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案 永定门惊现碎尸 女侦探以身犯险（2/2）

跑了半天，我停下喘气，问小宝刚才去哪儿了。他说，随便走了走，听见枪响，就跳上了屋顶，看见我躲在树下。我问他还看见什么没，他脸憋得通红，半天才说：“这地儿太恶心了，不但有尼姑，还有女学生、唱戏的和道姑，都在瞎搞。”

我大笑，说：“人家那是化装服务，下次必须带你见识见识。”

第二天上午，我和小宝去找戴戴，却不见人。打听街坊，说昨天晚上一直没见到她。我俩叫了辆车，去了济良所。一进济良所，看见戴戴的照片被挂在陈列室的墙上，跟所里的人打听，戴戴昨天递交申请进了济良所。

我质问那值班的秘书，说不可能，进所申请得警察厅审，怎么可能一天就办完了？秘书不耐烦，说这是所里的事，怎么办他们说了算。

小宝说：“我们是她家属，现在要见人。”秘书白了他一眼，说：“家属？怎么证明？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人牙子（人贩子）？”

一个歪脖子的男人走过来，扯了下我的袖子，让我到一旁说话。这人穿了件不合身的破衬衫，趿拉个拖鞋，贼眉鼠眼的。歪脖儿问：“你俩找戴姑娘吧？”我说是，歪脖儿干笑了一声，伸出手，我掏出一块大洋给他。歪脖儿是个流浪汉，三天两头在济良所瞎混，看姑娘照片，跟所里人都混熟了。昨天，他见到戴戴和济良所的秘书问话，聊了两句就走了。过一会儿，戴戴又来了，歪脖儿上去搭讪，还被骂了一顿。

“那戴姑娘填了张表交给秘书，就进里头去了，她跟我说，要是有个戴眼镜的男人来找她，就让我捎句话。”

我问什么话。歪脖儿四下瞄了一眼，小声说：“这济良所有猫儿腻，她要深入调查。”说完，歪脖儿转身就走，走两步又回来，说：“还有个事儿得说下，戴姑娘明天就要被人娶走了。”

我说，什么？谁要娶走她？

歪脖儿说，昨天戴戴一进所，傍晚就来了个人，给所里写了领娶申请，要花钱买了她。

“这人是谁？”

“我打听了，叫于爱民，卖皮包的。”

小宝一把扯住歪脖儿的领子：“怎么打听到的？他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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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济良所证书。女子投奔济良所，需先提交书面申请，不识字的可以找人代写，经过京师警察厅行政处批准后，才能正式发放证书。一旦进了济良所，就要断绝一切外界联系，家属见面也得严格审核，谨防所女再次被领走卖掉

歪脖儿一脸苦相，也不挣扎，说：“我就是偷看了几眼，别看我穷，识字。”拍拍小宝的手，小宝松开。

“明天上午七八点，于爱民应该就来接人，最近这济良所进人出人都快，也不知道怎么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和小宝就去了皮裤胡同，躲在济良所对面等着。蹲到六点多，胡同东头传出一声惨叫：“杀人了！”

我俩赶紧跑过去，拐弯一看，一个穿衬衫马甲的偏分头摁着个人，一手拿着刀，底下那人两手握着他手腕子，刀子就要扎到脸上。小宝两步窜过去，一脚把偏分头踢倒在地，偏分头爬起来，拔腿就跑。我追过去，他跑得太快，又熟路，转眼没了影。

躺着那人是歪脖儿，被掐得要背过气儿，咳了半晌才讲出话。他说：“看见没，要杀我那人，就是于爱民——不是，是他妈的焦二毛！”

小宝抬手揍了他一巴掌：“说清楚，是不是昨天有什么没讲？”

歪脖儿说，来领娶戴戴的人，登记的是叫于爱民，但他其实叫焦二毛，是冒名登记。前几天，歪脖儿在济良所混着，见着一个穿西装的人，在陈列室挑女人，过去一看，竟然是老相识焦二毛。焦二毛以前是拉车的，好赌，常和歪脖儿一块儿在天桥混场子。两个月前，焦二毛误杀了人，被警察抓了，俩人再没见过面。

