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稀泥与暴乱（1/2）

徽州府的这个乱象越闹越大，户部终于看不下去，迅速下发了一道公文。

在这份公文开头，户部自己承认：“本部若径依歙县之奏，则五县不从；若径依五县之奏，则歙县不从，告讦日增，终非事体。”

你们天天这么骂，也不是个办法。既然黄册已经没有了，那么怎么解决呢？户部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由户部和应天巡、按提供一个徽州府的部额和府额（即每年解送户部和解送应天的税额），然后请徽州府统计六县丁粮，加上存留本折麦米、官府办公费以及各项额外钱粮，总算总除，平均一下。如果把那8780匹生绢算进去，而数字均平的话，说明丝绢税是歙县分内的；如果数字不均平，说明丝绢是额外多出来的，就不该歙县独负。

户部给的这个算法，似乎有些无理。六县人口、田地均不相同，不同等级的田地、赋税额度和内容也不相同，这么大笔一画，均平折算，未免太简单粗暴了。

户部有的是精算高手，怎么会提出这么一个糊涂点子？

奥妙就在“均平”二字，这已经是这个词第二次进入我们的视野了。

上一次还是在隆庆年，帅嘉谟用这个词，成功地响应了国家号召，引起了海瑞的注意。而这一次，户部用了这个词，自然也有用意——因为当朝首辅张居正大人正在酝酿把一条鞭法推广至全国。

虽然张居正真正开始着手清丈田亩要等到万历六年（1578年），正式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是在万历九年（1581年）。但在万历四年这会儿，各种前期准备工作已经逐步开展。南京户部作为税法执行部门，对政治风向自然最为敏感，他们必须紧跟中央新形势。

在户部看来，徽州为什么会起纠纷？是因为税种太杂太乱，什么“人丁丝绢”、什么“夏税生丝”、什么“亏欠夏麦”，这么多科目夹缠不清。一会儿交生丝，一会儿交夏麦，乱七八糟，折算复杂，正是旧税制的弊端，不出问题才怪。

如果能重新统计出徽州府的丁粮田亩之数，再把所有税赋合并，两下一除，均摊下去，再折成银子，这事就算彻底解决了。

这个思路，恰好就是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把所有的正税、杂税都合并起来，归于田地，计亩统一征收银两。

也就是说，南京户部认为，徽州的问题，是旧税法的错，只要改成新税法，问题自然消弭。因此，现在应该搁置历史争议，推行均平赋役之法。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一件往事：徽州丝绢案在隆庆五年本已归于沉寂，到了万历三年年初，南京户部突然“奉圣旨”旧事重提，这才让徽州府心急火燎，重启调查。

会不会从一开始，这就是户部——或者更大胆地猜测一下，首辅大人——为了推行新政所谋划的一步棋呢？

只有利用丝绢案引发一场大辩论，才能凸显出旧税法的弊端。届时民意汹汹，都要求改革，朝廷从善如流，即时推行一条鞭法，岂不是顺水推舟？

户部的这个方案发到徽州，徽州知府都快哭了。本来六县都快打出脑浆了，你们户部非但不解决，还添乱。可这是上头的指示，怠慢不得，徽州府只好硬着头皮开始了艰苦的核算。

不过仔细想想，黄册已佚，赋税来源已成无头官司，两边各执一词，根本无法解决。这么快刀斩乱麻，把历史遗留问题全数切割，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徽州府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总算赶在十月结束前，把整个六县的数字捋了一遍。与此同时，应天巡、按两院的税吏，也完成了部额与府额的梳理。两边数字加在一起总算通除，很快就拿出了一个结果。

