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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案 猪市大街见杀机 金鱼胡同惨灭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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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中国发生了临城火车大劫案,一群山东人绑架了外国人。就在这件举世闻名的劫案刚刚曝出的第四天,北京灯市口金鱼胡同,有户人家一夜间惨遭灭门,死了10个人。当时,《白日新闻》的记者都派去了山东,编辑部就托金木调查。没想到,这件案子竟让金木忙活了半年。

案件发生半年后,金木才在笔记中完整记录了调查结果。他写道——

“灯市口案发生后,我对凶手和死者一家,做了详尽的调查。这件灭门案的现场,是我十年来遇到过的最惨烈的,它发生的原因极其简单,又非常复杂。

“历时130天,我调查了30多个人。在凶手被审判之前的半个月,我每天去监狱和他们聊天,想更了解他们。

“除了事件报道,我还记了两本笔记,希望能够说出更多真相: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年轻人做出杀人的决定。”

金木的采访笔记已经不见了,下面是他在《夜行记》中写下的全文。为了方便阅读,我逐字逐句翻译成了更符合当下习惯的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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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称: 灯市口灭门案

事发时间: 1923年5月底

事发地点: 灯市口金鱼胡同

记录时间: 1924年2月

猪市大街(今东四西大街)往南通向报房胡同,是一条从明代就有的胡同,叫大豆腐巷。大豆腐巷长度不到800米,却沿街开了18家生猪铺子,其中11家铺子有自己的屠宰场。每天清晨,人们听见的不是公鸡打鸣,而是生猪的哀号。

每天清晨,沿街的屠宰场都在门前杀猪,伙计用竹竿挑着生猪走过,四脚被捆在竹竿上的猪就盯着路边正在放血的,死命地挣扎。

除了前清砍人头的菜市口刑场,这里是全北京最血腥的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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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腐巷里的生猪铺子每天都要运输生猪,照片为美国社会学家甘博拍摄

大豆腐巷四周三四里的灯市口地区,曾被美国调查员(指美国社会学家甘博)称作“社区”。这个“社区”有124家店铺、10个公共厕所、两所学校、一家茶馆和一座前清的道观,还有协和医院、美国公理会教堂、警察局、幼儿园和4家新旧结合的旅馆。这里有剃头的、卖布的、算命的、倒卖古董的、做陶壶陶罐的,还有钱庄、洗衣店、棺材铺和寿衣店。内外城的人来到这里,除了杀猪和买肉,还可以买到全北京最好的弓箭、弹弓和刀剑。除了店铺老板和伙计,这里住着230名军人、86名学生、42名人力车夫、52名厨子、28名木匠、39名仆人婢女、3名飞行学校的学生,还有一些僧人、牧师、算命先生和刻字工人。除了下雨天,胡同里总是人来人往,豆腐巷飘出的血腥味之中,还掺杂着木屑味儿、铁器味儿、陶土味儿和人身上的酸汗味儿。

血腥气

去年(1923年)5月10号傍晚6点,刚下过雨,算命先生三麻子收了摊子,扛着家伙往北走,进了油坊胡同。走着走着,他竟然迷路了,不留神岔进了大豆腐巷,一脚踩进路边的血水里。十几年来,他都绕着大豆腐巷走,从没走差过。

“那天下午,一连卜了几个凶卦,我心里头老琢磨,给走岔了——然后就遇见个怪事儿。”走进大豆腐巷,他想退出来。犹豫了一下,还是往北穿了过去。他看见路口有人杀猪,血淌了一地。三麻子记得清楚:“平时不兴在路口杀,关键是,时辰也不对——太阳落山,阴气上升,不该杀生。”

那晚回到家,三麻子的鼻子里还总觉得有股子血腥味,直到第二天早上起床,他扛着家伙到金鱼胡同支起摊子,那味儿还在。他问宝坻来的剃头匠,剃头匠笑他:“见天儿不都这味儿吗?北头杀猪的腥气。”又问路边趴活的胶皮车夫,说刚从北边过来,杀猪正杀得欢。

