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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传 金木夜行考: 1911 大夜弥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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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里头有事,叫了拐子一起在后院看。拐子使劲拍门,撞坏了门栓。他说,里面味不对。我们进了院子,看见了赵牧师和两个人,他正在叫那两人往屋里搬东西。那东西用麻布裹着。

“……拐子大喊什么东西,跳过去,又停下。他戴上搬尸体的厚手套,要揭开那麻布。赵牧师不让,又不敢碰拐子。拐子看我一眼,我就过去拉开赵牧师,那两个人放下了东西。我害怕,问赵牧师那是不是死人。他没说话。”

拐子跑回马车,拎了长钩子,勾住麻布的一角,慢慢揭开——里头裹着的,是个一人多长的巨型十字架。两根削了皮的松木棍子,中间钉在一起,麻绳捆着。张骁和拐子松了一口气,问赵牧师弄这么大的十字架干什么。赵牧师摇摇头,又点点头,画了个十字:“主会拯救我们的。”

张骁推开屋门,走了进去。地上整齐地码放着十几排,全是蒙着脸的死人。尸体一个挨一个,至少有上百具,脖子上都挂着十字架。一股暖热的空气从屋里扑出来,带着腐味儿。

张骁在原地愣了半天,问赵牧师怎么回事。赵牧师又画了一个十字,小声回答:“孩子,神迹总会发生。”

拐子大喊一声,一把拉张骁出来,跑出院子,跳上马车,一鞭子抽在马腿上,往防疫局赶去。

金木闻讯赶到天主堂时,警察已经在向伍连德汇报情况了——屋里一共存放了150具尸体,看起来都是染鼠疫死的,全是中国的教徒。算上法国和中国主教,天主堂里还有263人,有五十多人在发烧。

天主堂的正门打开,里面正在做弥撒。金木走近两步,掏出相机要拍照。林家瑞拉住他,看了看伍连德。伍连德正在要求所有人戴好口罩。在他身后,站着于道台和法国领事。

史料中对此事记载很少,只是简单提到“唯恐引发教案”,防疫局和政府都没立即采取措施,而是希望法国领事出面沟通。

赵牧师带着法国主教出来,伍连德朝法国领事点了点头,直接上前跟主教说明了防疫局的要求——他讲的法语,由林家瑞翻译给其他人。

伍连德要求带走教堂里的所有人,转进病房和隔离区,尸体都要烧掉。主教不愿意,让赵牧师关门送客。领事叫住他,说防治鼠疫,是法国政府完全支持的,疫区的法国侨民都要遵守清政府的规定。

主教从怀里掏出十字架,晃了晃,说他是受罗马天主教会的委派,“我只听教廷的。”领事没话了,向伍连德耸耸肩,说这事他管不了,只能找北京帮忙。伍连德没说话,看着主教和赵牧师走远。眼看两人要进屋,伍连德叫住赵牧师:“尸体会传染,你们想这里的人都死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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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甸天主教堂藏匿尸体的房间。图片来自《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

赵牧师给主教翻译了伍连德的话。主教转过身,画了个十字,小声说了句什么。赵牧师咳嗽一声,说:“主教说,凡肉身在,神迹显灵,就能复活。”

伍连德发怒了——根据目前能搜集到的文献记载,在东北期间,他从未动过怒,哪怕在愚蠢无知的中国官僚面前,也很有耐心。

伍连德用法语说:“教会的事情我管不了,但防疫的事情我说了算。这是中国领地上的疫病,中国的防疫局说了算。”

不等主教回答,他挥手叫来林家瑞,用中文大声说:“强行检疫。”于道台脸一拉:“这要出事啊……” [16]

伍连德转身走出院子,让张骁马上安排卫生警察接管天主堂。他看了看于道台,说:“出事我一个人担。”

这个选择,容不得半点等待。事后证明,伍连德是对的。警察接管天主堂后的几天内,天主堂的300名教徒只有七个人活了下来。法国主教和赵牧师都死在了弥撒堂里。

伍连德在自传中总结道:“这一事件表明,与鼠疫抗争的医务人员,不但要与由于无知与未受教育而形成的宿命论斗争,还要和宗教盲从较量。”

