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指南2（2/2）

买不到车票。杨泊说。

怎么会买不到车票？没有卧铺就买坐票，坐票有补贴的，你也不会吃亏。

不是这个问题。主要是恶心，我情绪不好。杨泊摸了摸脸上的淤伤，他说，我昨天从房顶上摔下来了。

莫名其妙。经理有点愠怒。他收起了那叠公文，又专注地盯了眼杨泊脸上的伤处，我知道你在闹离婚，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妻子那么贤惠能干，你孩子也很招人喜欢，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也要赶离婚的时髦？

离婚不是时髦，它是我的私事，它只跟我的心灵有关。杨泊冷静地反驳道。

那你也不能为私事影响工作。经理突然拍了拍桌子，他明显是被杨泊激怒了。什么买不到车票？都是借口，为了离婚你连工作都不想干了，不想干你就给我滚蛋。

我觉得你的话逻辑有点混乱。杨泊轻轻嘀咕了一句，他觉得经理的想法很可笑，但他不想更多地顶撞他，更不想作冗长的解释。杨泊提起桌上的热水瓶，替经理的茶杯续了一杯水，然后他微笑着退出了经理的办公室。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满意。

在走廊上杨泊听见有个女人在接待室里大声啼哭，他对这种哭声感到耳熟。紧接着又听见一声凄怆的哭喊，他凭什么抛弃我？这时候杨泊已经准确无误地知道是朱芸来了。杨泊在走廊上焦灼地徘徊了一会儿，心中充满了某种说不清的恐惧。他蹑足走到接待室门口，朝里面探了探脑袋。他看见几个女同事围坐在朱芸身边，耐心而满怀怜悯地倾听她的哭诉。

只有他对不起我的事，没有我对不起他的事，他凭什么跟我离婚？朱芸坐在一张木条长椅上边哭边说，她的头发蓬乱不堪，穿了件男式的棉大衣，脚上则不合时宜地套了双红色的雨靴。女同事们拉着朱芸的手，七嘴八舌地劝慰她。杨泊听见一个女同事在说，你别太伤心了，小杨这家伙还不懂事，我看他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我们会劝他回头的，你们夫妻也应该好好谈谈，到底有什么误会？这样哭哭闹闹的多不好。

自作聪明。杨泊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倚墙站着，他想知道朱芸到公司来的真正目的。如果她认为这样会阻挠离婚的进程，那朱芸未免太愚蠢了。

我们结婚时他一分钱也没有，房子家具都是我家的，连他穿的三角裤、袜子都是我买的，我图他什么？图他老实。谁想到他是装的，他是陈世美，他喜新厌旧，现在勾搭上一个女人，就想把我一脚蹬了。你们替我评评这个理吧。朱芸用手帕捂着脸边哭边说，说着她站了起来，我要找你们的领导，我也要让他评评这个理。

杨泊看见朱芸从接待室里冲出来，就像一头狂躁的母狮。杨泊伸手揪住了朱芸的棉大衣的下摆，朱芸回过头说，别碰我，你抓着我干什么？杨泊松开了手，他说，我让你慢点走，别性急，经理就在东面第三间办公室。

走廊上已经站满了人，他们都关注地望着杨泊。杨泊从地上捡起一张报纸挡着自己的脸，走进了楼道顶端的厕所。他将厕所门用力撞了三次，嘭，嘭，嘭，然后他朝走廊上的人喊，我在厕所里，你们想来就来看吧。走廊上的人窃窃私语，杨泊朝他们做了个鄙夷的鬼脸，然后走到了蹲坑上。抽水马桶已经坏了，蹲坑里储存着别人的可恶的排泄物，周围落满了各种质地的便纸，一股强烈的恶臭使杨泊感到反胃。他屏住呼吸蹲了下来，他想一个人是经常会被恶臭包围的，怎么办？对付它的最好办法就是屏住呼吸。杨泊的耳朵里依然有朱芸的哭诉声回荡着。他尽量不去想她和经理谈话的内容。现在他被一面墙和三块红漆挡板包围着，他发现其中一块档板被同事们写满了字，有几排字引起了杨泊的关注：

邹经理是条色狼

我要求加三级工资

我要出国留学啦

杨泊不太赞赏在厕所挡板上泄私愤的方法，但他喜欢这种独特的自娱态度。最后他也从口袋里掏出双色圆珠笔，在挡板上飞快地写了一排字：

我要离婚

冬天杨泊终于还是去北京出了一趟差。火车驶至河北省境内时，突然出了件怪事。有一辆货车竟然迎面朝杨泊乘坐的客车奔驰而来。杨泊当时正趴在茶案上打瞌睡，他依稀觉得火车停下来了，人们都探出车窗朝一个方向张望。事情终于弄清楚了，是扳道工扳错了轨次，两列相向而行的火车相距只有一百多米了。杨泊吓了一跳，在漫长的临时停车时间里，他听见车厢里的人以劫后余生的语气探讨事故的起因和后果。而邻座的采购员愤愤不平地对杨泊说，你说现在的社会风气还像话吗？扳道工也可以睡觉，拿我们老百性的性命当儿戏。杨泊想了一会扳道的事，在设想了事故的种种起因后，他宽宥了那个陌生的扳道工。杨泊淡然一笑说，谁都会出差错。也许扳道工心神不定，也许他正在跟妻子闹离婚呢。

