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故事旁边（1/2）

给小说加注释是一件特别傻的事儿，但我又总是忍不住。

一方面，我希望读者能在故事中体会到乐趣；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提醒他们，故事毕竟和正史不同。出于责任感，我必须把两者都呈现出来，由读者自行判断。就从宣德皇帝的登基开始说起吧。

朱瞻基的登基过程，在历代帝王中不算最复杂，但绝对是最匆忙的一次。

明太宗在永乐二十二年去世之后，太子朱高炽即位，改次年为洪熙元年。他甫一登基，就惦记着把都城迁回南京，并着手开始筹备。（朱棣的年号为“永乐”，庙号是“太宗”。一直到了嘉靖年间，才改为“成祖”。所以在嘉靖年之前，明人只知有明太宗，不知有明成祖。）

就在朱高炽忙着筹备迁都事宜时，老天爷却特别不给面子。从洪熙元年的二月到五月，南京一口气地震了三十次，密集到令人生疑。古人讲究天人感应，如此频繁的地震，是一个特别不吉利的征兆。洪熙皇帝无奈之下，只好先派太子朱瞻基前往安抚。

朱瞻基离京之后，先至凤阳拜谒皇陵，然后再抵南京拜谒孝陵。没想到他离开后不久，五月十一日，洪熙皇帝在紫禁城中突然重病。

这里用“突然”二字，并不夸张。根据《仁宗实录》记载，五月十日他还在接见来自云南的土官，没有任何异状。没想到转天就“不豫”了。洪熙预感到自己不行了，遂召见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黄准、杨荣等人，由杨士奇草拟敕书，派中官海寿即刻启程，赶去南京通知太子。

海寿是朝鲜裔，永乐年间就在内廷供职，这不是他第一次做这样的事了。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北征途中在榆木川去世，也是他和大学士杨荣一起，急急忙忙赶回北京通知太子朱高炽。所以这活儿他很熟。海寿刚刚离开京城，洪熙皇帝的病情急转直下，五月十二日，他已从“不豫“转为了“大渐”，当晚崩逝于钦安殿内。

到底洪熙皇帝的急病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最不靠谱的一个说法，来自朝鲜。《李朝实录》记载说：有个叫赵忠佐的朝鲜通事来京城，到处打听八卦，有人告诉他说是“天震之”，就是被雷劈死了。赵忠佐回去之后，绘声绘色地讲给朝鲜君臣听，这事遂写进了实录。

陆武所撰《病逸漫记》中，对洪熙之病做了更详细的记录：“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

可见朝鲜人纷传的“雷劈而死”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说法，居然还有流言说是有人想毒杀张皇后，却误把洪熙皇帝毒死了。但这些说法都被雷太监否认了，说真正的病因是阴症。

“阴症”是一个特别宽泛的说法，其中最大的可能是洪熙皇帝纵欲所致。他体态肥胖，本来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如果不忌床笫之事，很容易造成问题。仁宗朝的一位臣子李时勉，就曾谏言洪熙“暗中不宜近妃嫔”，结果被恼觉成怒的天子投入了监狱，差点打杀。

而李时勉有个同事叫孙汝敬，他的传记里也提及说“先皇帝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憸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憸壬”的意思是“奸佞”，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洪熙皇帝即位不到一年就去世，都是那些奸佞小人进献金石药方所致。

从这些零碎的线索中，我们大概可以猜测——洪熙皇帝平时沉溺床笫之欢，势必要通过外界进献的药物来进行补助。这些壮阳药物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终于在五月十一日突然造成了严重后果。朝廷为了掩盖这个死因，只好笼统地称之为阴症。外界则因为病发太快，又传出了雷劈的谣言。

当然，这一切只是猜测而已。究竟暴毙与纵欲之间有什么相关性，纵欲和服食金石有什么联系，甚至洪熙皇帝的生活作风到底算不算纵欲，都无从得知。要知道，明代的文人最喜欢夸张，君主哪怕多在后宫待一天，到他们嘴里都可能算是荒淫无度，进而推导出国将不国，痛心疾首。

所以这个猜测，只是聊备一说罢了。

洪熙皇帝去世的时候，朱瞻基已经抵达南京。根据《明史》记载，他接下来的日程是：“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庚戌，即皇帝位。”洪熙皇帝病重是在五月十一日，同日海寿紧急出京去召还太子。而朱瞻基是在六月初三抵达良乡，并在六月十二日登基。从五月十一到六月初三，前后二十二天，两京之间的距离是两千两百三十五里，合一千一百多公里。考虑到还要扣掉海寿赶路的单程，时间十分紧张。

