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案 贵妇人奉天销金 算命婆贪财丧身（2/2）

我只收下了四盒糕饼，说什么没要她的钱。她也没再坚持，但还是帮我们付了晚饭钱，找零全作为小费给了服务员。

吃完饭回房，小西门警署打来电话，说牛婆的案子破了，凶器上的指纹和酒杯上的完全一致，凶手就是王才。他本是小西门混地头儿的流氓，被警署雇作了包探，却总爱凭着这身份坑蒙拐骗。那天，他见牛婆骗了不少钱，就去勒索，哪知牛婆死活不肯，跟他撕扯起来。王才情急，一刀捅死了牛婆，抢了钱，把尸体埋进垃圾堆。

小宝笑我，费尽心机查案，不如金肃一个电话管用。他这么一说，我确实有点失落。依仗权势办事，往往简单直接，但却毫无趣味。平时办案，不到万不得已，我绝对不提金肃，也是这个原因。

我没接小宝的话，说：“凶手抓到了，但总觉得事儿还没完呢。”

小宝问还有什么事儿，我问他，你觉得马小嘉这人怎么样？

“人挺好，直爽大方。”说完，他忽然从口袋里找出马小嘉之前给的那张奉票，说：“但有个问题，她好像除了花钱什么也不干，她的钱是不是有问题？”

我拿过那张一百的票子，看了几遍，说：“钱有两种问题，要么是假的，要么来路不正，明儿可以先找银行验验。”

早上8点多，小宝把我叫醒，说出了件怪事儿。他掏出那张一百的奉票，说：“早上起来跑完步，我去旁边朝鲜银行 [4] 验了，钱没问题，但是这东西肯定有问题。”

小宝说的是马小嘉昨天送的洋糕饼。他早上收拾东西，不小心打翻了一盒糕饼，摔开了口，打开盖一看，里面的糕饼已经变形了。他把糕饼拿出来，发现只有四块，糕饼下面是个硬纸壳做的凸起夹层，夹层里头空出四四方方的一块空间，什么也没装。再打开其他几盒，每个盒子里都有一个凸起的夹层。

“金木，你还记得咱上回在通县抓的毒贩吗？这盒子太适合藏东西了！”

小宝说的毒贩，是去年秋天我们和巡警一起抓的运毒团伙，他们把大烟膏和点心混在一起藏在了纸包里。

我说你敏感了，是不是《侦探世界》看多了，哪儿有那么招摇的毒贩？话虽这么说，但我还是让小宝把几盒糕饼留在了旅馆，打算参加婚礼回来后查查。

我和小宝坐马拉火车到了朋友家，恰好赶上典礼，一人送上一个红包，吃了婚宴。我这朋友叫老何，是个杂家，会画画和书法，又读过西洋法学，前清时还在北京印刷局做过技工。前几年回了奉天老家，混出些名声。去年东北大学成立，他竟做上了文法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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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宝打开的糕点盒子，下面放着个凸起的夹层，夹层里是空的

下午，我跟老何聊起七福饭店的案子，提到早上糕饼盒的事儿，老何来了兴趣，也觉得是鸦片。他说：“贩烟这事，不可能禁得了，最近听说江浙军阀要打仗，就是因为争鸦片 [5] 。”

老何说的在理，军阀争权，无非是争利。这次出门，军队上的朋友三番五次劝我不要在奉天长待，北京和东北说打就打起来了。这么一聊，越发觉得马小嘉那几盒糕饼不对劲，就早早跟老何道别，回了旅馆。临走前，我特意让老何给我装了两大包喜糖。

