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案 猪市大街见杀机 金鱼胡同惨灭门（2/2）

看完电影第二天是星期六（1921年4月21日），杨小松回窦家庄找财哥。这是他在城里拉车后第一次去找财哥。财哥一点没怪他，照样拉他喝酒。

“这货是真有出息，不跟我干就算了。”

杨小松跟财哥借钱，说有点急事。财哥问干啥，他说想请黄家小姐去天桥听书看戏，小姐请了看电影，他得回请一下。

财哥二话没说，摸出几块钱塞给他。临走，还扒出件衬衫给他，说穿好一点儿，别叫人看不起。

杨小松回到城里，照常送黄小萌上学放学。杨小松问她星期天有空吗，“我一说去天桥，她愣了一下，然后就答应了。她说，早就听说杂耍好看，但黄老板不让去。小姐还说，我和她见过的车夫不一样，我很‘罗曼蒂克’——还是那个我听不懂的词儿。”

星期五晚上，杨小松穿上衬衫试了半宿，把胶皮车擦了三遍。

第二天（4月28日）一早，他揣上向财哥借的钱和自己攒的三块钱，带黄小萌去了天桥。

“我们俩看了耍大刀、拉硬弓、爬竹竿，还看了云里飞演的滑稽戏，小姐可高兴了。我最高兴的是，领她在王八茶馆听了场评书，说的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说得可真好。我就是个书腻子，这段儿听过几十遍了，每回听都觉得好——林教头，多冤啊！听完书，遇上个拉洋片的。我一看，就想起看电影，跟小姐说，这个和看小电影一样，要不要看。小姐说想看。我给了钱，她就坐那儿看。刚看一会儿，小姐站起来就走，我纳闷，就追，她一巴掌就扇我脸上了。我一着急，就伸手拉她——要搁平时哪敢碰小姐？刚揪住袖子，她就大叫起来，街上人都看我。我赶紧松手，跑回去往那拉洋片的盒子里看，里头都是光屁股的日本人，男的女的都有。我看过，知道这叫春宫图。”

杨小松傻了眼，他没想到拉洋片的正好在放春宫，更没想到的是，黄小萌会有这么大反应。“她可能没看过，但这不也挺好看的吗？小和尚我俩经常看，很多人都看啊。”

黄小萌也不坐车，沿着天桥大街往城里走，杨小松拉着车追，怎么叫她也不答应。追了半晌，黄小萌停下脚，回头说：“父亲总说，你们外地来的穷人，坏的多，我不信。这回算知道了，我们和你们，是两种人，是不一样的阶级。”

说完，转身跑了。

杨小松呆在路中间，忘了追。他不明白，“阶级”是什么意思。

臭脚巡

杨小松带着黄小萌在天桥听书的时候，小和尚正在崇文门大街的瓜子胡同（今已并入手帕胡同）挨揍。

那天早上，他扛着一桶冰经过瓜子胡同，迎面冲过来几个流氓，边跑边回头骂：“再追弄死你丫的臭脚巡！”

流氓撞过去，桶翻到地上，冰块撒了一地。一个巡警追着流氓进胡同，一脚踩在冰块上，撂了个跟头。小和尚忙赔不是，那巡警破口大骂，抡起警棍劈头就打。小和尚捂着脑袋，问为啥打我。巡警瞪着他，瞅瞅跑远的流氓，抬手又是一警棍，“你丫挡我道，和小偷一伙儿的吧？”

小和尚眼泪流出来，说我不认识他们啊。巡警一脚把冰桶踢到墙根，说：“听你这口音，河南的吧？说不是小偷，谁他妈信啊！”抡起警棍又是一顿抽。

这个“臭脚巡”，叫董驴子，是个落魄的旗人，考上巡警没俩月，头天早上才领了正规警服穿。

这天早上，董驴子起床发现口袋里五毛钱丢了，跟老婆一说，被臭骂了一顿。他窝着火上街巡逻，一眼瞅见个烧饼摊子，摆在了不该摆的地方。董驴子闷声走过去，一把掀了摊子。卖烧饼的想骂，没敢出声。董驴子把案板上的面团使劲摔地上，一棍打翻钱盒子。钱掉了一地，旁边立马钻出几个流氓，抓起几把钱就跑。董驴子这下慌了，扯开嗓子大骂一声“x你奶奶”，去追流氓。

