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案 舞女情挑大世界 神偷显技黄浦滩（1/2）

2001年9月，我在一所县城中学当过几天实习老师，碰上了9·11恐怖袭击的事儿。全校的电视都在播新闻，学生们瞪着眼看冒烟的双子大厦，惊讶得说不出话。

课间操时，大喇叭突然响了，是校长讲话，他说：“同学们，老师们，美国的大楼被人炸了，这就是帝国主义的下场！”

接着，又讲起了一段朝鲜战争的往事，一颗激动的心几乎就要从喇叭里蹦出来。他讲完话，学生们爆发出一片欢呼。

当时，我给听蒙了。我问学生，你们看见电视里那样，不害怕吗？有人点头，说怕；有人摇头，说离我们这儿远着呢。

1922年，我太爷爷金木和他的助手去了趟上海，插手了一件奇怪的盗窃案。这件案子里，有好几拨贼，干的事儿一件比一件大，挺吓人。

看完这个案子，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会提起已经快被人忘掉的9·11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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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称： 上海神偷

事发时间： 1922年3月中旬

事发地点： 上海宁波路记录时间：1922年4月初

北京小偷多，尤其民国九年（1920年）打完仗，城里一乱，干这行的更多了。不管要饭的、拉车的、掏粪的，还是当巡警的，凡是饿极了起坏心，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偷。各个城门里外，前门、香厂、天桥这些热闹地儿，常年贴着警署告示，提醒人防贼。

这些年做夜行者，我遇见过不少小偷，走在街上也能认出他们。小宝比我还警觉，谁多瞧他两眼都能察觉。上个月，我们俩去了趟上海，小宝却在黄浦江码头折了一回。

我前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报名学了个函授英文科 [1] ，去上海是为了领个证书，当面感谢几位老师。

那天傍晚，领完证书，我和小宝乘轮渡过江，准备去法租界逛逛，给戴戴买点新鲜玩意儿。船行一半，小宝开始晕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半蹲着干呕。我笑他没用，他说，这是因为他练武，平衡感太敏锐，反而比平常人更容易晕。

船靠岸，我俩跟着人群下船，一个戴礼帽穿大褂的瘦子从小宝旁边走过，撞了一下，小宝捂着嘴，摆手让那人让开。这时，一群拉洋车的堵在码头上拉客，那瘦子伸手招呼，叫了一声：“王八车！”

小宝听见，哈哈一笑：“上海人叫车怎么骂王八？”

我说人家说的是黄包车（上海话发音“黄包”听起来像王八），胶皮车在上海叫黄包车。小宝学了一句，又哈哈笑，一阵嗝上来，吐了自己一身，西装褂子上全是。我赶紧掏出手绢给他，帮他脱下褂子。“哐啷”一声响，一个黄澄澄的东西从他褂子口袋里掉在地上，是块一指宽的金条。

小宝丢下西装，转身往码头上追，找那撞了他的瘦子，早没影了。我捡起金条掂量几下，有二两沉，上头印着“茂生银楼”的字样，民国十年（1921年）铸造，角落还印了个“朱”字。

小宝拿过金条：“那瘦子是个小绺儿（老北京称呼小偷为小绺lǎi儿），要不是我晕船肯定逮着了。”

我说，哪有小绺儿给人塞金条的？小宝说也是，拿过金条咬了几下，掂量掂量：“好像是真的。”

俩人正纳闷，一个穿白西装戴鸭舌帽的年轻人走过来，后面跟了几个黑大褂。那年轻人眼睛黑白分明，骨架清瘦，像把匕首。走近细看，竟是个半大的姑娘。她指指小宝手里的金条，皱了下眉：“我能看看？”她手上戴着副皮手套，握着把掌心雷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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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旧制1斤=16两，1两=500/16=3125克，2两金条625克，大致相当于60-70块大洋。1915年，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一个十一间房的四合院，售价150块大洋，这根金条差不多可以买半个四合院

小宝犹豫，小姑娘身后一个黑大褂上来就夺金条：“识相点。”

