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传 金木夜行考： 1911 大夜弥天（1/2）

2016年7月，我从外地回京，在金家老宅发现太爷爷留下的笔记，便停掉了一切工作，躲进西四胡同，一心整理《北洋夜行记》。

笔记里的故事发在网上，常有朋友打听，你们夜行者究竟是什么人？

按规矩，这种问题不能回答。不过，太爷爷的往事已公之于众，关于“夜行者”这行当，倒是可以说两句了。

夜行者，是调查神秘事儿的，像记者一样，又像侦探一样。 像我，一个退休的夜行者，不再到处跑着调查了，就变成了个讲故事的人。

朋友追问，为何做这行？我摇头不说。再问，那你太爷爷金木呢？为什么做了这个？

回答这个问题，我总是这样开头：“我太爷爷，最早只是个记者——这得从清朝最后一年说起，那年他刚满二十一……”

这段故事，至少十个朋友听我讲过，每个人听到的版本都不太一样。那是因为，往事本就湮没在过去的迷雾里。有些片段残留在金木的笔记中，有些说法偶然从家里老人口里冒出，还有一些，是我在图书馆文献室里扒出来的。

过去一年，我都在从各个角落缝隙里挖掘，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答案：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太爷爷后来决定做一名夜行者。

下面的故事，主要来自金木笔记和相关人的回忆。为了尽量完整地还原事件，我还查阅了事件主要人物的传记、信件，并参阅了一些地方志。其中有些细节，来自亲历者后人的回忆，与史料不吻合之处，均以史料为准，无史料可参阅处，文中都做了说明。

革命

清朝最后一年，是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也就是辛亥年。

那年1月，金木已从日本回国三个月，供职于北京的《白日新闻》，满城溜达，拍照写稿，隔三岔五到粉房琉璃街的报社点个卯。

金木笔记中曾说，回国前，他原已收到了上海《申报》的聘书，但却因故未能及时到任，才留在了北京。几年之后，金木赴沪任职，在《申报》做记者，直到1916年。

刚回国时因何延误，笔记中只提了一句：“旅日期间，母亲信中多念及吾兄弟二人。兄既不能返京，吾当尽孝。”兄，是指金肃——就是金木在笔记中偶有提到的大哥。

我向父亲打听，可曾听长辈讲过金木那两年的事迹。父亲说，零星听过，但算不上事迹，“你爷爷跟我说，这兄弟俩当时不太对付。你大太爷（金肃）回国去了武昌，就没往家里拐。”

我在南京找到了金肃的后人。从金肃当时的日记里，找到了兄弟两人“不对付”的原因。

1910年4月7日，兄弟俩在东京的一家酒馆里吃饭，聊起报上的一条新闻：逆党谋刺摄政王事发入狱。

这名逆党，叫汪兆铭。3月底，他与几个人在北京后海一座桥下埋了炸弹，要炸死从此经过的大清摄政王。 [1] 没等到摄政王上桥，一名车夫钻进桥下，发现了炸弹引线，事情败露。据说，这车夫是在追赶偷汉的老婆，以为老婆跟人躲在桥底下。

兄弟俩都知道这个汪兆铭，他曾用笔名“精卫”在东京的《民报》上发表文章，谈论国事政局，言辞激烈，还骂过梁启超。

不管按照《大清律例》还是清廷新政拟定的《大清新刑律》，刺杀摄政王都是死罪。汪兆铭这种舍身精神，感动了大太爷金肃，他拍案而起，拎起筷子为革命者击节叹赏。

太爷爷金木却很平静。他放下报纸，皱起眉头，问大哥：“他确实胆儿大，但这事儿太蛮横，万一成了，炸死的恐怕不只摄政王。”

金肃彼时已加入同盟会，满脑子革命救亡。他一把搂过弟弟，大讲革命的好处。哥哥所讲的事，金木自然明白。他也深知家国衰弱，但却不理解哥哥整天所说的“驱除鞑虏”。在他看来，大清亡不亡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人都能过得好点。

他问哥哥：“不是要救亡吗？那为何又先杀人？咱们京城那些朋友，不少都是满人——再说，父亲不也在为朝廷做事吗？难道也要驱除？也要炸死？”

金肃咣当一下摔了酒杯，扭脸就走。

大太爷晚年在日记中回忆此事：“我一是生气，这弟弟（金木）就知道关心这个关心那个，没个立场；二是因为他说中了我的心事——那时确实不知该如何面对父亲。如今想来，或许他是对的。”

从那次争吵，直到1910年10月回国，两人再没说过话。金肃追随革命，去武昌入了新军； [2] 金木则决定继续“关心这个关心那个”，做个记者。

从回国那年起，金木一共做了近六年记者。1916年底，他从《申报》离职，在写给总经理史量才的辞职信中提到，自己当初进报社，是要“做个观察者”，如今离开，无非想“更自由底（地）观察”。

他写道：“……彷徨数载，常怀此种心绪：人如树木，枝叶愈向阳舒展，根须愈深入黑暗之地底。或许，宣统三年目睹那场烈火之时，便已心怀此念，唯不自知而已。”

我问父亲，可知道太爷爷说的那场烈火是什么。父亲没说话，打开电脑，在网上搜到一个电子文件。他打开文件，是一本扫描版的民国旧相册，名字叫《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年出版的。

我说：“这不是宣统三年东北鼠疫吗？”金木在《夜行记》里，曾提到几次那场东北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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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搜到的扫描版民国旧相册。相册全名：views of harb (fuchiatien) taken durg the pgue epideic, deceber 1910——arch 1911

父亲点点头，说：“这本相册，家里从前有一本，是你太爷一个朋友送他的。六几年，家里给人抄过几回，弄丢了。”

父亲划拉鼠标，一页页翻相册，停在一张大火的照片上：“估摸着，说的就是这场火，烧了几千具尸体。”父亲指着照片上的黑烟，“这是中国历史上头一回真正的火葬——你太爷，当时就在边上看着。”

我问父亲，金木当时是不是去报道鼠疫？

“对。这相册里的照片，说不定还有你太爷拍的。”

“相册谁送的？”

