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1/2）

爸爸和妈妈失去了他们的孩子。十三岁，整个事件蹊跷、意外、不可预料。这所中学有名毕业生回到学校，用刀杀了七个学生，其中一个当时就死了，另外六个死在救护车和医院。共有三个男生和四个女生。一位老师受伤了，几乎死去又活过来，是平素不受注意的中年地理老师，事件后提拔为教导主任，入党，离婚了。

对这个事件有不少解释：优等生内心不为人注意的长期压抑。精神错乱。竞争压力使青少年人际关系变形。畸形家庭，主要是母亲的错，也有父亲的错。难以探测的怀恨。人是多么危险的动物啊。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像日本和美国了，连环杀人狂和变态杀人犯增多，这说明国家逐渐发达。人在人群中也感到孤立，这显然是一种现代病。青少年需要情感支持网络。

爸爸和妈妈搬了家。仍然在这个城市，离开了他们居住了十五年的小区，搬去滨海新区。其他几位失去孩子的家长组成“痛失会”，爸爸和妈妈没有参加。痛失会认为学校对六名学生的死、对其他学生受的伤和惊吓负有比学校承认的程度更大的责任。公安局也该负责，有一名女生曾发现有人在校门口附近跟踪她，打过110，接警员说如果对方还没有伤害她，就无法立案。确实也没有立案。女生认为那个人正是如今杀人的这个人。

有评论者认为女生夸大事实，要借此成名，把自己推向媒体和社会关注的舞台，这样做太愚蠢了，她会受到更多的注意甚至跟踪。不过，从110存储的电话录音判断，女生当时描述的跟踪者体貌特征与杀人者基本相符。但现在无法确定那个人就是这个人，杀人者在警察到达前就自杀了。

一个悲愤的父亲、几名记者、几位教授想借此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禁止令制度。必须要等到伤害发生后才能去追捕坏人吗？这等于是把潜在受害者当作猎物和诱饵。一定要给意图犯罪的人松绑吗？跟踪者和骚扰者就应当查处，由法院系统颁发禁止令，只要他们出现在猎物周围500米内就逮捕。警察系统应该是防范性的，不能止于事后侦查。接警员必须经过全面培训，不该不耐烦，更不能情绪化。让强奸犯都去死！物理阉割。把他们的大头照片贴到电线杆上。一旦他们要搬进某个住宅区，政府的监控系统就会触发尖厉的警报，讯息到达每个居民的家。有孩子的家庭将在愤怒中发抖，家家户户走上街头，制止他们，监视他们，驱逐他们，他们将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屋，匮乏生活来源，饿死。让潜在的犯罪分子都去死！一切公开和私下说话粗鲁的人，看过色情电影的人，单胺氧化酶代谢水平低的人，三代以内亲属曾坐过牢的人。我们要建设一个让孩子夜晚出门不会感到害怕的国家。

爸爸和妈妈答应在公开信上签字，但不肯和记者谈话。有一天妈妈上班时头晕目眩，出现了幻觉，她走到大厦二层的咖啡馆，透过玻璃望着行人。穿条纹制服的服务员身旁的墙壁上悬挂着深棕色木条镶的镜框，海报血红，keep cal and carry on。保持镇静并前进，她心想这很难，不过还是打算试试，试后面那一半。

爸爸和妈妈不想再与其他家长见面。中介在两天内找到了房子，他们开始前进。

有三年时间，爸爸和妈妈尝试再生一个孩子。先花一年自然怀孕。失败后他们怨恨自己居然天真到了会想要自然怀孕的地步。然后是试管婴儿。过程中妈妈试过几种宗教，买了磁疗床，清早平躺在床上监测体温。在尝试怀孕之前，爸爸戒烟成功。他在喜悦中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成。之后他复吸了。

