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后记忆（1/2）

留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天，我再度造访了两个相像得可怕的地方。它们都属于，怎么说呢，保管体系，或曰存储机构，是专为和人体存在的余料，亦即人死后留下的东西打交道的。

在圣米歇尔大教堂的地下室，人体骨骼被一一登记造册，排列得秩序井然。这些数百年间积存下来的骨骼，被按照部位和尺寸分门别类，小腿骨和小腿骨工整地垒成一垛，头盖骨则被单独存放。带领我们参观的那位女士情绪激昂，一面吆喝着左转右转，一面嘲笑着人生无常，一面提醒我们注意女尸的便鞋和丝绸腰带保存得何等完好——那具女尸殁时怀有身孕，面部像一块黑土豆，被陈列在单独的棺木中供人参观。她激动地说：“wie huebsch！”（看，多美啊！）的确，在她经营的地下室里维持着一种层级分明的独特秩序。那些尚未丧失商品属性的东西被公开展览，其余的则被当成零部件，束之高阁，置于被遗忘的边缘。

第二站是维也纳医科大学的医学博物馆，展示的是19世纪对于人体构造的认知：人体被视为一座神庙，热心地向开化的参观者敞开自己的脏腑。我参观这座博物馆，既是为了缅怀太姥姥萨拉和她那位在维也纳拿到医学文凭的保加利亚情郎，也是为了向当时的精密科学致敬。曾几何时独步一时的先进医学成就的展览，学生的欣喜和教授的骄傲，如今变成了珍品陈列馆，古老医学、小胡子医生和白大褂护士的纪念馆。那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导管和手术剪、手术钳、老式显微镜。所有这些都已陈旧不堪，失去了主人，变成了滑稽可笑的收藏品，静静地躺在玻璃展柜里，如同早已成熟的医学的襁褓和拨浪鼓。唯一丝毫没有退化的，只有人体。

这些解剖学人体模型是由纯蜂蜡制作的，因而不受时间侵蚀。它们足有上千件，构成一整个军团，是由约瑟夫二世奉启蒙、理性和直观之名，下令在佛罗伦萨制造的。监造官就是鼎鼎大名的意大利解剖学家保罗·马斯卡尼，伟大解剖图册的作者、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模型建成之后，由骡队驮着翻越阿尔卑斯山，顺多瑙河而下，运抵维也纳，公开展览，以兴科学。彼时，邻近的法国——从格勒诺布尔到图卢兹正在睡梦中辗转反侧，1789年大革命山雨欲来。时至今日，这些模型依旧栩栩如生，像获胜的竞技运动员一样昂然挺立于紫心木或者玻璃制成的匣套内。理性之人在这些展厅里变成了一道道菜，剖开的腹腔上摆放着泛光的器官、漆亮的肝脏、滑稽的睾丸。蜂蜡模型有的用胳膊肘支撑着，有的摊开四肢仰面躺着，有的露出骨骼，有的露出血管和内脏，向人们展示着肌肉组织、脂肪和骨骼关节。一切都散发出一种淡漠的不死气息。

然而，和最近几年周围的一切东西一样，医学博物馆似乎也变成了对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问题的全新解答。这些美好的无生命的人体被剥夺了其初始意义（教育、见证、解释），不得不赋闲在此，一如其他博物馆里的四轮轿式马车和咖啡壶。一旦被从日常生活中放逐，物品便会逐渐丧失实体性，以全新的、非人类的面目转向我们，回归其本来属性：蜡、颜料、黏土。过去回归荒野，忘却长成了森林。

八年前，女友策划了一本厚厚的作家访谈录，邀请作家讲述自我：童年和青年，友谊和对立，处女作和非处女作。此书大获成功，但里面却没有收入我的访谈，原因如下。我们先后试了两次，却无论如何都不适用，尽管在我们的访谈录音中也不乏惊人之语，但于这本书而言却是完全多余的。两次访谈虽然间隔了两年之久，而内容却像两滴水一样相似，其中的节点完全吻合，包括点缀谈话的那些笑话。最糟糕的是，那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是关于我自己的，无论有趣的，还是无趣的。有时我甚至会别有用心地篡改家族传说，沿着家族历史的主线上下游移，巧妙地回避任何关于自我的讲述。对于直接问题我自然照答不误，但这些答案何等的寡淡无味——在哪里出生，在何处上学，读了什么，写了什么；刚回答完，我就又迫不及待地纵身入水，摇头摆尾地畅游在族人的生命之河中。就这样，我们终究未能成功，但录音却被我保留了下来，权当是骨折的x光照片，立此存照。不想，几年后它们竟派上了用场。

