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2/2）

一直到三年之后，朝局稳定了，朝廷才想起来秋后算账。这次出马的是重庆卫的两名指挥，他们带着兵，强行把石耶洞的黄册改回去。

到了这地步，杨正魁仍不肯服软。他拒绝在黄册上签字，反而派了弟弟杨正敷去重庆，贿赂了另外一个指挥刘光先，让刘光先出具证明，证明石耶洞实属重庆卫。这份证明送到后湖黄册库，主官都疯了，见过造假的，没见过这么嚣张的造假。

后来杨正魁这事怎么样了，史书上没提，但八成不了了之。朝廷对这些敏感地区的态度，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抚比讲理重要，当地土司也心知肚明。数年之后，同样是土司出身的杨应龙看透了朝廷虚实，便在酉阳更南边的播州掀起了一场叛乱，规模之大，和西北哱拜叛乱、日本入侵朝鲜并列为万历三大征。

杨正魁一案，是掀在明面上的黄册弊端，充分暴露出了各级官衙互相推诿的禀性。

有人对这种现象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描述：“或任凭里书人役假公科敛，迁延作弊；或系差人领解在外，将罪赎银两挪移侵欺。州、县正官既不暇亲理其事，而委之佐二首领。该道监司又不肯时行比较，而视为故事虚文。一遇升迁，则云原无瓜代之期，公然而去；问之接管，则云此系前官之事，与我无干。彼此推诿，上下因循。”

可见黄册的执行机构，基本上已经瘫痪了。没人把它当回事，除了会用驳费创收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用处。

张居正虽然倒台，可他留下的政治遗产，让大明结结实实地续了几十年命。在万历后期、天启和崇祯三朝，后湖黄册库一如既往，时时上疏，呼吁严查黄册弊端，朝廷也煞有介事地下文训诫。不过无论皇上还是满朝臣工，包括黄册库自己，都明白这只是刷刷存在感，并没有什么人当真。

黄册地位跌落至此，地方上攒造时的态度自然更加虚应故事，胡乱敷衍。

明清鼎革，到了顺治十三年（1656年），户部尚书孙廷铨向顺治皇帝汇报天下户籍情况。顺治问他，是否搜集到了前明黄册户籍文件？孙廷铨苦笑着回答说，他搜罗到一些府县在崇祯十五年攒造的黄册，里面的户口和数字，居然是原样照抄洪武年的册籍，一模一样。

这些官员连基本的户籍调查都不做了，随便复印了几份老档去应付差事。敷衍至此，可以想见崇祯后期，地方管理混乱已到了什么地步。

更有趣的是，孙廷铨还找到一本黄册，上面赫然写着“崇祯二十四年”字样。这说明地方官府已经懒得每十年造一次了，索性一次把未来几期的都造完搁着，到了时间再交。

孙将这种做法幽默地称为“遥度”。可惜那些官员“遥度”得还不够长远，大明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就亡了，这本崇祯二十四年造黄册，变成了一件充满讽刺意味的死亡物证。

大明就好像是一个动脉硬化的病人，因为长期贪婪地吃油腻食物加酗酒，身体各处血管已变得狭窄无比。血液壅积于中途，无法送至中枢。张居正的改革，是在血管里做了一连串支架，暂时保证心脏获得足够供血。可是他没办法改变大明暴饮暴食的习惯，也无法逆转血管劣化的趋势。

时间一长，血液越发油腻，血管越发脆弱，梗塞点越来越多。到最后，就连支架也没什么效果了，只能靠“三饷”之类的举措像打吗啡一样疯狂透支残存的生命力。

到了这个时候，无论阉党还是东林党，谁当权都无关大局。祸因早种，积重难返，大明的覆亡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的崩塌。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久病的大明王朝突发心肌梗死，死于煤山之上。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悲剧。

北方的天子已经自缢而死，而后湖黄册库的命运还没彻底终结。

在崇祯缢死的这一年，后湖黄册库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册库七百间，遍布于后湖诸岛之上。从洪武十四年至崇祯十五年，一共攒造了二十七期，历代累积黄册一百七十九万七千册，达到了历史巅峰。