做试管婴儿的两年间，妈妈的心情有许多起伏变化。她说促排卵针改变了她的荷尔蒙，让她像一条河流，湍急、狭窄、波动、不停。有一段时间她持续情绪低落。有时她说叠字，车车、狗狗、去玩玩、蹓蹓跶跶，像对孩子说话，也像自己变形为孩子。爸爸怀着惊叹观察她的试验与表演，女人真富有意志，和男人不同。

爸爸和妈妈又去了两次香港。第一次没有成功，替同事的亲戚带了三台在内地脱销的新款手机回来。回答亲属关于为什么胚胎会移植失败的问题时，爸爸比妈妈先崩溃。第二次是秘密去的，也没有成功，妈妈劝爸爸放宽心，没什么大不了，也算意料之中，我们还有彼此。爸爸感到要发疯了，去机场的路上，他要求下车透气。妈妈陪他下车，走进与香港的街头相比算得上空荡荡的电子产品商店，正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纪念，商店为游客打九七折优惠。两人各买了一台新款手机。回家后爸爸换上了新手机，妈妈没有拆封。

还去了一次广州，一起见代孕母亲，西南省份人，中介公司称她叫小薇，身份证上名字不同，中介说这是她的小名。小薇已生过两个孩子，年轻，不说话，用笑回答问题，穿大领口的黄底碎花上衣和灰色宽松运动裤，头发梳起来盘在脑后，仿佛已经怀孕了一般。这一次什么都显得很顺利，求签的结果是中吉，签诗内容谈到山川和爽朗的新晴夏景。妈妈面试了保姆公司推荐的两页月嫂，在“专业”“资深”“金牌”“王牌”中选择了一位金牌，徐姐，比妈妈大四岁。

“我们应该把儿童房装修成粉色还是蓝色？”第五个月，妈妈按广泛流传的建议，在b超室里坐在代孕母亲和中介身旁，迂回试探医生。医生直截了当说：“女孩。”像在嘲笑妈妈的委婉。在走廊，中介告诉爸爸妈妈：“你们付了钱的啦。”

那么这次降生的会是一个女孩子。妈妈是这样理解的，上次是男孩子，回收了，这次上天善意地换一个类型以更好地护佑。她猜爸爸可能也松了一口气。不过植入胚胎后的第24周，小薇胎停育了。

爸爸和妈妈也想过既使用别人的子宫，又使用别人的卵巢。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妈妈有过自己的孩子了，现在她还是想要自己的孩子。

爸爸认为问题不在于精子。妈妈认为在所有这些之后，她已经有资格当辅助生殖医学的博士后了。要不要在胸前佩戴“英雄母亲 的勋章”？

从前妈妈是个为自己做的人生选择都满足了预期而得意的女人。这些选择不都最好，不都是唯一正确的选项，但在回顾里，的确合适于她的人生。在她还不想有孩子时，她不怕和别人不一样，不担心在聚会中缺少话题。同学聚餐时她说“别只聊孩子了”，在单位她说“是吗”。等待孩子降生时她仍旧频繁出差，有了孩子后，她也准备继续申请升职。超出她计划的发现是，她发现自己很爱孩子，她离不开孩子比孩子离不开她更多。发现这个小小的意外，她随即做了调整，更换到不需要出差的岗位，要求爸爸和她一样围绕着生育这件事重新构造自己，妈妈响应哭声，爸爸努力赚钱。妈妈继续为人生选择感到满意。