“伍连德，当时的大清东三省防疫总医官。”

死城

1911年1月27日晚上8点，哈尔滨车站驶入一辆火车，这是那年东清铁路最后一趟特批列车，1月23日从北京出发，走走停停了四天才到哈尔滨。一个星期前，朝廷下令停运全部京津通东北的列车。

此时的东三省，就像中国版图上的一处病灶，稍不留神，便要感染全身。哈尔滨，则是这处病灶的核心。阳历年前11月初，道外有人感染了“百斯笃” [3] ，开始死了一两个，只半个月过去，每天就死掉十几人，中国人、俄国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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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哈尔滨，以铁路为界，分为道里和道外两个区域。道里主要生活的是俄国人，有十多万，另有不少日本侨民。道外的傅家甸一带，是中国人聚居区。图片来自《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

金木下车当晚，哈尔滨已俨然死城一座，每天都有一百多人死去。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白日新闻》总经理瞿铭麟当年的日记里说，派金木去哈尔滨，一是因为疫情严重，举世瞩目；二是因为当时负责处理疫情的是清廷外务部，而非民政部，“可见事关主权，防疫关乎黎民生死，更关乎大清版图，日俄狼心，不可不防”。

瞿铭麟托宫里熟人打点，联络到了外务部派去的人，正是伍连德——一个年仅31岁的陆军军医学堂医官。《白日新闻》想给他做期专号特刊。

金木裹紧大衣，提着皮箱下了车。月台上空无一人，一脚踩下去，积雪没到脚踝。四下张望，没见到要来接他的人。他出发前，给伍连德的助手林家瑞发了封电报，约好在车站见，但火车晚了一个多小时，恐怕林家瑞早就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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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字星联，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州），清朝及中华民国医学家、公共卫生学家、检疫与防疫事业的先驱。1935年以其“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发现了旱獭在其传播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提名。图片来自《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

他顺着铁道的方向往出站口走过去。他没穿厚棉鞋，也没戴棉手套，冻成冰碴的雪灌进鞋子，提箱子的手也冻得发僵。当时，太爷爷并不知道，他走过的月台，正是两年前韩国刺客安重根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地方。一个多月前，伍连德和林家瑞也是在这个月台下的车。

伍连德是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侨民，连中文都讲不好。他在自传里说，自己是临危受命，刚刚接到外务部任务时，“当时并未预料到那是去彻底扑灭一场可怕的大陆性肺鼠疫的大流行 [4] ”。

就像伍连德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金木也不知道，这趟东北之行会影响自己的一生。

走出火车站，积雪映着月光，一片亮堂。金木站了一会儿，琢磨要不要继续等等。他拎起皮箱，点了根烟卷，大口抽着。皮箱里装着衣服、相机、纸笔和两卷书——刘铁云的《老残游记》。这两卷书，是他的宝贝。他曾在笔记中写道：“多年来，每远游，辄以铁云先生《老残》二卷傍身。”

车站对面的马路上，突然传来一声吆喝，跟着闪出个人影，踉跄着朝车站跑来。金木往前走了几步，见那人后头亮起两道手电灯光。打手电追来的是俩警察，戴着口罩，大声喊着“回来”，声音粗闷。

跑来那人眼看要栽倒。金木问，怎么了？跑上前去迎他。后头的警察大喊：“别碰他，别碰！”

金木脚下一停，那人倒进雪地里，扑出个人形，哎哟叫了一声，蜷起身子猛咳起来。几口血喷在地上，黑红。他翻了个身，两手在地上扒拉着往前爬。他左胳膊的棉袄袖子上，缝了块蓝色的布片。

一个警察赶上来，从腰里掏出根绳子，把那人就地捆了。捆完，起身撤了老远，背过身去使劲喘，嘴里骂个不停。

金木正要问，后头那警察一把拉他到路边，“怎么回事？这人染上了！你找死——你口罩呢？”

金木又一愣，没说话。警察拿手电一照，地上那人脸色黑紫，嘴巴鼻子里都冒出血，雪地被浸黑了一大片。

那俩警察，都穿着绿色的警服，戴着大檐帽。这是光绪皇帝临死前批准的新式警察服装，按照西方样式设计的。他们的警服袖子上，也都缝着块蓝布片。

这时，马路对面一阵马蹄声，冲来一辆马车，转眼到了跟前。马车一边坐着车把式，一边坐着个瘦瘦的年轻人。两人都戴着皮毡帽，脸上蒙着口罩。马车没停稳，年轻人就跳了下来。他看也没看地上那人，就对警察说：“裹起来拉走，别碰他。”

这人说话鼻音很重，广东口音。他看了看金木，从口袋里掏出个口罩来，“金记者？快戴上口罩。”说完，他走上前，帮金木戴上纱棉做的口罩，“这人病发了，傍晚从病院跑了出来。”

两名警察从马车上拉出条破毯子，小心地裹在那人身上。那人一动不动，从毯子底下伸出只手，在雪里抓了几下，不动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林家瑞，陆军军医学堂的学生，一个月前随伍连德从天津赶来。他看了看死掉的病人，叹了口气，“直接拉坟地吧，能找到棺材就殓了。”说完，又叫来另一个警察，“一定记得，把他家里人都送去隔离，今晚就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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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发明的棉纱口罩，采用普通外科纱布制成，佩戴方法和现在流行的口罩基本相同

警察把尸体裹好，丢在马车上。车把式扬鞭吆喝，赶车走了。两名警察跟林家瑞招呼了一声，举着手电往黑处扫了扫，也走了。

这就是我太爷爷——《白日新闻》记者金木到哈尔滨头一个晚上遇见的事儿：目睹一个鼠疫病人死掉。

林家瑞摘下毡帽，头上冒出热气。他梳了个分头，没留辫子。金木一笑，指了指自己脑袋，他和当时很多留日学生一样，也剪了辫子，留着平头。

林家瑞又解开口罩，抹了抹胡子上的汗，重重呼了几口气，又重新系上。他接过金木的行李，指了指对面。两人穿过空荡的马路，往火车站对面的格兰德旅馆（grand hotel）走去。金木的房间早就安排好了。

