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案 洋博士灵学救国 杨树浦魔曲杀人（2/2）

不知不觉走到了水塔顶上，空气变得凉爽，身上抖了几下，再听，那声音已经没有了。我站在塔顶往下看，恒和厂的车间汇成一大片灯光，风从下面吹上来，夹杂着隐隐的轰鸣声。当时，我突然觉得浑身难受，想抽上一口大烟，或者往前走一步，跳下去，那感觉一定和抽口大烟一样舒坦。

恒和厂的夜钟救了我——每到凌晨3点，恒和厂就会敲一轮钟，工人可以休息十分钟，吃点儿东西提提神。

钟声一响，我吓出一身冷汗，转身跑下楼梯。这时，一个男人贴着水塔下的墙根闪过，我本能地喊了一声。那人却一眨眼转过墙角不见了。恍惚的瞬间，我看见他手里好像拎着一个四方的小箱子。

我走下水塔，身上发抖，胃里一阵阵发虚，浑身被汗水湿透。坐在地上抽了几根烟，脑子才清醒了点儿。我掏出笔记，记下了从那鬼曲里听到的几句唱词：

血中有虎，罕中有我。情起升腾，亡魂难收。

熬到6点夜班下工，我在厂门口吃了几口东西，便去找唐刚打听夜里见到的那个男人。还没到厂主办公室，却见唐刚带着个穿西装的瘦子急匆匆地走过来。

这瘦子竟是唐刚请来做法事的，我拉他到一边问：“唐老板，不是不信装神弄鬼吗？”

“赵记者，你也看到了，这事议论得太厉害，压不住。实业救国的文章你好好写，钱不是问题。但灵学也能救厂救国，我也得做。”

说完，他指着那瘦子介绍：“这位是悟善社 [11] 的罗社长，专做灵魂沟通的。”

这罗社长留着分头，嘴上两撇胡子，戴着一副圆眼镜，身上的旧西装穿着有点晃荡，衬衣的领口皱巴巴的，满是黄渍。唐刚说，他是伍廷芳博士亲自介绍的，特意从悟善社南京分社赶来做法。我打了个招呼，他点点头，没说话。

我问唐刚在哪里做法，他说，在钟楼前的大广场，全厂所有人都参加，“必须让人人都看见，才能让工人都心安”。

我没再追问夜里那男工的事情，跟着俩人去了广场。广场上已经搭起了台子，台子用红布覆盖，摆着香案、沙盘，一副扶乩请神的架势。不同的是，沙盘对面，架着一台德国照相机。我听说过这种把戏，叫“灵魂照相术”，据说相机能拍到鬼影。

工人们都知道做法是为了什么，很快在广场上集合起来。不少刚下夜班的人，走路摇摇晃晃，面无表情地站着。

仪式开始，先是飨鬼，烧了一顿香火，锣鼓钹铙敲打一阵。待“鬼魂”吃足了香火，罗社长捋起西装袖子，开始做法扶乩，沙盘里的竹枝动起来。整个过程，罗社长都一言不发，头上渐渐冒出汗珠。旁边的助手时不时和他嘀咕几下，去捣鼓沙盘前的照相机，镁光灯一闪，照相机咔嚓拍了一张。

唐刚小声说，他们要请的是最初跳楼的冤魂，怨气最强，才会不停地找替身。只有超度了它，连环自杀才能结束。

过了一会儿，那助手跳下台子，跑到我和唐刚跟前，说留声机坏了，能不能找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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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照相术（spirit photography）是在照相机发明后形成的一种学说，认为灵魂是有形的，照相机可以捕捉到鬼神或死去之人的灵魂。最早在美国流行，民国初年传入中国，和传统的扶乩巫术融合，有过很大的影响，尤其在上海流行

唐刚马上叫来一个工人，说让广播室的阿成搬台留声机来。那工人很快跑回来，后面跟着个小伙子，戴着副很厚的眼镜，怀里抱着一台留声机。他把留声机递给助手，问：“相机拍鬼魂我听过，留声机是做什么的？”

助手看了一眼台上的罗社长，说：“社长说过，跳楼死的，活着时都是下等人，魄力不足，死了以后就面目不清，俗话说的恶鬼，就是他们。祭祀做法，就是叫这些鬼魂吸点人气，魄力足了，就能跟人对话了。录下声音，就能了解死因，安慰往生者。”

