，警方对名怡公司展开了初步的调查，发现邢运达没有上班，费了好大劲，才在他的同居女友家里找到了他，在把其父丧命扫鼠岭的消息告诉他之后，他的表现很是奇怪，苍白的瘦脸上一开始非常麻木，后来突然嘴角抽搐起来，不停地问是谁杀了他爸，恶狠狠地说要亲手宰了凶手给他爸报仇，说着竟从腰间拔出一把开了刃的关兼常 [1] 。警方对此毫无准备，好几个人一拥而上才把他摁住，将刀夺了下来……他的麻木和狂躁都不像是装的，但一个年近三十的大小伙子，又是公关公司的副总，表现出了这么不成熟的心智，还是让警方困惑不已。林凤冲甚至悄悄派人调查他在扫鼠岭案件发生时有无不在场证明，后来发现当晚这小子正在和几个朋友玩儿绝地求生，刷了整整一夜，而且开了虎牙直播，一切都有视频记录，在网络游戏里杀人过瘾的他，绝无去扫鼠岭上一逞凶威的可能。

得到邢启圣的死讯后，邢启圣的弟弟邢启贤和a省福利院院长崔文涛立刻坐高铁来到本市，他们表示一定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邢启贤今年四十八岁，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衣着整洁，谈吐文雅，只是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不竖起耳朵根本听不见。谈起哥哥的死他忍不住流了泪，但泪流得很有节制，恰在干纸巾一擦即湿和湿纸巾一擦即干之间。对于刚刚发生的案件，他提供不了太多的信息，只是不停地强调两件事：第一是哥哥长年在外地居住，自己和他联系甚少，偶尔有联系也纯粹是工作性质的；第二是哥哥是个好人，从来就没听说过他有什么仇家。

相比之下，a省福利院院长崔文涛跟邢启贤完全是两种风格。依林凤冲的想象，在福利院任院长的应该是慈眉善目的老爷爷或老奶奶，所以初见崔文涛时，他比见到卸妆后的网红还要震惊：此人不仅个子矮小，而且长得獐头鼠目，活像一只饿了一冬天的黄鼠狼，由于龅牙的缘故，两片薄薄的嘴唇总合不上似的，这张合不上的嘴里话特别的多，见到警方后就不停地点头哈腰，“是是是，好好好，一定一定一定，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要不拦着能说满“中国有嘻哈”整个赛季，但仔细一听全都是废话。

崔文涛对邢启贤毕恭毕敬，这让林凤冲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从组织架构上来说，省福利院院长是公家人，而“爱心慈善基金会”说到底不过是个民营的慈善机构……直到柴永进悄悄提醒他“你忘了，杜老板的女儿就是被这个基金会下属的校园贷公司逼死的”，他才恍然大悟。

值得一提的是，接待邢启贤和崔文涛的全程，杜建平都没有出面，一直让林凤冲代理。

林凤冲有心给杜建平出口恶气，所以对邢启贤和崔文涛一点儿没客气，所有的话都是横着出来的，但这俩人一个神情冷漠寡言少语，一个啰里啰唆却答非所问，时间一长搞得林凤冲也觉得不是办法，只好换了副不那么敌对的口吻，这才摸出了一些情况：a省属于经济不发达的贫困省份，直到改革开放前都存在着诸如近亲结婚、儿童免疫工作下县不下乡等问题，残障儿童特别多。之后靠着采矿业和印刷业的发展，经济上有所好转，但这两个工业都属于污染大户，所以又导致畸形儿的出生率不断增加。这些孩子被大量遗弃，当然还有不少是父母双亡，或者父母外出打工留给老人照顾，而老人去世后又联系不上其父母的……省内现有的福利院再增加十倍都不够，民政部门只能号召各县、乡、镇“自行解决”，其主要办法就是民间募捐，再用善款支持福利院的各项开销，爱心慈善基金会就是这时成立的。总会设在省会，每个县都有分会，通过慈善募捐等方式获取了大量资金，实际上成为a省福利院及其设立在各县、乡、镇分院的金主，并逐渐掌握了各个分院建设和管理的控制权，而a省福利院总院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纯粹的办公机构。说到这一点，崔文涛打了个比方：“我们总院就像是网上商城，没有自营平台，打开网购页面全都是加盟分店，只不过监管和物流归我们负责。”——像遇害的董心兰、赵武和李颖，都是从分院挑出来的患儿，集中到总院，再送到本市的。