在这个算法之下，歙县各项钱粮，已经超出了各县平均之数。也就是说，“人丁丝绢”确实是额外的负担。

结论的语气很暧昧，态度却很清楚：“人丁丝绢”这笔赋税当初到底怎么来的，不必深究，但现在均平之下，再让歙县独输，显然就不合适了，以后得六县一起承担才是。

消息传到徽州，五县哗然，群情激愤。这些人一想，户部尚书殷正茂正是歙县人，不用问，他肯定徇私枉法，偏帮本乡。

一时之间，整个徽州府除歙县外，对堂堂尚书大人骂声不绝。有说殷正茂“知亏无解，藉手户科条陈事例，遂借以逞私臆”，有的痛斥均平之法“不论源流、不论肥瘠、一概通融混派，借均平之名，为变乱之计”，还有的连整个户部都骂上了，“以户部私计而市私恩，以尚书大臣而变乱成法”。什么难听的话都有，不知殷正茂在南京，打了多少个喷嚏。

民间骂声滔滔，官面上却得继续解决问题。

根据那份均平报告，歙县负担了额外税赋，必须予以减轻。但具体如何操作，还得由地方上具体商量。

不过这事，可不能让六县自己定，那非打出人命来不可。

巡按宋仪望对上头的精神心领神会，把这事委托给了当初调查黄册的三位监督官员：太平府推官刘垓、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徽州府推官舒邦儒。

万历四年十一月初八，三位官员齐聚徽州之外的太平府，在巡抚都院的主持下，很快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

“人丁丝绢”继续由歙县独交，8780匹丝绢折合白银6145两，不予撤销。但歙县在四司银、砖料银、军需银等杂派均平银中，减去5260两，分摊给其他五县来交。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所谓均平银，指的是嘉靖年间出现在江南的一种役法改革的产物。

大明百姓除了要缴纳田赋之外，还要负担徭役，无偿为各级政府提供劳力服务。徭役的种类繁多，老百姓苦不堪言。均平银，就是让官府计算每年需要的徭役总数，把人力成本折算成银两，分摊到每亩地里去，让老百姓按亩缴均平银。需要力役时，官府就从这笔银子里拨款雇用人手。

换句话说，老百姓不必亲自去服徭役，交钱就行了，不耽误自家农时。政府也很高兴，雇人干活，总比一家一户拽壮丁来得方便，工作效率更高。而且摊役入亩，也大量减少了政府工作量。一举三得。

这个做法经过数年试行，颇受欢迎，因此各府纷纷这么搞。徽州府也每年编列均平银，各县分摊统收，再分配到各个用途名目下。四司银是衙门日常杂役费用，砖料银是公共设施修葺费用，等等。

这个太平府方案，即是将田赋税额转嫁到役银上去。这就能体现出一条鞭法的好处了，赋、役皆能折算成银子，互相合并转移非常方便。

唯一的问题是，它换汤不换药，怎么腾挪，五县都是吃亏。因为他们本来一分钱都不用出，现在却要替歙县补5000多两银子到均平银里去。

这个方案报到兵备副使冯叔吉那里，被驳回了。

冲抵均平银这个方式没问题，但吃相实在太难看了。一共6145两的丝绢赋税，转嫁了5260两到五县头上，等于歙县只负担14，其他县86，这很明显是拿总税去除县数，平均而得。

问题是，歙县的经济体量占了徽州府的一半，不可能这么简单地平均了事。你们偏帮歙县也可以，但是不要做得这么明显啊。

冯叔吉大笔一挥，推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把5260两改成了3300两。这样一来，总计6145两银子的丝绢税，歙县和其他五县分别负担46和54，大致符合各自的经济比重。（具体的计算方式很复杂，因为均平之后诸县或多银或少银，彼此冲抵折算，这里不赘述。）

这个方案是典型的和稀泥思路：它把黄册与《大明会典》抛在一边，也不去计较丝绢税的来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总之现在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吃了小亏，这事就算完了，别闹了。

这时候，已然到了万历四年的年根。过年期间，诸事停滞。等过完万历五年（1577年）的正月，地方才把这个方案上报给户部，请尚书殷正茂酌定。对于冯叔吉的这个方案，殷正茂十分赞同，连批了三句话：“其名尤正，其言尤顺，其事尤易。”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他把这个方案上报到北京，于四月五日上奏天子，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下发圣旨。