正说得起劲，罗社长在台上招了招手，助手赶紧抱了留声机上去。助手准备好留声机，罗社长刚刚站到沙盘前，台下忽然有人大喊一声：“看楼上，那是谁！”

我抬头一看，钟楼顶上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左右慢慢移动。广场上一片骚乱，女工们大声尖叫，罗社长和助手站在台上，一脸惊诧。

唐刚“啪”地拍了自己脑门一巴掌，骂了一声“册那娘，碰着赤佬了……（上海话：他妈的，见鬼了）”。

楼上的人纵身跳下。

这时，台下飞出一只拖鞋，砸倒了台上的相机，有人大喊了一声“骗子，打死他”，人群轰然骚动，往台上涌过来。

罗社长这才反应过来，大喊一声，冲着助手吆喝了一通，跳下台往门口跑。他这一喊，我打了个激灵——他四川口音的官话里隐约透着一种腔调，和鬼曲里那几句人声很像。

我冲到台前，一把拽下他，抢着冲出人群，拉着他跑进旁边一条有铁门的小巷弄，把工人关在铁门外面。

又接着跑了五六分钟，我看他脸色发白快要晕倒，就停了下来。罗社长弯腰猛咳一阵，一屁股坐在地上。我过去揪起他问：“你是哪儿人？”他没弄明白，说是四川人。我掏出笔记递到他眼前：“听过这句歌吗？什么意思？”

他瞪着笔记看了一会儿，嘴里念叨了几下，脸更白了，瞪起眼问我：“你是从哪听到的？”

“这就是厂里传的鬼曲。”我挨着他坐下，点上根烟，把昨天夜里听见鬼曲的事情讲了一遍。

罗社长听得脸色变了几变，缓了半天才说：“这是川藏交界地带的一种巫师送葬歌里的词，只有死得不明不白的人，才会请巫师唱。要真在这儿听见了，可真是闹鬼了。”

“这几个字，你写的不对。”他跟我要了笔，在笔记本上写了四句词：

墓上苍柏，路中石虎；

亡象亡象，望而却走。

穴中有狐，函中有鹅；

青气升腾，亡魂难收。

我问：“听了这个曲子就会死？”

罗社长摇头：“并没这种说法，但这曲子，除了送葬，没人愿意听。听多了会伤到七情，便会致郁，严重了会伤害志意，魂魄受损，易生邪气。 [12] ”

我说不太懂，让他讲清楚。罗社长说：“简单说，就是经常听这曲子，会心里难受，觉得什么都不好。”他想了想，又说：“你是文化人，知道我们这些仪式多半是做样子，但你看那些女孩，一个个没睡醒的样子，心里肯定不舒坦。样子做足了，她们才会信。相信冤魂平息了，就不怕了，对不对？”

他也不等我回答，又继续说：“民国以来，世风不古，无鬼无神之说荼毒大众，这才造成小人肆无忌惮，长此以往，就是亡国灭种的大祸……”

我没说话，默默抽完烟，找条小路离开了恒和厂。

晚上，我和老赵见了面，告诉他我的推测：恒和厂里有人谋划了连环自杀。女工听见鬼曲引发自杀，是极有可能的。不是我信鬼神，而是这曲子确实存在，并且有人播放。我讲了那天夜里在恒和厂里遇到灰衣男人的事，“曲子是留声机播放的，那人应该就潜伏在工厂里。”

老赵不明白，为何听了个曲子就会自杀。

我说我也不太确定，但理论上是可能的：“你在杨树浦做记者这么久，不会不了解工厂里的情况，这些女孩状况都很糟，尤其是外地来的，她们的情绪很容易被感染。”

我把悟善社做法时有人跳楼的事讲完，老赵也吃了一惊，说：“这事就是那唐刚傻了，搞这个就是承认自杀真是鬼魂作怪，工人肯定更信了。”

我干笑了一声，骂他一句：“你们这些报社，还不如灵学社。起码他们相信自己的理论。”

老赵脸一耷拉，没说话，从包里翻出一摞照片递给我。我接过一看，是七八张偷拍的照片，拍的都是马路边一个邮筒，有人在往邮筒里投信。

“还记得上回我说那个连续投稿的读者吗？这人应该就是其中一个投信的。”老赵买通了负责杨树浦一带的邮差，查到那人之前的投稿都是从这个邮筒发出的，“我知道他会继续投稿，就每天偷拍寄信的人，让邮差开邮包提前看有没有投稿。”