物流看来确实是省福利院负责的，但监管就不一定了。当林凤冲问起“把这些孩子从省里送到本市的人是谁”时，崔文涛说了个名字。林凤冲又问：“这个人为什么没有留在本市，对孩子们的安全进行监护？”崔文涛说有童佑护育院就不需要再留人了，一切由童佑护育院负责，等孩子们体检和治疗完毕，护育院会通知省福利院派人把孩子接回去。林凤冲的口吻立刻严厉起来：“童佑护育院负责？它负得起责吗？那么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应该由谁来负责？”崔文涛眨着眼睛不说话，余光瞄着邢启贤，却又不敢多瞄。邢启贤沉默了很久才说：“必须承认，确实存在监管上的漏洞，所幸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应该如何查漏补缺，改进工作，杜绝此类事件再一次发生，将是我们爱心慈善基金会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林凤冲听完这番话，不禁目瞪口呆。

这俩人从市局离开时，林凤冲明确告知他们：在案件没有全部查清之前，请不要离开本市，以备警方随时征询。

邢启贤没有说话，崔文涛则忙不迭地说：“是是是，好好好，我们还要等陶会长回来，向她汇报工作。”

崔文涛口中的“陶会长”，是指爱心慈善基金会会长陶灼夭，今年三十八岁，单身，其父陶秉曾经担任a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虽然退休多年，但在地方上依然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并且还挂着基金会名誉会长一职。陶灼夭每年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本市居住——陶家在本市原来有三套住宅，反腐风暴开始之前，不知得了什么消息，把房子的产权都转移或清退了，致使纪委在调查中扑了个空——她现在居住的地点在五星级的荷风大酒店e座四层的一个套间里。需要说明的是，“爱心慈善基金会”把整个e座都租了下来，作为驻本市的办事处，有二十多名工作人员在此工作。另外，荷风大酒店距离童佑护育院和爱心医院都不算太远，三者虽然在地图上不属于同一个街区，但是彼此之间步行距离都不超过十五分钟，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在案件侦破中将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陶灼夭在扫鼠岭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凌晨一点，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巴黎了，她走得非常突然，实在不明白她何以要乘坐这么一班红眼航班匆匆出国，对此，就连身为副会长的邢启贤也一脸茫然。面对林凤冲提问的“陶灼夭急着出国到底有什么事”，他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这让林凤冲明白了：陶灼夭出国没有跟他以及爱心慈善基金会的任何领导打招呼。但订票系统显示她是在前一天晚上九点半订的机票，尸检结果证明，那时邢启圣还活着，所以警方也就没有将她的出走与扫鼠岭案件联系起来。当林凤冲打通她的手机时，她已在巴黎，在电话里她的声音疲惫，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惶，得知扫鼠岭案件之后，手机里一片死寂，很久很久，在电话里她突然大声抽泣起来，不停地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老刑警林凤冲凭着直觉做出了两个判断：第一，陶灼夭可能真的不知道扫鼠岭案件；第二，她一定知道一些跟扫鼠岭案件相关的东西。

当林凤冲要进一步追问时，陶灼夭做出了一件令他啼笑皆非的事情：她居然把手机挂断了！再打过去，已经关机！

这让林凤冲想起了小时候跟同学下棋，经常发生下不过了就掀棋盘的事儿，但眼下四条人命陈尸扫鼠岭，岂能棋盘一掀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他连续拨打陶灼夭的手机多次显示关机之后，又向邢启贤要来她的微信，加对方好友不予通过，只好写了一条短信发过去，不外乎希望你早日回国配合警方调查，不要隐瞒案情，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云云，不过陶灼夭始终没有回复。

林凤冲联系巴黎警方，对陶灼夭的行动有所监控，但这条线就此暂时中断了。

3

负责审讯童佑护育院工作人员的孙康那边，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尽管被护育院垃圾一样的饮食和餐具气得血管突突直跳，但是单凭这些，连《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都构不成，对此孙康十分清楚，糟糕的是副院长崔玉翠也很清楚，所以任凭孙康怎么拍桌子瞪眼睛，她就是抱着胳膊跷着腿，一问三不知，有些问题实在绕不开就敷衍几句，敷衍时也是夹枪带棒的：“我从来不过问同事下班后的私生活！”“我一个副院长怎么可能管正院长的事？”“孩子的登记注册由办公室王菁管，起居饮食归护育员管，体检治疗归邢院长管，你问的这些超出我的责任范围了！”“你问我负责什么？我主外不主内，这护育院的房租、水电、一日三餐不花钱啊？钱从哪儿来？天上掉不下来，土里种不出来，得我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厚着老脸从外面讨回来（说到这儿她用右手手背啪啪啪地拍左手手心）！”“看孩子是个体力活儿，何况这些孩子还都有病，不让我的员工吃好点儿，哪儿有精神头看孩子？”“您甭吓唬我，我懂法！老天爷打雷，劈的都是该死的，劈不到我头上！”

