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2/2）

那时洗澡有统一时间，一个月一次，一般是星期六晚上，大家都会去。那天，我从澡堂出来，正好碰到内科主任，是安徽铜陵人，四十多岁，也是朝鲜回来的，和我很熟识。他也是刚洗完澡，我们便一起回宿舍，一路上聊天，聊到一件事，一下把我刚精心养好的伤口又揭开。他隐隐讳讳地向我透露，他听到一个风声，说我老头子在外面讲，我把身子给了他，可他怀疑我也给过别人，所以跟我绝了交。

且不说这风声有多大，但真是假不了的，因为这是天知地知他知我知的事，现在至少有第三个人知。谁说出去的？我怎么可能说？我没说，那么只能是他。

我当时什么感觉？五雷轰顶。

我说过，我不是个大小姐，我是个逼急了敢杀人的人，那个想强奸我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队长就是例子，现在他在我心目中可恶的程度一点也不小于那个该死的队长。如果当时他在单位，我一定会找上门去把他的脑袋也砸烂，砸死也说不准。可他远在南京，回来还可能当副院长，领导我。我想不通，一个人怎么会无耻到这个地步？他逼我走上了绝路，我连夜给军政治部写信，告他强奸我。他不仁我不义，我要他死得难堪！这是我那天夜里咬了一千遍的话，牙齿都咬碎了。

政治部保卫处迅速派人到我们单位来调查，同时把他从南京紧急召回来配合调查。他当然不承认，但有什么用，我白纸黑字写着，时间地点次数，写得清清楚楚，于情于理，哪怕逻辑分析，真理都在我手上。从逻辑上说，他为我去向单位要第二份证明，分明也成为他要了我身子又想抛弃我、安抚我的一个把柄，否则干吗是他去代我要？退一步说，即使没这个把柄他也没逃路，这种事只要有人告，一告一个准，诬告你也得认，逃不掉的，你能找谁来证明你的清白？

他是英模，组织上开始是想保他的，因为从事情经过分析，当时我们是在谈恋爱。这也是事实，我也承认。于是组织上征求我意见，如果他愿意娶我，我是不是可以不告他，化干戈为玉帛。我嘴上说不可以，心里其实是做好准备的，只要他来向我认个错，答应娶我，我会接受的。但他不愿意，组织上怎么开导都不接受，死活不愿意。那谁救得了他？结果就那样，被开除军籍，遣返老家，过去的一切荣誉、身份、地位一夜间都归了零。

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我也没好下场，首先是脸破了，其次是心碎了。第二年，我要求转业，单位一百个同意，巴不得我走。一个破相的人待在那里大家都不舒服，走对我本人和单位都是好事，两全其美的事，谁反对？都催我走呢。我想没有人会祝我一路走好的，因为我没干好事。有人会同情我吗？我想不会有，包括我自己，有时也懊悔把他毁成那样。但我不是神，我是人，我就那水平，人的水平，所以更多时候我并不懊悔。我认了，是把刀子也得吞下去，没有选择。人就是这待遇，熬着活，你看我和老头子，现在活成这样还不是熬着在活？

九二

可能是疲倦，可能是急于想看到自己称心的结局，她省去了自己中间大段的经历。我是后来陆续了解到的，她转业后被安置在上海长宁区人民医院，以为到一个新单位，大家不会知道她的过去，她可以素面朝天，活个清净。没想到，很快，不过小半年，她过去的尾巴就拖在新单位的旮旯犄角。她不知道原因，只知道结果，新单位的人对她不光彩的过去很感兴趣，众人拾柴，添油加醋，以讹传讹，她成了一个有生活作风问题的狐狸精、害人精，然后每次运动都拿她开刀，为民除害。她是第一批右派分子，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被下放到崇明岛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一九五九年三月受到优待，回原单位（长宁区医院）做勤杂工，负责整栋门诊楼的厕所清扫工作，同时兼任每次政治运动的批斗对象，时常上台挨斗，挂牌游街；一九六四年十月医院有一批药品失窃，她被人栽赃，开除公职，押去位于皖南的上海白茅岭监狱服刑四年。

“总之，后来我去安徽坐了四年牢，至于为什么坐牢就不说了，说了你的年纪和经历也理解不了，跟一出戏一样的荒诞。”她直接把话插到白茅岭监狱，直奔上校而来，“我这个牢其实坐得划算，正好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浪头，要不我一定会像老头子一样吃尽红卫兵的苦头，至少免不了挂一堆牌子上街游斗，也可能被挂一双破鞋，也可能被剃阴阳头，也可能被泼粪。坐牢让我躲过一劫，大概是冥冥中老头子在招呼我吧，要我去为他赎罪，去理料服侍他完全瘫痪的生活。”

“你信吗？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没有风飘不到的角落。”她端着一双青黑的眼圈——像长期戴眼镜留下的阴影——问我。不等我回答，她又替我回答：“反正我是信的，否则很难理解当初我在无锡军营里的风怎么会吹到上海，后来你老家的风又怎么会吹到这个村庄里。总之是吹来了，并且吹到我耳朵里，说得有名有姓，有经过，有结果，有人甚至连他肚皮上的字都一个不落地告诉了我。”