见焦二毛突然换了个名字，还来买媳妇，歪脖儿很好奇，就缠着他聊，焦二毛不说，歪脖儿就威胁要报警。焦二毛怕了，就给了他一笔钱，说以后自己就是于爱民，卖皮包的商人。

“不知道他哪儿来的钱，一把给我五个大洋。”歪脖儿有点激动，“昨天，看上戴姑娘的就是他，我就琢磨着，今儿他来接人，想再讹点钱，没想到丫看见我就打，妈的要拿刀杀我，x，我还没开口要钱呢！”

歪脖儿火很大，不住嘴地骂：“我贱命一条，谁敢惹我，我就杀谁！”

我朝他脑门拍了一巴掌，又给他两块钱，说：“想想主意，我要进去见戴姑娘。”

因为焦二毛没能按时接人，又让歪脖儿使了钱，我填了张表，把戴戴的姓名，号码报给了济良所秘书。过了一会儿，我俩在接待室见了面，边上站了个女检察，监督我们谈话。

戴戴两眼通红，鼻子上青了一块，我问女检察：“这姑娘是咋了？”

女检察白了我一眼：“不相干的，就别问。”

我点上烟抽，看了眼女检察，跟戴戴说：“你介绍情况吧，我听着。”

戴戴明白，跟我要了根烟也点上，说：“我来这边找亲戚，没找到，无依无靠，就进了所。”接着，她随便扯起来，我点头应付。临了，她悄悄往我脚边丢了个纸团，说：“金先生，申领过程很复杂，警察厅要审核，还要找人担保，但您一定记得来接我。”就起身出去了。

我笑一声，点点头，说：“好好改造，别跟人打架。”

出了接待室，我打开纸团，上面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下面记了一排名单，是前段时间来济良所领娶姑娘的人。戴戴昨天打听音音没结果，觉得济良所有问题，就自己申请进了所，晚上熄灯 [5] 后，一宿没睡，悄悄跟姑娘们打听情况。

焦二毛冒名于爱民来申领，戴戴直接就怀疑了他，因为济良所的流程，就像她说的，不但要审核，还要找担保，不可能一天办完。之前两个月里，几乎所有进来的女子，不到一周就被领走了。

我找警署的熟人查了下，焦二毛确实是两个月前杀了人，被外二警署抓了。真正的于爱民，确实是个皮包商，是个死刑犯，一年前就枪毙了。

戴戴给的名单上有9个人，都是冒用的假身份，不是登记的死刑犯，就是失踪人口。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全都是生意人。生意人最容易找人担保，通过济良所审核。

我们带着歪脖儿，去警署找到邱太德，说了焦二毛冒名于爱民的事情，但没提名单的事。邱太德听了，马上让巡警查资料。警察拿来资料，焦二毛家住朝阳门外芳草地，在天桥一带拉车，确实被抓到过外二警署，但没来得及送监，人就跑了。

邱太德戴上帽子，招呼侦缉队，就去抓人。我和小宝、歪脖儿也跟着去了。到了芳草地，焦二毛家大门开着，里外不见人。邱太德跟侦缉队说，去东方饭店。我问：“他已经露馅了，还敢回饭店？”

邱太德说：“还记得他那行李箱吗？里头那么多钱，很可能会回去。”

我点点头，说他分析的对。到了东方饭店，蹲守的巡警说，他们和饭店服务员一直在门口守着，每个进门的人都查过，从早上起就没人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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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商场位于当时南城新区的中心，香厂路和万明路的交叉口（今北京宣武中医院附近），是北京最现代的综合商场，高四层，有各种新式商品、服装售卖和餐饮，顶楼还有露天茶座咖啡馆

我跟邱太德说，如果他真的回来，可能也会先观察，藏在人多的地方最保险，比如对面新世界。邱太德召集侦缉队和所有巡警，说了焦二毛的长相，安排在新世界所有出口和楼梯堵着。我和小宝、歪脖儿进了商场，边逛边看。

商场里几乎全是女人的东西。营业员有穿长袍的，有穿衬衫马甲的，有成群结伴的妓女叽叽喳喳，还有些洋人带着姑娘转。我们三个显得很奇怪，就散开了找。歪脖儿太好奇，没一会儿就不见人了。我和小宝上了四楼，分两个方向，一层层往下走。逛到二楼电梯口，从身后走过两个年轻姑娘，打扮得很浓艳，两人一左一右，挎着一个戴礼帽穿西装的男人。他们走过后，我扫了一眼那男人的罗圈腿，弯得像两张弓，就走过去，拍了拍他肩膀。他回头看了下，甩开两个姑娘就跑，果然是焦二毛。