孙康问不了几句就得冲出审讯室，在楼道里深呼吸几口再进去，“不然我非揍她个老泼妇不可”！

崔玉翠所提到的王菁，就是那个坐在办公室打王者荣耀的财务兼hr。这个女人长着一张马脸，脸上的肉像死了一样，没有任何表情，只有嘴角总挂着一丝嘲讽，问她任何问题，她的回答都绝不超过三个字：“不知道”“不清楚”“没看见”“没保存”……就算孙康发了脾气，瞪起眼睛山吼：“突然少了三个孩子，晚上没有回护育院，难道你不管吗？！”她也照样是一副参透了生死的模样，唯一不同的是回答多了两个字：“这归院长管。”

那三个满脸横肉的保育员，更是久经沙场的老妈子，比电视剧里走出来的还能演戏。跟她们好好讲话，她们就一口一口“咋儿”：“我咋儿能知道呢？”“我咋儿能管这个事儿呢？”板起脸来教训两句，她们就撒泼打滚，真敢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干号没眼泪。但她们别有一项本领，就是能准确地把握住警察即将发火的“临界点”，恰在那个点上突然收声，把脸一抹，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如果警察再问，就把从“咋儿”到干号的大戏从头重演一遍，搞得孙康哭笑不得。

至于那个愣头青司机，挨了马笑中一顿臭揍之后，老实了不少，但面对警察的审讯依然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硬顶不敢就装怂，耷拉眼皮，无精打采，有问必答，答非所问，只对一件事情特别关心：“我被你们打了，打得还挺重，这医药费该谁出？”

他们没有一个人关心那三个失踪孩子的去向（警方对媒体发布的扫鼠岭案情，并未提及童佑护育院，出于审讯策略，警方也没有向护育院员工透露扫鼠岭上的死者身份），甚至在辨识了那块江诗丹顿手表和黑色zippo防风打火机之后，他们对院长邢启圣到底出了什么事也漠不关心……审问这帮人的过程，让孙康感到绝望。他是个老民警，贼偷流氓泼皮无赖什么人都见过，但是眼前这群人仿佛一堆没有任何感情的石头，冷漠无情，麻木不仁，针插不进，水泼不湿。搁在从前，至少对那个愣头青司机，他肯定敢上去扇两巴掌，但现在不行，不要说刑讯逼供了，稍有暴力嫌疑，都会引起上级司法部门的调查。像马笑中干的那种事儿，也只有马笑中那等人才干得出来，孙康可不敢，孩子上补习班的学费、老妈的血糖试纸，还有患淋巴瘤的老婆每个月要吃的美罗华，件件都指着他那点儿工资和警衔津贴呢。

不过，磨破了嘴皮子也并非完全没有收获。

至少在门卫老徐头、保洁张阿姨和院长秘书池凤丽那里，孙康还是挖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门卫老徐头的牙几乎掉光了，说话漏风得厉害。对警方的问题，他的回答尚算积极，就是每句话都要说上个三四遍才能听清。他说昨天院长是下午两点多开着一辆黑色斯派轿车离开的——那辆车属于名怡公关公司所有，名怡公关公司除了承担爱心慈善基金会的公关工作之外，跟爱心医院和童佑护育院也有很密切的合作往来，所以有时就把车借给他们使用，当然，名怡公司需要的时候，也会派周立平过来把车开走——院长开车回来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左右，车就停在院子里。后来自己闹肚子上了趟茅房，蹲坑时间有点儿长，所以车什么时候开走的他就不知道了……不过他说了一句令警方十分震惊的话，“院长离开医院吗？十点半的样子吧”——考虑到邢启圣在相差不过三分钟的时间里就尸横扫鼠岭，这一证言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孙康反复问老徐头能否确认十点半离开医院的就是邢启圣本人，老徐头支棱着脖子说：“那还能有假，院长就从传达室门口过去的，他那身衣服我还能不认得？！”

孙康发现他说话时总喜欢眯着眼，怀疑他老花眼，仔细一问，果然如此，所以他言之凿凿的“院长本人”就要大打折扣，毕竟经传达室走出大门只是一闪而过的事情。

但是，保洁张阿姨的证词则从侧面证实了老徐头一番话的可信度。张阿姨是个面容敦厚的胖女人，跟那三个保育员相比要质朴和善良得多，看上去五十多岁了，其实才三十出头。她说昨晚十点多自己从宿舍起身上厕所的时候，看见位于同一楼层的院长办公室的门里面亮着灯，屋里有走动的声音。

“你没进去看看是谁？”孙康问。

“大半夜的又没什么事，我怎么可能闯院长的门啊！”张阿姨皱着眉头说，“院长经常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有时候就住在里面了。”

“他的办公室平时锁门吗？”孙康又问。

“有时锁，有时不锁……”张阿姨说，“但除了早晨八点、中午十二点和晚上六点要打扫一下之外，也没什么人敢随便进去。”

一个“敢”字，含义隽永。坐在张阿姨对面的孙康，轻轻地把身子往前探了探问：“你们很怕院长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阿姨似乎觉察到自己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脸涨得通红，憋了很久才说：“他是领导嘛，领导就是要凶一点儿，别的就没什么了……挺好的。”