那时我正在阅读玛丽安·赫希 [1] 的经典著作《后记忆一代》，感觉那像是为我自己的头脑写的一份导游手册。她在书中所提到的一切于我都心有灵犀，不言而喻：无论是对于自我家族历史——泛泛而言，是对于家族成员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对于聚拢的声音与气味，对于巧合与同时性，对于同步运转的历史车轮——高度而持久的兴趣；还是事务性的无聊——我为此将自己的当下挥霍于追根溯源；抑或是发自内心的感觉，以为自己确切知道曾经的一切是何种模样——电车路线、扩音器传出的音乐。关于自我的讲述变成了关于祖辈的讲述，他们作为合唱团站在你身后，为你的独唱助场，只是那些音乐少说也是七十年前写下的。从历史的黑水中浮现的结构畏避任何的直线性，其自然环境是同时在场，过去声音的同时喧哗。

后记忆的工作，就在于使这些机体复生，赋予其身体与声音，并按照自我经验和理解为其注入生机。奥德修斯就是这样召唤亡灵的，它们嗅着祭祀鲜血的气味，如乌云般席卷而来，像鸟群一样呼喊；而奥德修斯将它们驱散，只允许他愿意与之对话的亡灵靠近火焰；鲜血在所难免，否则谈话便无法进行。如今，想让死者开口，必须在自己的身体和理智中为其腾出位置，像孕育婴儿一样将其怀在体内。但另一方面，后记忆的重担恰恰落在孩子——幸存者子孙们的肩头。

对于后记忆的界限，赫希给出了深思熟虑的严格限定。“后记忆”这一术语本身是她在大屠杀研究的框架下提出并使用的。其所描述的现实源自直接经验，既包括个人的，也包括身边人的。这是那些人的日常，其父辈和祖辈为其讲述自我故事，这些故事幸而未湮没于曾经的大洪水和欧洲犹太人的浩劫，至今仍是家族存在的起始坐标与必然前提。将往事镌刻于记忆——这一死后公平的最高形式的需求，在此处表现出特殊的依赖关系。那些既无法言说，又无法解释的知识令人目眩，像夺目的闪光灯一样，无论你朝哪个方向看去都无法回避。在这一强光之下，一切与“当时”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都显得微不足道，因其未经历过极端不公的考验。

正因如此，“过往”在那些受迷惑者的心目中才被无限放大。对此感触最深的，大概莫过于那些从灾难的血盆巨口边溜走的人，他们的亲人没有经历过死亡集中营，却如赫希所说，曾“被强制劳动，做过难民，遭受过种族迫害与隔离”。幸存者的经历必然引发某种伦理散焦，令你很难不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你在这个世界的空气中所占据的位置，原本完全有可能被别的什么人填充。不仅如此，这个位置照理就属于那些被毁灭的他者。普利莫·莱维 [2] 对此说得极其直白：“幸存者都是低劣者，蝇营狗苟者；优秀者全都死掉了。”

并不优秀者，地域或命运之偶然性的受益人，不得不服从于无形的绝对命令。这里所指的，不仅在于你不得不将一切做得比要求的更好，无论自觉与否，而且在于世界会一直被你视为一栋刚刚失去主人的房子，而我们坐在被遗弃的沙发上，墙上挂着他者的照片，我们需要学会将其视为亲人，尽管我们对此并无充分权利。

这是一种特殊的迷惑性，一种保障过去存在于当下的常态化视角，它如此强大，像滤光镜或者墨镜一样，要么将今天隔挡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要么将其染成其他色调。过去的无法拯救使得这一目光尤为炽烈，直如美杜莎的目光，将逝去的世界石化，变成纪念碑。

将记忆引出掩体，引出微观历史的暗处，使其变得可见可闻——类似尝试当下很多人都在做；随着新的书籍和电影问世，大规模抢救性工程变得普遍，个体的爱情故事变成了某种类似于集体项目的东西。其任务似乎可以归结为汉娜·阿伦特当年所指出的，一方面是被排挤出世界的群体的抱团取暖，另一方面是作为世界起始的公众空间。但赫希并不将后记忆描述为项目或者当代情感的特殊类型，而是某种宽泛得多的东西：后记忆“并非运动、方法或理念，我将其视为创伤性知识以及象征性经验隔代回归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