揍完小和尚三警棍，董驴子这窝子火才算消。他说：“我当时就是心烦，打完那小光头也知道不该，但我也委屈啊。”

董驴子后来知道小和尚杀人的事，瞪大眼说不信，“那小子是一怂包啊！”他转转眼珠儿，又说，“但也不好说，我们当差的就怕外地人，爱胡来。”

小和尚被揍得鼻青脸肿，耽误了生意。回到冰局，黄老板问也没问，直接骂走了他，当月工钱也没给。

这趟生意，本是要给莫理循大街上的惠丰堂饭庄送冰，惠丰堂是黄家冰局的大客。瑶瑶说，每个伙计都耽误过事，但黄老板也没辞掉过谁。小和尚坏了生意，八成是得罪了惠丰堂。

小和尚丢了工作没地方去，就去找杨小松。他蹲在黄家大院门口，等到傍晚5点多，才见杨小松拖着车回来。听小和尚讲完，杨小松半天没吭声，从口袋里摸出包烟，递了小和尚一根。小和尚接过烟一看，是哈德门，问他，怎么买这么贵的烟？杨小松只顾抽，还是不说话。

小和尚学着他的样子，也把烟塞嘴里点着。他说：“小松，要不你找黄小姐帮说说情？”

杨小松使劲抽了几口，掐灭烟头，照着胶皮车的轮子连踹三脚：“明儿一块去找财哥。”

三剑客

第二天（4月28日）中午，财哥带两人在朝阳门吃了顿羊霜肠 [9] 。那顿饭，三人喝掉三斤二锅头。

小和尚喝得晕晕乎乎，趴桌上又哭又闹。他说，要不咱回老家，就算不能顿顿吃饱，但也没人欺负。财哥说回去也行，咱们老乡年年都有回去的。杨小松不愿意，照自己脑门拍了几巴掌，说：“回去干啥？我连地都没有，你们想当农民你们当去，我死也得死在北京！”

小和尚说现在没活儿干了，咋办？

“找那臭脚巡去！他不给个说法，咱就给他个说法！”

财哥呵呵笑，说俩人“太嫩”。他抠着牙缝里的羊杂碎，“这事我见多了，就算把那警察弄死，也冇用——我跟恁俩（你们俩）说，咱们穷，叫人家欺负，赖不着警察。”

“那赖谁？”

“有钱人——黄老板说叫你滚就叫你滚，工钱也没给，对吧？还不是因为嫌你是外地嘞？”

“那咋弄？”

“要弄，就弄大事。”

小和尚不明白，什么叫大事。

财哥眼珠儿翻了下，慢悠悠说：“咱们穷，他们富。光脚嘞不怕穿鞋嘞——明白不明白？有钱人怕啥，啥就是大事。”

杨小松问：“财哥你是说咱们去偷冰局？”

财哥瞪眼：“我可冇说啊！我嘞意思是：城里头越乱，你们年轻人机会越多。”他伸出手，指着杨小松，“你，回河南得饿死。想当城里人吧？人家不让啊！”

小和尚还是不懂：“要没咱外地人掏粪，那北京不就叫屎埋住了？”

财哥说你傻啊，你不掏肯定还有其他人掏，恁多山东人等着掏嘞，“但穷人有穷人嘞好处，出了乱子，穷人大不了还穷，但也有可能变富了，是不？”

杨小松一拍桌子，打了个酒嗝：“财哥，我是弄懂了。妈嘞个x——老家回不去，城里头留不下来，恁叫我死去啊？”

说完，他打了小和尚一巴掌：“跟我去黄家干一票，保准你发大财。”

又跟财哥说：“财哥你也去，给露一手。”