拉车的就是跑得快，焦二毛一溜烟跑了老远，钻进了一家成衣铺。我追过去，见成衣铺旁边有一道门，通向商场外围的环形阳台。我追上阳台，远远看见焦二毛顺着栏杆溜了下去，我也爬上栏杆，往下滑，滑到二楼，听见一声枪响，从二楼阳台传出来。我跳进二楼阳台，见邱太德站在那里，手里握着盒子炮，枪口还在冒烟。焦二毛已经摔在了楼下的小胡同里，一动不动。邱太德看了我一眼，转身进商场下楼，我紧跟着也下去了。下到一楼，出了新世界，绕到后面胡同，焦二毛竟然不见了，地上只留了一摊血迹。

巡警和侦缉队围上来，邱太德宣布，焦二毛拒捕，立即封锁胡同和商场，仔细搜查。一直搜到八九点，也没有结果。邱太德安排侦缉队通宵值班，他要亲自蹲守。我在胡同里转了转，发现这里和商场的后门通着。

小宝问我，要不要跟警察一起蹲守。我说：“不用，咱们做不了什么，不如找找歪脖儿——在商场里走散后，就再没见他人。”

10点多，我找到了在天桥拉夜班车的十三。他托车行的朋友打听了一夜，在天桥一间赌场找到了歪脖儿，跟他一起的，还有奄奄一息的焦二毛。我问歪脖儿怎么回事，他不肯说，憋了半晌，说：“给我钱，500个大洋，要不就算了。”

我说：“你也太贪了，一下哪儿找那么多钱？”

歪脖儿很坚持：“我敢要这钱，就是横下心了，不会跟你瞎说。”

我看看小宝。小宝说，看我没用，我的钱都是你给的。我从口袋里掏出纸笔，写了张条子，盖了印章，递给歪脖儿，让他有空到北新桥增裕当铺拿钱。歪脖儿接过条子，检查半天，仔细叠好装起来，然后给自己倒了杯水。他抱起杯子一口喝完，指了指自己和躺着的焦二毛，说：“邱太德，要杀人灭口。”

歪脖儿在商场里找焦二毛，就想问问他，为什么想杀自己。他从没去过商场，很快迷了路，摸了半天，从后面出来进了胡同，抬头一瞧，焦二毛正顺着栏杆往下滑。他赶紧躲墙角，想抓个正着，却看见邱太德上了阳台。焦二毛一见邱太德，就停住不滑了，朝他招手，“二毛对他说了一句话，姓邱的就开枪了。”

“什么话？”

“他说，您放我走，明儿我把歪脖儿也做干净了。”

焦二毛肩膀挨了一枪，扑通一声掉了下去，摔在歪脖儿跟前。

“我x，吓得我半死！二毛摔得一动不动，嘴里哼唧，要我救他。”歪脖儿停下，又倒了杯水，继续说：“我当然救，不是他要杀我啊！”他拍拍胸脯，“我这人，是非分明！”

我问他，邱太德为什么要灭口，歪脖儿扶起焦二毛，让他说。

从八大胡同挑妓女，设法弄进济良所，再从济良所合法娶人，卖进七圣庵，这桩生意，邱太德已经做了很久。他从不亲自出面，办事的人都是犯了死刑的犯人，邱太德承诺，做成了买卖就让他们换个身份跑路。半年多来，邱太德暗中打点了济良所上下，做得干净利落，更何况，买人卖人的，全是假身份，几乎无从查起。

小知己在七圣庵撞破了事情，坚持要查，竟去找到邱太德报案，自己送上了门。焦二毛贪财，收了邱太德一千个大洋，不想事儿没办成，还败露了身份，“姓邱的平时对我们像兄弟，给钱从不小气，一出事马上变脸，太可怕……”焦二毛边说边咳，血溅了我一身。

我点上一根烟，塞到他嘴里，说：“抽两口，就没那么疼了。”