昨天傍晚，老赵在邮包里发现了几封分别投给几家报社的稿子，就是之前那读者投的。他很得意，吐着烟圈，说：“找到这个人，就能搞个大新闻。”

老赵吹牛的时候，我把几张照片上的人仔细辨认了几遍，拿出一张跟他说：“我的新闻比你更大。”

我找出的那张照片上，投信的人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做法那天从广播室搬留声机的年轻人阿成。我对老赵说：“为什么听了那个曲子就会自杀？是因为听的次数太多，早就被感染了绝望的情绪。整个恒和厂，能做这件事的，只有广播室。”

“那你半夜遇到提黑箱子的，也是他？”

我抽了几口烟，说：“不能确定，但很有可能。”

第二天上午，我找到唐刚，向他打听阿成的事。他很惊讶，说这人很老实，又识字，恒和厂的宣传工作都是他做。半年前，恒和厂招工，阿成应征做了机修工，因为识字，在车间干了一个月就被安排做了宣传工作。

“不但识字，还懂广播技术，我就让他直接管理广播室了。”唐刚不太相信我的推测，说阿成是地道的上海人，不可能懂南方那些送葬的东西，“就一点很奇怪，他说自己没大名，就叫阿成。”

17号早上，我和唐刚一起去找阿成。恒和厂的广播室在钟楼边上一座三层楼房的阁楼上，阁楼顶上装了三个大喇叭，是恒和厂的广播，除了向工人通知各种事情，每天早中晚交班和吃饭时间都会播放节目和音乐。

到了广播室，阿成正在看书，脸几乎要贴在书桌上。见我和唐刚进来，他从书里抬起头，往我们身后看了看，起身给唐刚鞠躬，叫了声“唐老板”。

我拿出阿成给《大时报》的一堆投稿，说自己是《大时报》的记者，想当面采访他，问问鬼曲的事情。阿成突然咧嘴朝我笑了笑，说：“都是我写的。我们见过面的，那鬼曲也是我放的。”说完，指了指广播室角落的留声机。

唐刚“啊”了一声，张大嘴没说出话。

阿成打开抽屉，拿出个笔记本，从本子里抽出一张照片，给我和唐刚看了看，说：“唐老板，我叫周宗成，是周清迪的儿子。”

照片上是一家人的合影，一对穿西式套装的中年男女，中间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和一个戴眼镜的男孩，男孩应该就是阿成。

唐刚不太明白阿成的意思，抹了抹额头的汗，又看了看我。

阿成把照片塞进衬衣口袋，对唐刚说：“唐老板可能早就不记得了，我就讲讲。”他在椅子上坐下，看了我一眼，“赵记者正好听一听，也好写一写。”

唐刚盯着阿成看了一会儿，一拍脑门：“想起来了，你是周家的小儿子。你怎么做起工人来，周老板呢？”

“他也早就不是老板了，两年前他就上吊死了。”

两年前，唐刚和日本人合资，在杨树浦开办恒和棉纱厂后，周边城乡的棉纱作坊纷纷破产倒闭 [13] 。周家祖上原是四川山里人，清末移民上海，学着做起了棉纱作坊，一路顺风顺水，日子过得不错，姐弟俩都念了新学。恒和厂起来后，唐刚想收购周家作坊，周清迪不愿意，唐刚就设法招走了周家作坊的工人。

“没了工人，家里的作坊很快垮掉了，父亲一时气不过，半夜上了吊，母亲也发疯不知道去了哪儿。”阿成一字一句地说，非常冷静。

唐刚紧皱着眉头，使劲擦汗，他没想到，自己的“实业救国”毁了另一个家庭。

我问阿成：“你父亲的死就算是恒和厂造成的，你应该找唐老板，不该装神弄鬼害死这么多人。”

阿成扶了扶眼镜，呵呵笑了两声：“我可没杀人，这些女孩听听音乐就自杀，还是得问唐老板。”他走出广播室，指了指下面的一排排车间，说：“这些人吃不好，睡不好，每天就站在那儿，活得跟陀螺一样，换我我也想死。我就是做个实验，没想到真的有效。”

我问他怎么给工人听鬼曲，他走回广播室，接上几根线，打开留声机，三个大喇叭响起刺耳的轰鸣声，响了一会儿，开始播放交响乐。

“我只是把鬼曲插在平时放的广播音乐里，每次播上一小段。”