那辆马车，原是要接金木去傅家甸的。他6点多就在车站等着，没等到金木，却听说防疫区出了事，有病人跑了出来。

当时的傅家甸，已经是由军队内外看守的封锁区，与外界断绝了来往，出入都要严格检查。伍连德又把封锁区隔离成四个区，每个区由一名朝廷的高级医官负责，配有助理、医学生和受过防疫训练的杂役和警察。这是伍连德独创的隔离防疫措施。从那之后的一百年里，中国的传染病防疫都在沿用这个方法。

刚到哈尔滨时，伍连德去了趟俄国传染病院，那里是集中收容治疗鼠疫病人的地方。他在自传中说，那是一次令人尴尬的探访，又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传染病房里的医生竟然没有戴口罩。在伍连德看来，这是一种盲目的自信。

负责鼠疫治疗的俄国医生毕业于基辅大学，他使用当时最先进的鼠疫疫苗治疗病人。但是，伍连德有预感，这场鼠疫不同以往，从前的鼠疫只在人鼠之间传播，这次却能人传染人。他写道：“轮到伍博士检查时，他伸直手臂尽量抻长双耳听诊器的管路，只从背部听诊肺部，并扬起头以避开病人。在病房里的10分钟，让他万分紧张。” [5]

林家瑞说，伍连德的判断是对的，这次鼠疫是肺鼠疫，“也就是能通过呼吸传染。”

他从棉衣口袋里掏出几个布片，递给金木，说：“这病没法治，染上就死，所以伍先生才用了隔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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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当时法国报纸《巴黎小日报》刊登的插画，介绍中国鼠疫，并明确指出是新型的“肺鼠疫”。1910年底爆发的鼠疫，最早由日俄医生和医院主管治疗，均判断为传统的腺鼠疫，也就是“黑死病”。伍连德到哈尔滨后，根据尸体症状和传染情况，推测是经呼吸传染的肺鼠疫。此推测后得到了实验验证。当时，除了伍连德，清廷还派去了时任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法国医师梅尼。梅尼医师曾在1908年参与过唐山的腺鼠疫防治，希望自己能取代伍连德，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但遭到了东三省总督锡良的拒绝。到达哈尔滨后，梅尼去了俄国传染病院，却因未戴口罩感染了肺鼠疫，六天后死亡

布片是红、黄、蓝、白四种颜色的臂章，代表每个隔离区。傅家甸的百姓，包括医生、警察、军人，人人都要戴着所属区域的臂章，要想去其他颜色区域，得得到特殊许可。

“刚刚死去的佘先生，就是蓝区的病人，下午从疫症院跑了出来。”

根据病人的情况，伍连德把傅家甸的防疫医院分成了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每天，各区都派出四十多个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发现有人感染，马上送到对应的防疫医院。凡是与确诊病人接触过的，都要送去隔离观察。

佘先生五十多岁，是闯关东来的山东人，光绪年间就来了道外。他靠卖草药起家，家里有老婆，一儿一女。因为读过书，前几年在傅家甸做了私塾先生，成了有头有脸的学问人。八天前，他坐大车进了趟城，回来路上就发烧咳嗽，正好撞见急救队，直接给送去了疑似病院，当天就确诊了。之后，再没见过家人。

按防疫局的规定，确诊病人不让家人看望，“死的人太多了，能少一个是一个。”可这个佘先生是个老学究，见不着家人，他就闹，骂西医，说这不是治病，是关犯人。

金木问，看守应该挺严的，怎么就跑出来了？

林家瑞叹了口气，说这事很难办，“傅家甸就那么大个地方，没谁不认识谁的，大家都敬重佘先生，他跟看守说了点儿可怜话，一不留神，就摸出了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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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甸滨江防疫疑似病院，图片来自《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

一出门，他撒腿就跑。看守去追，他疯了一样，从屋檐上掰了根冰溜子，差点没扎到看守的脸上。

林家瑞说，佘先生没染病前，就闹出过一件事儿：他到处找人说，伍博士一来，死的人就会更多。

金木问为什么。

“报应。他说这是老天的报应。”

林家瑞拉金木到酒店大堂沙发上坐下，讲了他和伍博士刚到哈尔滨时的一件事。

他们来之前，傅家甸只有两个北洋医学堂 [6] 的医生和五个助手。他们来不及处理死去的病人，尸体只能由警察拖去坟地埋掉，唯一的防疫措施是在病人家里消毒。

“每天晚上，街上都有人悄悄丢弃尸体。很多人不愿警察上门，不相信西医消毒。”

“不知道鼠疫病人的尸体会传染？”

林家瑞摇摇头：“我们来之前，并没有确诊是鼠疫。”

北洋医学堂采用的是法式教学，看重临床观察，但不太做实验。他们根据病人症状，判断是肺部感染疾病，但并没和鼠疫直接联系起来。

整个傅家甸，只有一间日本医生的实验室，那名医生确实想到了鼠疫。他捉了几百只老鼠做化验，却并没发现鼠疫杆菌。

没人清楚这场瘟疫究竟是什么。直到12月27日，伍连德和林家瑞在一间民房里，悄悄解剖了一个日本女人。

金木一愣：“日本女人？”

林家瑞点头，说那女人是一个中国人的老婆，半夜咳血死的。那天清晨，他和伍连德一听到消息，就来到死者家里检查尸体。他们关上门，让警察封锁现场，不许任何人靠近，对房子简单消毒后，决定就地解剖。

“伍博士解开那女人的和服，就问我，准备好了吗？说完，一刀划开尸体的皮肤。”

他切除尸体部分胸软骨，将注射器针头插入心房，抽取血液。随后，切开肺脏、肝脏和脾脏，取出感染部分的组织块，泡进福尔马林溶液中。

这是中国医生的第一例人体解剖 [7] ——不但大逆不道，就连官方都不允许。而且，一旦感染，两人肯定活不了。

就因为这件事，人们说伍连德冒犯了神明，惹了天怒。佘先生找了一群人，到防疫局抗议，要求惩罚伍连德。他们说，瘟疫越来越厉害，都是上天的惩罚。

金木听完呆了半晌，掏出烟抽，问：“解剖确诊了鼠疫？”