可惜的是，它与大明命运纠葛太过深切，注定要和王朝一起承受毁灭的宿命。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次年改元弘光。清兵汹汹南下，旦夕可至，弘光小朝廷手忙脚乱地开始了备战工作。

位于北城墙之外的后湖黄册库，在此时已经毫无用处。有人提议，不如把那些黄册拿出来废物利用一下。于是禁绝了二百多年的后湖黄册库，终于撤去了封锁，向世人露出真容。

大批士兵跳上湖中五岛，踹开库房大门。他们顾不上感叹卷帙浩繁，把那些曾经悉心晾晒的黄册一摞一摞地搬了出去，粗暴地扔上小船运走。

中国古代有造纸甲之法，把软纸一层层相叠捶实，剪裁成甲，防御效果不错。黄册都是上好绵纸所制，正是做纸甲的好材料。另外明军装备了大量火器、火箭，将绵纸搓成细条蘸上火药，即是上好的药捻和引火折。

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化为甲胄和火器，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

可惜这一切努力，终究只是徒劳。弘光元年（1645年）——恰好是弘光登基一周年——五月十五日，南京城落入清军之手。在弥漫的硝烟里，黄册库和它所忠心侍奉的政权一起灭亡了。

从洪武十四年至弘光元年，后湖黄册库一共存在了二百六十四年，几于大明二百七十六年国祚等同。

这是大明保留下来的最后记忆。在这个王朝治下的每一个人——你能想象吗，几乎每一个人——后湖黄册库都记得，大明都记得。

洪武初年在浙西耕作的农夫、永乐时迁至北京附近的军户、正统朝远在云南深山打猎的土司、正德朝在淮西烧盐的灶户、嘉靖朝山东进学的士子、万历朝建阳的书商子弟……几乎所有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大明子民，都在这座库房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的身躯早已化为一抔黄土，名字却永远凝固在了这里，并和他们所效忠的朝廷再一次化为飞灰。

在这座黄册库里，记录着整整一个王朝的田土盈缩、民生消长。你可以拉远视角，注视大明王朝跌宕起伏的一生；你也可以拉近视角，看到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家庭的生老病死。其存储之巨、信息之丰、分列之细，是全世界档案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奇迹。

其实严格来说，死去的只是黄册库这个功能，实体依然还在。弘光朝廷太过仓促，只来得及消耗掉库存黄册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册籍还好好地搁在库房里。

清军进入南京之后，第一时间控制住了黄册库。顺治皇帝还特意提醒主帅多铎：“南京各衙门图书史册……地理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用心收掌，不许乘机抽毁，致难稽考。”

清军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拿这地方干吗用，便暂时搁着。一直到天下安定之后，清廷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个后湖黄册库等着处理。

顺治皇帝原本指望能从中拿到一些有用的档案，用来重括天下户籍，就像朱元璋当年做的那样。可清点一番之后，顺治君臣失望地发现：天启、崇祯两朝的黄册形同废纸，毫无参考价值，至于再往前的册籍数据，更是朽烂不堪用了。

既然没什么用，这么多纸放在那里也是浪费，不如重新利用一下。很快工部先跑过来，从黄册库里取出五十五万五千五百三十斤册籍变卖了——你没看错，是论斤卖的，得银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五两。

黄册每册约重四斤，也就是说，工部一次就处理掉了十三万八千册。平均下来，一本黄册能折不到一钱的银子。比起造价，这可真是贱卖了。

当然，工部是无所谓，反正这是前朝的存货，没成本的。

吃到甜头之后，大清臣工把黄册库当成了一座予取予求的宝山。很快靖南王耿继茂请求提供军备，朝廷大手一挥，给他送去了七十二万八千五百斤，折银二万一千八百五十五两。紧接着，江南总督马国柱申请要造火药、火箭，又讨走了五十四万五千四百九十五斤。操江巡抚陈锦看着眼红，也偷偷摸摸弄走了四千两百四十八斤黄册。户部闻之大怒，揪住陈锦要求赔偿，而且不许赔黄册，得赔折银一百二十七两四钱四分……