财哥一愣，咧嘴笑着摆摆手。

“咋？你真是个鳖孙啊？”杨小松抓起只碗撂地上，“你瞅瞅咱那些老乡都过啥样——你要是当自己大哥，咱就一起干！”

财哥张嘴发了会儿呆，“嗨”了一声，说去就去，又他娘不是去杀人。

那天晚上，三人正式决定，不偷冰局，直接去黄家大院。财哥说，有钱人家一般把钱藏家里。

后来，财哥在牢里对警察说，当时一脑子全是酒，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就记嘞，小松还给俺仨封了外号，我叫鼓上蚤时迁，他叫行者武松，小和尚叫花和尚鲁智深——他说，俺这叫三剑客。”

小和尚则说，他从来没偷过东西，但是想想也可以试试，大不了被抓了还能吃牢饭，顿顿管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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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北京粪夫十之八九来自山东，多为穷苦逃荒而来

杨小松却很清醒，“我那天一点没喝多，我就想着——你（黄小萌）不是喜欢英雄侠客吗？我就是。”

杀猪刀

财哥和小和尚都没想到，杨小松是真把自己当成了武松，他想干的大事，是杀掉黄老板。

案发后，天津《益世报》的记者曾在监狱里采访杨小松，他说：“其实没见过他（黄老板）几次，跟他没啥仇。我就是想，天下大乱。”

行动之前，杨小松先干了几件“对得住自己”的事。他去天桥抽了回福寿膏（鸦片）；在茶馆泡了两天，听说书；又去了趟百顺胡同，在四等下处嫖了一回。

灯市口弓箭大院卖弹弓的陆老板说，5月6号中午，杨小松曾去他店里，问有没有火枪卖。“我骂了他两句，说想要那玩意儿去警署啊。他也没还嘴，笑笑就走了。”

同一天下午，甘雨胡同鸿星刀剑铺的伙计，卖给了杨小松两把杀猪刀。他知道杨小松是黄家的车夫，问他买刀做啥。“他说，买刀还能做啥，杀猪啊。”

这两把刀，是买给财哥跟小和尚的，他自己准备了一把锤子——“你知道武松的故事吧？武松杀人用刀，但刀杀人慢，还会卷刃。”他扬起双手比画，“锤子快，一下就行。”

行动前两天，财哥不见了，杨小松在窦家庄和他常去的酒馆饭店找了个遍，也不见人。跟他混的其他小弟说，财哥收拾东西回老家了。

杨小松在监狱里还骂他，“老家伙都是怂包，跟我爹一样。要是当初留我在北京，我不就真是城里人了？”

财哥知道杨小松这样说，呵呵一笑。他在监狱里没酒喝，但仍然像个酒晕子，说话慢悠悠的。“我其实不是啥神偷，都是诓小孩嘞，能弄点钱活一天算一天。你别看我晕了吧唧，我心里头清亮，我就是瞎吹牛——哪知道这孩子（杨小松）他当真了。”

杨小松和小和尚被判决死刑后，财哥讲了一件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财哥老家闹饥荒，村里先吃狗，再啃树皮，最后连人都吃。“差一点，我就把俺闺女煮吃了。俺娘快饿死了，我看着难受啊。我就想，小闺女也长不大了，叫俺娘活吧。我把水都烧好了，下不了手啊。我看着俺闺女，才两岁，她也饿，见锅里头冒烟她还伸手摸，想吃东西。我把那锅一脚踹翻，跑了。俺娘跟俺闺女都饿死了——老家不能待了，我就一路跑，跑到北京。我为啥天天喝酒？心里头难受。”

财哥说，自己就是怂包，啥也干不了。他怕自己醉醺醺的，到时候坏了事，害了俩孩子（杨小松和小和尚）。

大武生

5月10号晚上11点，杨小松带着小和尚躲在黄家大院后墙，等黄家熄灯。

小和尚回忆，那天看见杨小松穿了身黑衣服，还戴着个帽子，跟唱戏一样，“问他哪弄的，也没说，他告诉我，这叫武生，大武生。”（关于这件案子的现存文献里，没有找到关于杨小松这身衣服的来源，只能推测是他从哪偷来的。）