俩人说的都没错。平时风大了,是能闻到些腥味儿,但那天一点风没有,老槐树叶子都给太阳晒蔫了,除了老鸹在顶上扑棱几下,什么动静也没有。

那天上午10点,灯市口美国公理会的寒暑表 [1] 上显示,气温有33摄氏度。

三麻子的算卦摊子有时摆在金鱼胡同东口儿,挨着米市大街,有时摆在金鱼胡同西口儿,挨着莫理循大街 [2] 。

三麻子丢下摊子,在附近胡同里来回溜达,心里烦得慌。他从金鱼胡同串到西堂子胡同,路过几家三等下处(指低等妓院),又串进椿树胡同和甘雨胡同,一直溜达到燕京大学女校。最后,他走到学校对面的三层洋楼跟前,那是前交通总长曹汝霖家。他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歇了一会儿。

三麻子不知道,就在这当儿,他的摊子上出事了。

一摊血从算卦摊子后头三合院的大门底下淌出来,流到了桌子前,很快招来嗡嗡叫的绿头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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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皇宫和百姓过夏天,都要用冰解暑。除了皇家自有的冰窖,北京城也有民办冰窖,大多在市内开设有售冰营业点,称作冰局。这种商业受季节性变化影响,只能在暑热的夏天挣钱,立秋之后,便改作其他营生。图为民国时期,冬天在河中取冰存储的照片,出自《约翰·詹布鲁恩镜头下的北京1910-1929》(中国摄影出版社)

这个三合院,是冰局掌柜黄老板家。冰局就在南边的冰渣胡同里,是黄家的祖业,光绪年间就有了。大户人家出事,一条胡同的人都聚过来看热闹。

三麻子歇够了,起身拍拍屁股往回走,他更不知道,屁股底下坐的石头,就是黄家灭门案凶手每天休息的地方。

等他回到金鱼胡同,内城左二区的巡警已经封锁了三合院,宣布灯市口一带往南到长安街全部戒严。除了协和医院对面的寿衣店和佟府夹道(今同福夹道)的棺材铺,其他店铺都关门回避。

侦缉队撬开黄家的院门,门里跌出个半死的女孩,右肩上插着把杀猪尖刀,手里拖着根一米多长的冰镩子。

女孩名叫瑶瑶,是黄家的一名丫鬟。黄家上下老幼,就她活了下来。

巡警找来医生,给瑶瑶止了血,抬到担架上。三麻子杵在一旁,盯着那把杀猪刀说:“我就知道,昨天那猪杀得不对。”

黄家院子半亩地大(300多平米),从外到里,都被染成了血色,堂屋地上积了厚厚一层血水。第一个进屋的巡警说,“一脚踩下去,鞋底黏在地上,抬不起脚。”

西厢房的屋梁上,吊着两颗人头,头发绑在一起。一颗是黄家小姐,叫黄小萌;另一颗是她燕大女校的同班同学,也是这次案件中唯一一个黄家以外的受害人。两人的身体并排躺在黄小姐卧室的床上,脖子上冒出的血把被子和两人的丝绸睡衣全部浸透。除此之外,屋里院里,发现了八具尸体。警署的案情描述中记录如下:

◆ 黄德兴,冰局老板,53岁。头部遭锤击,刀刺脖颈,腹部中两刀,头部有刀伤11处,右眼珠突出。

◆ 张若璞,黄德兴妻子,50岁。太阳穴遭锤击死亡,无被性侵迹象。

◆ 黄小萌,黄德兴女儿,20岁,燕京大学女子部学生。右侧太阳穴遭锤击死亡,尸首分离,睡衣被撕开,无被性侵迹象。

◆ 黄小明,黄德兴次子,11岁,用锤击头部,以捣蒜式戳死,血肉模糊,难辨真容。

◆ 黄小聪,黄德兴长子,27岁,冰局经理。头部被利器刺穿,腹部、下体、大腿中刀无数。

◆ 马光丽,黄小聪妻子,25岁。头部遭锤击死亡,无被性侵迹象。

◆ 黄吴氏,黄德兴母亲,79岁。惊吓死亡,死后遭锤击。

◆ 黄乐,黄小聪之女,5岁。面部遭锤击死亡,死时两手交叉,遭锤击骨折。

◆ 黄二奎,黄家管家,60岁。后背遭刺数刀死亡。

◆ 何沅,黄小萌同学,19岁。胸腹中7刀,头颅上有锤子击打伤痕,尸首分离,无被性侵迹象。

所有人的死亡时间,都在5月11号凌晨1点到4点之间。京师警察厅过去十年的犯罪记录中,最恶劣的仇杀,也没这么残忍的。

堂屋墙上喷了几片细小的血点子,十具尸体附近都有洒落的血迹。法医 [3] 判断,凶手至少两个人,应该是第一次杀人。

“血没喷起来,颈部伤口多,这俩女人的头可能是一刀刀地割下来的。”