小宝一拳打在他小肚子上，那人蜷起身子蹲下，后头几个围上来，每人袖子里伸出把枪。这种阵势，在北京不常见。《申报》的老朋友曾跟我说，上海强盗比小偷多，干的都是简单粗暴的营生。但十几岁的小姑娘带枪上街，应该不多见。我示意小宝别冲动，拿过金条递给了她。小姑娘接过金条看了看标记，揣进口袋。她“嘿”地一笑，走近一步，盯着我：“别乱动啊。” 伸手摸我两边的西装口袋，掏走了我的枪。

出了码头，小姑娘叫了几辆双座黄包车，我和小宝分别被一个黑大褂押着坐在车上。到了洋泾浜一带，车子拐弯上了一条宽大的马路，叫爱多亚路 [3] （今延安东路）。马路全是西洋水泥铺成，通了有轨电车，两边全是高楼。民国五年（1916年），我离开上海时，这条路刚开始修，还没取名儿。

我问黑大褂，这是要去哪儿？

黑大褂瞟了我几眼：“北京人？真是乡巴佬，拎伐清，什么人的货都敢动。”说完，指了指不远处一座高耸的尖塔楼。这是上海大世界。

我们俩被带进大世界顶楼餐厅的一间包房。包房里坐着个穿绸子大褂的男人，正埋头吃饭，一小口一小口喝汤。小姑娘和黑大褂押着我站在一旁，也不说话。那人吃完，掏出手帕擦嘴，抬头看过来。他摸摸梳起的背头，盯着我看了一会，笑出声来：“册那娘（上海话，类似他妈的），怎么是你！”

我也笑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钟树海，还是被当贼抓来的。

民国六年（1917年），我有个朋友的儿子被云霄五岳门拐走，老钟和我一起查了这个案子。当时，他还在天津青帮混。办完那事儿，老钟去了广东，说是要搞革命。一别四五年，他竟加入了上海青帮。

他说，干他们这行的，可以不要命，但家还是要的。他是苏州人，家里有母亲和姐姐，在上海做事心里踏实。

介绍了我和小宝，那小姑娘盯着我俩：“读书人还能那么厉害？”说完，掏出我那把枪，搁在饭桌上。

老钟瞪她一眼，伸出手掌：“你自己的呢？”她别过脸哼了一声，掏出掌心雷，塞给老钟。

这小姑娘叫林小山，是老钟的养女。几年前，她父母在江边遇上抢劫，死在水盗刀下。老钟救下她，带在身边。老钟说，自己从小佩服读书人，想让这孩子读书，给她报了租界的洋学校。她却成天逃学，玩枪玩炮，比谁懂的都多，“金条的事情，紧盯着不让她插手，还是跟着瞎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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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世界由大商人黄楚九于1917年7月14日创建，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游乐场，号称“不来大世界，枉到大上海”

上个月15号，宁波路福源钱庄 [4] 丢了一批金条。这批货是朱五一笔生意的贷款金条，共30斤。那天正在店里交接，闯进两个端机枪的蒙面人，打死保镖，抢了金条就跑了。

我说，朱五是谁，这种事交给巡捕房不就行了？老钟摸出个烟斗点上，说自己本来不想插手，但碍着朱葆三 [5] 的面子，“朱五是朱葆三的公子。”

我惊了一下。这是个三天两头都要见报的名人。从前在《申报》，我还为他救济定海灾民的事，写过报道。

今天早上，小山得到消息，说有人在码头兑换那批金条，带人赶了过去。

小宝说，肯定是有人引她去的，随便栽赃个人，把事儿搅乱。

老钟点头，说：“栽赃你的那金条，就是茂生银楼的，每个都特意印了朱家的标记。敢拿真货来钓鱼，不会是小贼。”

小宝挠头，说要不是我晕船，他跑不了。

老钟大笑：“要不晕船，也没人敢拿你下手——这事我会办，再多金条也比不了朋友，先好好玩儿几天。”