其时万历帝还未亲政，这基本可以视为是首辅的意见。

圣旨下发户部，户部再往下发，一级一级传到徽州府，时间正是六月初七。考虑到南北二京的往返距离，再加上内阁以及各级官府的处理批阅，这份文书的流转算是极其罕见地高效。

对这份圣旨，六县的反应截然不同。

歙县人民欣喜若狂。他们本来的主张，正是要求丝绢税由六县均摊，这个分配方案可谓正中下怀。

从此以后，他们头上的赋税，少掉了3000多两银子。从隆庆三年到万历五年，八年抗战，终于大获全胜。

其他五县，则望着圣旨呆若木鸡，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的抗辩白说了？黄册白查了？道理白讲了？歙县每一条主张，都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结果户部一句“均平”，就全给抹掉了？

五县明明已经提出了极为有力的证据，可因歙县这么一闹，最后还是让它得了偌大的好处。

对于这个太平府分配方案，五县嗤之以鼻。保留一个“人丁丝绢”的虚名空壳，换成“均平银”的名目就想糊弄我们？最后还不是要六县均摊负担！婺源有一位知名乡宦如此讥讽道：“这是朝三暮四之术，拿咱们当猴子耍呢。”

一时之间，五县群议汹汹，无不义愤填膺，跟开了锅似的。可是，这不是府议，不是部议，而是圣旨，代表了最高的意志。众人纵有不满，也不敢公开指摘皇上。如果徽州府趁机好生安抚，说不定他们会咽下这个哑巴亏，接受既成事实。

可一件不算意外的意外，彻底引爆了整个局势。

就在冯叔吉把方案上报的同时，帅嘉谟也悄悄地第二次赶赴南京。他怀揣着歙县乡宦提供的一笔资金，进京运作。圣旨发下来以后，帅嘉谟胜利完成任务，高高兴兴返回徽州。

多年努力终于得到实现，他实在太高兴了，觉得该犒赏一下自己，就用这笔赞助费从有关部门给自己弄了一副冠带。

朝廷对于乡里年高德劭的耆宿，有时候会授予冠带，叫作冠带荣身。偶尔也会授予见义勇为好青年，叫作冠带义士。这是一种荣誉性的装饰，和现如今胸口挂个大红花差不多。

帅嘉谟觉得自己为民请命八年，差点连命都丢了，弄个冠带戴戴，不算过分。

歙县的老百姓，也是这么想的。等帅嘉谟回到歙县时，全县的百姓都拥出来，热烈迎接这位以一己之力扳倒陋税的大英雄。他们搞了一个盛大无比的欢迎仪式，个个手执红花欢呼，旁边还有乐班吹奏。帅嘉谟进城以后，在百姓的簇拥之下游街庆祝，所到之处，呼声群起，俨然英雄荣归。

这边厢歙县锣鼓喧天，那边厢五县民众可都要气炸了。县城里传出的每一声欢呼，都化为一记耳光，重重扇在他们的脸上。抗争八年，被歙县佬把这个便宜占走了不说，居然还卖乖！尤其是看到帅嘉谟这个奸佞小人此时在街头耀武扬威，再想到以后繁重的税负又要沉重几分，五县民众内心的火山再也无法压制，彻底喷发。

你们歙县不是靠闹事闹出一个减税吗？好，我们也闹！

六月十一日，圣旨转送到婺源县。其时吴琯已经去职，由徽州府通判徐廷竹临时代理政务。徐廷竹正好要去北京进贺表，还没来得及走，衙门就被数千愤怒的婺源民众给堵住了。他们手执木棍、火把，在衙门前守了一天一夜，要求徐廷竹去向上面反应，停止这种不公正的加税方案，不答应就不准走。

面对快要爆炸的民众，徐廷竹不得不口头允诺，然后惶惶离去。随即徽州府又派出推官舒邦儒去接掌婺源县。

舒邦儒算是这个太平府方案的发起人之一，他接到任命后，知道这事极为棘手。可是任命在手，他只得匆匆上路。舒邦儒一边赶路，一边琢磨着该怎么安抚婺源民众。没想到，他刚过休宁县，还没到婺源呢，就被当地愤怒群众给拦住了。