在天主堂外面的空地上,伍连德召集在场所有的防疫人员,命令对全哈尔滨的教堂、寺庙和一切有人聚集的公共场所进行检查,有感染者就隔离,有尸体就烧掉。

“我太太信教,我尊重宗教。但什么宗教、规则,都必须听医生的。现在,最不该的就是逃避,隐瞒。”他指了指身后的天主堂,“这是捂着疮疤,让它发病。”

所有人都静静站着。拐子的马哼了两下鼻子,摇了摇脑袋。拐子给它也裹着个大口罩。

伍连德摘下眼镜,继续说:“从去年到现在,鼠疫已经死了五六万人 [17] 。要是有任何一点遗漏,就可能再死五六万。”他看了金木一眼,“金先生,你不是想报道吗?你就写,让大家不准瞒着藏着——谁瞒着,谁就是千古罪人。”

“我冒了一阵汗,心里一紧,脱口而出:伍博士,把我隔离吧。”——金木事后的记录这样写道。

伍连德的话,让他想起前几天的事:跳上车厢抱佘小叶的时候,佘四德扯掉了他的口罩。他算是危险接触者。

二十多个人全呆住了,紧跟着是一片躁动慌乱。两个和金木接触过的防疫工人大骂一通,立马就跑回了消毒处。

伍连德走到金木面前,摸了摸他的额头,递上自己的手绢。金木接过手绢擦汗,没说话。伍连德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知不知道,一个念头、一次选择,会改变多少人的命运。”

“马上隔离我,来得及吗?”

“选择回不了头——说实话,现在只能听天由命。”

伍连德拍拍金木的肩膀,把金木交给了林家瑞,小声说了句“仔细检查”。他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一句句解释,说金木理论上不会感染。按照他这些天观察病人和研究鼠疫杆菌的结论,肺鼠疫的传染途径主要是呼吸的飞沫。虽然金木暴露在接触者当中,但时间很短,而且当时车厢中没有病发者。

“再说,鼠疫潜伏期最多三天。要是感染,早就病发了。”

听完伍连德有理有据的分析,大家松了口气。张骁忽然从人群里走出来:“还是危险,金记者爬的那节车厢是不是有佘老四家人在里头?那节车厢早上有人发病了!”

伍连德一皱眉头,问怎么回事。

张骁还没答话,远处传来一串吆喝。两个跑掉的防疫工人又跑回来了,一路大喊。跑到跟前,俩人大喘着气,粗闷的声音从口罩底下传出来。一个弯腰直摆手,不吭声;另一个人说:“完了伍大人,隔离车厢那儿,暴动了。”

暴动

拐子赶着马车,带金木和几个警察提前赶到了停放隔离车厢的车站。车站上一片安静,仔细一听,铁轨上传来沉闷的叫嚷声。看守怕再出事,关闭了所有车厢门,在外面挂了锁。

暴动的是四个山东人。领头的是佘四德,另外的三人是他儿子和两个山东老乡。

昨天半夜,七号车厢的看守听见扑通一声响,往车厢里一看,佘四德的老婆倒下了。叫来卫生警察,一量体温,摄氏39度,确定为疑似感染。看守清空了七号车厢,让佘四德和其他人去了个新的空车厢。卫生警察连夜安排了一辆马车,要送佘四德的老婆去疑似病房。

或许,就在等待马车到来的十分钟里,佘四德几个人在新车厢里商量了逃跑计划。几天的隔离生活让这几个山东老乡已经成了“自己人”,他们达成了统一目标:不能等死。

我向拐子的孙子赵平寇仔细问了这事儿,他说,爷爷曾告诉他,佘四德和他的山东老乡,都是闯关东来的,不是垦荒种地,就是放山挖人参。佘四德是从小打猎长大的,“爷爷说,(看守)没看住,也不怪看守——大家都忘了佘四德除了进山打猎,熟悉林子,还干过铁道工人。在铁路上,他比当兵的熟多了。”