晚上，老钟带我和小宝在大世界舞场喝酒。老钟开了几瓶香槟，邀请其他客人一起喝。舞场里灯光昏暗，地板光滑，一个洋人吹奏着萨克斯，角落里站着一身白衣的年轻人，臂弯搭着毛巾，等着随时伺候。北京没有这排场，小宝看得晕头转向。

一个穿旗袍短裙的卷发女人走过来，坐进老钟旁边的沙发，翘起腿，用红色的高跟鞋指了指我和小宝：“海爷朋友？”

老钟放下雪茄，介绍说，这是大世界的“跳舞皇后”，叫岫云。她拉起老钟，要跳舞，老钟摆手：“你陪老金玩儿。”说完，也不等我说话，就叫人买了舞票。

岫云拉我进舞池，跳起交际舞。幸好我从前跳过，多少记得，还不算丢人。她脸上抹着浓妆，颧骨挺着，嘴角一笑，就垂下眼睛。我跟着舞步走，低头不说话。这女人脚踝很瘦，小腿有劲，裙角下露出浑圆的大腿。我问她是不是跳舞很多年了，她没接话，反问我：“金爷北京来的？我也去过北京。”

我说是，问她哪里人。

“我是苏州人，跟海爷是老乡。”

舞池里换上了爵士乐，我俩停下脚步。这时，身后传来一阵笑声，一个梳油头穿西装的男人仰头笑着走过，他一左一右搂着俩白俄妓女，都半裸着胸脯。岫云扭头瞅了一眼：“这个瘪三儿不知怎么一夜发达了，听说拿金子当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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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上海舞场，顾客要向侍者购买舞票，将舞票交给舞女，然后才能跳舞。 图为1943年大都会舞厅200元舞票，当时货币相比20年代稍微贬值

我“哦”了一声，请她到窗边抽烟，问她怎么回事儿。她指着那男人的背影：“这人以前纠缠过我，当时没见他那么有钱。前天有姐妹说他大把花钱，还说自己有金子。”

我抽完烟，给了岫云小费，让她先自己玩儿。

老钟查了这人，果然有问题。他是个小偷，叫袁阿生，常年在法租界混，有一套手艺，专吃珠宝店和银号钱庄，是个“瓢把子” [6] 。

老钟叫人查了他在大世界的账单。半个月前，他才开始大手大脚花钱的，不但天天点好酒，还给过不少舞女小费。除了大世界，附近的赌场也有人见他，输得多，也不心疼。最要紧的是，福源钱庄被抢的那天早上，有人见他去过，他走没多久，就出事了。

我说：“这舞女的话也不一定准。事情出在你地盘上，这种人不敢吧？”

老钟给我和小宝倒酒：“先抓。要真是个瓢把子，多少会知道点儿什么。”

他怀疑，这件事很可能是外来的匪盗做的，袁阿生应该是个踩点牵线的。早上在船上栽赃小宝的那人，已经查过，就是个外地来的，收了钱办事，也不知道对方是谁。用老钟的话说，上海地面上虽然乱，但不管大盗还是蟊贼，都是明面上的，谁管哪片儿大家心知肚明。越往北方的人，反而越不懂规矩，都喜欢偷着摸着干。

第二天一早，老钟安排的人还没动手，小山带人架着袁阿生来了。大清早，小山找了两个法租界的便衣华探 [7] ，连哄带骗，两人便堵在袁阿生住的饭店门口。这贼确实有一手，一出门就察觉不对，溜着墙根走，两个便衣紧跟着，从法租界追到了英租界。袁阿生从老北门跑进河南路，进了英租界，转身跟法国巡捕打招呼，巡捕干瞪眼，不敢越界。

“就知道这小赤佬会玩儿花样。”小山伸手揪着袁阿生的招风耳，“幸亏我早就找好了英租界的红头阿三。”

老钟让小山放开袁阿生，问他知不知道福源钱庄的案子。袁阿生撩了撩耷拉下来的头发，看了看老钟和我，点了点头：“听说丢了金条？”

小山摘下皮手套，扇了他一巴掌：“金条在哪儿？”