林家瑞“嗯”了一声：“我们带着显微镜，当天就发现了鼠疫杆菌，能感染肺部的鼠疫杆菌。但佘先生说的没错，那之后确实死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没有控制传染源。”

伍连德请来道台大人、警务长亲自看显微镜，让他们相信，这不是神秘天谴，而是传染病。然而，隔离治疗却困难重重。没人愿意被关起来，更没人愿意相信，染了病的亲人彻底没救儿了。

佘先生逃出来后，跑回家吃了碗面条，又被警察追了出来。

“今天晚上，他家里人都得送到火车上去。”

“火车？”

火车是接触者隔离区。

跟道外比，傅家甸穷得厉害，地势低洼，民宅街道拥挤不堪。能用来做防疫隔离的地方只有客栈、学校、几座兵营和两个戏园子，连大车店都被征用，做了消毒站。

把接触者隔离在疫症院之外，非常重要。伍连德和中东铁路公司磨了好几天，借到了120节火车车厢，作为接触者隔离营。医生每日诊察，连续七天体温正常，才能解除隔离。在后来的万国鼠疫大会上，伍连德把这一经验称为“最有效的隔离方式”。

快11点时，来了辆马车，接林家瑞离开，去了防疫局。临走前，林家瑞说，第二天一早会有人来接金木，去见伍连德。

采访伍连德是报社给金木的首要任务。要不是出了佘先生的岔子，本该今晚就见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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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接触者的火车车厢，图片来自《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

尸山

第二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按照东北的习惯，做完过年的杀猪菜，这天就要蒸馒头了。

清晨6点，傅家甸上空笼着灰色的霾，没飘一缕炊烟。马车穿过空荡荡的大道，碾在煤渣路上咯吱作响。金木问赶车的拐子，为什么不去防疫局。

拐子一颠屁股，把左腿往车上提了提，指指前面路口，说运尸队刚清完一趟，今天死人多，伍大人去坟场了。他回头看了眼金木，咳嗽一声，掀开口罩吐了口痰：“咱们直接去坟场。”

拐子就是昨晚和林家瑞一起的车把式，是个黑胖子。今天金木才发现，他是个瘸子，两腿一长一短。从小就叫拐子，连真名都忘了。他从前赶车送人入关，现在是埋葬队的队长，早上去旅馆接金木前，已经拉了一趟尸体，现在还从头到脚裹着防疫服。

马车拐了个弯，迎面走来一队人，抬着大木桶，领头的是两个穿棉袍的干瘦老头，一个戴着口罩，一个没戴。每经过一户人家，就喊一声，门开个缝，里头递出只碗，他们舀了桶里的东西，再递回去。拐子说，这是领汤药喝，傅家甸中药行会专门熬制的，每天都有。

没等金木问，拐子就哼了一声：“没用，图个心安。”

金木问拐子中医西医信哪个。拐子笑了一声说，其实自己一个月前还不信西医。

伍连德确认肺鼠疫后，不给开药，也不捉老鼠，反而让大家戴口罩。傅家甸的百姓一时炸了窝，骂西医狗屁不通。

“你说我怎么又信了呢？其实也不信，我中医西医都不懂——但是，我佩服伍大人，他的办法能救人。”拐子沉默一会儿，又挪了挪屁股，说：“要不是伍大人，我家就死绝了。”

十天前，拐子家还有四口人，老娘、媳妇和八岁的儿子。那天，老婆去道里一家糕饼店买点心，钱还没付，卖点心的丢下秤盘子跑了。糕饼店里突然炸了窝，原来是店老板死了。

“当时都叫热病，还不知道怎么传染。我媳妇儿就懵那了，看了半天热闹，最后拎了包不要钱的点心回家了。”

拐子媳妇到家就干活，洗了半桶衣裳，做了全家人的饭，还喂了牲口。忙活完，一屁股坐在马棚里，不想起来。拐子娘过去看，一摸脑门，滚烫。拐子就熬姜汤，给她捂上被子发汗。前后没俩小时，就咳得喘不过气了。

拐子一看不行，套上马车要去找大夫。一开门，撞见一群裹着防疫服的人，说糕饼店的老板是鼠疫死的，接触的人都得隔离。

“领头的就是伍大人和林医生，一上来先给我们戴口罩。”防疫队给每人量了体温，要把拐子媳妇送去疑似病院，其他人送接触隔离间。拐子不愿意，要亲自照顾媳妇，拐子娘也闹。

拐子摇头，说我当时就弄不清楚，以为是要抓我们蹲号子。“没打针没吃药，先把一家子分开关了，能愿意吗？当时伍大人就说，要真染了鼠疫，你媳妇就会死。我们能做的，是让你们家少死人。”

拐子扬起鞭子，使劲抽在马屁股上，吆喝一声。他转过脸，看着金木，伸出三个手指：“刚过30岁，伍大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当时马上认了，想明白了。”

隔离七天后，拐子媳妇和老娘死了，他和儿子活了下来。他把儿子送到道里的亲戚家，自己拉着马车加入了埋葬队。当晚，傅家甸就宣布彻底封城。

“伍大人让咱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我是个怂包，但见多了死人，我也不怕了。”拐子抹了抹额头，揉掉眉毛上的冰碴子，“听说伍大人在天津也有老婆儿子。”

金木嗯了一声，没说话，解开口罩，点了根烟，使劲抽两口丢掉，又系上口罩。在北京时，他听说伍连德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四个月，最大的才五岁。

或许当时太年轻，他对这些事没什么感觉。

在20年后的笔记中，他却提到了这件事：

“……伍博士于我的最初影响，是彼时出关赴死之抉择。”

查阅伍连德自传，东北防疫一段，几乎未提到妻儿。事实上，他在东北防疫的最后一个月，小儿子因食物中毒夭折。或许，这是他回顾往事时的刻意回避。

继续往前走，金木见到了来傅家甸后的第二具尸体——一个中年男人倒在路中央，保持着摔倒的姿势，身上结了一层薄冰。拐子说，走路歪歪扭扭栽死的，肯定是鼠疫。这症状，跟得了病的老鼠一个样。