小和尚哆哆嗦嗦，一直问财哥去哪了。杨小松让他放心，说黄家我熟，摸到钱就走，用不了多久。

11点半，黄小萌的房间灭了灯，黄家大院一团漆黑。又等了一个多小时，院里没动静，胡同里的狗也不叫了。

“我让小和尚驮我上了墙头，跳进院里给他开了门。这个法子，之前头一次来踩点儿就想好了，很简单，一点动静没有。

“他（小和尚）跟在后面。走到堂屋门口，我递了把刀给他。他害怕，不敢接，也不敢出声问。我就小声说“以防万一”，就塞他手里了。

“我？我有把锤子，还有给财哥买那把刀，都别腰里了。先进的堂屋，黄老板和老板娘睡主房。我知道那屋，小和尚在堂屋等着。

“月亮好，正好照见床，他俩（黄老板和老板娘）一个躺着睡，一个歪着睡。黄老板还在打呼噜。就两锤，没声了。我怕死不透，就朝黄老板脖子上、肚子上扎了几刀。头上？可能我有点儿慌，没看准，扎脸上了。

“他（小和尚）等着，不知道我弄死人了。我也没说，院里住了10个人（杨小松当时并不知道何沅住在黄小萌房间，院里共有11个人），怕有人醒了，就没多说话。

“我向小和尚摆摆手，出了堂屋。一出去我就发现不对，好像有人在看我。

“我猫下腰沿着墙走，摆摆手叫小和尚在堂屋里别动。那人还在看我，我赶紧进了小姐那屋。

“没有，我就没想过要杀小姐。本来想偷点东西就走，反正已经弄死了俩。而且吧，小和尚没发现死了人也好，我怕他一害怕瞎叫。所以，本来就该走了——但那人肯定看见我了，我就进了小姐屋。”

杨小松进了黄小萌房间，躲在梳妆台前。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站起来往床上看了一眼。

“我一看，床上是俩人，就傻了。我走到床边上，也没看清那人的脸。说不清，当时脑子里就一阵响。”

杨小松呆站在黄小萌床前，他不知道床上的另一个人是何沅，也不知道这时瑶瑶正趴在窗户上往里看。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当时在想评书，脑子里净是天桥说书的声音——武松揪起那妇人，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往胸前一剜——没错，我就是武松，她就是潘金莲。”

杨小松伸手扬起锤子，砰砰两下，黄小萌跟何沅没哼一声，都死了过去。他掏出尖刀，朝何沅身上连戳七刀。这时，他才发现这是个女的。

杨小松不再是杨小松，他从床上拖下黄小萌和何沅的尸体，用尖刀扎进脖子里，慢慢割下两人的头。他散开两人的头发，捆在一处，提了两颗脑袋爬上床，挂在房梁上。

“我不太记得做了什么，脑子一团糟，一会儿唱戏一会儿说书，一会儿又想起看电影。我走出去，看见小和尚站在院里。他等了很久，害怕，想走。”

这时候，东屋的小孩突然哭起来，小和尚吓得转身就跑，一下摔趴下了，杨小松拉他起来。

“他一看我，又吓得扑通一下坐地上了——我一身血。我就说，我被发现了，不都杀了，咱们就得死。”

这时，堂屋里出来个男的，喊了一声：“谁？”

杨小松看也没看，就一锤抡过去，却被抓住了胳膊。

“我看出这人是大少爷（黄小聪），心里一阵害怕，他比我劲大，我感觉锤子就要掉了。小和尚也没帮我，跟傻了一样站着。

“我腾出只手掏出刀子，在他腿上肚子上扎，他还是一动不动，大喊一声，想把我按倒，又使劲喊抓贼。

“他一喊，我也喊，突然一下子他就没声了，一根铁条从他脸上扎进去，穿透了。小和尚不知道从哪里捡了根冰镩子。”

