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案 洋博士灵学救国 杨树浦魔曲杀人（1/2）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悄悄流传过一盒磁带，叫《黑色的星期天》 [1] 。议论的人多，真正听的人少，因为据说听了这首歌的人，都会自杀。

我听了，没自杀（后来知道听的并非完整版）。至今，我都能想起在宿舍里，戴着耳机按下播放键的那一刻。那天晚上，宿舍里的哥们儿轮流看着我，不让我出门，不让我走近窗户，上厕所都得跟着。说实话，我当时很害怕，一宿没睡着。

这个传说现在网上还在讨论，还有人专门搜集了类似的魔曲，录了研究视频，研究这些音乐的心理成因。

两周前，我在太爷爷留下的笔记里，发现了他26岁时遇到的一件事，竟然和这种音乐有关。事情发生在上海杨树浦工业区（今杨浦区）。笔记里记录的一些地方，现在还存在，我到上海待了两天，把这个故事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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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称： 鬼曲连环杀人案

事发时间： 1916年8月中旬

事发地点： 上海杨树浦地区

记录时间： 1920年10月

这几年做夜行者，查过几百件大大小小的案子，除了记录下来，我并不愿和人聊起。直到前几天，戴戴突然问我：你见过最可怕的凶手什么样？她在写侦探小说，说想写一种“看起来很普通，实际上很可怕”的凶手。

小宝给她讲了安定门外的吃婴案件，说这个凶手最可怕，看起来很温和，但却敢撬开小孩的脑壳吃脑髓。戴戴不满意，说有点恶心，但不够可怕。小宝又讲了好几个案子，戴戴听得入迷，但每回都摇摇头。

我进卧室找出以前的笔记，翻到了民国五年（1916年）的记录，说：“几年前有个案子，小宝也没听过。这个凶手，我现在还在琢磨。”我泡上茶，拆了包烟，给他俩讲了这个我称作“鬼曲”的案子。

那是民国五年（1916年）8月，我还在上海。半年前，我从报社（指《申报》）辞职，开始单干，但做得并不好。我住在虹口的一间日式旅馆里，没有助手，没有枪，也没几个朋友。而且，大烟抽得还很凶。为了安心抽烟和查案方便，我在黄浦江北岸的码头还有一间棚屋。那个地方是个巨大的贫民窟，住的都是“棚户人”。

每隔十天半月，我都会在码头棚屋里待一阵，过过瘾，一点也不想戒掉。非要问我为什么，大概是当时黄先生的事 [2] ，我还接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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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起，上海黄浦江畔有一些贫民窟，类似现在的城中村。这里住的主要是来上海乞讨和做工的移民，大部分来自苏北、山东和安徽。他们用破席、木板和稻草搭建房屋，屋内用稻草铺在砖上做床铺，把破罐子当炉子使。棚户区的居民被称为“棚户人”，是上海底层人的代名词

8月12号中午，我在棚屋区过完瘾，外面有人敲门，是住在隔壁的女孩陈姗姗。这姑娘是安徽巢湖人，那年23岁，在棉纱厂工作，总是上夜班。姗姗是棚屋区唯一认识我的人，经常给我拿些水果糕点，问我在看什么书。偶尔，她也会很小心地劝我少抽点烟。

那天，她才剪过头发，梳了个学生头，脸圆圆的，肿着眼睛，穿了件蓝色短衣。她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问我：“金先生，你是个读书人，你说世界上真有鬼魂吗？”

我刚抽完烟，脑袋里飘飘忽忽的，就敷衍了几句，说世上根本没有鬼，都是人编出来的。她没吭声，我又说了一句：“也可能有，报上不是有很多人都在说灵魂科学吗？”她盯着看了我一会儿，说了句“谢谢金先生”，就走了。

我当然不信鬼神，但懒得解释太多。那两年，不少人在研究一种西方的科学项目——灵魂学说，号称灵魂不死，可以感知，甚至和活人一样有善恶之分，能做坏事。就在前一天，《申报》刚刚登了一篇广告：《伍廷芳演讲通神社事预志》，预告里说，江苏教育会邀请伍廷芳 [3] 在上海做灵魂学演讲，演讲就在8月17号进行。