有一种说法认为，真正害死洪熙皇帝的正是太子朱瞻基。因为从日程上来看，朱瞻基如果等海寿抵达南京后再返回，根本来不及。他能在六月三日抵达良乡，一定是提前返回。他为什么会提前返回呢？自然是因为太子早知道皇帝要死。

这个说法，源自对明代的邮传系统不太了解。

明代的邮传体系从移动方式上来分，可以粗略分成水递、马递与步递。前两者顾名思义，是靠船只与马、驴等进行消息传递，步递则是靠人的脚力递送。

和直觉不同，明代的公文传递靠人力为多，而且速度不比马匹慢。在驿道之上，会设置有许多个急递铺（到明中期逐渐与驿站合并），两铺之间相距均为十里。铺内驻扎有少壮铺兵，腰系铃铛，一接到公文便立刻飞跑而出，直到下一铺。

根据规定，两铺之间的这十里距离，铺兵必须在四十五分钟之内跑完。两华里折算一公里，也就是说，步递的移动速度是每小时六七公里。如果大家对这个速度没概念的话，我这个胖子日常健身，每次会跑上五公里，三十二分钟之内完成。

那些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完成这个路程，非常轻松。

当铺兵跑到下一铺之后，会有另外一个铺兵等候在那儿，交接文书之后，继续以同样的速度冲出去。就这样轮换接力，铺段相接，每一段都是以最好的状态前进，无须考虑休息。这种传递方式昼夜不停，二十四小时之内，理论距离可以跑出约一百五十公里，三百里地。

这个速度，已和寻常马递的速度持平。北京到南京的距离是两千两百三十五里，一封文书从北京发出，无论走脚递还是寻常马递，理论速度八天就能送到南京。

但马递也可以采取接力轮换的方式，昼夜不停，速度会更快——所谓“八百里加急”。当然，这个“八百里加急”只是理论值，考虑到夜间视野受限、沿途地形阻碍等要素，实际上日行五百里，也就是两百多公里。不计成本的话，两京之间单程只要六天时间。（因为还要考虑黄、淮、长三条大河的涉渡。）这种加急传递成本极高，参与传递的马匹一定会跑废掉。只有最紧要的军情大事，才能用这种方式传递。而“召还太子”，恰恰就属于大事中最要紧的一桩。

考虑到海寿一个人不可能连续八天昼夜奔驰，也许朝廷采用的是双发，正式玺书由海寿携带前往，同时也会发出一封信函，通过马递先发通知太子。毕竟朝廷最急切的目标不是送达玺书，而是让太子尽快得知消息，及时返回。

换句话讲，在五月十八日之前，朱瞻基完全可能接到来自京城的消息。接下来，他有十五天时间从南京返回北京。这个时间虽然很赶，但不至于完全做不到。朱瞻基的行程暴露弑父阴谋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宣宗实录）的说法，当朱瞻基在南京接到海寿的消息时，南京已经到处在传言洪熙皇帝去世。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海寿出发时，带着的是“上不豫”的消息，并不知道次日洪熙驾崩。那么南京这个传言，到底何时兴起？又是从何而来？

实录记载得相当含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朱瞻基接到消息后并未封锁，消息很快传入城中各处，以讹传讹，从“不豫”变成了“驾崩”，谣言歪打正着，反成了预言。

无论如何，朱瞻基这时在南京已经不能待下去了，他必须立刻返回京城。这时太子身边的幕僚劝他说，这是一个敏感时期，必须小心，最好待护卫部队齐备了再返回。还有人建议，不要走驿路官道，最好从偏僻的小路迅速北上。

从这些提议来看，这些幕僚应该预见到了某种危险，而且就在归途中。但朱瞻基拒绝了这两个提议。无论是整齐兵马还是走小路，都太耽误时间。他这样说：“君父在上，天下归心，岂有他心？且予始至速还，非众所测。况君父召，岂可稍违！”

朱瞻基到底是跟随朱棣打过仗的人，颇有决断。他认为自己刚到南京，即刻返回，这种反应速度远远超出别人预料，根本反应不及。朱瞻基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尽快归京是最重要的，多高的风险都得冒。

至于这个风险是什么，朱瞻基没明说。《实录》里只说他“遂由阳道驰还北京”。阳道即驿道，但究竟是走水驿、陆驿还是水陆交替，实无可考。但在《明史》的《朱高煦传》里，却记录下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细节：“未几，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

汉王居然在半路设下伏兵，打算把自己这个侄子干掉。只因为朱瞻基的行动速度太快，这边仓促间未能合拢包围，才让太子逃出生天。由此可见，东宫幕僚在南京的劝谏，是有原因的，而朱瞻基果断行动，是何等英明。