孙康知道张阿姨肚子里一定是有货的，但不可逼之太急，审讯的技巧之一是：如果放弃追问一个让对方高度紧张的问题，一定要抛出一个让对方感到松懈从而愿意回答的问题，所以他问：“张阿姨，邢院长的事儿咱们回头再说，但我就不懂了，你们护育院大晚上的仨孩子不回来，保育员都不带着急的，这像话吗？”

张阿姨眨巴了几下眼睛说：“那个小武老是挑头儿跑，我们都习惯了。”

“挑头儿跑？”孙康一愣，“什么意思？”

“就是赵武那小子，嫌护育院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经常带着几个小朋友就溜出去了，几天就回来了，年年都这样。”

“年年？”孙康问，“赵武每年都来本市体检和治疗吗？我怎么听说省福利院每年都要换一批新的孩子送过来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每年换一批孩子来是不假，但小武、董心兰、李颖他们几个，反正是每年都要来。”

“既然逃出去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都是生病的孩子，能跑多远啊，没有药吃，没有饭吃，反正末了不是自己回来了就是被人送回来了……”张阿姨说。

“回来会受责罚吗？”

“最初我记得他们确实挨过院长和保育员的打，尤其小武，带头那个，被打得很重，棍子打、皮带抽的，打完得在床上躺好几天才能动，后面几次逃跑，回来也不打了，只当他是出去玩儿了几天。小武那孩子后来也学皮了，一说要打他就脱了裤子把小鸡鸡亮出来，直挺挺的，挺大个孩子了，一点儿也不害臊……”张阿姨说到这里，脸上难得地浮现出一丝笑容，“警察同志，他是不是在外面犯了什么事儿了？那孩子可不是个坏孩子啊！你们多批评教育，可他毕竟身上带着病呢，别说孩子了，就是大人，一天到晚总带着个病，那人也好不了啊，您说对不对？”

孙康望着张阿姨，很久才轻轻地点了点头。

对于小武的看法，池凤丽和张阿姨迥然有别：“那就是个坏坯子，坏透了！掀我的裙子，偷我的丝袜，用烟头在我的口罩上烫窟窿，总之就是个小色魔、小恶棍！”

说这话时，她杏眼圆睁，柳眉倒竖，一张本来俊俏的脸蛋拧巴得能做表情包。

“现在你不用再担心了。”孙康冷冷地说，“他已经死了。”

不对童佑护育院工作人员透露他们的被拘押与扫鼠岭案件有关，是专案组制定的审讯策略，唯一的例外是池凤丽，因为专案组通过外围调查和内部观察，一致认定池凤丽是这个护育院最薄弱的一环。她是那种典型的花瓶女孩，头脑简单、物质欲强，但又胆小怕事，心地不坏，所以适时抛出一个重磅炸弹，也许能在瞬间瓦解她的心理防线。

不出所料，听到赵武已死，池凤丽瞬间僵住了，张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赵武死了，还有另外两个孩子，以及邢启圣。昨天晚上在扫鼠岭上发现了他们的尸体。”孙康的口吻更加严厉，却不再往下说，只观察池凤丽的反应。

池凤丽低下头，肩膀轻轻地颤抖起来，发出抽泣的声音，很久很久，才抬起头来，眼里闪烁着泪花，喃喃道：“有一次我姨妈来了，肚子疼，口又渴，拿了瓶矿泉水要喝，小武见了一把夺过去，说女生来例假时不能喝凉水，然后去给我打了杯热水来，我问他怎么知道我来例假了，他说他什么都知道……那个小坏蛋……”

对于三个孩子的夜不归宿，她的回答与张阿姨相仿，也是因为此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最后出走的孩子们总是能自己回来。出事那天晚上，她一直在本市的天堂夜总会跳舞，对邢启圣的动向完全不知情。

“我问得直接一点儿。”孙康顿了一顿说，“你和邢启圣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吗？”

池凤丽掏出纸巾擤了擤鼻涕：“有过几次……但他有些障碍，每次都很快就结束了，没什么意思，他好像对我兴趣不大。”

“邢启圣是个什么样的人？”孙康问，“让你随便说三个词形容他，你会选哪些词？”

池凤丽想了想说：“猥琐、贪婪、好色。”

“好色？”孙康望着她说，“可是你说他对你没兴趣……说句可能不大尊敬的话：我觉得你不是一个让男人没兴趣的女人。”

池凤丽说：“这我就说不好了，虽然我是他的秘书，但也就是带出去应应场面，我从来没有走进他最私密的那个生活圈，这方面，你与其问我，还不如去问张春阳，他们俩只要在一起，满嘴都是腥臊恶臭。”

“张春阳是谁？”孙康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爱心慈善基金会的普通员工。”池凤丽说。