第二天，是农历的鬼节。早上9点多，我出门时又遇到了姗姗。她刚下夜班，有点迷迷糊糊。平时下夜班，她都会换上自己的衣服，工厂里的女孩都这样，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工人，出了厂就会穿得干干净净，特别喜欢打扮得像个女学生。这天早上，姗姗却穿着沾满了线头的灰色油服（工作服的俗称），胸口有一大片血迹。我叫住她，问出了什么事。

她说，鬼魂又作孽了，一个姐妹夜里自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跳的，早上下班的时候，在水塔下面发现了尸体，头全摔烂了。”姗姗说着弯腰呕吐起来。

我扶她进屋躺下，倒了水，告诉她我是记者，有什么不对的事情，可以帮忙查查。她躺了半天才缓过劲，开口却说：“金先生，鬼魂是有的，因为它们有声音。”

我问她听见过鬼魂的声音吗，她摇摇头，又发呆。我找了把椅子，坐着抽烟，慢慢和她聊。

姗姗上班的棉纱厂，是个中日合办的工厂，叫恒和棉纱公司，车间设在杨树浦西边，靠近闸北，归中国人管辖，附近有火柴厂、卷烟厂，还有上海自来水厂和发电厂。从一个月前起，已经有七个女孩接连自杀，都是从高处跳下，有的在厂里，有的在外面。昨晚是第八个，死掉的女孩是姗姗的好朋友，泰州人，比姗姗大两岁。

“她是我们姐妹会 [4] 里的二姐，跟我关系最好。二姐总跟我说，只要好好干活，就能在上海熬出来。”

二姐死前一段时间，连环自杀的事情已在厂里传得人心惶惶，报上也有各种说法，其中议论最多的是，说每个跳楼的女孩，死前几天都听见过奇怪的声音。

“有人说是女人小声说话的声音，有人说是唱歌，还有人说是鬼魂在叫熟人的名字，叫到谁，谁就会自杀。”

流言是怎么传开的，谁也说不清楚，就连报纸上登的，也没人分得出先后。

那天下午，我在工厂区的一座茶楼见到了老赵，他是《大时报》的记者。以前做记者的时候，我经常和他聊天。

见我打听恒和厂的事情，老赵很兴奋，从包里掏出他马上就要登出的一篇稿子，标题叫《灵魂作曲杀人：恒和棉纱厂跳楼女工遗书曝光》。稿子里说，有人发现第一个女孩的遗书，遗书中写着：“灵魂永不消散，凡听见我的，必将和我一样。”

我问他，遗书在哪儿？谁发现的？

老赵说，是个读者的投稿 [5] ，说自己是第一个死者生前的朋友。连环自杀发生后，《大时报》收到不少读者投稿，都是说自己听到的鬼曲传说。

我说：“人人都是听说，你们总得查查。”

老赵没说话，从包里掏出一摞最近的报纸放在桌上，一张一张翻给我看。每份报纸都有恒和厂传说的新闻。老赵给我点了根烟，继续说：“你不是没干过这行，每天那么多新闻，真等查清楚再写，早晚了。”

说完，他又从包里翻出个信封，给我看邮戳：“我不是没调查，毕竟人命关天。说自己是死者朋友的这个人，一直在投稿，每多一个人自杀，他就投一篇新的，评论鬼曲的事。可能他真的知道点什么。”老赵说，正在和邮政的朋友打听，想法查查这个人。

我点点头，说查到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就没再问新闻的事，让他细说一下之前的自杀案。

第一起自杀，发生在7月15号，一个恒和厂的女工从工厂水塔上跳下，当场摔死。从那之后，每隔天，杨树浦一带就会有女孩从高处跳下自杀。算上昨天的第八个女孩，死者全是恒和厂的工人，其中七个是苏北人，年纪最小的才16岁。

我问老赵，真相信鬼曲这种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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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浦区各个工厂之间形成了密集的商业区，平时，逛街游玩的人就在工厂之间穿梭。图片是耸立的发电厂烟囱，下面就是街道

老赵摇头大笑：“怎么可能？往报纸上写的，哪能真信？”

他话音未落，一个影子从我们俩面前的栏杆外闪过。走过去一看，一个女孩摔在地上，是从茶楼后面的烟囱上跳下来的，那是杨树浦发电厂的烟囱，差不多100米高。

尸体很快被人群包围，有人喊道：“又是恒和厂的姑娘！”