只可惜史料不全，到底汉王是在哪里“伏兵邀于路”，又是如何“仓促不果”，只能让我们自己去想象了。这也是这本小说的灵感源头所在。最早是常江老师觉得这一段大有文章可做，讲给我听，我用一个我考证出来的西汉故事跟她做了交换，才开始了朱瞻基的大冒险。

朱瞻基躲过了汉王的伏击之后，在六月初三抵达良乡。在这之前，洪熙皇帝的尸体一直停在紫禁城中，秘不发丧，等候着他的到来。很快一干大臣赶至卢沟桥，捧遗诏迎候太子。太子在香案前几次哭至晕厥。

接下来，就是一步步的常规操作，再没出什么意外。朱瞻基顺利登基，定年号为“宣德”。

不过《实录》里特意提过一句：“大行皇帝上宾，外间稍稍有闻时，上未至北京，喧传高照，欲举犯阙，人心汹汹。及上还始定，而京师戒严已久。”

可见在朱瞻基返回之前，京城地面并不太平。无论是“喧传高照”还是“欲举犯阙＂，这都是相当严重的行为，尤其是在京师戒严的前提之下，谁有权力和资源搞出这么大动静？《实录》未提，但明眼人都知道。因为，这件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朱高煦早在永乐年间，就一直蠢蠢欲动，简直要把“谋反”挂在脸上。他不是坑陷大臣——比如解缙即死于他的谗言——就是嘲弄哥哥朱高炽，还私养军队，杀害地方军将。最后连他父亲朱棣都受不了了，将他废为庶人。多亏了朱高炽求情，他才恢复了藩王身份，但被徙封至乐安州，不得出城。

朱高煦的野心并未因此停息，他派自己的儿子朱瞻折在北京，随时监控京城动静，经常一天送出六七份情报。尤其是朱棣北征之后，他更是派遣了许多党羽潜入京城，看是否有可乘之机。

所以当朱棣死于北征时，杨荣如临大敌，秘不发丧，直到太子朱高炽迎到棺椁，方才放心，这正是为了防止朱高熙父子搞出什么小动作来。

后来朱高煦杀了朱瞻折的母亲，父子失和，朱瞻折向洪熙皇帝举报朱高煦的种种恶行，而朱高煦也不示弱，亲自跑到北京来，举报朱瞻折在京城私窥朝廷的恶行——这一对父子，真是够奇葩。洪熙皇帝哭笑不得，说“汝处父子兄弟间，谗构至此，稚子不足诛”，把朱瞻折远远打发去了凤阳守皇陵，改了老二朱瞻坦为世子。

一年不到，同样的局面又出现了。这一次是天子死在京城，太子远在外地。这一次天赐良机，朱高煦岂会放过，他除了设伏谋害太子之外，自然也得在京城搞出点事情来。不，不只是京城，朱高煦这一次的篡位动作，比想象中要大得多。整个计划的轮廓，要再等一年才会完全浮出水面。

宣德皇帝即位之后，对这位派兵伏杀自己的叔叔挺好，非但没下旨申饬，反而增加了封赏。他之所以这么做，显然也是意识到了汉王的布局太大，一时不宜动手。先等自己位置坐稳，再清算不迟。

洪熙元年，就在这种诡异的和睦气氛中过去了。到了次年，也就是宣德元年的八月，汉王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惶恐，决定动手了。

他派遣了一个叫枚青的亲信，潜入京城，联络勋臣做内应，结果被英国公张辅给抓起来了。与此同时，汉王不知怎么说服了山东都指挥靳荣，在山东境内拉起一支强悍的队伍，给诸多将领分派官职，大加许诺。更夸张的是，天津、青州、沧州、山西诸都督指挥，也相约举城响应汉王。

倘若这个计划真能搞起来的话，等于是将京城团团包围，说不定真能成事。

可惜这一连串举动，全在宣德皇帝预料之内。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就像郑庄公对付弟弟共叔段一样，安静而耐心地等对方主动跳起来，等着汉王“多行不义必自毙”，然后再师出有名，一击而定。

当汉王在乐安州正式打起反旗之后，宣德皇帝终于动了。他御驾亲征，带领京营大军把乐安州团团围住，四周神机铳箭，声震如雷。在这种恐怖的震慑之下，汉王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有一点胜机，主动出城请降。

宣德皇帝指定身边一个叫于谦的年轻御史，历数汉王的罪行。史书记载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高煦伏地战栗，称万死。”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令宣德皇帝龙颜大悦。这让他接下来的仕途一帆风顺。

不过宣德皇帝并没有杀掉汉王，而是将他们父子带回京城，关在西安门内。但其他参与者就没这么幸运了，被砍头的有六百四十余人，戍边者一千五百余人，编边氓者七百二十人。可想而知，朱高煦叛变的规模有多大。