回到旅馆已经傍晚，我揣了那两包喜糖上楼找马小嘉，敲了半天没人应。在楼梯口等了一会儿，马小嘉和伊万诺夫拎着大包小包回来了。趁伊万诺夫开房门，我掏出喜糖走过去。

“老何收到礼物很开心，这是带给你们的喜糖。”我一边把喜糖塞给马小嘉，一边跟着伊万诺夫迈进房里，在门厅里停下。

马小嘉手上提着一个网兜，里头装着两盒洋糕饼，和送我的那些一样。我往房间里扫了几眼，见桌上和地上搁着五六个盒子，有的开了盖，全是那种洋糕饼。

我寒暄几句，回了房间。

第二天上午，我和小宝起了个大早，换了套长衫，戴上礼帽，跟着马小嘉和伊万诺夫出了门。两人沿着大路往东走了差不多半小时，到了四平街（中街）。这里全是老店铺，路上摊贩多，行人很稠密，俩人走走停停，一会儿吃点烧麦，一会儿逛逛眼镜店，最后进了一家很大的金店，叫“萃华金店”。

从金店出来，伊万诺夫手里提了三个珠宝盒子，看上去都不便宜。马小嘉的耳朵上多了俩大金圈的耳环。

小宝说：“金木，这俩人真是比你有钱多了，花钱跟烧钱一样。”

两人在四平街上晃了半天，进了一家叫东昌号的洋货行，待了半个小时。出来时，马小嘉手里多了个网兜，里面装了五盒洋糕饼。

小宝说：“这下确定了，糕饼盒里就是大烟膏，报警还是直接抓？”

“先别那么确定，你继续跟，我到洋货行看看。”我跟小宝约好直接回旅馆大堂见面，进了东昌号。

我进了东昌号，敲敲柜台，掌柜从货架后头伸出头，是个梳分头的中年人，身形精瘦，穿着绸布长袍，张嘴一口天津话。我说要三盒洋糕饼，他麻利地从货架上挑出几种，有俄国的、日本的，还有美国的。我挑了马小嘉的那种，掌柜拿了个网兜装好提给我。

一出洋货铺，我就拿出一盒打开，满满的15块糕饼，里面也没有纸壳子夹层。我又在附近溜达了一会儿，叫辆胶皮车回了七福旅店。在大堂坐了半天，却不见小宝，前台也说没见小宝和马小嘉他们。直到下午4点多，才见马小嘉和伊万诺夫慢悠悠地回来。又过一刻钟，小宝也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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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街，原来叫四平街，后金时就有了，位于沈阳古城中央，人们一直称之为中街，和太原街、北市场并列为东北地区三大商圈。萃华金店是中街上的老字号金店，建于1895年

“这回可能是个大案，她还有下线。”

他跟着两人往回走，走到一半，两人却去另一家西餐厅，点了一堆吃的。“妈的，一顿饭吃了俩小时，我不好干坐着，点了两杯咖啡，太难喝了！”

我让他说重点。

“中间先后来了四个人，三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他们走的时候，一人提了一盒那种糕饼。”

我说：“他们给马小嘉钱了吗？”小宝摇头。

我和小宝回了房间，仔细对比了一下两种糕饼盒子，除了一个夹层，其他一模一样。马小嘉提的那些，不管藏了什么，肯定是桩大买卖。

这时，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前台说有人找我。下去一看，来人竟然是老何，很着急的样子。我带他回了房间，问出了什么事。老何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抽出一张百元奉票，问：“这钱，是你这位兄弟给的吧？”

小宝“啊”了一声，问怎么了。昨天参加婚礼，小宝给老何包红包，不知给多少合适，索性把马小嘉给的那张100元塞进了红包。

老何在窗前朝着光展开那张钱，说：“这钱是假的，造得太精致了。”

我说不对吧？银行给验过，怎么能假？

老何问我还有没有一百的，我掏出一张给他。他把两张钱并排放好，说：“银行验过，也可能是假的。这钱的印刷工艺好，雕版可能完全是真的，但这里有那么一点差别，很难看出来。”他指着马小嘉那张钱的左下角，这里有一处花纹的三条线，比真钱短了一小截，不把两张钱整齐对照，完全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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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奉天发现的假钞，除了左下角花纹三条线的长度比原版真钞短一点，其他完全一样，绝大多数人无法识别

小宝脸憋得通红，使劲道歉。老何拍了拍他肩膀：“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急着找来，是因为可能出大事了！”