现在她的想法改变了。她觉得自己不该那么晚生育。三十一岁——才——得到孩子，四十四岁——就——丧失了孩子。这太晚了。如今她四十八岁了。什么都来不及了。她常常发愣，发呆，忘记走进房间是要取什么就走出去，忘记已经端起了茶杯，或者忘了向茶杯里倒水，忘记喝水。微波炉“叮”地响过一声，热好的排骨在托盘上待了两天，下次再打开微波炉门时排骨上的肉裂开了，道道干纹是棕褐色的。她以为孩子死去后自己会长期失眠，却反而是睡得很乱。夜里不睡，早上又睡得太多了，常常无法起床，午觉醒来已经日落，让她的心一阵低沉。妈妈想要与记忆力衰退作战，但又想要忘掉，想要与冷淡作战，又宁愿淡漠一点。所有这些也许是前一阶段调整雌激素和促排卵针的错，或者仅仅是衰老的后果，无论孩子是否死去都会到来。无论如何，让自己能够专注总不是错的吧，她就做凯格尔骨盆运动，屏蔽掉周遭的事，只关注数字。渐渐可以从十个节拍数到二十个节拍了，重复三次。虽然，她想，阴道肌肉派不上用场了。早上妈妈边听广播边准备泡茶，又调小广播声音，试着去凝视水壶，倾听热水烧开的咕嘟声音，再专注在手臂端起水壶的力量和动作上，只想茶。正念，正，念。悲哀的岂不是恰恰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获得她丧失的孩子？如果可以买来一个孩子，收养到一个孩子，如果那样的孩子也仍然百分之百是自己的孩子，生活就不会再这样淋漓发黏，她就不会再因为主持人语速太慢而烦躁到想要用开水烫自己，想要用厨刀刺穿手掌。现在她不得不用婚姻获得怀孕，用怀孕挽救婚姻。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完成两件困难的事？西西弗斯和石头打架，西西弗斯与石头为敌，可错误本来在于山峰，错在山峰的坡度。如今她的子宫像这只破损的、棕色的、萎靡的、滴着水的茶包。

与此同时爸爸在回忆他一生中做错的事。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好人，规矩、努力、准时完成任务、擅于审时度势。他不曾显现出任何可能变坏的征兆，以前他隐隐担心自己是否勤勉到了会在旁人、在女人和年轻人眼中显得无趣的地步。他在军区大院长大，大家相互认识，走路上学经过一栋又一栋家属楼，遇到父母的一位又一位同事，他停下来，对每个人叫出姓氏准确的叔叔阿姨。他不是那种会“不叫人”的小孩。他也是不欺负人的大人。孩子还活着时，他没有对孩子发过火，除了一次，孩子四五岁时吵着要听故事、扯着他衣角不肯睡觉、最终拽下床单裹住自己、滚到地板上耍赖的那一次，而就连那次他也没有打孩子。他也并非是对不睡觉发火，只是对胡搅蛮缠。他认为自己区分规训与惩罚，他不惩罚人，他只管束。生活应当由一系列基于给定规则的合约构成，沟通，谈判，让步，约定。

现在爸爸不那么确定了。他服从规范，讲道理，对人好。但他从不给乞丐钱。他是否对弱者缺乏同情心？不欺负人是另一种隔离和冷漠吗？他相信原则和立场，区分外人与自己人，他清晰，是否因此他才受到这样的惩罚，要把他降格成弱者，让他试试看一无所有的感受，或者生活无法从头来过的滋味，让他在不惑之年学会突如其来。生活是由一场场海难构成的。有死火山，有活火山，有休眠火山，没有哪一座肯与你谈判。他以前是否太残忍？但即便如此，降临在他身上的是不是也未免残忍得过分？

年轻时爸爸相信人的自我完善必然通过一步步的自我摧毁完成，这是他中学时代抄下来贴在书桌膛内侧的格言。他督促自己改掉坏毛病，如果周六去游泳能游十八圈，周日就争取二十圈。他提醒自己根除惰性，少打游戏，再累也要泡脚。如今在所有这些事之后他似乎又完善了一些。但摧毁自己也罢，为什么先去摧毁他的孩子呢？到现在，对自身的考古得到发掘结果后，再开始给乞丐钱，还来得及吗？意义在哪里？孩子已经死了。倘若生活能给爸爸第二次机会，那会是什么？