半年来，他每天播放鬼曲的一个小片段，这些旋律早就印在了工人的脑子里。当他制造了听见鬼曲杀人的传言后，就专找偏僻处播放鬼曲 [14] 。这样的杀人试验，简直就是赌博。

唐刚说：“你觉得我害了你家，怎么不直接找我？杀这么多人算什么？”

阿成又呵呵笑：“我说过了，我没杀人。就算是杀人，也是我们一起杀的，还有你们这些报社。”他边说边指了指我，“所以，我要让人人都知道，工厂是杀人的地方，报应很快就会到来。”

我见他的神志已经有些恍惚，悄悄对唐刚说，下去叫巡警。

唐刚走出广播室，正要下楼，阿成一把搂住他，往顶楼边缘的栏杆推。唐刚尖叫一声，紧紧拽住栏杆，把身子往下坠，阿成撞在栏杆上，想拖着唐刚往外翻。两人撕扯着，僵持在那里。

我让阿成冷静，他哈哈大笑，对着唐刚的耳朵说了句什么。头顶上播放交响乐的喇叭声音巨大，我没听见他在说什么。

我看了看不远处的钟楼，马上就到中午12点，散工的钟声就要响了，下面的车间整整齐齐，整个恒和厂里没有一个人走动。

唐刚大叫着挣扎，脚却渐渐离了地面，要被阿成从栏杆上掀过去。我慢慢走到他俩跟前，一只手拽住唐刚的胳膊，猛地伸手打掉了阿成脸上的眼镜，他惊叫一声，抓唐刚的手一松。我往后一撤，把唐刚拽了过来。阿成在空中胡乱抓了几下，摸不清方向，从栏杆上翻了下去。

我和唐刚坐在地上，呆了半晌。我问他，阿成刚才对他说了什么。

“他说，就算鬼曲没有了，阴魂一样不会散去。”

案子讲到这里，我停住了，走到院子里抽烟。

戴戴问：“还是没明白，这凶手到底怎么杀人的？”

我给她和小宝解释了什么是心理学上的催眠暗示，阿成很可能是想利用鬼曲杀人的强烈暗示来让工人进入催眠状态。

小宝说：“所以，他给报纸投稿也是想让传说越闹越真？”

我点点头，说：“其实这也是我在琢磨的问题。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案子没有杀人凶手；有时候，我又觉得很多人都是凶手。说不定，阿成说的报应真的会来。”

戴戴拿起我的烟，也抽起来——本来，她自从开始写小说，已经戒了烟。

她问我：“后来，那个叫姗姗的女孩怎么样了？”

我伸手把她手里的烟拿过来掐灭，说：“姗姗死了，做法那天，从钟楼上跳下来的就是她。”

戴戴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工厂后来怎么样？”

我收起笔记本，没有告诉戴戴，鬼曲的事情结束后一个月，恒和厂又有工人自杀。

后来，我曾登上过那座钟楼，才发现那地方非常高，不但能看见整个杨树浦，连苏州河都能看得见。站在那里，能听见整个城市都在轰鸣，跟那鬼曲一样。

这件案子发生时，金木刚刚26岁。他说自己琢磨了几年，没明白凶手到底该算在谁头上。这种感觉我也有过，25岁那年，我查过一件学生自杀的案子，所有的证据都说明不是他杀，但那学生的家人死活不接受警方的结论，他们认为，自杀也是有凶手的。

女工连环自杀这件事，我首先想到的是自杀研究里说的“维特效应”，认为自杀是可以传染的。比如，今年某地连发多人集体在地铁内服农药自杀；再比如一件有点诡异的事情：2001年9月，浙江永嘉县有个青年妇女因吵架服毒自杀，她14岁的侄女和一名同学参加了送葬，在出殡当晚，两个女孩喝老鼠药自杀。

我觉得，这种事情也是有凶手的。几乎人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站在高处会感到眩晕，会萌生纵身一跳的冲动，这种冲动叫作“坠落欲望”。

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有自杀行为的人里，60无精神障碍，均是冲动型自杀；37自杀未遂者自杀前考虑时间不超过5分钟；60考虑时间不超过两小时。