黄小聪的喊声惊醒了管家黄二奎。他拎着根棍子从屋里跑出来，杨小松上去一脚踢倒他，朝后背连刺七八刀。小和尚也冲过来，跪在地上刺。

“他（小和尚）厉害，比我还狠，把冰镩子从大少爷头上拔出来拿着。不过，后来都是我杀的——瑶瑶？我以为小和尚弄死她了。”

杀了黄小聪和黄二奎之后，杨小松拿着刀子锤子，挨个儿进屋，见人就杀，连两个小孩也没放过。黄老板的母亲黄吴氏见状当场吓死，还是被当头敲了一锤。

杨小松杀完了能找到的人，听见院里还有声音，他隔着院子问：还有人？快弄死！

小和尚丢下冰镩子，一刀捅进瑶瑶的肩膀。

他是故意的，以为这样就不算杀人，要是能蹲监狱，至少能吃得饱。

北京人

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初，京师高级审判厅公开审理了杨小松、小和尚和财哥。杨小松和小和尚被判处死刑，财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7月16号下午，杨小松和小和尚被执行枪决。

在去先农坛刑场 [10] 的路上，我以《白日新闻》记者的身份一路跟着刑车。两人一路没说话。快到刑场时，杨小松跟我说：“你是记者，本事大，能不能帮忙找找我爹。告诉他，别当北京人了。”

我没说话，点了一根烟卷，塞进他嘴里。

行刑前，我离开先农坛，沿着大道往回走，一直走了一个小时。天气很热，一点儿风也没有，老鸹叫得人心烦。走到景山附近，我在阴凉里坐下歇着。不远处城墙根底下坐了二三十个人，个个扛着大包小包，竟全是宫里的太监。一打听，这些太监是被皇帝赶了出来。他们常年在宫里生活，早就以皇宫为家，突然来到宫外，就成了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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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夏天，清宫内频发盗窃案，6月底，建福宫发生大火，后调查是太监所为，末代皇帝溥仪一怒之下，于7月16日中午下令裁撤太监，当天即将700多名太监驱逐出宫。大部分太监在北京没有家，只得露宿街头。后来，很多太监被安置在地安门雁翅楼，和流落北京的难民境况一样

回到家，我和助手小宝说起遇见的太监。他问我，还记不记得民国八年（1919年）那些丢了宝贝的太监？我说记得，前阵子还听说那个叫赖小辫的太监结婚了，娶了个妓女。

那赖小辫是天津人，小时候家里闹水灾跟父亲逃荒到北京，在天桥混流氓，一心想入宫做太监，觉得有地方落脚能踏实。

小宝说，他也有五十多岁了，这下算踏踏实实落在北京了。

我点上烟抽了一会儿，说：“世道和人天天变，什么叫踏实呢？”

我拿起桌上的报纸给小宝看，“大总统被赶到天津去了 [11] ，这回北京地盘八成是又要换主子了。”

在金木留下的笔记本里，夹着一些民国十一年（1923年）的杂志剪报，都是当时的“社会”评论。

就像故事里提到的“罗曼蒂克”，“社会”一词，是当时的新文化用词，来源于日制汉语对ciety一词的翻译。

如此密集的社会评论，是有原因的。民国早期，经济有过一段持续增长，到了1920年，北洋政府内部掐架，军阀火并，经济也不行了。各种“社会”问题突然升温，所谓“阶层”或“阶级”意识愈加明显。

严复曾认为，ciety应该翻译成“群学”更恰当，很有道理。社会是网状和链条式的，没有哪个问题是非黑即白的。

每个角色都以自己为中心观看，信息片面，人人都有自己的归因方式。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将一切归因于小明的“背叛”，提出解决办法：杀人。

《出租车司机》中的崔维斯，将一切归因于犯罪分子，他要“拯救”少女，却陷入一个新的荒诞中。

灯市口灭门案里，杨小松把问题归因于他与城里人的差距，解决办法是“干大事”。

干大事是危险的。

2015年，中国流动家庭在全国占比已接近20，大城市像吸铁石，大量省份的人口被吸附，无数人的故乡消失。

我采访过一个南方山村的年轻人，他说，自己第一次去上海，“觉得上海人走路飞快，我就让自己也使劲快走，不能落后。”