那女孩的尸体十分瘦小，看起来只有十四五岁，身体摔成了畸形，趴在地上，很快淌了巨大一摊血。天气闷热，瞬间招来一群苍蝇，围观的人指指点点，捂住口鼻。

老赵掏出相机，探出身子拍了几张，又飞奔下楼，冲进人群拍了几张。亲眼遇上女工自杀，他很兴奋，要马上回去写稿。

我跟着跑下楼，看了一会儿，弯腰干呕了一阵，从旁边店铺里找来一块破布，盖在女孩尸体上。我和老赵招呼了一声，叫辆黄包车回了码头住处。

晚上，我让姗姗带我去了恒和厂。夜班6点开工，我和姗姗到恒和厂门口的时候，已经5点半，门口卖小吃的小贩已经支起了摊子吆喝。来上夜班的女工三三两两聚集在厂门口，有裹小脚的，有穿布鞋的，还有穿高跟鞋的，年轻女孩烫着卷发，留学生头，年纪大点的盘着头。她们都在议论下午从电厂烟囱跳下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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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轮手推车是当时上海广泛使用的交通工具，比黄包车价格便宜，一辆能坐很多人。上下班的女工和小孩最喜欢坐

一辆坐着四五个女孩的手推车在门口停下，跳下一个梳辫子的女孩，跑到我俩跟前，她穿着和姗姗一样的蓝衣服。辫子女孩拉着姗姗小声说了几句话，姗姗登时脸色苍白，哗哗掉眼泪，辫子女孩也跟着抽泣。

下午死掉那女孩也是她们姐妹会的，是包工头从山东雇来的童工，住在包工 [6] 宿舍里，在上海一个亲戚也没有。

我问她们俩：“她这几天听见过那奇怪的声音吗？”

姗姗摇摇头，说：“没听她提过。上次二姐出事时，我们都被吓得不轻，姐妹们说好不再讲鬼曲的事情了。”

夜班上工的钟声敲了几下，两人哭了一会儿，进了恒和厂。我在工厂门口找了家摊子吃云吞面，问老板知不知道恒和厂出了什么事。老板指了指厂里的钟楼，让我仔细听。恒和厂里的广播正在放音乐，断断续续传来，像是大提琴。

“听见没？以前午饭和下午放工，都只放半小时音乐，现在放一个小时，就怕工人心情不好。”

我问为什么，面摊老板压低了嗓子说：“这厂里不干净，不定什么时候就响鬼曲，厂主想了很多法子，恨不得天天放交响乐，压一压。”

面摊老板说，那鬼曲每夜都会响，大部分人都听不见，但只要听到的人，过不多久就会自杀。

第二天早上6点，我在恒和厂门口等姗姗下班。她干的是接头工，每天下午6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除了向拿摩温申领个休息签去上厕所，其他时间都站在纱架前，盯着木管上的纱锭，找出断掉的线头，打上死结接上，一分钟接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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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工算是棉纱厂里最枯燥、最机械的工种，工作方式类似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拧螺丝。“拿摩温”是英文nuber one 的音译，指民国期间纱厂车间的工头。纱厂的拿摩温一般是女性，由普通女工升上去。底层女工的工作生活与拿摩温事事相关，因此总会尽量与拿摩温处好关系

趁着白班交接的空隙，姗姗帮我找到了她车间的拿摩温——一个30岁的无锡女人，烫着波浪卷，说话很干脆。在工厂里，她是姗姗的上级；出了工厂，她是姗姗的“干娘”。姗姗说：“我的理想就是努力工作，当上拿摩温，虽然我不是无锡人，也不是上海人。”

拿摩温帮我找到了唯一目睹过自杀的那个女工。这是个山东女孩，19岁，和第四个自杀的女工月娥很熟。上周的一天，她突然找到拿摩温，说月娥自杀前，自己就和她在一起。山东女孩和月娥是同一班次的夜班女工，都在摇纱间工作，两人下班后经常一起逛街，喜欢去小沙渡路（今西康路）的明月茶馆，花几毛钱听苏北戏。一个月前的一天，月娥突然说想去看教堂。

“我俩都不信教，但月娥姐说自己很累，想看看教堂里的画，会轻松点。”