爸爸想抱住妈妈，又无法忍受看到妈妈。

事件发生之初，妈妈想从生活中逃走。之后新的孩子的可能性拴住了她。她像从未有过孩子那样，买来育儿书，学习正确地对孩子说话。过去十几年里，潮流变得多么剧烈啊。现在，需要母乳喂养，标准是越久越好，在孩子抛弃你之前，你不能抛弃它。众多女人因未能在产奶量竞赛中获奖陷入抑郁。在以前，妈妈养育孩子的时候，吃奶粉是高级的事情，至少不是什么需要理由的坏事情，她从进口超市买荷兰牌子的奶粉喂给孩子作为最妥善的安排。现在，对孩子说话有那么多讲究，急事要慢慢地说，纠正生活和学习习惯要幽默地说，不确定的事要谨慎地说。绝不能说伤害孩子的话，不当孩子的面谈论别人的八卦，要容忍孩子的错误。如果冤枉了孩子，孩子就可能会终生处在痛苦之中。你要让孩子感到你稳重，可以信赖，始终善意，爱得毫无保留又毫无条件。孩子不是传承人，更不是出气筒。

她做错了多少事啊，也许她曾对孩子说的大部分话都是错的。她亏欠孩子。

最终放弃试管婴儿的念头后，妈妈不再吃促排卵药。她做了额头和法令纹部位的玻尿酸注射，切掉眼袋，完成了面部埋线手术。诊所墙上挂着女人术前后对比的两套照片作为范例，侧面照，都没有笑容，左边的皱纹明显一些，右边的更平滑也更冷酷。正面照，左边的不笑，右边的笑，说不清是笑容还是光滑的肌肤让右边的显得略为年轻一点。医生告诉她不需要担心，这里有休息室，不少女人手术后都会在这住一夜，第二天再回家，以免丈夫发现自己做了整形美容。

第二天就看不出来了吗？妈妈想，世间的丈夫是多么粗心的一类人啊。

整形医生说埋线能够把她的面容冰冻在此刻的年纪，四十六岁。她想，如果能冰冻在四十三岁，她将按照一个快乐的女人老去。现在她按一个绝望的女人老去，不过法令纹是平滑的。

在对自我身体的医学处置方面，爸爸落在妈妈的后面。他只切掉了痔疮。医生让他多吃粗粮和豆类。

第二年，孩子忌日前一周，“痛失会”打来电话，爸爸和妈妈无能拒绝。这一天爸爸去了学校，妈妈头痛，待在家。后来她听说，这段时间，记者到学校门口堵截学生要求采访，寻找当时受伤的学生，让附近居民回忆凶杀经过，和邻近的小卖部店主聊一下午天。学校严禁学生接受采访。第三年的那一天到来前，爸爸和妈妈关掉手机。

到第四年的这一天，没有记者联系他们。爸爸去了墓地，妈妈没有。她上午在家工作，中午去超市，买菜回来路上取了干洗的衣服。老实说，她不大相信那些关于丧仪的林林总总。反过来，她越来越相信灵魂不死。这六个孩子的墓碑明明在不同地方，在新闻报道上却总是六个孩子，就仿佛六个孩子是一个集体，来自不同年级和不同班级、生前并不相识的六个小人如今永恒抱在一起。但她只在乎自己的孩子。

亲属一如既往地关心爸爸和妈妈，没有因为时间逝去而太过消减，倒是仿佛因为认定他们的悲痛已经应当多少平息了，而能关怀得更露骨一些。孩子的死如今不再是一个不宜提起的悲伤事件，理性地看：家庭中一个需要有效填充的缺憾。有亲属问妈妈是否愿意收养，间接听说一户人家可能会想卖掉孩子，不过是个五岁的小女孩，怕养不熟。也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亲属，在春节前告诉妈妈三、四月间将有法律改革，可能会通过新的规定。你们的案子也许能追诉学校责任，活动活动，写联名信，请人大代表转上去，我们一起吃过饭的某某的夫人，中央党刊理论版的编辑，大概也可以转交，亲属说。