孙康注意到，她把“普通”两个字说得很重，而且嘴角浮起一抹别有意味的冷笑。

看来这里面别有内情，但眼下不是追问的时候，因为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核实，孙康拿出手机，点开“语音备忘录”，一段音频在审讯室里回响起来，简简单单只有一句——

“扫鼠岭地铁着火了，你们快点派人来吧！”

连续放了三遍，孙康才问：“这个声音，你能听出是谁在说话吗？”

池凤丽点了点头：“这是邢启圣的声音。”

刑事技术处在对这段语音进行了分析处理之后，从背景音中提取到了一段咔嗒咔嗒的声音，经过现场比对，证明这声音来自苗圃内地铁c口附近的那棵槐树枝上缠着的破旧风车，这铁一样的证据，加上池凤丽的证词，足以证明当晚在扫鼠岭上给一一〇打报警电话的，正是后来陈尸隧道风亭的邢启圣！

那么，那个穿着邢启圣的衣服，在他的办公室滞留到十点半才离开护育院的人又是谁？这是一个尚无答案的谜团，从院长办公室的抽屉没有被撬开、财物没有丢失来看，这个人肯定不是什么窃贼；另外，应该正是此人接通了邢启圣从扫鼠岭上打出的第二个电话。

就在孙康表示审讯暂时告一段落，池凤丽可以回家休息的时候，她站起身，走到门口，突然转过身来说：“孙警官，我认为有个人十分可疑，很可能就是他杀害了老邢和那三个孩子。”

“谁？”

“名怡公关公司司机周立平。”

“你为什么怀疑他？”

“他以前就是个连环杀人犯，这一点不光名怡公司，连爱心慈善基金会和我们护育院都知道，大家平时都躲着他走，只有小孩子们不懂事，喜欢跟他一起玩儿。有几次我们护育院的人有事，没时间送孩子们去爱心医院，临时托他开车送一下，就这么的，护育院的孩子就跟他好上了，尤其是小武……”池凤丽说，“为此老邢曾经跟周立平吵过架，吵得很凶，我们都听见了，一开始周立平还凶巴巴的，后来老邢说他要再敢碰孩子就报警抓他，周立平才被吓跑了。老邢还提醒老徐头，让他把好门，不要放周立平再进来，禁止他跟孩子们接触。”

孙康点了点头：“你提供的这个信息很有价值！”

当孙康把上述审讯的厚厚一摞笔录交到杜建平手里之后，杜建平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然后把林凤冲叫来，神色凝重地说：“跟周立平短兵相接的时候到了！”

4

所谓“短兵相接”，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面对面的审讯。杜建平把从案发到现在自己所做的所有工作、证人的口供和搜集的证据反反复复想了好几遍，才发现什么都准备好了——除了他自己之外。

当了几十年的警察，破获的案件成百上千，但即将面对的对手，却是有史以来最让他感到棘手、头疼甚至——他永远不会在别人面前承认——紧张的一个。十年前他们曾经交过手，那时周立平还是个高中生，作为“西郊连环凶杀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被捕后一言不发，形如僵尸，以为自己这样就能逃过法律的制裁，结果还真就被他逃过了，只判了有期徒刑十年！这是杜建平一辈子都感到遗憾的事情。每个罪犯都像一块肥皂，你如果一次抓不牢他，被他从手心里滑走了，他可能一下子就滚进某个阴沟或暗角，从此逍遥法外，以一个守法公民的形象出现在社会上，阳光下他的影子绝不比别人黑暗半分。所以能够再次擒获周立平，几乎是个奇迹，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杜建平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无论在犯罪能力还是反侦查技巧上都有顶级经验的高手——要知道，当年周立平可是把警方的心理攻势、交叉讯问、生物钟干扰、测谎仪等审讯技巧领教了一溜够的——换言之，警方的一切他都熟悉，而他的一切，警方已经无比的陌生……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对周立平住处的搜查结果，尽管林凤冲带队，并调去了楚天瑛这样一位非常优秀的犯罪现场勘查专家做副手，但在周立平的屋子里还是一无所获。那是个破旧居民楼的顶层一居室，站在门口，整个房间一览无余：单人床、椅子、折叠桌、衣柜，都是老气横秋的木纹色，充满了出租房特有的气质，衣柜里除了几件衣服，还有雨伞、双肩包和做交通协管员时剩下的几面小旗，褥子下面压着两千多元现金和一张工商银行的储蓄卡，卡里面已经存了几万元。从床底下搜出了三双跑鞋和一套可拆卸电镀哑铃，邻居证实：周立平酷爱健身，每天早晚都要在小区里跑步，夏天的时候半开着门，看见过他光着膀子举哑铃，一身的腱子肉上汗津津的。

李志勇专门打电话给杜建平问：“有没有找到那把手枪？”