眼前漫山遍野全是人，把官道生生遮断。站在人群最前头的，是当地闹腾最凶的几个人，身后还有一排排有身份的乡绅。他们拦住舒邦儒的队伍，向他递了一篇抗议申文，请他转交徽州府。

【注释】

里排：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明代编辑赋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选家中丁粮多的十户人家为里长；余下百户编为十甲，每甲十人，一人为甲首。每年由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负责催征赋税。如此排序，十年为一个周期，是为排年。故某一年轮值的里长，被称为里排。

耆民：耆，年老，指称六十岁以上之人，故耆民为年高有德之人。

说是申文，其实应该算是战斗檄文。上来就痛骂户部尚书殷正茂是“权奸变制殃民，势压无容控诉”，骂完了殷正茂，又骂歙县“歙逆恃户部而变户法，以歙人而行歙私”——听见没有，都已经用上“歙逆”这种词，几乎按敌国来对待了。

往后的话，更是难听：“欲赴阙上书，以声歙人变乱成法之罪，欲兴兵决战，以诛歙邑倡谋首衅之人。”听见没有，都要兴兵决战了。

骂完以后，更发出威胁：“一旦更派，县民情忿怒，鼓噪不服，若不及时处分，诚恐酿成大变。”

舒邦儒接了这份申文，脸都吓白了。休宁人没客气，把他的随行书吏和仆役拽出来痛打了一顿。幸而舒邦儒有官身，还不至于有人敢动他。但看这个阵仗，他也只能做小伏低，接下申文答应帮忙转交。

六月二十九日，舒邦儒好不容易穿过休宁，来到婺源，以为能松口气，结果往前一望，眼前一黑——又是数千人聚在一处，遮道鼓噪。

又来了！

这回是婺源民众，在当地乡绅的带领下聚了五千人，他们就这么围在长官身边。远远地，有一个叫程天球的乡民，居然还在县城外竖起一杆大旗，上面长长一条横幅：“歙宦某倚居户部，擅改祖制，变乱版籍，横洒丝绢，贻毒五邑。”那气势，就差填上“替天行道”四个字了。

在这一片诡异的气氛中，舒邦儒战战兢兢地进了婺源县城。他没想到的是，等在前头的，是一番更诡异的局面——婺源县，居然自治了。

前面说了，婺源的知县吴琯已去职，代理县政的徐廷竹又忙着准备进京之事，整个婺源县在六月份出现了短暂的十几天权力真空期。

偏偏此时又赶上丝绢税闹得民意沸腾，当地豪强争执不休，群龙无首。于是，婺源县里的一个有心人趁势而起。

这个人叫程任卿，是当地的一个生员，原本负责司理署印。他在整个丝绢案中的地位，仅次于帅嘉谟，不过他的重要性，要到整个事件结束之后才体现出来。

程任卿是个有豪侠气质的人，他敏锐地注意到婺源县的权力真空，如果利用当前局势做点惊人之事，可以在乡梓刷出极高的声望值，对未来大有好处。

于是他四处串联，拉拢当地大族和有影响力的乡绅乡宦，同时对普通老百姓宣讲煽动，声言若朝廷不肯把丝绢税改回去，就要闹事。程天球那杆大旗，就是程任卿出的主意，走到哪里都扛着。

婺源百姓一看大旗威风凛凛，又有人要为民请命，情绪无不高涨，助威的助威，捐款的捐款。一时之间，程任卿声望大涨，风头无二。

当程任卿觉得已经掌握了婺源人望之后，作为整个运动的最高潮，他率人突然占领了婺源县衙隔壁的紫阳书院，成立了议事局，俨然要另立中央，成立自治政府。

【注释】

议事局：程任卿等人在婺源县成立之议事局，乃是民众自立的草台班子，被官方判定为非法组织，也是程任卿的重要罪状之一，官方认为他聚众百余人，自任长官，捉打公差，支用粮米，甚至要向全县征收税粮入自己的口袋，实在罪大恶极。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议事局进入中国，同样是在万历年间，为寄居澳门的葡萄牙人所建立，又称作市议会、市政厅，负责管理租界内葡萄牙人在行政、经济、军事及宗教方面的各种内部事务，是其维持地方治安的最高权力机构。