一个案子？那是我的孩子。妈妈在心里长长地说。

同事不向妈妈提起这些。妈妈自上班以来一直在同一个单位工作，领导这几年对她分外慷慨，给她在家工作的充分自由，实际上，领导积极建议她多在家上班，像对待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妈妈也发现同事赐予她特殊待遇，待她宽容，也许怕她受刺激。新入职单位的同事大抵很快听说妈妈身上发生过的事，她能感觉出来。她没法真正和他们交谈，虽然她认为是他们先停止真正和她交谈的。她能看到他们心里的疑虑：提起孩子还是不提起孩子？特意不提起孩子就等于提起孩子。

当我看不见你时，我是一架供养八卦草料的马车。当你坐在我旁边时呢？我是像瘟疫吗？这样说太俗套了，同事并没有避开我，妈妈想。更类似于轻微的花粉过敏，使他们在某些时刻尽量去回避一些话题，又似乎无法不闻到妈妈身上的某种气味。

该成为盲人还是聋子？

有一段时间妈妈常想关于动机的事。撒哈拉沙漠上一位老妇人走了很久，在干渴的绝望中寻找某种她不确定其存在也不懂其缘故的东西，无法停下，因为她的丈夫死了，孩子也死了，孩子的孩子也死了，她的姐妹也死了，她的兄弟也全死了。妈妈在尝试宗教的过程中参加一次活动时听到牧师讲这个故事。老妇人没有办法理解这一切，生活无法继续，她执迷于“为什么”，为什么这会发生，为什么发生于我？她离开家在痛苦中寻找答案。这个老妇人走进了死胡同，牧师说，因为神的旨意有时是没有理由的，没有你能把握的理由。你能做的是服从神的旨意，不去质疑祂，不去询问祂，要心怀希望去相信祂的善与正义。

如果没有答案，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妈妈不再去参加活动，然而开始持续地想关于为什么的问题。那个凶手是没有清楚的动机的，至少没有大家能够确认的动机。凶手本人也自杀了，因此那些孩子的死没有意义，没有抹平什么不公，甚至没有慰藉坏人。只能追究各个机构的责任，但那也没有意义。究竟为什么杀人？为什么杀了这个孩子？所有孩子都穿校服。我的孩子跑得不快。也许正是这个缘故。我的孩子特别可爱，也许吸引了那人的注意。但我的孩子的脸特别可爱，凶手难道不会因此停下来吗？不过那人确实是从身体后面下刀的。妈妈不能再想下去了。

到第五年，没有更多记者前来实地采访爸爸们和妈妈们如今的生活，不过网络上到这一天仍然有追忆和评论，虚拟的烛火一屏屏点起来。在痛失会推动下，也有志愿者在这个城市的海滩上举行追思仪式，小蜡烛摆成心形，中间放了花束。而且在那起事件后，全国其他地方又有了几起类似的事件，谈到后续就总会提起开端。妈妈不希望看到这些事，她也不看新闻，但网络上的评论冲进她的眼睛。人们讨论历史和未来——这样的凶手在世界各地都存在，未来还有可能有更多人受难。也讨论原因——我们的社会错了，坏了，让人痛心，恐惧。前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偶然的意外事件，凶手是世间总会存在的那一小部分变态之一，后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必然的事件，因为凶手是此时此刻这个特殊的社会结出的果实。这两种看法妈妈都无法接受。

事情发生时，有孩子死去，还有孩子受伤，留下心理创痛。有一个男孩子在逃离时手臂骨折了，后来在下雨天总会颤抖。事发时他是初二学生，顽劣，曾经为了早进去打饭冲破学校食堂大门玻璃，受到处分。事情发生后，学校补偿他，让他直升高中部。现在，痛失会的家长说，这个男孩子的父母正在为他向学校争取大学保送名额。痛失会的成员中，有一对家长离婚了，那位母亲仍在参加痛失会的活动，父亲已经keep cal and ove on。还有两对家长成功生下了新的孩子，其中一对不再参加活动，另一位父亲有时来。