杜建平的回答令他失望。

刑事技术处恨不得把整间屋子都打包带走，可是用显微镜把每根掉在地上的头发丝儿都查看过，却仍没有找到一星半点儿能跟扫鼠岭案件挂上钩的物证，而且几个负责现场还原的工作人员一致认定，从物品的摆放、垃圾的清理尤其是被褥的折叠情况来分析，周立平从案发当晚回家到第二天出门上班，没有任何的异样。

这一切都令杜建平头疼不已。所谓证据，在法律上是个很复杂的概念，但说到底无非分成两种：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就是用一条直线就能把犯罪嫌疑人和罪行联结起来的证据，而间接证据则是要拐好几道弯才能将犯罪嫌疑人和罪行建立联系的证据。无论刑事审讯还是司法判决，最有价值的永远是直接证据。但目前警方所得到的一切，都是间接证据而不是直接证据：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监控摄像头拍摄到的周立平开着斯派驶过青石口东里红绿灯的图像，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你总不能在法庭上跟法官说“因为他以前杀过人，所以现在扫鼠岭上的四具尸体也很可能是他的杰作”吧！

这样一来，就只能指望面对面的审讯来撬开周立平的嘴巴了。

为了加深对对手进一步的了解，杜建平亲自问讯了名怡公关公司老总郑贵，让他讲述一下周立平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经过整理和核实，大致能坐实以下几件事。第一，周立平能来名怡公关公司上班，是出于一位名叫孙静华的女士的举荐。孙静华是本市某高级宾馆的会展部经理，名怡公关公司为客户策划的会议或活动基本上都在那里举办，所以郑贵一向很给孙静华面子。周立平来公司的第一天就说明自己曾经因杀人罪坐过多年牢，郑贵当时吓了一跳，但答应孙静华的事不好反悔，所以还是把他收下了。问了一下他有什么技能，他说自己在监狱里学过开车和修车，刚好公司有三辆车，却没有固定的司机，郑贵就让他做专职司机。第二，周立平平时很少说话，在公司里除了跟邢启圣之子邢运达关系不错之外，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私交，不过郑贵喜欢他的嘴严，出外办事总带着他。第三，周立平没有女朋友，他对公司的女同事一向敬而远之，就像女同事们对他的态度一样。第四，周立平确实喜欢孩子，有一次郑贵亲眼见到赵武来润唐高科技孵化园区d座找他，当晚邢启圣给郑贵打电话，大发雷霆，郑贵好说歹说才把事情压下去，返回头来狠狠训斥了周立平一番，周立平只是沉默不语。

上述这些，不但没有驱散笼罩在周立平身上的迷雾，反而加重了迷雾的浓度，特别是他与邢运达之间的关系，让警方再一次将视线集中在完全没有作案时间的邢运达身上，难道周立平的杀人动机是受了一个忤逆子的指使？那么又何必牵累另外三个无辜的小生命呢？此外还有第四点，周立平“喜欢”孩子，这“喜欢”二字很不简单……多年从警的直觉，让杜建平怀疑：曾经有过强奸杀人嫌疑的周立平，这一次的犯罪动机，很可能是猥亵甚至奸污儿童被邢启圣掌握了实际证据，因此才将他们杀人灭口！

一想到这里，心头的火就噌噌噌地往上冒，杜建平喝了好几口搪瓷缸子里的茶水，才把火压下去，问坐在对面的林凤冲：“周立平从被捕到现在，是个什么表现？”

林凤冲说：“一切都很正常。”

“正常？”杜建平把搪瓷缸子一放，“怎么个正常法？”

“吃饭喝水，拉屎撒尿，反正他住的那一居室也比单人小号大不了多少，我看他待得倒挺习惯的。”林凤冲不无讽刺地说，“情绪上他倒也很稳定，不吵不闹的，也不问啥时候提审他，好像知道自己早就有这么一天，只是——”

林凤冲话到嘴边有些犹豫，杜建平不耐烦地说：“想啥就说！”

“只是我觉得，他似乎知道自己犯了事儿，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扯！”杜建平把眼一瞪，“四条人命还不是大事？！”

“您别急，我这不是给您分析吗？”林凤冲笑着说，“照行话说，周立平是个老蹚客了，最深的水都蹚过，所以对自己犯了什么事儿，会受什么惩处，那肚子里绝对是提着灯笼打算盘——一本明账，他要真在扫鼠岭杀了四个人，那稳稳地吃枪子儿，任谁都会紧张，但他似乎没有一点儿紧张的感觉，顶多拘个十天半拉月就会出去的样子。”

杜建平愣了片刻，叹了口气：“告诉预审科，马上提审周立平。你也参加，我在审讯室隔壁的监视室全程观看，我就不信啃不下这块硬骨头！”