法医从黄家院子里出来,掏出一张地图,指着上面横竖交错的胡同,问巡警:“知道人的血管啥样吗?跟这地图差不多。”他掏出钢笔,找到黄家的位置,标记了案发点:“这里,就是动脉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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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当晚,黄家11口人遭杀害的大致分布地点,院子中间的点,是幸免于难的婢女瑶瑶遭袭处。此图根据金木笔记中绘制的死者分布图复原

冰镩子

婢女瑶瑶目睹了这场血案的开头和结尾。

5月10号晚上9点多,瑶瑶跟黄小萌说,想睡觉,不能再喝了。

黄小萌的同学何沅那天过生日,带了几瓶张裕葡萄酒,三人在房里偷偷喝了一瓶半。回去睡觉前,瑶瑶听见黄小萌跟何沅说,今晚就别走了。

她对小姐的这个同学记得清楚,“头发很短,像男的,我还见她穿过男学生的衣服。”

11点半,瑶瑶起来上厕所。回来时,她经过小姐房间,见灯还开着,就推门进去。桌上的三瓶酒都喝完了,黄小萌跟何沅斜躺在床上,靠在一起睡着了。给两人搭上被子,瑶瑶关了灯,又回房睡觉。

凌晨1点多,她起来找水喝,一进院子,就看见堂屋的房门开着,“我马上觉得不对。”瑶瑶从10岁就在黄家干活,知道每个人的习惯,“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还有少奶奶,夜里要起来,都会叫我,要么叫奎叔(黄家管家)。”

她站在厨房门口,盯着堂屋瞅了一会儿。堂屋里出来个人,戴着帽子,穿着黑衣黑褂,腰里扎了条黄带子。

“我一害怕,差点儿喊出声来,但又好奇。后来才知道,那人穿的是戏服。”

黑衣人从堂屋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进了小姐房间。瑶瑶悄悄跟了过去,天晴,月亮也明,她从玻璃做的窗户眼 [4] 往里看,黑衣人正站在黄小萌床边,一动不动盯着床上。他呆呆站了有一分钟,解开腰上的黄带子,掀开戏服的衣襟,裤腰里别着把尖刀。

“他伸手摸刀,我就闭眼了。”瑶瑶忍不住“啊”了一声,捂嘴跑回自己屋,抵住门,钻到了床下。她没看见,除了尖刀,黑衣人还伸手摸出了一把锤子。黄小萌跟何沅,都是被锤子敲死的。

瑶瑶躲在床下的半小时,黄家死了十个人。惨叫声、打斗声、脑袋被砸的声音、刀子扎人的声音,她听得清清楚楚。瑶瑶吓昏了头,尖叫一声爬出床底,开门冲进院子,往大门跑。

“(我)一下撞在水缸上,摔倒了。就过来一个人,不是黑衣服的。我一看,是小和尚,一手拿着个冰镩子,一手拿着个杀猪刀,都往下滴血。”

瑶瑶躺在地上,听见院子那头黑衣人问,还有人?快弄死。“我听声音就知道,是杨小松,他说的北京话带河南口音。”

杨小松是黄家的车夫,送黄小萌上学。小和尚是冰局的伙计,给客人送冰。

瑶瑶说,那一瞬间,她竟然不害怕了,脑子里一团懵。“我有点儿不相信,他们看起来像中邪了。”

小和尚看着地上的瑶瑶,拿着冰镩子在她脖子上比划了几下,没往下扎。瑶瑶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小和尚?”小和尚没吭声,哐当把冰镩子丢在了地上。

杨小松喊了一声,好了吗?小和尚弯下腰,把杀猪刀攮进瑶瑶的肩膀,松开手扭头跑了。瑶瑶听见他用河南话对杨小松说,好了,咱走吧。“他好像很害怕,声音在发抖。”