说到这里，她又低眉轻声地问我：“你知道他肚皮上的字吗？”看我摇头——我选择了摇头——她露出惊异的目光，“怪了，你们傍晚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都没给你看？”

我说：“他想给我看，但我没看。”

她说：“这就对了。曾经他把那地方当罪恶和耻辱，宁愿杀人放火也不要人看到，要瞒住，现在他把它当宝贝，见到陌生人就要给人看，现宝一样的，我想拦都拦不住，拦他就要哭，你说这人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停下来，看看我，略微提起了声气，说：“他变成了自己想要的人。”

说着，她慢腾腾站起来，又缓缓弯下腰，从做案台用的门板下拉出一只破纸箱，一边翻着一边说，“这些是他最得意的大作，他都收好的。作为一个孩子，他是很懂事的，很知道爱惜东西。”作品看上去有不少，她找到一张，抽出来，递给我，“你看吧，画得跟他身上几乎一样，大小比例都差不多，除了字。”

我起身接住，像纸上画着我的羞辱，有点不敢看。

这纸是我最熟悉不过的土纸，半米见方，蜡黄色，纸面粗糙。我们村庄有不少人在用老古作坊生产这种纸，全国卖。我们叫它冥纸，主要用来给阴曹化缘，做佛包，去坟前烧给死人，求活人平安。作为七八岁的孩子，画确实画得不错，两条简洁流畅的线条，一下把人的小腹和腿弯勾勒出来，上面一点黑是肚脐眼，下面一团黑是阴毛，位置适中，比例匀称——看得出，这是反复练习后的成果。引人瞩目的是，肚脐眼下方有一行向下弧形的八个墨绿大字：命使我乃鬼殺奸除，字形端正厚实，排列均匀。在“乃鬼”两字的间距下方，直直地伸出一支渐放的红箭头，直指阴毛，箭头钝重厚实。箭头线两边又有字，竖排，各两个，右边是“军令”，左边是“如山”，字体狂狷邪魅，色彩纯蓝，大小比上面的字要小一号。

阿姨没有回头，却像看见了我的震惊，淡淡地说：“别奇怪，这就是他想要的，他照自己的意愿改了这些字，黑白调了个头。”一边继续翻着——有一会儿，我注意到有一团黑从眼前倏忽而过，我想那应该是一只黑猫，那只白猫也许也在那幅画上，时间太短，我没注意到而已。

阿姨又翻出一张，递给我。画还是老样子，一模一样，不一样的只有字：“除奸杀鬼乃我使命”和“军令如山”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中国必胜”取代，一样的字数，一样是繁体字，一样是从右到左、一横两竖的排列。接着又翻出一张，画仍是老样子，但看不见一个字，每个字都被涂成黑方块。

阿姨说：“应该还有两张。”却停止寻找，回头来轻轻抚摸那些字，一个个地抚摸，一边自言自语道：“有时我觉得他现在这样子蛮好的，可以忘掉那些脏东西，可以照自己的意愿改掉这些字。他这辈子如果只有一个愿望，我想一定是这个，把那些脏东西抹掉，改成现在这样。这个愿望死都离不开他，但也是死都实现不了的，只有现在这样子，失忆了，才能实现。”

我说：“他能记得这些话，说明他对过去还有记忆。”

阿姨说：“很少，偶尔有一点也不是固定的，不知怎么来了，又不知怎么走了，所以才会这样，一会儿是这句一会儿是那句的，确定不下来。”阿姨告诉我，他的记忆已被大火烧得只剩下灰烬，这些话就是残留的灰烬，它们一定曾经被他反复用过、想过，渗到骨缝里了，烧不掉的，烧掉了还会留下渣子，散落四处，时不时被他撞见。

说到这里，阿姨又回头去纸箱里翻，很快找出一张画，是一幅素描，画的是一个年轻的志愿军女战士，穿着臃肿的大棉袄，席地坐在一只炮弹箱前，嘴里咬着一杆钢笔，一脸沉思也是忧郁的神情。

我想这应该就是阿姨，问她：“阿姨，这是你吧？”

她点头，然后捧起画，茫然地看着，过好久，才幽幽地说：“他已经不会撒谎了，他心底一定深深刻着我。”

我说：“是的，他一定很爱你。”

她说：“我更相信是恨。”右手食指轻轻落在笔梢上，像要把它拔出来，一边苦笑道：“这支笔给他写过求爱信，但也把他害了。”

我安慰她：“他会理解你的，是他没有向你说明情况。”

她说：“他理解不了，永远。”

我说：“但我相信如果不是鬼子给他留的那些脏东西，他一定会娶你。”

她说：“世上没有如果，只有后果。”沉默一会儿，突然问我：“你知道那些脏东西吗？”

我如实说：“听说过一些。”

她又问我：“听说了什么？”