这5分钟到两小时，就是杀人“鬼曲”存在的空间——一首多人联袂演奏的交响乐。

贾樟柯的《天注定》，讲的就是这5分钟到两小时的冲动，有人选择纵身一跳，有人选择抡起猎枪。

到底会怎样，人人心里有答案。

[1] 《黑色的星期天》，又叫《忧郁的星期天》，传说是匈牙利自学成才的作曲家鲁兰斯·查理斯谱写于1933年的一支歌曲。据说，在欧洲有上百人听过这首歌后自杀身亡，这首歌因此遭到各国电台的封禁。

[2] 指金木在报业的老师黄远生1915年底被刺杀。

[3] 伍廷芳（1842-1922），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洋务运动时期是李鸿章的法律顾问，曾任清朝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和民国外交总长。1875年加入纽约的神智学会，开始笃信鬼神，是国内传播灵学较早的人，曾著有《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等书。金木看到的那篇《申报》广告中说：“……近世研究通神社事，惟伍廷芳先生最久最深，早为西人称许，吾国学界向无涉猎此者……”

[4] 姐妹会指民国上海的棉纱厂女工之间的一种小团体互助组织。外地女工在棉纱厂工作，常会受到男工和地痞流氓的欺负，尤其是来自苏北和安徽的女工，会受到上海人的歧视。来自同一区域的女工就会烧香拜姐妹会，一般五人到十人，有时也会有同乡的男工加入，成为姐妹会的保护人。—— 引自[美]艾米莉《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

[5] 晚晴民国初期，报刊竞争极其激烈，堪比现在的新闻媒体。报社为争抢读者，除了少数专职记者跑腿写稿外，会广泛采用社会投稿，以提供比记者更广博的信息，尤其是社会类新闻，会采纳读者的匿名（笔名）投稿，或者以读者来信的形式报道新闻。除了邮件投稿，有些报纸还会在商店等地设置固定投稿点。

[6] 包工：民国初年，上海工厂的一种招工制度，包工头为工厂集体招募工人，根据工人每月的产出，向工厂领取工资，扣除工人食宿成本和自己的提成后，再将工资分发给工人，有点像现在的公司劳务派遣。20世纪20年代，上海青帮渗透进各大工厂，将包工制发展成更恶劣的包身制：从乡下买来童工送进工厂，工厂将每月工资全部给工头，工头只提供极差的食宿，但不给工人发工钱。——引自[美]艾米莉《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

[7] 据美国学者艾米莉在《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的研究，民国时的棉纱厂夜班女工，有不少人因长期熬夜和工作压力患上结核病。

[8] 民国初年，心理学最早在一些教会学校出现，并未成为学校的普及科目。“五四”前后，大批欧美留学生回国，心理学教育才逐渐普及。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1912年到1922年，国内出版心理学图书有54种。

[9] 民国期间，有些小报记者，专盯着出了坏事的工厂公司，事先写好负面报道，去找当事者，声称稿子已经要刊登，特来求证一下真伪。当事者不想闹大，就会商量能不能撤下，记者顺水推舟，说撤稿可以，但需要额外的制版费等。大部分人都不想惹麻烦，只好掏钱贿赂，息事宁人。

[10] 棉纱厂每个车间都张贴有惩罚条例，工人除了干活，不能交谈和乱动，上厕所的时候也有限制，若被发现在厕所梳头或趁机休息，都会被扣分。按条例惩罚工人，就是拿摩温做事的准则。

[11] 民国初年，由于革命失败的幻灭，灵学救国的口号流行过一段时间，很多知识分子都由向往西方思想转回了传统宗教。悟善社是民国初年的秘密结社，又称“世界六圣宗教大同会”。创办者为四川人唐焕章，后来在上海、南京等地开了分社，到1920年代，北京分社刊发《灵学要志》等宣传资料。

[12] 按照传统中医的说法，人的“情志”分为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和五志（喜怒忧思恐），七情是外在情绪，五志是内在志意。《黄帝内经》说：“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

[13] 清末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解体和转向近代经济的过程，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洋纱洋布的冲击下，中国的城乡手工棉纺织业逐渐没落和解体。一些本来能够自给自足和盈利的家庭式手工作坊，在外资机器工厂的冲击下，倒闭或被吞并，使得大量手工业者破产，劳动力流向工业化的生产车间。—— 参考《民国经济史》

[14] 大脑长期接触的信息片段（听觉、视觉），会潜移默化地形成“内隐记忆”（iplicit ory），在特定场景或刺激下，这种记忆会被无意识地唤起，对当前任务自动产生影响。最早提出此概念的是笛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