大英雄

案发前三个月,杨小松还不是黄家的车夫,小和尚也没在黄家冰局当伙计。黄老板做生意十几年,从来没雇过外地人,家里仆人、丫鬟和冰局掌柜、伙计,都是北京本地的,最远的也不出西郊海甸(今海淀区)。

杨小松当上黄家车夫,纯属意外。

3月底的一天,黄家去海甸祭祖,黄小萌得了风寒没去,和瑶瑶待在家。快到中午,两人懒得做饭,就打电话在广和居订了饭菜,等馆子派人送来。

订完吃的,瑶瑶出门抓药,黄小萌一人捂着棉被在床上发汗。瑶瑶去了半个钟头,外头有人敲门,订的饭菜到了。黄小萌披上件褂子出去开了门,送餐的伙计跟着黄小萌进了房,从食盒里掏出饭菜摆好,拎着食盒不走,站在房里四下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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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子送外卖和打包,在古代就有了。《水浒》中曾写武松派衙门士兵打包酒菜回家。有人考证,《清明上河图》里有个酒馆的伙计在给人送餐,汴京地区“市井经纪人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图为民国时期天津送外卖的小伙子

这伙计从前是个流氓,才去广和居当伙计没几天,见黄家没其他人,一时就昏了头,丢下食盒就去搂黄小萌,手往衣服里伸。黄小萌当惯了小姐,哪儿见过这阵势?登时懵了,人被推在床头,才想起喊瑶瑶。

当时,瑶瑶刚抓完药,正坐胶皮车往回走。

黄小萌又哭又叫,流氓也怵了,就转身去关门。黄小萌拿起床头的书就砸过去,流氓当头挨了一下,门没关上,黄小萌尖叫着撞出来,跑进院里。流氓追出来,却“砰”地被一块砖拍在脸上。

黄小萌停下一看,不知哪钻出个半大孩子,剃着平头,一张圆脸黑黝黝的,手里拎着块砖头。流氓爬起来要还手,那孩子抡起砖头甩了过去。流氓躲开,跑出了院子。

这孩子就是杨小松,他今年17岁,已经算不上“孩子”,只是长得矮了点。杨小松盯了黄小萌一会儿,捡起掉在房间门口的书,翻了几下,还给黄小萌,问:“这里头是说啥的?”

黄小萌没吭声,拉紧睡衣,问他怎么进来的。杨小松说,门没关,听见喊声就进来了。

事情发生三天后,广和居那流氓被巡警抓到,进了号子。杨小松成了黄家包月车夫。黄老板说,年轻人敢挺身而出,是个英雄,就买了辆车给他拉。

拉车第一天,黄小萌告诉杨小松,那本书叫《侠隐记》 [5] ,是写外国英雄的,还夸他就像书里的“火枪手”。

瑶瑶心里却清楚,老爷雇杨小松做车夫,是要面子,怕他把女儿的事到处讲。至于黄小萌,那是“念书念迷糊了”,“小姐成天看些小说,说什么火枪手、茶花女,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女学生

黄小萌在燕京大学女校念文科。这所女校前身是所教会学校,除了文理专业,还有很多西式课程和学生活动。黄小萌是个文艺女青年,读小说、听音乐、演话剧样样都喜欢,甚至连学校剧社每周排演京剧,也都去看一看。

送黄小萌上学没多久,杨小松学会了很多新鲜词儿:新文化、新青年、德先生、赛先生、理想、浪漫。除了这些不太懂的,还有一些洋人词:拜伦、罗素、泰戈尔,啤酒、咖啡、朱古力, 还有布尔乔亚。

每天中午和傍晚,杨小松都去接黄小萌,在对面洋楼底下等着,累了就坐石头上看着学校发呆,琢磨那些词儿。有时,杨小松会问,罗曼蒂克是什么东西?黄小萌就笑,说罗曼蒂克就是浪漫,浪漫就是罗曼蒂克。杨小松一下就懵了。他只知道,梁山好汉里头,行者就是武松,武松就是行者。杨小松从小听书听戏,梁山故事倒背如流,讲得起兴,还能唱上几句《快活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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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女校,位于灯市口东口的同福夹道胡同,前身为美国公理会1864年创建的贝满女塾,后来是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最后并入燕京大学成为女子部。图为女校大门口,拍摄于故事发生的前一年——1922年,当时黄小萌刚刚入学不到一年