小宝检查了焦二毛的伤口，子弹从正面穿过肩胛骨，没伤到内脏，但失血过多。走之前，我又写了个条子，递给歪脖儿，告诉他，按地址去找这个地下诊所，待在那儿别乱跑。

回到西四，实在太累，我一觉睡了两天，醒来已经是5号中午了。起床后，我泡了壶铁观音，坐院里抽烟，和小宝商量，晚上去诊所找歪脖儿和焦二毛。邱太德这件事儿，只有带上证人去找警察厅勤务督察处 [6] 。

正聊着，院门开了，车夫十三拿着张报纸进来，说出事了。我打开报纸一看，头条报道——外二警区署长街头遭枪杀，凶手至今查无下落。报道里说，邱太德今早一出家门，在胡同里被人枪袭，中了四枪，当场毙命。据目击者说，杀人凶手是个歪脖子男人。

听我念完，小宝喷了一口茶，说：“x，这小子哪来的枪？”

“手里有钱，买枪容易 [7] 。”我点上烟，吸了几口掐掉，带小宝出门。

晚上，我和小宝去了那间地下诊所找歪脖儿。医生说，前天夜里，歪脖儿送来个中枪的人，自己走了。我问，送的那人呢？医生说，没救过来，死了。

回去的路上，我问小宝：“我这算不算买凶杀人？”

小宝叹了口气，说：“每回你拿钱办事，我都心疼。这回，是花得最值的。”

我一拍脑门：“嗨，一提花钱，还有件麻烦事儿，戴戴还在济良所呢！”

小宝大笑，说老金，这下你完了。

太爷爷查完这件案子半个月，当时的进步刊物《每周评论》19号（1919年4月27日）上发表了一篇李大钊的文章：《废娼问题》。里面提到，准许公娼制度，就是准许人身买卖，就是损害法律上的人身自由。

以制度提倡卖淫，当然不行，而小知己的案子，让我觉得，造成买卖妇女的，更多在于制度背后的人。本该保护合法妓女的警察成了人贩头子，救助妓女的济良所默默提供了合法贩卖的渠道，因为社会机构造成的畸形需求没有得到解决。

前阵子，徐浪调查过拐卖案。其中有类案子，以婚姻介绍的形式，拐卖妇女到偏远地区，称之为“合法”的婚姻移民。这背后，就是社会结构紧张造成的畸形需求。

有人建议，与其毫无策略地打拐，不如建立合法的婚姻介绍机构——疏导解决需求，缓解犯罪，是合理的思路。但若真的如此设置这样的机构，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周庸说，觉得我越来越悲观。我说是，但做我们这行儿的，若不悲观，就难以承受现实的沉重，若不先承受，又哪来勇气做点什么？

[1] 妓院的日常管理者，称为掌班，其实就是老板。掌班一般是从前做妓女或老鸨的，生了女儿，还会留在妓院。女儿一般被称作小掌班，小知己就是三红班的小掌班。

[2] 程小青是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第一人”，是“东方的柯南道尔”，他笔下的霍桑是中国版的福尔摩斯。他也是中国第一个翻译《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家。

[3] 七圣庵地处今天北京西城区黑窑厂街，陶然亭北边，始建于1000多年前的宋仁宗时期。

[4] 北洋时期，济良所因为审查不严，经常出现下列情况：狎客怂恿妓女投所，再从所里领娶妓女，随即抛弃，骗取财物。更有甚者，将领娶的女子转手卖掉，赚取差价。而济良所虽是由警察主管，却要依靠士绅阶层提供的少量经费维持，因此多以做“官媒”为收入。

[5] 济良所内，为了矫正妓女的不良生活习惯，所女要按照严格的作息时间生活。据《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济良所的作息跟监狱差不多。

[6] 北洋时期的京师警察厅，设有勤务督察处，由督察长和督察员组成，是对各区警署、侦缉队和派出所警察检查和监督的专门机构。并且，督察员有制服稽查和便衣稽查，以便调查真实情况。

[7] 民国期间，持枪是合法的，凡是登记购买的枪支，属于公民个人财产，但政府对合法枪支定价很高，普通民众很难买得起。因此，私贩枪支也很猖獗。1918年，有北洋政府警察假扮买枪者，获得日本人私卖枪支的证据，发现当时一支十响毛瑟手枪配200发子弹，开价是400元。相比来说，国内自制的土枪要便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