紧接着，又是一具，身上卷着铺盖。第三具、第四具、第五具……从城里走到坟场，一路见了十多个死人。

到了坟场，金木傻眼了。这座坟场，没有坟，只有棺材和死人，棺材摞着棺材，死人压着死人，一路堆过去，几里地都望不到头。

金木跳下马车，沿着坟场中间轧出的路往前走，浑身哆嗦个不停。来东北前，他从报上知道哈尔滨死了几万人，但却从没想到，会直接面对绵延的尸山。他踏进雪地里，走到棺材堆跟前看，不少棺材还敞着口，有的尸体从里头掉出半截，紫黑的手脚搭在薄薄的板材上，结了一层霜。还有些没入殓的尸体直接搁在雪地上，身体冻僵成扭曲的姿势。

伍连德自传中说：“棺内恐怖的内容暴露无遗，有人的胳膊或腿以骇人的姿势伸出来，令人毛骨悚然。有些尸体呈坐姿，此乃冬季极度严寒气候下，一两个小时内即被冻僵之故。”

扑棱棱一阵响，从没盖的棺材里飞出一群乌鸦。金木吓了一跳，一阵恶心涌上来，差点栽倒。

拐子停下马车，扶住他，说这是不得已，他一天送两三趟死人，棺材实在不够，能盖上点什么就给盖上。昨天夜里送来的佘先生，一时找不到东西掩盖，裹着破毯子就撂下了。“不只乌鸦，一到天黑成群的野狗就上来了。”拐子指指棺材附近的雪地，一层层错杂凌乱的野狗脚印。

据史料记载，当时每天死的人太多，赶制棺材来不及，后来的尸体就直接拉到坟场堆积。地面冻得跟石头一样，埋葬队无处下手，只好把尸体就地排放。金木到坟场的那天，已经有六个星期没埋过人了——傅家甸坟场的尸体已经堆了两千多具 [8] ，排列长达三里多地。

金木的日记中写道，他似乎闻到了尸体的腐臭：“腐臭味冲进鼻眼，透入皮肤。”东北的一月份，零下二十多度，尸体当然不会腐烂。这是恐惧的错觉。

冰冻尸山的真正恐惧，来自尸体上可能依然存活的病菌。旅美作家王哲在《国士无双伍连德》里讲述此事，将傅家甸坟场称为“鼠疫杆菌的天然冷藏柜”，一旦开了春，这坟场可能会毁了哈尔滨，东三省，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

此时，伍连德正远远地站在坟场尽头，满脑子想着：该如何处理这座尸山。

选择

伍连德是小个子，短头发，戴着口罩的脸圆圆的，额头黑黑的，鼻子上架着金边圆眼镜，棉军衣外面套着件白大褂，下摆蹭上了几块黑土的颜色。他和林家瑞站在一口棺材跟前，说话时微微扬起下巴。

金木过去打招呼，伍连德朝金木点了下头，迟疑了一下，继续跟林家瑞说话。过了一会儿，林家瑞叫拐子过去，吩咐了几句。拐子“嗯”了一声，跳上马车离开了坟场。

伍连德朝金木走来，伸出右手。金木忙放下相机，伸手去握，伍连德转身一绕，到了金木后头，解开了金木口罩上的结，紧了几下，重新系起来。他拍了拍金木，说你这么系口罩会松，不留神就开了，“ver pletely——嘴巴和鼻子。”金木一愣，没听明白。

林家瑞忙解释，说伍博士让你把嘴巴鼻子捂紧。伍连德从小讲英文和广东话，官话讲得不利索。在东北期间，他向朝廷汇报情况，是特批的政府专线，直接用英文发给外务部。遇到和地方官员沟通，全靠林家瑞做翻译。

金木问林家瑞，安排什么时间采访伍博士。没等林家瑞接话，伍连德摆摆手，说采访暂时不用了。他往四周扫了一眼，皱起眉：“要先处理这些——尸体。金记者，你不如回去吧，这里很危险。”

金木看了看林家瑞，说报社不都联系好了吗，半天时间就够。林家瑞点点头，又和伍连德商量。伍连德却没再说话，走到路中间，看着坟场大门方向发呆。他在等哈尔滨的各级官员到来，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方案：焚尸。

之后的一整天，金木又多次提起采访的事，伍连德始终没答应。他甚至没和伍连德说上几句话。倒是哈尔滨的道台和几个知县，跟金木抱怨了一通，自从隔离开始，傅家甸更加人心惶惶，除了疫情，还有几千口无家无业的流民无处安置。他们认为，疫情蔓延，无力可挡，哈尔滨凶多吉少。

焚尸的建议，震惊了所有官员。他们刚刚接受了毁伤“身体发肤”的西医解剖——毕竟被剖的是个日本人。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烈火焚尸。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不能安葬，便是死而不得其所，对祖宗的大不敬。更何况，一次要烧几千具尸体！

提出焚尸建议后的情况，伍连德自传的记述很简单：地方所有的领导者，一致同意支持他奏请朝廷允许火化这些鼠疫死者的尸体。其他文献记载则详略不同。综合各种资料，可以推测，焚尸的建议最初遭到各种质疑。

2012年有部电视剧，叫《浴火危城》 [9] ，演绎了这场鼠疫的故事。编剧给伍连德制造了巨大的阻碍：不但当地满汉民众反对，朝廷也死活不同意焚尸，迟迟不给回音。无奈之下，伍连德先向俄国医院求助，说服他们烧掉俄国人的尸体。然而，朝廷依然坚持焚尸是“大逆不道”，摄政王载沣称火葬“违反祖制，异想天开，易引发民乱”。

危急关头，伍连德孤注一掷，下令焚尸。傅家甸百姓聚众阻止，伍连德当众发誓，一桶柴油浇在身上，要与尸体一同焚烧。

历史的实情，没有丝毫的浪漫与狗血。金木的记录中说，当时，除了一名姓于的道台认为“活命更要紧”，其余官员乡绅都模棱两可，并未表态。有人提出全城灭鼠，有人建议开春后挖坑掩埋，还有人提出假设：完全隔离染病的人，封锁傅家甸——“弃之不顾，或可绝患”。