紫阳书院，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和朱熹有关。朱熹朱老夫子，恰好是徽州婺源人，所以这个紫阳书院，正宗到没法更正宗了。程任卿占领这里，显然是早就谋划好的。

这个所谓的议事局的创建目的——或者说对外宣称的目的——是组织、协调诸县的民众抗议丝绢税。程任卿自封管局，甫一上任，就准备了大量标语，上书“英雄立功之秋，志士效义之日”之类的话，贴得十里八乡到处都是。

他甚至还亢奋地放言：“但有里排一名不出，我等赶上其门，有一县不来，我等赶入其县，遍传乡镇。”这是要把熊熊烈火烧到其他四县去。

至于那杆大旗，就戳在书院中间，威风凛凛。它已经成了程任卿和诸县的标志性约定，并有一个名称：激变旗。

那会儿徐廷竹还没走，他觉得你们随便折腾，但这大旗实在是太碍眼了。激变旗？啥叫激变，就是闹事啊，你们是唯恐别人不把你们当反贼？

迫于官府压力，程任卿让程天球把大旗挪到城外，但议事局的工作丝毫不受影响，继续如火如荼地开展。他先后策动了几件大事。

一是千人围攻县衙，逼迫徐廷竹代传冤情；二是动员休宁县半路拦截舒邦儒，代递申文；三是婺源城外五千民众向舒邦儒示威。

在先后数次大举动上，议事局展现出了很强的协调能力，短时间内造起了极大的声势。程任卿一看民心可用，赶紧发动他们征集捐款，每一石粮米征银六分，用以维持运营。老百姓看到好几个当官的都被迫妥协了，觉得这个议事局确实能干大事，纷纷慷慨解囊。大笔大笔的钱财，就这么流进紫阳书院。

这个议事局乃是草台班子，既无账簿，也无监管，收多少钱，花多少钱，全由程任卿一言而决。如果他想要从中渔利的话，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

财帛动人心，就算程任卿自己是干净的，也没法保证别人不眼红。议事局里有另外一个生员，叫程文烈，他看到这大笔款项，贪念顿生，暗中策划把管局这个位置夺过来。

这个计划的实施，就定在了舒邦儒进婺源县城的次日，万历五年七月一日。

书接上回。话说舒邦儒战战兢兢地进了几乎进入自治状态的婺源县城，在七月一日安排升堂画卯。程任卿作为议事管局，也来到县衙，和一群里排、耆老等着接见。此前在休宁和婺源城外，议事局让这位大老爷吃了两次亏，下马威也给够了，现在面谈，可以争取到足够的利益了。

几个人正在谈话，正好来了一个歙县送信的快手，名叫王学。婺源人一听是歙县来的，登时脸色就不太好看。

“快手”不是现在那个“快手”，而是指衙署里负责传唤官司、传递文书的差人，和负责缉捕罪犯的捕役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捕快”。

偏偏这个后生态度还很嚣张，说你们不要妄想丝绢税恢复旧制了，我们歙县花了700两纹银，搞定了府里的户房程德焕，就连你们的管局程任卿也同意了。他拍着胸脯说可以说服五县认缴丝绢税。

愤怒群众一听，大怒，这还了得，立刻叫嚣着把婺奸程德焕、程任卿拽出来。程文烈趁机和其他几个人鼓噪呐喊，带领群众冲入县衙。

可怜程任卿前一刻是革命元勋，后一刻就被打成了出卖婺源的反动分子。他大声抗辩，可是根本没人听，直接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几乎打得吐了血。程文烈兴奋地站在高凳之上，指着程任卿说给我狠狠打！这伙人打到兴头上，还拿出刀来，把他从县衙胁迫到紫阳书院，继续施暴。