传统的宗族系统瓦解，城市是人们重新获得安全感的地方，也是引发心理落差和恐慌的地方。

大城市经济上接纳外来者，却在社会上排斥，结果就是疏离和冲突。

所谓歧视，是有差别地看待，是以偏概全的见解和评断。本地人排斥外地人，是歧视；外地人预设本地人不好，也是歧视。

写《中国在梁庄》的梁鸿在书中提到“知识鸿沟”的说法：

“知识上的鸿沟和数字鸿沟一样，是隐形的，只是会在一些事的节点上爆发出来，形成城里人和农村人的隔阂，使双方都产生仇恨心理，最后，人民和人民火并起来了。 ”

用现在的词来说，100年前的杨小松算是个“留守儿童”，他对城市有种热切的期望，遭遇挫败时，便想通过“干大事”来改变命运。

有件事一直没跟大家讲过，其实金家祖上是河南籍，从太爷爷上一辈才去的北京。

世道变迁，人在流动，你说我算河南人还是北京人呢？一点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果再出现些张小松、刘小松、高小松，家家装100个防盗门也没用。

[1] 民国时期，称温度计为寒暑表，当时的温度计量方法和现在一样，分摄氏度和华氏度两种。

[2] 莫理循大街即王府井大街。莫理循，澳大利亚记者，政治家，1912年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出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一直当到第四任总统徐世昌任职时期。袁世凯称帝后，将“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该英文街道名一直保留到1949年。

[3] 1920年代，现代法医学和刑侦方法已在重大案件中使用，金木笔记中记录的1924年发生在奉天的案子，就曾使用指纹学破案。按照一般法医经验，喷溅血液是由于人体的动脉血管破裂，破裂处血液在动脉血压作用下向外喷溅形成的，典型的形态是在一定面积内呈均匀圆点状分布，其面积大小与破裂的动脉血管径成正比，而与喷溅的距离成反比。细小的喷溅血迹，可以推断动脉破裂较小，或出血较慢。

[4] 清末民初，北方有不少普通家庭已开始使用玻璃。20世纪20年代以前，玻璃还很贵，大扇玻璃窗并未普及，很多家庭在窗户上安装小块玻璃，称之为“玻璃眼”。

[5] 《侠隐记》即法国作家大仲马写的《三个火枪手》，出版于1844年。小说的背景设在17世纪，记录了年轻人达达尼昂离家前往巴黎，加入火枪队的故事。达达尼昂提出了座右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火枪手们都遵循这个原则。1907年，中国人伍光建翻译为《侠隐记》。

[6] 清末民初，专门“趁主人锁户外出，裂锁而入者”的盗窃行为，称为“吃恰子”，所谓“恰子”，即江湖黑话中的锁具。

[7] 河南自古以来就经常遭遇水旱灾害，1922年春天，杨小松老家商丘一带遇到大旱，造成严重饥荒。《大公报》报道：“归德、陈州等处，确有饿毙之人，烹食之事。”

[8] 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根据上海大学生闫瑞生谋杀妓女王莲英的真实案件改编，还原了真实的杀人场面，在当时引发极大震撼和争议。该片1921年7月1日在上海上映，首日票房收入就高达1300块大洋。

[9] 羊霜肠也叫羊霜霜、羊肚，北京传统小吃。卖羊霜肠的小贩在叫卖时，都呼：“羊肚开锅！” 当年，羊霜肠就像豆汁儿那么普及，庙会上、市场上、街道上都有卖的。

[10] 过去北京的刑场，明朝设在西四牌楼，清朝设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中华民国成立后废除了用刀杀人，刑场改设在南纬路东端路南的先农坛墙根儿。

[11] 1923年6月，曹锟派人恐吓大总统黎元洪，迫使黎元洪逃往天津，交出大总统印并签署辞职书。又通过大批收买或威胁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6日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