即便是当时参与防疫工作的西方人，也有不少人瞧不上伍连德的隔离方案和焚尸建议。查找资料时，我在《1910——1911满洲大鼠疫》（the great eopolitics of an epideic disease）里，发现美国外交官员格林 [10] 发给领事馆的一段汇报。

汇报里说，这个号称受过欧洲医学训练的年轻中国人，和他的专业助手，每天观察、报告、做实验，从早上九点半工作到下午四五点，但并没做什么实质工作，死亡人数仍然每天上升——“这是在浪费政府人力和经费”。

虽然伍连德是朝廷任命的总医官，但整个东北防疫队伍里，有俄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专家，还有中国的中医。支持、反对、回避、嘲笑——什么声音都有。

伍连德没争执，带着林家瑞回到防疫局，提笔便拟写奏折。他说，隔离已经做到位，死亡人数却与日俱增，尸体不烧，鼠疫就不灭。请奏朝廷，是为了让傅家甸的官员闭嘴。写完电文，他递给林家瑞，让他翻译成中文，一式两份发到北京。林家瑞接过电文扫了一眼：“三天处理完尸体，办得到吗？”

伍连德摇摇头，说不清楚，但只要恩准了，就必须做到。他让林家瑞准备煤油，朝廷回信前，先把已经撤空的感染住宅区烧了，一点不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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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人员焚烧街道，图片来自《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

这时，金木问了伍连德一个问题：“伍博士，你害怕吗？”

伍连德停下笔，站起身走到金木跟前。这时，他已经摘了口罩，脱下防疫服，身上穿着绿色的军装。他看了看金木，鬓角浸出几颗汗珠，微微扬起下巴，绷了绷厚厚的嘴唇：“不但怕，还恐惧。”他回到桌前，拿起死亡人数统计表看，“要不是害怕，我也没那么大胆子。”

说完，他告诉金木，要是不愿回京，就回旅馆待着——傅家甸只有病人和防疫人员，不需要看热闹的记者。

隔离

伍连德的电文奏折到了外务部，送到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 [11] 手里。一个月前，正是施肇基向朝廷举荐伍连德赴东北防疫的。

施肇基在回忆录中写道：“乃请政府简派余为防治大臣，而由余任伍连德医师为会长，任会议主席。”这里说的“会”，是指各国医学专家组成的“万国治疫大会”。伍连德年纪最轻，资历最浅，全仗施肇基背后力挺，才全权主持了防治工作。

伍连德请求火葬的电文，算得上生死之托。治疫已近两月，整个哈尔滨和长春、沈阳等地，都按伍连德的隔离方案操作。要是准了火葬，情况还不好转，就是千古罪人。施肇基决定向上头请一道圣旨。大年三十晚上，他连夜去了摄政王府，请求载沣下旨——这位摄政王，就是汪精卫刺杀未果的那位。

这时候，离伍连德发出电文，已经整整三天。

施肇基的自传里，提到尸体的处理时，说“当时死亡甚多，无棺木为殓，只有火葬之一法。但风气未开，民间反对甚烈”。他并未记录自己如何求得了火葬的圣旨，只是简单地写道：“中国平民之行火葬与解剖尸体，自此始。”

伍连德等朝廷回信的两天，金木从一名记者变成了防疫人员——他不想只看热闹。他请防疫医生给自己做了培训，学会了基础的防疫知识。林家瑞给他安排了个差事：和防疫军警一同看停在铁道上的接触者隔离车厢。

接触者隔离车厢，在当时轰动一时。这种谨慎的隔离方法，西方也鲜有先例。老百姓不明白，但也不太抗拒，因为车里管吃管住。曾有报道题为《贫民之爱坐火车》：“傅家甸防疫局前由铁路公司借去火车数十辆，专为调验与瘟疫可疑之人，每日饭食自然由防疫局供给……” [12]

也有人不爱“坐火车”，不断要求离开，佘家三口人就是。

年三十（1911年1月30日）这天傍晚，金木在隔离车厢四处查看。在住了八个人的七号隔离车厢，见到了佘四德——逃跑患者佘老先生的儿子。他和媳妇佘秦氏、11岁的儿子，已经在隔离车厢住了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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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车厢隔离所，图片来自《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

佘先生死掉的当晚，三人就被警察送来隔离。在七号车厢没待过一晚，佘四德就撬开车厢门，想要逃跑，被看守发现。他告诉看守，自己必须回家，不但回家，还要回山东老家。半个月前，他们全家就准备出关，回老家过年，却在半路给伍连德的防疫队拦了下来。和父亲一样，他相信，灾难是伍连德带来的——如果不是他让人拦住出关的人，后来父亲就不会进城买年货，也就根本不会染病，他们也不会给关起来。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个六岁的小女儿，叫佘小叶。佘老先生逃回家时，她正在邻居家，不算接触者，没隔离。佘四德两天不吃不喝，绝食抗议。他要见女儿，要带父亲尸体回老家安葬。

金木到七号车厢门口时，佘四德正跟车厢里的山东老乡抱怨：都是这些伤天害理的西医，害得他家破人亡——“听说还要烧坟场？我们早晚都给他们害死！”

这时，送饭的马车来了，看守打开隔离车厢的门。佘四德要往下跳，看守拿起枪晃了晃，让他回去。他骂了一声娘，说这不就是监狱？有种打死我！

看守没搭腔，接过车把式递来的食盒，往车厢里送。马车上突然钻出个小女孩，手里提着一包点心。这女孩是佘小叶，她在邻居家住了几天，非要见爹娘，就跟着送饭的马车跑来了，还给佘四德带了点心。