特别要指出，这一段详尽描写不是笔者凭空想象，真的是史料里明文记载的。

但程文烈跟程任卿打了个两败俱伤，反而让另外一个叫何似的读书人渔翁得利，坐上了管局的位子。何似登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挪用公款，结果一查箱底，还剩六两白银，又惹起一阵内讧。

舒邦儒一看这架势，闹得实在不像话，正要写信回府里求援。婺源人担心议事局的丑事曝光，居然把送往徽州府的公文全都拦截了，不允许传递。舒邦儒坐困愁城，这下连消息都断绝了。

婺源议事局这边大乱，休宁那边也是一片喧腾。

在吴大江、程时鸣几个当地读书人以及豪强的带头之下，一万多乡民聚集起来，搭着木梯，直接翻上县衙墙头，把告示榜文全数撕毁，砸掉一切和歙县有关的商铺设施；然后又高举黄旗，日夜围着县衙鸣锣呐喊，挟持知县陈履；他们甚至找了几个人，身穿青衣小帽，手执锁链，声称要直接把所有参与丝绢税方案制订的官员锁拿进京。

休宁人也向婺源人学习了“先进的”信息管制经验，在各处派人把守，任何过往文书，都必须审查以后才能通过，要求“一票一揭，必经休民人验而后发”。

有了婺源、休宁两县带头，其他三县也相继发出檄文，一起闹将起来。五县人民买卖也不做了，地也不种了，专门在徽州府与外界的各个路口围堵歙县商人，见一个打一个，货物全部截留抢走。甚至有一伙激进分子，声称要闯入殷正茂在歙县的产业，烧祖屋，刨祖坟，好好给这位户部尚书点颜色看看。

一时之间，徽州境内烽烟四起，政务为之瘫痪。整个徽州府，这回是彻底乱了。

徽州府这下可再也无法安坐。新上任的知府徐成位一脸黑线，委屈得要死。明明是前几任知府姑息搞出来的事，结果这炸弹却等到他上任才爆炸，实在太欺负人了。

可怜他一介知府无权更改丝绢方案，又不敢瞎许诺什么，解决不了深层次的矛盾，只能含糊其词地发了无数公文试图安抚，效果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徐成位顾不上体面，急忙向抚、按两院及兵备道发文求援，请求上级迅速拿出个办法来，不然徽州今年怕是连税都没人交了。

上头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徽州变乱又掀起一股离奇巨浪。

婺源县里有一批驻军，带头的军官叫赵涞，也是歙县人。他一直很想回家看看，苦于军法森严，不敢擅动。这次赶上暴乱，他连夜带兵撤出婺源，直奔歙县而去。为了掩人耳目，赵涞还派手下歙籍士兵到处散布流言，说婺源人要暴动。（这个说法来自婺源，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姑妄听之。）

【注释】

把总：根据《明史·兵志》的记载，明代京营分为三大营，设千总、把总等领兵官；各地方总兵之下，也设有把总领兵。故，把总在千总之下，领兵几十人至百人，为军队中的基层领兵官，相当于现在的排长或连长。

婺源人听到歙县人造谣说他们造反，勃然大怒，议事局立刻派人到处散播谣言，说真正想造反的是歙县人。负责协调的人到了休宁，休宁这边的带头人吴大江表示，你们玩得不够狠，看我们的！

此前他们已经挟持了休宁知县陈履，所以官印可以随便乱盖。吴大江遂以休宁知县的名义，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布政司衙门发去飞报，声称休宁、婺源两县遭到一万多名歙贼的入侵，休宁知县陈履被掳走，婺源署理县事的推官舒邦儒惨被殴打，连兵备道都被围了，歙贼不日将越境四出，情况十万火急！

万余“歙贼”入侵，真亏他想得出来，想象力太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