老何在房门外挂上“勿扰”，反锁了门，然后关上窗帘，说：“东三省官银号出现了假钞，全是100元的。现在正在查，没敢向外透露。”

老何说，东北大学的校长王永江 [6] 和他是旧识，能到文法科教书，全依仗他。这王永江有个更重要的身份，是奉天财政厅厅长，东三省的金融全掌握在他手里。

“我以前不是在北京印刷局做过吗？懂点识别印钞技术，王校长前几天找我查了八张假钞，都是在官银号里发现的。”

老何说，东三省官银号的奉票底版，是从北京造币厂绝密运回的，民间不会有这样高级的制版技术。如果真有大量假钞，事情比搞鸦片要严重得多。“王校长压力太大，查清楚前没敢上报，这事你得帮我。”

我走进房间浴室，往窗户外面看了看，外面是旅馆后花园。我们住在二楼，窗户往上是马小嘉房间的浴室，离地面有六七米。我叫来小宝，问他能上去吗？他往外看了看，又看了看窗户，说：“开窗需要点时间，得等天黑透。”

我把从东昌号买的那盒糕饼拿给小宝，说：“我尽量拖久一会儿，你进去换一盒出来。”

老何问：“你们不找警察？”

我说当然要靠警察，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到6点，我给马小嘉房间打了个电话，请她和伊万诺夫到酒吧间喝点，她爽快地答应了。喝到8点半，小宝来酒吧间叫我，说家里来了电话。回到房间，小宝和老何已经打开了从马小嘉房间掉包来的糕饼。小宝说，幸亏下手早，他们还没来得及打开，他直接从网兜里换出了一盒新的。

打开盒盖，五个糕饼下面果然是纸壳子夹层，拿出夹层，下面装着厚厚两卷钱，全是崭新的100元奉票。我拿出钱，数了数，共两万块。老何抽出几张，在台灯下仔细检查一番，全是假的，和之前发现的假钞来自同一个底版。

我把钱收起来，还装进糕饼盒夹层，重新盖上，交给了老何，让他连夜去找王永江。

老何说：“这事你不管了？”

“我会找军法处帮忙查查东昌号，抓到马小嘉的上线，事情才好办。”我点上根烟，跟老何说抱歉：“在奉天，我只能做到这些了。”

老何走后，我以金肃的名义往军法处打了个电话，和侦缉官许处长说明了情况，完成了这件案子最后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火车票，和小宝回了北京。小宝问我，为什么不再等等，看案子结果怎么样。我说，造假钱这种事可大可小，按老何说的，造钱这种事都是政府才能做的。如果真是上面在捣鬼，这就是场战争，“打仗的事情，我可不想扯上半点关系。”

回到北京第二天，真的打起仗来 [7] 。张作霖通电全国，谴责大总统曹锟和吴佩孚（直系军阀）攻打浙江，组织了“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发动15万人，往山海关发起进攻。

开战后一周，假钞的事情登上了《盛京时报》，题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相继发现伪钞，张大帅紧急部署侦破》，情节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

“……东昌号洋货行查获巨额伪钞，达百万元之多……数日来，已逮捕数十名散布假钞嫌犯，但经细加审查又均非伪币直接盗印人。东三省监狱大有人满为患之势，多数人犯只有花用伪币之嫌，不知伪币大案之内幕，也不具印造伪币的能力。”

后来，又有北京报纸登出消息，说奉天财政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假钞案已有几名奉天重要官员涉嫌，其中东三省官银号总经理已被逮捕。

我给老何打了个电话，问他到底什么情况。他支支吾吾半天，不愿多讲，末了，他说：“这件事军法处已经完全接管了，张大帅已经从山海关前线回了奉天，亲自督办审讯，谁也不敢瞎说。”

没想到这件案子一拖就是半年，直到今年（1925年）3月底，张大帅彻底打赢了这场战争，奉天伪钞案的内幕资料才逐渐被曝了出来。这期间，北京出了大事，冯玉祥突然闹了政变，前清皇帝被赶出了紫禁城，大总统曹锟被关进牢里。