虽然从现有资料里，我们无从判断朝中重臣有谁参与了这场叛乱。但从京城动静来看，汉王绝不是孤军作战，一定是内外呼应，才有胜算。其中最值得怀疑的，正是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吕震。

吕震虽然官运亨通，但性格佞谀倾险，操行无取。他在这场汉王之叛中并未受到什么牵连，但在汉王覆没的稍前时期，突然离奇暴毙。史书上说他去祭祀太庙，在西番僧人那儿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回家之后突然死了，算得上是一件奇事。

汉王这个人，当真是骨子里桀赘不驯。他即使被禁锢在西安门内，依旧没夹起尾巴老实做人。《国朝献征录》里记载了他的结局：有一次，宣德去探望汉王，没想到汉王一伸脚，把他绊了个大马趴。宣德这次可真是气坏了，找来一个三百斤的铜缸，直接把他扣在地上。汉王还不服，试图把大缸举起来。宣德命人在旁边烧起炭火，把汉王硬生生烫死在里面。而汉王的十个儿子，包括朱瞻折、朱瞻坦、朱瞻域在内，一并处死。

都惨到这份上了，居然还主动作死，只能说汉王真是性情中人，宁可不要性命，也要好好出一口恶气。在解决汉王的同时，宣德皇帝还在忙碌于另外一件事：为先皇修建陵寝。

这事本来不算奇怪，哪个皇帝登基之后都会干同样的事。可麻烦就麻烦在，朱瞻基必须同时修两座陵寝。

永乐七年，朱棣选定了京城北边的黄土山，改名天寿山，开始修建自己的长陵。长陵规模宏大，工程浩大，一直到永乐十一年，方才修完地下部分，但地上部分始终没有彻底竣工。洪熙皇帝即位之后，长陵工程仍在继续。可谁也没想到，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便突然去世，别说他父亲的陵寝没修好，连自己的都没开始动工呢。

两座陵寝，都要朱瞻基来主持修建，这个负担可是不小。好在洪熙皇帝临终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涣于民，不忍复有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于是朱瞻基在长陵西北不远处选定了下葬位置，亲定规制，是为献陵。献陵的规模与设计，完全遵照了洪熙的遗愿，不张奢华，力求简朴，很多建筑能省则省。

献陵的正式动工，是从洪熙元年七月开始，也就是宣德皇帝登基后一个月。为此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亲率军士万人，南京附近卫所旗军以及匠户等十一万人前往助建，另外又从河南、山东、山西、直隶等地区征调了五万名民夫。

如此规模的人力动员，加上陵园设计不算繁复，建造速度自然很快。同年八月，玄宫便告落成，洪熙皇帝正式入住。但其他配套建筑比如明楼，则暂时停止了施工，因为无论如何得先把长陵完成，不然儿子的陵寝比父亲的先修完，于礼不合。

长陵最终全部完工，是在宣德二年。不过我们现在去参观所见到的大石牌坊、棱恩门等，都是嘉靖年间才增补起来的。至于献陵的正式完工，则要拖到正统八年三月，宣德皇帝已经去世很久了。顺便一提，宣德死后入葬的景陵，比献陵还小。他临终前表示身为儿子，不敢比父亲的陵寝规制大，更不要像长陵那么劳民伤财。所以后人做过总结，明十三陵中，献陵是最简朴的一座，而景陵是最小的一座。

说到这几座明代帝王陵墓，还有一个无法绕开的残忍话题，那就是殉葬。

殉葬作为一种古老、野蛮的葬礼制度，盛行于商周，式微于春秋战国，并在秦汉之后基本绝迹。此后中原王朝不复见成习俗化、礼制化的陪殉之仪。但到了大明开国之后，这种古老的殉葬习俗突然便死灰复燃。据毛奇龄的《彤史拾遗记》记载，朱元璋去世时，一共有四十六个妃子陪殉于孝陵，宫人也有十几名。《万历野获编）则说“凡妃殡四十人，俱身殉从葬。仅二人葬陵之东西，盖洪武中先殁者。”

无论是哪一种记载，都说明朱元璋去世时，陪葬宫妃的数量相当惊人。这些不幸的殉葬女子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朝天女”，她们的亲属则被称为“朝天女户”，颇得朝廷优恤。

比如在建文朝中，一批殉葬妃子的亲属被特批进入锦衣卫，成为百户或千户。靖难之后，这些人本该作为建文一党被清洗，但朱棣特意下旨挽留，对这些朝天女户安排不同，调去了孝陵卫。一个叫程嗣军的诗人这样写道：“掖廷供奉己多年，恩泽常忧雨露偏。龙驭上宾初进爵，可怜女户尽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