我没有如实说：“据说上面有一个女汉奸的名字。”我不想提老保长说的那句脏话，难以启唇，而且从字数上看，老保长说的是七个字，实际是八个，有出入。我觉得这挺好的，别让我知道真相，给我心爱的上校留个秘密。

她说：“是的，有个十恶不赦的女汉奸的名字。”停顿一下，接着说：“我在部队上经常接受政治教育，早就知道这个大汉奸，所以当听到你家乡传来的消息后，我再想起他曾对我说过的那些话，突然明白他当初为什么不肯娶我，宁愿开除军籍也不肯。这情况他怎么娶我？怎么娶？包括后来他为什么要那样害小瞎子，因为这是要他命的东西，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宁可一辈子做光棍，宁可犯罪，宁可死，也要守住这秘密、这耻辱，有人却要当众扒下他裤子，他能不疯吗？他是活活被逼疯的，但首先是被我害的……”

她幽幽地说着，把我的记忆和感伤一一唤醒、点着。往事今情历历在目，如鲠在喉，我受不了，把画放回纸箱，顺势坐回原地，捂住脸哽咽起来。她上前轻抚了一下我头发，慢慢走开去，坐回凳子上，继续木木地说：

“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一句话反复说，似乎是被点穴定格了。在我以为她还要继续反复时，她突然略为提高声音，明显加上情绪，加快语速，利落地说：

“但首先是他害了我，那个王八蛋。”

“谁？”我抬头问，发现她正昂起头，冲着我。

“他，那个向我报信的家伙！”她咬牙切齿地说，“那个在澡堂门前碰到我的主任，内科主任。”说着声音又低下去，仿佛怕隔壁老头子听见似的。她看我一眼，接着说：“其实事发半年后，当时我还在部队，这家伙当上副院长后我就怀疑自己被他当枪使了。医院缺个副院长，他和我老头子都是候选人，他资历比我老头子深，可我老头子是英模，当时又在南京干训班学习，他怕被抢去，便耍了这个阴招。”

我问：“他怎么知道你们的事？”

她说：“这也是那些年我一直在想的。我想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老头子确实在外头说过这事，他性格豪爽又爱喝酒，有时失言也不是不可能；另一个是他看见老头子夜里去找过我。”

我说：“以他能把身上的秘密藏一辈子这点看，酒后失言的可能性不大。”

她说：“是的，可以前我哪知道这些？何况……”说着停下来，摇着头，似乎是不想说了，又似乎为了隆重推出下面的话，“我希望是我老头子酒后失言，这样我心里要好受些。以前我就是老这么自己骗自己，想不到……”

突然刷地挂下两行泪，啜泣说：“我老头子从来没有去找过我。”

我一时没听懂什么意思。

她一把拭掉泪，看我一眼说：“那个人根本不是他，我完全冤枉了他！”

我懂了意思却又觉得不可理喻，怎么可能不是他？即使不是他，他今天这样子又怎么能为自己申辩？记忆背叛了他，他没这能力的。我感觉坐不住，站起来，问她：“你怎么知道不是他？”

沉默好一会儿，她终于开口：“他的身体告诉我的，身体。他脑筋出了问题，但身体还是正常的，当我们在一起后……”她思量着，在找一个合适的说法，“我是女人，我能感觉得出来，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太明显了。”

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她立刻用双手捂住脸，怕羞似的，泣着声，一口气说：“你别问我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世界坏人太多。”说着埋下头，幽幽地哭起来，声音像一个小姑娘，样子像一个老朽得不堪入目的老太婆，头发像冬天的枯草，脖子里的皱纹犬牙交错，每一寸皮都粘着骨头，只有耳垂处挂着一小垛肉。

整个晚上前面所有时间，她都像一部老掉牙的机器，像枯水期的溪流，声色不变，木然淡然的样子，凉薄的样子，让我想到她心底已被完全掏空，也可以说被彻底填满。哀莫大于心死，心死了天塌下来都不会挪个位。我想她应该早已是这样的人，所以对她最后一刻的动情，我毫无心理准备。她的泣声、泪水，像水点燃了火一样吓人，比枪林弹雨还让我惊慌失措。

我在一片恍惚中看她离我而去，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互道晚安——有也是一句空话，这天晚上我怎么可能安宁？我只记得第二天上午，我和他们分手时，阿姨问我的一句话：“你还会来吗？”那时我穷得被这个问题难倒，正在迟疑时，她身边的老头子像我女儿一样摇头晃脑地代我说：

“会的，一定会的。”

声音透出一种孩子的天真烂漫。

我搭上摩托，轰的一声离去，回头看到，两人肩并肩、手牵手站在门前台阶上，阿姨脸上乌云密布，上校脸上阳光灿烂。一路上，阴沉的天空正在酝酿一场大雨，而在我心里，上校灿烂的笑容早已把我折磨得泪如雨下。这是一次痛彻心扉的离别，摩托车的引擎声听上去都像是伤透了心，在声嘶力竭地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