佘四德一见闺女，哇地一声哭出来，又要往下跳。看守大叫一声“佘四德”，扬起枪托顶在他腰上。佘四德使劲跺脚，扒着车门叫女儿名字。

车底下的几个人都看着佘四德，一不留神，佘小叶跳上了车厢，正往里爬。车把式大喊一声“哎哟妈呀”，这孩子已经站进了车厢里面——她没戴口罩。

金木丢下相机，跳上了车厢，抱起佘小叶，把她的脸捂在自己怀里。佘四德伸手要夺，一把抓在金木领口，他弯腰往下一撤身子，口罩却给扯下半截。他赶紧腾出只手，拉起口罩，包住脸，挤开佘四德，跳下了车。

佘小叶吓懵了，瞪大眼睛看着金木，嘴角一撇，要哭出来。金木放下她，跟拐子要了个新口罩，给她戴好。一群人这才反应过来，都傻了眼。

看守问，咋办，要不要找大夫来？——金先生，你没事吧？

金木勒紧自己的口罩，说没事，戴着口罩呢。他看了看佘小叶，半张脸蒙在口罩里，两眼吧嗒吧嗒掉眼泪，一声也不吭。过会儿，她擦擦眼泪，睁大眼睛，抬头看着金木，说：“给我爸爸吃。”说完，把攥在手里的点心递给金木。金木接过来，把捏皱巴的油纸包整了整，交给看守，递进车厢给了佘四德。佘四德接过点心，瞪着金木，大喊：“放开她！”看守怕他又要出来，推上了车厢拉门。

车门关上前，佘四德使劲扒着门骂。金木看了他一眼，没吭声。他抱起佘小叶，一字一句告诉她：出门一定要戴口罩，火车不能随便上，再过三天，爸爸、妈妈和哥哥，就可以回家了。

然而，隔离区的医生要求，佘小叶必须马上隔离。她没戴口罩进了隔离车厢，虽然车厢里的人目前都没有明显感染症状，但不确定是否有潜伏未发的感染者。当晚，佘小叶住进了隔壁的一节车厢——按隔离规则，不是同一批接触者，不能隔离在一起。

晚上，伍连德来到格兰德旅馆。金木以为终于能有机会采访了，伍连德却带来了林家瑞和一名防疫医生。他要确认，金木是否需要隔离。

量体温，心肺呼吸检查，没有感染迹象。伍连德问金木，进入车厢的半分钟里，具体都发生了什么：“任何细微的事情都不要放过。”

金木迟疑了一分钟，说：“我看见那孩子上了车，跟着跳了上去，抱起她，又跳下来。”林家瑞记下后，金木又补充了一句：“没碰到其他人。”

没有资料能解释，金木为何隐瞒了口罩被佘四德抓掉的细节。从后来金木的遭遇来看，我怀疑，恰恰是太害怕感染上鼠疫，才令他不想被隔离。人在恐惧的时候，往往回避不好的遐想。除此之外，当时的金木也有可能对伍连德不太满意。他对当天事情的简述写道：“危急关头，必有情急之举，伍博士却指责我理性不足。医生果真铁石心肠。”

那天晚上，伍连德反复问了金木三遍，得到同样的回答后，依然不放心，让林家瑞带他去了第三区防疫处的消毒浴室，按照防疫人员的标准，从里到外，包括衣物用品，做了消毒处理。

金木不知道的是，当时的伍连德最焦灼。来东北这些天，他一刻不停地奔波，不是在疫区巡视，就是在实验室研究。这天从格兰德旅馆离开后，他却去了于道台那里，两人喝起了酒。过了午夜，就是辛亥年春节，朝廷的回信却迟迟不来。

两人喝到11点多，话都说完了。外头一阵马蹄声，自远而近。伍连德顿时酒醒，此时的傅家甸，跑马的只有信差，恐怕是朝廷回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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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区防疫执行处的消毒浴室，专供防疫人员消毒清洁。根据伍连德自传记录：每天下班后，所有医务人员要以1:40的石碳酸水溶液喷洒衣服，在更衣室脱下工作服、口罩、手套和外衣鞋子。再进入另外一个房间，脱下内衣，裸体进入浴室，用柔性抗菌剂擦拭和漱口清洗。受到病人尸体污染的衣物，要浸入1:3000的升汞溶液或者以福尔马林烟熏。图片来自《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

焚尸

摄政王府发出的电报只有八个字：圣旨，准伍连德所奏。

随附的是外务部的一段训令：

“查死欲速朽，古有明训，佛法慈悲，不崇火化，特习俗所沿，孝子慈孙不忍出此。今染疫日厉，与其积尸酿灾，殃及全家，祖宗不祀，未能全生者之孝，愈以死者之心，况流毒社会，无所底止，请各属遵照实行，并苦口演说。” [13]

公元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的大年初一清晨。傅家甸坟场，伍连德亲自指挥，200名裹着白色防疫服的工人在棺材和尸体堆里忙活。他们把每100具尸体或棺材堆在一起，摞了22堆。

督办的官员从日本商人那里，买来上百桶煤油。警察在坟场四周摆放了机械水泵和消防水管。除了参与工作的杂役，现场没有老百姓观看。这场大火的观众，是疫区的高级医官及几个特邀的军官和地方官。

金木和拐子在一起，远远站在坟场一头。拐子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他刚和其他两个埋葬队员搬完尸体。为了不碰着尸体，他的手上也戴着厚厚的手套。

拐子附在金木耳边问：“金先生，我从没照过相，你能不能给我们照张相？”金木看了看他，点头答应，让三人并排站好，拍了张照片。

这件事，我是从拐子的孙子赵平寇那里听来的。2016年12月底，我在长春见到了88岁的赵平寇先生——他是名退休的学者，带着几名东北师范大学的学生做社会学研究。

赵先生详细讲述了拍照的事。这个故事，是他的传家宝，从记事起，爷爷就给他讲那场鼠疫的故事。他说，爷爷每回都要一字一句地讲：“我爬上了尸堆，往下浇油，那火烧得——惨。”

金木之后在傅家甸的惊险经历，我也从赵平寇先生那里补充了重要的信息。而那场烧了三天的大火，最详细准确的记录，还是伍连德的回忆录：

“开始是将煤油泼在尸堆上，当发现此法颇为缓慢时，某些胆大的工人即自告奋勇要求登上堆顶将成桶的煤油向下浇洒，当即得到首肯。在泼煤油结束前一小时，每一堆上都分别放置了石蜡。”