5

由于刘思缈并未参加对周立平的审讯，审讯的具体情况还是后来听林凤冲转述的，所以她在讲给郭小芬的时候，就省去了很多对细节的描述，只是把事实简单地罗列了一下。

审讯开始前，预审科做了很多预案，基本思路是设想周立平抵赖的方式：比如装傻充愣，仗着自己将物证清除得干净而矢口否认一切，尤其不承认自己当晚去过扫鼠岭；比如转移视线，用一个完全无法核实的事情来给自己提供不在场证明；比如丢车保帅，因为估计到警方在调查中一定能掌握他“喜欢”孩子这个情况，而承认自己有过猥亵儿童的行为，用小罪来脱大罪……甚或采取完全沉默的态度，就像十年前在“西郊连环凶杀案”中所表现的那样。而警方决定，最重磅的那枚炸弹——周立平开着斯派驶过青石口东里红绿灯的图像，一定要到最关键的时刻才打出来，以达到一举击溃其心理防线的作用。

谁知周立平的表现，还是远远出乎警方的预料。

审讯一开始，周立平坐在审讯室那张固定在地面的铁椅子上，无论上脚铐还是锁挡板，他全程都很配合，林凤冲竟用了一个“不卑不亢”来形容他的表现。

主审官在问了他一些个人基本情况之后，采用了最保守但也最稳妥的开场白：“周立平，知道你自己犯了什么事儿吗？”

周立平摇摇头。

“那你先好好想一想吧。”说完主审官把胳膊一抱，冷冷地看着他。

周立平大概没想到警方对自己是这么个“爱说不说，不说拉倒”的态度，有些吃惊，但他依然很镇静。

按照事先商定的策略，负责唱红脸的副审员把桌子一拍：“周立平！你给我放老实点儿，都套上铁枷枷 [2] 了还装什么哑巴？你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你自己心里没数？！”

周立平看了副审员一眼，没有说话。

“你瞪我干什么？瞧你那个凶巴巴的样子，都到了这个地步，还不老实交代，妄想顽抗到底？！”副审员劈头盖脸一顿训斥，但周立平一直沉默着，这时又轮到主审官唱白脸了：“周立平，你说你二十多岁的年纪，别人家风华正茂，大好青春，你呢，我给你掰着手指头数数，从十七岁到现在你都干了些啥，在西郊强奸杀人，弄死三个女孩和一个治安办主任，这是你干的吧？两年前偷袭一位警官并抢了他的手枪，这也是你干的吧——”

“我没有偷袭他，也没有抢他的枪。”周立平说。

这是周立平一以贯之的态度，对于犯下西郊连环凶杀案这一罪行，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而对“抢枪事件”，他是坚决不承认的。

但是主审官就是要让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先前的案件上，让他误以为警方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只能通过“翻旧账”来迫使他承认扫鼠岭案件是他所为，因而放松警惕，然后再出其不意地拿出青石口东里红绿灯上的监视器拍下的照片，让他低头认输……在预审的前期准备中，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无论如何要让周立平开口说话，说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让他陷入沉默，拖延只会留给他更多思考怎样应对审讯的时间，对警方有百弊而无一利。

主审官见周立平上钩了，便从容不迫地开始收线，但线收得很慢很慢，给他分析两年前“抢枪事件”中他的作案动机、作案方式，而周立平有来有往，寸步不让，说当时警方找自己问讯过，甚至也搜查了自己的临时住处，没有找到任何犯罪证据：“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半点儿关系——”

就在这一瞬间，主审官突然转换了话题：“那昨天晚上是怎么档子事儿？！”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周立平说。

没有预想中的顿挫犹疑，反倒直抒胸臆，这让主审官深感意外，赶紧追上一句：“就因为当初他骂过你？”

“要是光骂我也就忍了，还打我！”周立平恨恨地说，“这笔账我肯定要跟他算的！”

邢启圣不仅骂过周立平，还打过他？这个情况倒是此前的调查中没有掌握的，林凤冲赶紧在本子上记了下来，心里也有点儿犯嘀咕：无论从年龄、身材还是体能，邢启圣都完全不是周立平的对手，另外应该知道他此前因为杀人坐过牢，怎么还敢动手打他？

“就因为他打过你，你就疯狂地实施报复？”

“这话说的，报复还有不疯狂的？”

“完事儿呢？”主审官乘胜追击。

“完事儿我就回家了啊。”周立平说。

“车停哪儿了？”

“车？什么车？”

“你们公司那辆黑色斯派！”

“我哪儿知道停哪儿了？我又不是开车去的！”

“你敢保证你不是开车去的吗？”

“敢啊。”

“我有必要提醒你，审讯中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有全程的录音、录像，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这我清楚。”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敢保证，昨晚你不是开车去的吗？”

“我敢保证！”周立平斩钉截铁地说。

主审官把手伸进档案夹里，已经准备把周立平开车经过青石口东里红绿灯的那张照片甩在他面前了，就在这时，周立平一声嘀咕让他呆若木鸡——

“不就是打个架吗？多大点儿事啊，我还用得着开车去吗？”