妈妈不想听到这些。痛失会的那些父母好像决计要一辈子活在一起，不和别人，就他们自己，以及其他想用这个事件——案子！——改变或推动另外一些事的人。律师和记者想要通过这些事件改变自己的命运，说自己想说的话，可律师喜欢说，我代表你们的利益，记者喜欢说，我代表公众的利益。那些父母相信这些吗？还是他们也并不相信，但反正认定了总归其他人也不懂得他们，也没法和他们真正说话，或者说不出他们想听到的话？爸爸和妈妈不想和他们一起生活于另册中。除了生命中都曾发生过这件事外，爸爸妈妈与他们没有共同点。犯人出狱后还要定期聚餐吗？何况尚未出狱，也许永不会出狱了。

在妈妈告诉先前定下的那名金牌月嫂取消服务时，月嫂阿姨告诉妈妈，自己正准备改做白班保姆，因为儿子刚刚得到通知，没有考上研究生，要来这个城市找工作，她计划租房，母子住在一起，能给儿子做饭。妈妈请她成为自己的小时工。阿姨的儿子每天在一家工程公司工作8到10小时，赚130元。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发传单，每小时15元。阿姨每小时工钱35元，每天要骑电动车去三四个人家，路上的时间不算在内，有些人家不准她往保温杯里灌热水。儿子对阿姨说，妈妈啊，你不要那么累，我的工作是有上升空间的。

擦地时，阿姨告诉妈妈这些，妈妈靠在沙发上哭得像老妇人，没有声音，眼泪顺嘴角流进嘴里。

阿姨另一个儿子正在上大学一年级，秋天前需要在四个专业中做出选择。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农业水利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妈妈存下信息，咨询工程师同事应当选哪个专业，安排孩子打电话过来，让孩子放假来探望母亲时和同事见面，谈谈未来的选课。爸爸提醒她，这样太关心是可能会有麻烦的。妈妈有些生气，有时爸爸全是逻辑，妈妈不堪忍受。

周末妈妈常去盲人按摩店。妈妈不太敢看盲人，怕面对不清晰的眼睛，她不知该盯着人家还是绕开人家。有一次妈妈脸朝下趴在按摩床上时，听到女按摩师和旁边的按摩师聊天，有个牌子的手机摄像头特别清晰，比同档次的贵了一千块钱，咱们这样眼睛不好的，拍下来再看方便。旁边的按摩师说，另一个国产牌子比这个牌子的读屏功能好。妈妈想，我从来没想过手机有——手机需要读屏功能啊。北方口音的女孩子又说，附近超市的小米不好，煮出来米汤分离，不如早市的。旁边的人让她放一点淀粉进去。女孩子说，超市称重台没人，价签看不清楚，以为白菜是五块八一棵，结果是五块八一公斤。拿了一棵，到收银台一看，十多块钱，又还给收银台了。这么说，白菜贵了啊，妈妈想。女孩子说，店面扩大后，人际关系复杂，“在这儿最好就别说话”。妈妈想，不知道按摩店里的办公室政治是什么样子。她想看一看这个声音清脆、“-an”“-ang”不分的女孩子，但只能看到隔开一块块大理石地砖的金色花纹。她是什么样子的？半个小时前妈妈在她身后，随她走过灯光昏暗的走廊，恍惚的印象是长麻花辫尾垂着两颗紫草莓。又有另一名按摩师对女孩子说，离开家，说话做事要小心，他的母亲就是这样教他的。女孩子回答：“我妈跟我说，在外面想学东西就得付出代价。”妈妈又哭了。

还有一次哭泣发生在地铁站。妈妈身边座位上坐着一个男人，有点像推销员，坐下时先翻看包里的几种商品折页。之后在手机一个顶端标着“说说”的页面上，不断修改发言。

“人生，福气是啥，心情快乐，乡土人情环绕。”发表了，又修改，“乡土人情好。及时结婚生子，工作稳健，衣食住行好。”