7月15号中午，她们去了八埭头（当时杨树浦的一个主要商业区）一座废弃的教堂。

“我们坐在椅子上聊天，天太热，我就睡着了，醒来发现月娥姐不见了，里里外外找了几遍，不见人。我就喊她，越喊越害怕，教堂里有回音。”

她壮着胆子往礼拜堂后面走，在一个环形楼梯上看见了月娥。当时，她并不知道那是通向教堂钟楼的楼梯。

“我叫月娥姐，叫了好几声，她不理我，就一直慢慢上楼，也不回头看。（她）走到楼梯拐弯的地方，慢慢转身，我看见她的脸，吓得大喊一声，就跑了。”

我问她为什么害怕。

“月娥姐的脸色又黑又红，她是长头发，披散着，像在看我，又没看我……而且，她拐弯的时候，先转过身子，再慢慢扭过头。”

月娥上楼的样子，就像有什么东西拉着她走。

这件事在厂里传了半个月，变得越来越邪乎。有人说，月娥是在教堂被什么东西吸了魂，有人说她听过鬼曲，还有人说她得了结核病 [7] ，一直心情不好，上班的时候也会闹情绪。

我问山东女孩，为什么月娥刚死的时候，没有说这些。

“月娥姐死了，我怕人说跟我有关……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我就憋不住了，想起月娥姐的样子，不说出来我会更害怕。”

我问：“月娥死前有跟你说过鬼曲吗？或是听到什么东西？”

“没有，死了几个人之后，我才听说的。”她低头想了一会儿，又说：“但是，看月娥姐的样子，说不定也是听见过那鬼曲。”

我让拿摩温在恒和厂门口随便叫了几个女工，打听鬼曲的事。几乎人人都相信有鬼曲，但到底是什么样的曲子，没人说得清。有的女孩不等问完，就吓得转身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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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上海开埠，涌入了大批江浙赣皖的移民，他们沿河划船而来，直接在苏州河和黄浦江上安家，住在船上，主要以男人运货或搬运为生，称作船民。图片是一张船民举行婚礼的照片，即便条件很差，但婚礼也要做足面子

下午，我让姗姗回去休息，跟拿摩温去了苏州河南岸的船民区，这里住着一个刚从恒和厂辞职的女工，江西人小梅。

小梅21岁，有个刚满一岁的儿子，丈夫在自来水厂工作，她背着儿子在恒和厂做工，每天来回要走几个小时。四天前，她和同车间的姐妹说，晚上10点多，在车间外给儿子喂奶的时候，听到了鬼曲。因为有儿子，她不想死，当天领了工钱就辞职了。

我们到苏州河时已经下午5点多，小梅的丈夫正站在船头，手里抱着小孩，小梅呆坐在船舱里掉眼泪。

一打听，小梅竟然差点儿死掉。

她辞职后，每天在家带孩子，中午给丈夫送饭。那天上午，还没到午饭时间，她忽然抱着孩子去水厂找丈夫，却偷偷上了水塔，被检修水厂的工人及时救下。

“我在家待着，心里不踏实，一会儿想没钱了怎么办，一会儿又想起那鬼曲的事……就去水厂找他（丈夫），没找见人，心里更慌，看见那水塔，我就想上去……其实也不是我想，可人家都说，听见过那鬼曲……就会自杀。”

我问她，那鬼曲听起来什么样。小梅想了半天才开口，说那鬼曲突然就冒出来，开始很小，越来越响，后来像很多声音在一起响。

“听不出从哪个方向传来的，一开始我以为是厂里的广播，但那是做工的时间，不会有广播。这么一想，我才害怕，马上想起是不是鬼曲，可听着听着就呆住了，越听越害怕，就跑了。”

“听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小梅发了一会儿呆，说：“送葬，我在想我死了，他（丈夫）抱着孩子给我送葬。”

“一下就想到死了？”

“也不是，脑子很空，忽然就觉得没意思——天天站车间里干一样的活，没什么指望。”

我又仔细问了问，小梅都说得很肯定，但鬼曲的说法，我始终不信。走之前，我把身上的两块钱给了小梅的丈夫，让他停工几天，好好看着小梅。后来，我混进了恒和厂，去小梅说的地方看了看，除了几道灰墙，什么也没有。