盗印东三省官银号奉票的，确实不是民间，而是最合法的印钞机构——北京印钞局，也就是北洋政府财政部印钞局。而且，北京印钞局刻版印钱，是完完全全的奉命行事，有报上登出了当时加印了北洋政府官防的密令：

“兹奉大总统面谕：兴军以来，军需孔亟。着将东三省官银号和东北银行钞票，迅速各印五百万，以济军用，缓解燃眉，事关机密，不得泄露，违者决以军法从事……”

马小嘉糕饼盒子里装的奉票，是大总统曹锟亲自下令刻版印刷的，政府军方委托了三四十名京津商人，带着500万假钞去奉天，雇了很多人花钱，为的是搅乱东北的经济。在和张大帅打仗期间，大总统担心不够，又下令加印了500万藏在天津。

我在饭桌上聊起时，戴戴说：“这其实算不得假钞啊，完全是合法流程印的。”

她说的没错，如果不是印钞局局长和制版工人唯恐惹祸上身，制版时做了手脚，这就是完全合法的500万。

聊完案子，小宝却突然问我，马小嘉和伊万诺夫真的都是贵族吗？

我说不知道，他们俩的身份是真是假都不重要，他们都只是棋子，这个案子，就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金木在《夜行记》里记录的所有案子中，这一件的元凶应该是职位最高的。

我觉得很好笑，一个国家的负责人，因为和地方上闹别扭，可以想出这种玩法。

仔细想想，我又觉得挺悲哀。拥有大到一定数目的钱，等于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这其实是一种权力。

一千万元，是十万张百元钞。对大总统来说，这是一批游戏道具；对一个老太婆来说，拿出两张就能改变命运；为了多弄几张，一个年轻人愿意勒索杀人。

稍微懂点金融知识的人都知道，货币本身是无价值的符号，就像游戏里的积分。但我们往往深陷其中，逃不出这场游戏。更可怕的是，高层级的玩家可以控制这些符号，把底层玩家搞得团团转。

关于人性与金钱的电影，我最喜欢杜琪峰的《夺命金》。这片子的英文名叫life without prciple，我理解为“没有原则或标准的生活”。

前阵子，朋友圈都在传北上广财务自由需要29亿的说法，不管是惊叹还是调侃，人人都默默地意淫了一下这个“标准”。

以金钱和权力作为衡量标准，就是life without prciple。

[1] 大轮党，江湖黑话，指专在火车上扒窃的小偷。还有专门在汽车、电车上扒窃的，叫小轮党。

[2] 包探，又叫包打听，是上海话的叫法。清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雇佣本地人帮忙打探消息和缉捕犯人，类似古代的职业捕快。上海青帮大佬黄金荣就曾在光绪年间在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探，后来混到做华人巡捕。后来，各城市的警察为了调查方便，都会设置这样的岗位。

[3] 指纹辨别理论在中国古代就有。1916年，北洋政府警政当局规定各省警察学校必须教授的13门课程中，已经包含了指纹法科目。1918年，北洋政府专门派夏全印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学习现代指纹法和刑事摄影。之后，警察高等学校开设了指纹科，学习指纹的查现、摄影、分析编码、核证和存档。

[4] 朝鲜银行是日本于1909年11月在京城（首尔旧称）建立的韩国银行，在中国沈阳、哈尔滨、大连、抚顺等地都建有支行。奉天朝鲜银行支行就位于小西门，在金木当时居住的七福饭店旁边。

[5] 1924年9月，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控制权打了一仗，其实就是为了上海的鸦片市场。《文史资料选辑》中说，当时的上海，“每月光鸦片收入就能养活三个师”的兵力。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直系军阀与反直系军阀势力之间的重大较量，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索。

[6] 王永江（1871－1927），辽宁大连人，民国初年任奉天省城税捐局长，1916年出任奉天省督军署高级顾问，得到张作霖的信任。1917年，张作霖委任王永江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1922年，他又一手督办了东北大学，做了首任校长。

[7] 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民国十三年)9月至10月，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与奉系军阀张作霖部在直隶奉天地区为争夺北京政权而进行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