妈妈右手边的男人在看一本《庄股盘口揭秘》。左边的男人在手机上再写下一条发言，“交朋友，娶妻子，第一看衣服，衣服相近，才属同类，有缘分。第二看食物。第三看家乡家庭。”到站后妈妈走在地铁站的人流中，转弯，走上楼梯，转弯，走换乘另一条线的长长的走廊去她要去的出口。有人向她迎面走来，她避开，跟着一些人走下去，有走得极快的，有拎公文包的，有相互依偎的，有抱着小孩的，有停下来在通道边跟墙壁上大幅广告里代言水果味酸奶的男明星合影自拍的，有穿高跟鞋背帆布袋的，像是早晨出门上班时太仓促了。有散散漫漫走下去，走开了，又回头寻找自己的朋友，随即聚拢的。

看着这一个个生活着的人，妈妈边哭边走在地铁站里。

在迎接那个一度即将到来的小姑娘时（起名叫念宁，英文名na），妈妈不打算像她对大夫说的那样把房间漆成粉色或蓝色。她认为应当选择一种让谁都会快乐的颜色，在柠檬黄色、青草绿色、太阳橙色中挑了绿色。她热诚地布置房间。如今这里成为她的书房，书架和挂画挡住两面绿墙。

每天夜里，爸爸睡着，妈妈在床上躺一会儿，闭着眼睛，滴两到三滴眼药水放松下来。待他的呼吸声变成低低的鼾声，像运转不良的老式抽油烟机开着磕磕绊绊的一档，她就起身，蹑手蹑脚走出卧室，倒杯热水，到书房的绿墙下坐着，看杂志。有时她什么也不做，坐进阳台上的藤椅，盖一张薄毛毯在身上，听不远处黑漆漆的大海在夜间发出的潮声。有时她不知不觉睡着一小会儿，再在凉意中醒过来，再过一会儿，小区旁的街道就有洒水车和垃圾车开过，将要天亮。她的房间就不再属于她，又是她和爸爸共同的家了。

孩子去世后，她先是失眠，其后在药物作用下睡得太多，之后又失眠。她发现在这个年纪她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房间，年近五十的、被迫的女权主义者，享有不情不愿的自我，在命运中随波逐流之后享受既像惩罚又像补偿的自由。

起初睡不着的那段时间里，她很少想孩子，却总想起自己的小时候，好像获得了某种倒退式的新生。亲人们说这样不行，她就开始服药，让心情好起来的东西。之后她发现自己容易忘事，就停掉了。人们怎么不劝爸爸服药？就好像女人都是情绪，女人无法控制自己，女人的睡着与不睡着都是不情愿的，女人应该调控。

那些药片也让妈妈不再做梦。本来在失眠之后入睡的短暂的梦里她经常梦到逝去多年的外公外婆，还有高考。偶尔在梦里她也能看见孩子。孩子一点点大的时候长得不太像爸爸，爸爸是长眼睛，孩子是圆眼睛，爸爸是方脸，孩子是心形的小脸，额头圆，出生后两天酒窝就清晰可辨。她常常主动说，这孩子五官不太像爸爸。大家反而都说，可真像！就好似要为孩子辩护，找出孩子和爸爸越来越像的证据，头顶上的旋也在同一个位置，人中也是那么深，也是上端有点尖的耳朵，耳朵位置生得高，这骨相绝对聪明。那时这些别人挖掘的特点让她有点新奇，就仿佛她不那么了解自己的孩子，不够注意孩子身上细小的部分，比如她当然知道孩子的耳垂很大，但她没来得及发现孩子耳廓有点尖。

孩子去世后，她也惊讶地发现了很多关于孩子的事。有一位老师提起，孩子和同学传递情书，老师发现过。她想知道那个同学是谁，去找那个同学聊聊孩子。也许老师看她太热切了，也许怀疑她有追究同学或学校责任的打算，随即改口，说记错了人。

还有一个孩子的同班同学告诉她，孩子生前爱喝桃汁。妈妈哭了，她在家只买橙汁和苹果汁，孩子没有说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