袁阿生大喊冤枉，说不是我干的，边说边摇头，两只耳朵呼扇着。

老钟拉开小山，看着袁阿生：“你要知道这批货的来历，恐怕就不敢瞒着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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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的英法租界有明确的界限，不能相互跨越界限执法。图片为英租界的印度巡捕，当时的印度巡捕以锡克教徒为多，通常佩戴红色头巾，故称“红头”。“阿三”的起源则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英国对警察的称呼“阿sir”的转音；另一种说法是，印度巡捕对英国长官经常回答“yes, i see”，与上海话的“阿三”谐音

袁阿生一挥手，大叫一声：“海爷别说了，不用您说来历，我也不敢瞒着什么。”

老钟抽了口烟，等他说话。他看了看我们几个，脸上一红，耳朵动了两下，说：“我是中了彩票 [8] 。”说着，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彩票副券。这是张轮船彩票，今年元旦发行，我在北京也见过。

袁阿生确实想过去福源钱庄偷一把，但从没想过要偷金条。那天早上，他一睁眼就想赌，发现手里没钱，就想出门偷点儿，“福源钱庄离得近，路又熟，我就去踩点儿。”他挠挠腮帮子，两只招风耳抖动一下，“一进去，伙计正推销轮船彩票呢。”

一张彩票半毛钱，大奖几万块。袁阿生一心动，买了两张。第二天兑奖，竟中了一万块。他偷着领了钱，这半个月来就没再偷过，光顾着花钱，乐得都不想做贼了。

“幸亏没偷钱庄，那不等于偷了自己的钱？多亏啊。”他说，要是不信，可以去钱庄查票据，“他们扣了捐（税），我拿到六千多块。”

派人去福源钱庄，果然找到了票据证明，上头还有他兑奖摁的手印。老钟让他在沙发上坐下，招呼人倒了杯茶。袁阿生低着头，抬眼瞟了一圈，慢慢坐下，跷起二郎腿，露出起了毛的旧皮鞋，又马上把腿放下。

“相信你没偷，说说你知道的吧——好歹是个瓢把子。”老钟指指茶杯，让他喝。

他弯腰一捧茶杯：“海爷看得起我。听说这两天南市有个大生意，在码头交货，是用小黄鱼 [9] 交易。”

我笑了笑：“怎么知道你不是胡扯？”

袁阿生脸一红，耳朵抖了抖：“信得过我，偷出来给你瞧。”

钟树海放下茶杯，抬头看看我。我们对视一眼，没说话。

袁阿生继续说：“海爷嫌我没本事？放我走，打听到时间就下手。”

钟树海盯了他一会儿：“好，要能办成，少不了好处，还要交你这个朋友。”

南市董家渡码头，白天热闹得很，夜里不见个人影，只有江水拍打堤岸的声音，有点瘆人。

袁阿生打听到那帮人4点交货，就在码头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凌晨3点多，小山开了辆别克车 [10] ，带着我、小宝和袁阿生来到码头附近。我让小山等在车里接应，带着小宝和袁阿生去了码头——老钟特意交代，不能让孩子跟着瞎搞事。

仓库的院子里，亮着一盏微弱的弧光灯，我们爬上一个仓房屋顶，观察院里的情况。两伙人站在灯影里，地上放着四个箱子，一个小皮箱，三个大木箱。半里地外有个瞭望塔，一束探照灯打在院子里，有节奏地扫来扫去。

小宝指指院里，问袁阿生：“怎么过去？”袁阿生盯着探照灯看了一会儿，挠挠腮帮子：“走过去。”说完，沿着房顶溜了下去，落在院子里，径直就往那群人走去。

小宝拽拽我：“这小子傻？这不找死吗？”

我没接话，看着袁阿生往前走。他走走停停，一会儿站着一动不动，一会儿蹲下来，盯着地面发呆，走到树下面，就贴在树干上。探照灯左右移动，院里一阵亮，一阵暗。袁阿生始终让自己跟在灯光后头，越走越接近阴影里的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