就这么东家要西家要的，偌大的后湖黄册库终于被搬了个精光。

这还只是大数。南京当地的居民也趁着兵荒马乱之际，偷偷潜入后湖，零零碎碎地盗取黄册出来。这些册子被公然堆放在大街上，被人随意叫卖。

当时南京城里有一位遗民文人叫方文，桐城人，他看到昔日国家重典竟沦为街头垃圾，心中沉痛，忍不住写下了一首《负版行》：

数年不到三山街，今春偶到多感怀。

不知是何大书册，路旁堆积如芦柴。

行人纷纷来买此，不论何书只秤纸。

官价每斤钱七十，多买少买随人耳。

借问此是何版图，答云出自玄武湖。

天下户口田亩籍，十年一造贡皇都。

玄武湖心绝炊爨，永无火患及鼠患。

洪武至今三百年，收藏不知几千万。

一从世变陵谷新，此图废阁空埃尘。

……

这首诗，可以算作后湖黄册库最后的挽歌吧。

清廷对南京没有兴趣，更不会把自家档案库建在这里。后湖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湖罢了，不需要去特别对待。黄册被搬空之后，往日鳞次栉比的册库架阁，也被逐一拆光烧尽，毛老人庙和诸多附属设施慢慢荒弃坍塌。就连后湖这个名字，也变成了玄武湖。后来为了避玄烨的讳，又改称元武湖。

就这样，在经历了二百六十四年与世隔绝的日子之后，玄武湖重新成为一处游人如织的风雅景点，仿佛做了一场漫长的奇梦。

黄册库就这样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可黄册的故事，还有那么一点点余绪。

绝大部分后湖库存黄册，在顺治初年便因为种种原因而湮灭，但也有极少数幸运的册籍逃过一劫，流散到了民间。

康熙登基之后，筹修明史，向民间征集前明的各种资料，很快搜罗到了一大批包括户口册籍、奏疏题本、邸报塘报在内的明代文书。据当时的记载，这批资料中包括了万历至崇祯期间攒造的一千本黄册，这是黄册库硕果仅存的孑遗了。

这些资料在修完明史之后，烧的烧，毁的毁，残存的被送入北京的内阁大库。这个大库坐落于紫禁城内，里面除了存放明末文献之外，还有清代的诸多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盛京老档等等。这个大库的收藏十分丰富，戒备也异常森严，王国维曾经评价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

转眼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大清国眼看要完。这个内阁大库年久失修，收藏急需清理。但主事人不知怎么想的，觉得最没用的就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档案，把它们都挑出来要统一焚毁。幸亏在学者罗振玉的坚持下，这个计划没得到执行。罗振玉亲自下场，将这些价值千金的旧档装了八千个麻袋，转移到了国子监内。

及至民国，政府筹建历史博物馆，又把这八千麻袋文件迁到午门，然后就一直扔在那儿无人问津。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之后，委托鲁迅进行整理。可惜篇卷浩大，以鲁迅先生的能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勉强完成了二十麻袋的工作。剩下的就只能搁在原地，任由别人随意盗取。鲁迅先生曾专文介绍过这段经历，叫《谈所谓“大内档案”》，收在《而已集》中，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1921年，教育部的资金入不敷出，便把主意打到了这八千麻袋上面。他们以四千零五十枚银洋的价格，卖了十五万斤档案给西单同懋增纸店。纸店把这些档案运去唐山，准备打成原浆。幸亏罗振玉得知此事，也幸亏他手里有钱，以三倍价格从纸店把这些档案抢了回来。

罗振玉深入挑拣，从里面搜拣到了颇多明清资料，出版了《史料从刊初编》，是研究明末清初的重要材料来源。

1924年，罗振玉以一万六千元的价格，把这批档案中的十二万斤卖给大收藏家李盛铎；1928年，李盛铎把其中六万件交还溥仪，剩下的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从中抢救、整理出了四十册明清史料，尤其是明代史料最为珍贵。

几经周折，这八千麻袋内阁档案已经严重缩水。抗战开始之后，政府迁移了一部分到南京，还有一千七百麻袋的资料留在了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档案局于1958年对这一千七百麻袋展开了清理工作，最后挑出三百麻袋具有史学价值的资料，其中有三千件明代的文牍档案，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今。

往日的喧嚣，就这样逐渐远去了。

细小的尘埃缓缓落定在破旧的黄册封皮上，悄然累积，不再飘起。不知历经世事的它如有灵智，是否会回想起那些年在后湖黄册库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