杨泊用半天时间办完了所有公务。剩下的时间他不知道怎么打发。这是他生平第二次来到北京。第一次是跟朱芸结婚时的蜜月旅行。他记得他们当时住在一家由防空洞改建的旅馆里，每天早出晚归，在故宫、北海公园和颐和园之间疲于奔命，现在他竟然回忆不出那些风景点的风景了，只记得朱芸的那条白底蓝点子的连衣裙，它带着一丝汗味和一丝狐臭像鸟一样掠过。那段日子他很累，而且他的眼球在北京的浩荡人群里疼痛难忍。他还记得旅馆的女服务员郑重地告诫他们，不要弄脏床单，床单一律要过十天才能换洗。杨泊在西直门立交桥附近徘徊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几个女同事曾经托他买果脯和茯苓夹饼之类的东西，他就近跳上了一辆电车。时值正午时分，车上人不多。穿红色羽绒服的男售票员指着杨泊说，喂，你去哪儿？杨泊一时说不上地名，哪儿热闹就去哪儿，随便。售票员瞪了杨泊一眼，从他手上抢过钱，他说，火葬场最热闹你去吗？土老帽，捣什么乱？杨泊知道他在骂人，脸色气得发白，你怎么随便骂人呢？售票员鼻孔里哼了一声，他挑衅地望着杨泊的衣服和皮鞋，你找练吗？他说，傻x，你看你还穿西装挂领带呢！杨泊忍无可忍，一把揪住了对方的红色羽绒服。你怎么随便污辱人呢？杨泊只是拽了拽售票员的衣服，他没想到售票员就此扭住了他的肘关节。傻x，你他妈还想打我？售票员骂骂咧咧地把杨泊推到车门前。这时候杨泊再次痛感到自己的单薄羸弱，他竟然无力抵抗对方更进一步的污辱。车上其他的人面无表情，前面有人问，后面怎么回事？穿红羽绒服的售票员高声说，碰上个无赖，开一下车门，我把他轰下去。紧接着车门在降速中启开，杨泊觉得后背被猛地一击，身体便摔了出去。

杨泊站在一块标有青年绿岛木牌的草圃上，脑子竟然有点糊涂。脚踝处的胀疼提醒他刚才发生了什么。真荒谬，真倒霉。杨泊沮丧地环顾着四周，他觉得那个穿红羽绒服的小伙子情绪极不正常，也许他也在闹离婚。杨泊想，可是闹离婚也不应该丧失理智，随便伤害一个陌生人。杨泊又想也许不能怪别人，也许这个冬天就是一个倒霉的季节，他无法抗拒倒霉的季节。

马路对面有一家邮电局。杨泊走进了邮局，他想给俞琼挂个电话说些什么。电话接通后他又后悔起来，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心莫名其妙跳得很快。

喂，你是谁？俞琼在电话里很警惕地问。

我是一个倒霉的人。杨泊愣怔了一会说。

是你。你说话老是没头没脑的。俞琼好像叹了一口气，然后她的声调突然快乐起来，你猜我昨天干什么去了？我去舞厅跳通宵迪斯科了，跳得累死了，跳得快活死了。

你快活就好。我就担心你不快活。杨泊从话筒中隐隐听见一阵庄严的音乐，旋律很熟悉一时却想不起曲名，他说，你那边放的是什么音乐？

是你送给我的磁带，《结婚进行曲》。

别说话，让我听一会儿吧。请你把音量拧大一点。杨泊倚着邮电局的柜台，一手紧抓话筒，另一只手捂住另一只耳朵来阻隔邮电局的各种杂音。他听见《结婚进行曲》的旋律在遥远的城市响起来，像水一样洇透了他的身躯和灵魂，杨泊打了个莫名的冷战，他的心情倏地变得辽阔而悲怆起来。后来他不记得电话是怎样挂断的，只依稀听见俞琼最后的温柔的声音，我等你回来。

这天深夜，杨泊由前门方向走到著名的天安门广场。空中飘着纷纷扬扬的细雪，广场上已经人迹寥落，周围的建筑物在夜灯的照耀下呈现出一种直角的半明半暗的轮廓。杨泊绕着广场走了一圈，他看见冬雪浅浅地覆盖着这个陌生的圣地，即使是那些照相点留下的圆形木盘和工作台，一切都在雪夜里呈现肃穆圣洁的光芒。杨泊竭力去想象在圣地发生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结果却是徒劳。他脑子里依然固执地盘桓着关于离婚的种种想法。杨泊低着头，用脚步丈量纪念碑和天安门城楼间的距离。在一步一步的丈量中，他想好了离婚的步骤；一、要协议离婚，避免暴力和人身伤害；二、要给予朱芸优越的条件，在财产分配和经济上要做出牺牲；三、要提前找房子，作为新的栖身之地；四、要为再婚做准备，这些需要同俞琼商量。杨泊的思路到这里就堵塞了，俞琼年轻充满朝气的形象也突然模糊起来，唯一清晰的是她的乌黑深陷的马来人种的眼睛，它含有一半柔情一半鄙视，始终追逐和拷问着杨泊。你很睿智，你很性感，但你更加怯懦。杨泊想起俞琼在一次做爱后说过的话，不由得感伤起来。夜空中飞扬的雪花已经打湿了他的帽子和脖颈，广场上荡漾着湿润的寒意。杨泊发现旗杆下的哨兵正在朝他观望，他意识到不该在这里逗留了。

杨泊觉得在天安门广场考虑离婚的事几乎是一种亵渎，转念一想，这毕竟是个人私事，它总是由你自己解决问题，人大常委会是不可能在人民大会堂讨论这种事的。杨泊因此觉得自己夜游广场是天经地义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