每回黄小萌笑他,他就讲水浒,黄小萌就安静地听。她说,这些好汉,就像《侠隐记》里的骑士剑客。

瑶瑶说,小姐着了迷一样,“以前她给我讲过那些故事,我都不爱听——这下好了,她说,杨小松懂,因为他讲义气。”

杨小松确实讲义气。拉了半个月车,他问黄小萌,能不能介绍个人做伙计。

“这人是他老乡,从小一块长大,在宣武门掏粪,脾气好,总受欺负。老板本来不同意——不说了吗?他不喜欢外地人——但小姐开口说,他还是答应了。”

小和尚比杨小松小一岁,圆头圆脑,剃了个光头,手脚挺勤快,就是不爱说话。他悄悄问杨小松,你不是要做神偷吗,咋成了车夫,还攀上这么个大户人家?

杨小松“啪”地扇了他一巴掌,说你瞎胡扯个啥?我那是说着玩——我、你、财哥,咱们也能当城里人。

小和尚给他打糊涂了,不让人说是贼,他理解,但“能当城里人”这话,他听不明白。

小蟊贼

原本,杨小松确实是打算做个神偷的。黄小萌出事的时候,他并不是正好路过,而是正蹲在黄家后墙根踩点儿。当时,他已经悄悄观察了黄家大院四五天,就等着摸清这家人出门的规律,找机会吃恰子 [6] 。哪里想到,阴差阳错救了黄小萌。贼没当成,反倒变成了英雄。

在此之前,杨小松已经成功地偷了八家大户,踩点儿吃恰子这招,是跟财哥学的。财哥也是个河南人,在北京混了十几年,曾是上过通缉令的飞贼。杨小松和小和尚刚到北京时,认识了他。

去年(1922年)夏天,河南遭了水灾 [7] ,不少人往北逃荒。杨小松和小和尚在归德车站(今河南商丘)扒火车到了北京。杨小松说,要到北京城里找父亲,找着父亲,就能当城里人。

杨小松的父亲,是光绪十年(1884年)跑到北京的。那年,一支军阀队伍占了河南,出了个政策,家里的地一夜之间就给充了公。村里人都说,种地活不下去,往城里跑就有活路。父亲跟着老乡跑到开封,又一路往北到了北京,在东郊的窦家庄(今北京豆各庄)落了脚。那一带的窝棚里,住的都是河南老乡。

在北京挑了十年粪,杨小松的父亲娶了个捡破烂的老乡,生下了他,但却没钱养活,一断奶就托人送回了老家。

来北京的火车上,杨小松对小和尚说,自己应该是北京人,人生在哪里,就算哪里人。

两人在通县下了火车,来到窦家庄,却没人认识父亲。老乡说,“河南村”里捡破烂的最多,满北京城跑着干活,“每年都会跑丢几个,上哪儿找去?”

幸亏遇到财哥,俩人才有了活路。财哥问他们:“没出息,就送你去挑粪;有出息,就跟我干。”

杨小松有出息,跟着财哥走了。他早就听说,挑水挑粪属于贱业——“我跟他(小和尚)不一样,我爸在北京都30年了。”

财哥带了一群河南小孩,都会偷,各有本事。有人最会上房揭瓦“开天窗”;有人能挖墙开洞;有人专在人多的地方当扒手;还有人专门偷鸡摸狗。

财哥自己是“翻高头”(翻墙贼)出身的。他有个独门绝技,可以空手扒着砖头缝上墙。据说,遇上缝小的墙头,就在砖缝里嵌几个铜钱——踩着铜钱就上墙了。

杨小松想见识见识,财哥指着鼻子骂他:“妈嘞个x,你是说我诓你了?——再说,你看了能咋?就你那鳖孙样儿也学不会。”

杨小松也不生气,咧嘴一笑,说财哥说得对。后来,他说:“都是老乡,他跟我爸一辈人,哪能还嘴?”