在审讯室隔壁的监视室，透过镀膜单反玻璃观看审讯实况的杜建平，脑袋“嗡”的一声，立刻抓住话筒对主副审官以及林凤冲说：“审讯暂停，你们马上到监视室来！”

通过无线耳机听到杜建平的指示，主副审官和林凤冲赶紧起身，来到监视室，一看杜建平的脸色铁青，就知道问题很严重。

“千算万算，还是没有算过他！”杜建平指着审讯室里的周立平，阴沉沉地说，“我们想通过转移视线的方法，让他误以为我们是用翻旧案的方法来算新账，没想到他将计就计，干脆把话题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了，虽然还不知道他说的‘打架’是什么意思，但可以肯定，这是他制造不在场证明的方法。”

“老板，我觉得无须担心，如果周立平想用伪造不在场证明的方法给自己脱罪，那么就意味着他必须用更多的谎话给自己圆谎，早晚有被全部戳破的那一天。”林凤冲停了一下说，“除非他真的没有杀人。”

这句话，杜建平只听了前半句，没听清后半句，所以点了点头：“说得对，那就继续审讯吧，注意接下来必须让他给自己的每句话加上注脚，一个逗号都要验明正身，绝不能任由他牵着我们的鼻子兜圈圈！”

主副审和林凤冲点了点头，走出了监视室。

透过镀膜单反玻璃，杜建平凝视着坐在铁椅子上的周立平：十年不见，他的脸没有从前那么宽了，似乎瘦削了一些，但是下巴凸得更厉害了，像铁铲一样充满了攻击性，绷在头骨上的薄薄一层面皮紧致得发青，昔日的痤疮降沉成了一个个老年斑似的黑点，嘴唇上那撮毛茸茸的小胡子不见了，一双三角眼里放射出混沌的光芒，糊着一层淤泥似的。

周立平也望着镀膜单反玻璃，神情呆滞，杜建平知道他看不见自己，但却被他看得浑身都不舒服。

回到审讯室，副审员首先提问：“周立平，坐牢那些年，把你培养出来了是吧，学会避重就轻、丢车保帅了。好，既然你说你就是打个架的事儿，那你说说，你昨天晚上，在哪里，跟谁打的架，有谁看见了，一五一十讲清楚，别扯那些云里雾里查无实据的废话，你有工夫说，我们还没工夫听呢！”

周立平看着他，一言不发。

很明显，周立平是用拒绝回答这位副审员的任何提问来告诉警方，他吃软不吃硬。

主审官开了腔：“周立平，你已经不是当年的高中生了，你应该知道，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认为零口供，公安机关就拿你没辙了。你拒绝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照样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向法院对你提起刑事诉讼。所以你还是老老实实地说，昨天晚上你到底在哪里、跟谁打了架，有没有人证、物证，我们去调查你说的是真是假。政府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但也绝不会冤枉一个无辜的人。”

周立平望了他片刻，慢慢地说：“昨晚十一点左右，在杏雨路路口的那个街心公园里，我嘴角这个伤，当物证总行了吧！”

由于受到挡板的束缚，他无法抬起手臂，但做了一个歪脑袋的动作，其实就算他不做，嘴角那块紫红色的瘀痕也清晰可见……警方在抓捕周立平之后，很快就发现了他嘴角受伤，为此杜建平专门问了每一位参与抓捕的同事，没有人承认打过周立平的嘴角，但是抓捕罪犯一向是生死相搏，混战之中比这更严重的伤害都发生过，警方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万万没想到真相竟在这里。

“你跟谁打的？”

周立平扬起眉毛：“你们不就是因为这个才抓的我吗？”

“我们要你自己说，是跟谁打的？”

周立平讲出了一个名字，审讯室里的林凤冲和监视室里的杜建平都大吃一惊！

杜建平马上派一个下属去核实这件事。

很快，核实回来了，跟周立平打架的那个人承认确有其事，时间、地点都没有任何问题。

“抓周立平的时候他又不说！”杜建平怒气冲冲地嘟囔了一句，然后对着话筒说，“核实过了，周立平说的打架事件属实，但他打架发生在十一点左右，而扫鼠岭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十点半，所以无法构成他的不在场证明，你们继续审。”

接下来，主审官问的几个问题都不着边际……几个回合的交手下来一无所获，他好像一只准备袭击犀牛的狮子，既不知道从哪里下口，也不知道下次攻击又会遭到何种程度的反击，所以在声势和力度上都比刚才弱了不少，而副审员也知道恫吓对周立平无效，只能坐在审讯室里当摆设。林凤冲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突然对周立平说：“周立平，你还认得我吗？”

望着这个坐在审讯室里一直没有说话的小胡子警官，周立平慢慢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