在日本留学时，我修过一点心理学。那天晚上，我回了一趟虹口的住处，查了查从日本带回的医书 [8] 。小梅讲的情况，有点像幻听。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老赵，借了他的工作证，打算进恒和厂调查。走到工厂门口，被看门的人拦下，我掏出证件，说是记者，想采访一下厂主，那人进去问话，很快出来，说厂主不在。

做不成采访，我就打算做一回新闻骗子。我上街买了几份报纸，仔细看了四五篇猜测鬼曲事件的文章，写什么的都有，甚至有灵魂学家，分析冤魂传染的原因，预测下一个自杀事件发生的时间。我花了半小时，参考报上的文章胡乱拼凑抄成了一篇文章：《鬼曲害人恒和厂连环自杀，冤魂不散棉纱女纷纷辞工》 [9] 。

到了工厂门口，我把文章和证件递给看门人，又给他两毛钱，说：“我是《大时报》记者，这篇文章马上要刊登，有几个地方要跟你们厂主确认一下。”

5分钟后，看门的急匆匆跑来，带我去了厂主办公室。

厂主是个胖胖的小个子，戴着一副圆眼镜。他正拿着那篇稿子看，嘴里骂骂咧咧。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睛瞪得圆圆的。

我递上证件，指指他手里的稿子，说我是《大时报》的记者。他接过证件，眉头一松，呵呵笑了一下：“是赵记者啊，我叫tango，先坐下喝杯咖啡。”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英文名。一问，果然是上海人，中文名叫唐刚。

我说：“唐老板看了？有人给报社投了这个稿子，我想核实一下，里头有没有差错。”

我又补了一句：“编辑已经在排印了，我是留个神，怕有哪儿写错了。”

唐刚扫了几眼，嘿嘿一笑：“赵记者的意思我了解，这文章里的事情都是胡扯，就是几个苏北猪猡（旧时上海人对苏北人歧视的称呼）自己闹情绪死了。厂里都安排妥善了，家家有赔偿。”

我坐进沙发里，喝了几口咖啡，说：“我就知道里头有错，但这临时更换，报社确实得耗些费用，我得回去商量商量。”

唐刚坐下，拍我的肩膀，眼一眯：“制版的钱，赵记者不用操心，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这稿子撤了，需要补一篇。我想写写恒和厂实业救国。”说完，我掏出烟抽，也给唐刚递了一根，“唐老板需要这样的新闻，免得那些小报还瞎写。”

唐刚一口答应，马上找人，安排吃午饭，说：“赵记者有眼界，不听信那些装神弄鬼的。”

我成了恒和厂的特约采访记者，15号到16号早上的夜班时间，可以在厂里随意参观。夜班车间灯火通明，机器轰鸣持续不停，唯一能听清的是拿摩温发号施令吹的哨声。几百个女工从头到脚都是灰白色的棉絮，眼睛鼻子都看不清楚。她们一声不吭地工作，站在机器前做着一模一样的动作。我找了半个小时，才看出哪个是姗姗。我让她带我在厂里转转，她不肯，说会被扣分 [10] ，只要被扣了一次分，以后就不会再有晋升的可能。

我在车间里只待了一个小时，就逃了出来，眼花缭乱的机械流程和轰鸣的噪音，让我觉得头晕恶心，浑身上下难受。当时，我就一个想法：马上抽几口大烟，否则不如死了。

凌晨2点多，我在恒和厂四处瞎走，把传闻说死过人和响起过鬼曲的地方都去了一遍。2点50，我困得不行，坐在水塔边抽烟。在车间低沉的轰鸣里，我听到了奇怪的声音，隐隐约约，飘忽不定。我猛然一下精神了：肯定是那个声音！

我站起身寻找声音的来源，辨别不了。声音渐渐大起来，是多种乐器的混合，旋律起伏跌宕，又循环往复，虽然怪腔怪调，但确实是某种旋律。

我扔了烟卷，沿楼梯上了水塔，用手拢住耳朵仔细听。有一瞬间，我听见了几句唱词，像南方的傩戏中的唱腔，但立即淹没在曲声里，再也分辨不出。我琢磨着那几句词，一步步走上水塔，声音从水塔下面飘上来，越来越小，但依然在耳朵边回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