杨小松也清楚,他也不是真想学“翻高头”:“我是要有出息,但不是像他,先偷东西弄点钱,才能做打算。”

财哥是个酒晕子,睡觉都揣着个酒瓶儿,翻身打滚时也抿上几口。跟他混的小弟,每月得上供,要么送钱,要么送酒。

杨小松胆大心细,手脚利索,不到半个月就单独干了一票。最叫财哥相中的是,他爱学北京人说话,说得有模有样。

到黄家踩点,却是杨小松自己的主意。之前干的那几回,偷的都是生意人,外地来的。

财哥有规矩,只偷外地人。这规矩,是为了不得罪人,真要撞上有钱有势的本地人,一失手就没了活路。

小和尚做了粪夫后,遇上阴天下雨,就跟住户涨价,每回多挣几个,就要歇上两天,来找杨小松。财哥就拉两人喝酒,几毛钱一斤的散酒,一喝就上头,喝完酒吹牛,絮絮叨叨讲一天。

小和尚跟杨小松一样,爱听财哥吹牛,尤其是他蹲号子的故事。八年前,财哥失了次手,给送进了警署。丢东西的是家北京人,在参议院有人,一“运动”就给财哥判了刑,送进了南城的京师监狱。

财哥伸开五指,给俩人比画,“妈嘞个x的,一蹲就是五年。所以说——咱嫑(biáo)惹北京人,弄谁嘞钱不是弄?”

杨小松心里不服——北京人肯定比外地人有钱,不偷钱多的偷少的,那不是犯傻吗?他想着干大事,就自个儿转到城里,在灯市口溜达,摸到了黄家。

跟杨小松不一样,小和尚却记住了另一件事:在牢里顿顿能吃饱。“财哥说,那个京师监狱(指新式监狱京师第一监狱)是洋式监狱,给犯人吃饱。”说这话时,他正坐在京师第二监狱的会客室里,举起锁着铁铐子的两手,慢慢挠着光头。

黄家灭门案发生后第二天,侦缉队在窦家庄的窝棚里抓到了他。关进牢里时,他还问了一句:“这是哪个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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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北京政府参照国外,建造了几座新式监狱。社会学家甘博曾在北京调研过新式监狱的情况,图为他拍摄的犯人做工照片

西门庆

4月20号,杨小松见识了一个新玩意——电影。

米市大街开了家电影院(原青年会电影院),正在放电影《闫瑞生》 [8] 。晚上7点多,杨小松接了黄小萌放学,去了电影院。几天前,她就和同学约好了。

进场前,黄小萌给了杨小松一块钱,让他也买张票看看。杨小松没进过电影院,犹豫半天,买票进了场,在二楼侧边的座位坐下。

看了一会儿,他发现,“除了声音响、画面大,电影就是拉洋片”。他越看越入迷,拍手叫好。“我一喊,旁边那人就骂我,妈的,北京人说话真难听——我是不知道看电影不让叫好,但干嘛骂我孙子?还说外地人吊儿郎当,x!”

闫瑞生把王莲英骗到郊外麦田里,用迷药一闷脸,掏出绳子紧紧勒在她脖子上。这场戏吓坏了不少女孩,电影院里一片喊叫。嘈杂声中,杨小松听见了黄小萌的声音。他趴在栏杆上往下看,黄小萌正靠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那男人穿西装梳背头,一手搂着黄小萌,一手捂住她的眼睛。

回到座位上,杨小松电影看不进去了,呆呆坐了半晌,出了电影院,等在马路对过儿。9点多,黄小萌从影院出来,在门口和那男人说话,两人拉起手。

内二警署的审讯记录中,杨小松这样说道:

“我就是看着他不像好人。他看起来比小姐大,穿的也不像学生。小姐从来没说过她认识什么男人。我想过要不要跟老爷说一说,但是,那不就害了小姐吗?

“心里觉得很不带劲。喜欢?(停顿很久)我不知道。也没想啥,我就想,那是个坏人,我得救救小姐。那男的——就是个西门庆。”

直到20天后的那天凌晨,他站在黄小萌的床前,也没意识到,这个“西门庆”就是何沅,黄小萌最要好的女同学。

那天晚上,何沅演完学校的话剧,来不及卸下男装,就去了电影院。

警察把“西门庆”的身份告诉杨小松,他没说话,低头摸索了半天手上的铁铐子。

警察问他,要早知道那不是男人,你还会杀人吗?

过了很久,杨小松说:“要知道是个女的,我可能就不花那些冤枉钱了。”

洋春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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