“一声令下，由近及远，火被点燃。须臾间，棺材着火，噼啪作响，烈焰腾空。照片记录下了这一历史场景。不久，高耸的火堆逐渐坍塌，落在被高温融化变得松软的地面。在场诸君无不兴奋异常，值此付出的努力进入高潮之际，聊感慰藉。”

从下午两点到傍晚，22个巨大的火堆一直在燃烧，黑烟弥漫整个傅家甸，松木燃烧的微香包裹着阵阵焦臭，钻进每个人的鼻子里。大小的街市里，有人欢呼，有人大哭。入夜后，防疫局发出传单，让老百姓放爆竹烟花驱邪祈福。全城烈焰腾空，硝烟弥漫，火药味儿呛入鼻腔，冲散了先前的阴森气。

伍连德则想着，“此乃公众之科学实验，燃放鞭炮无异于一次广泛的硫黄消毒，对于令人闻之胆寒的傅家甸，那些空气中充满细菌的‘闹鬼’住宅，至少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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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尸体和棺材喷射煤油。图片来自《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

史料记载，就在哈尔滨焚尸当天，东三省总督锡良电令吉林、黑龙江巡抚，要求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尸体。随后的半个月里，俄国防疫局也将鼠疫死去的尸棺火化，还从坟地里挖出一千多具已经埋葬的尸体烧掉。

金木和拐子从坟场走回城里，俩人都没开口提焚尸的事儿，聊了会儿北京，又聊起了天气。拐子说，天寒地冻的，咋头上净冒汗呢？金木说，是啊，我觉得脸上烧得慌——你看我脸红吗？

聊着聊着，就又绕回焚尸的事儿了。拐子说，我娘和我媳妇，都烧里头了，对不住她们。金木说，至少活了你们爷儿俩。拐子点头，说那是，要不我也在里头烧着呢。

金木没接话。他忽然问拐子：“你认识佘四德吗？上回你拉去的那个佘老先生他儿子。”拐子使劲嗯了一声，问怎么了。金木摇摇头，说没事。

半天，拐子叹口气：“烧是烧了，还不知道管用不。佘家人有事没有，还得等几天看看。林大夫说有时候这病三四天才看得出。”过会儿，又说：“这家子人都犟——一条道跑到黑，听说佘老四（佘四德）还闹着回老家呢。”

鞭炮嘈杂中，街角的一间屋子突然发出一阵哭丧声。有人从里头卸下门板，走出来穿着孝服的一男一女，跟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戴个孝帽子。男人在街口点着一沓黄纸，三人扑倒就哭，劈柴似的哭腔惊动对角的邻居，出门来劝。

那天夜里，金木睡觉没摘口罩。他在日记里说，到哈尔滨以来，那哭声让他头一次感觉害怕。日记的最后，他抄录了一段《老残游记》的序言：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啕。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

这半座城染鼠疫死的人，都有始无终。

复活

2016年，剑桥出版了一套亚洲史研究丛书，其中一本《现代亚洲的传染病》（epideics odern asia）中，有个单独小章节介绍“鼠疫斗士伍博士（rwu）”，除了介绍伍连德医疗生涯中几次防治鼠疫、霍乱，里面还特意提到一句：

“尽管亵渎了中国传统习俗，伍博士仍然向帝国请求火葬，并获得了准许。” [14]

《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中，演绎了傅家甸焚尸之后的一场戏。施肇基收到哈尔滨快马送来的疫情报告，电文上写着最新一天的死亡人数：168人。这个数字比前一天少了五人，也是鼠疫发生以来，死亡人数第一次减少。施肇基一跃而起，眉飞色舞。他站在院子里朗声大笑：“苍天在上，中国有希望了。”

史册的定论往往简单清晰，小说家之言总会添油加醋。彼时真正发生的事情，往往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真相。

从死亡人数增长表上看，数字减少的第四天起，突然又有了几次回升。那是疑似隔离病房和接触隔离区出现了新的感染者。一名参与防治的俄国医生留有记录，当时有十节隔离车厢反复出现过患者，最多的时候，一节车厢一次性出现过11个疑似患者。 [15]

2月5日早上5点多，伍连德和林家瑞带上防疫队四处查看，检查病房和隔离区的人；隔离车厢的医生全副武装，给每个接触者量体温；防疫警察依然严格把守四面关卡，控制人员的出入。

拐子驾着马车在街市里转了一圈，寻找大街小巷遗漏的尸体。车上放着消过毒的粗布毯子和铁钩子。

另有一些医生，带着防疫警察和工人，来到已经清空的疫病爆发区，在所有房屋、物品上喷射柴油，烧得干干净净。整个傅家甸回到了对火的原始崇拜——哪里有瘟神，就烧掉哪里。

巡视完接触隔离车厢，卫生警察队队长张骁偷了个懒儿。他没和谁打招呼，自己溜到了后街，恰好遇见了拐子。他跳上马车，递上根烟，跟拐子说：“拐个弯带我去天主堂吧。”

拐子把烟卷夹在耳朵后头：“去那儿干啥？我得去找死人！”

张骁赔笑，摘了口罩点烟抽，说：“逃过一劫，得去祈祷一下。”拐子瞥了张骁一眼，伸手掐了他的烟，“你自己想死，别害我。”

张骁戴上口罩，拍了拍拐子。拐子扯了两把缰绳，驾车往天主堂去。张骁信主，很虔诚，封城以来，没去过教堂，现在放松了点，想去看看。

当年参与傅家甸防治的工作人员，一共死了三千多人，最多的是士兵和辅助劳工，其次是警察和卫生警察，有八百多人。

除了医师和医学堂的学生，张骁是唯一留下回忆录的普通工作人员。他在回忆录中零碎记录了那天去天主教堂的片段：

“那天早上天还黑着，外面一个人也没有。地冻硬了。同拐子绕过天主堂一圈，还是没人。我看着十字架，想进去，问拐子能不能等我，要是没人，再坐车走。”

张骁敲了半天门，没人应。他绕到后院的侧门，喊了几声，还是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