大约凌晨两点多,佘四德趁几个看守顾不过来,带着儿子和老乡从新车厢里溜了出来。几个人不知道在哪猫到后半夜,偷偷卸了辆手摇车,沿着铁道往南开出了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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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摇车,就是人力轨道车,是19世纪出现在欧美的一种微型无动力机车。这种车有四个轮子,利用杠杆、曲轴和齿轮等机械装置驱动,时速可以达到20公里,通常由2——4个人,前后握住杠杆交替轧动就可以行驶。图片是1900年的京张铁路西便门附近,工人驾驶轨道车前行。引自上海同生照相号1909年拍摄发行的《京张路工摄影》

铁道往南,经过双城堡 [18] 和长春,直通关外。当时铁路交通彻底停运,除了车站,沿途没有把守。佘四德大概早就计划好了,他不但准确选择了通往双城堡的铁道,还带走了佘小叶。

佘小叶关在六号车厢。准备好手摇车后,佘四德钻进车厢底下,沿着铁道爬到六号车厢,抱走了佘小叶。车厢里的人一喊,看守都围过来,他已经拖着佘小叶,又从车厢底下钻了出去。等看守绕过十几节车厢追过去时,只见雪地里两条手摇车轧过的痕迹,人早看不见了。

后来有个六号车厢的人回忆,佘四德抱佘小叶时,有个一起隔离的女人想拦住,被佘四德扇了一巴掌,他说:我闺女就是死,也要回老家死。

金木和拐子下了马车,沿着隔离车厢查看。远处传来一串枪声,俩人顺着声音跑过去,是一名看守朝着佘四德逃跑的方向放枪。连放了三枪,看守丢下长枪,一屁股坐在铁道上,摘下大盖帽,抱起脑袋哭起来。

金木过去拉他起来,一看他还是个半大孩子,十五六岁,身上穿的警察棉大衣像被子一样裹在身上,下摆长了一大截。

拐子盯着他上下看了看,说你是猴三儿吗?看守点点头,抹了抹脸,划拉下一把冰碴子。拐子又问,你怎么干警察了?猴三儿一撇嘴,又要哭。拐子拍了他一巴掌,说,行了!再哭脸就冻坏了。

猴三儿说,是顶了他爹的警察职位。他爹是傅家甸第一批得鼠疫的,死了三个月了。说完,弯腰捡起长枪就往南走:“我得抓佘老四去——要是我给枪毙了,娘就没人管了。”

拐子问,怎么回事,谁要枪毙你?

猴三儿继续往南走:“跑了七个人,六个是七号车厢里的,我这是死罪。”他伸出指头,顶着自己脑门,“队长说了,有人逃跑就打死他。要给他跑掉了,就枪毙看守。”

当时是否真有这样的军令,我没查到确切文献。唯一相关的是《盛京时报》的记载,报道了当年发生在奉天的一场逃跑事件:四百多名接触了鼠疫病人的劳工,隔离在奉天车站附近的客栈里。1月23号夜里,一百多个劳工联合暴动,打死看守跑了出去。一周后,奉天死亡人数翻了一倍。奉天当局下达了命令:隔离所巡警的枪“一律装弹……若有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以杜后患”。

在拐子讲给儿孙的故事里,猴三儿确实吓得不轻。瘟疫和军令让这孩子认定了:不打死逃跑的山东人,他自己就得吃枪子儿。

追击

赵平寇先生说:“你太爷、我爷爷和小巡警猴三儿顺着铁路往南追去——也找了一辆手摇车,我爷爷之前用那玩意儿运过焚尸的柴油。”

追了二里地,铁路钻进了松树林,除了树啥也看不见。积雪耷拉在松树上,冷不丁就塌下一块,砰砰的闷响声从林子深处传来。

猴三儿冷静下来,用皮绳把枪捆在背后,帮金木和拐子轧车。金木问他,你天天看着佘四德,知道他为啥想跑吗?

拐子插嘴:“妈的,就是个彪子(傻,做事莽撞不计后果)!咱这天天豁了命救他呢,他倒不识好人心。我看他是成天吃野味,胆子都吃虎了!”

猴三儿摇摇头,说:“虎?我看他是怂。”

佘四德敢跑,是因为怂。猴三儿说,他在车厢隔离的这几天,有点疯疯癫癫的。大清早一睁眼就闹,不是要见女儿,就是要回家,要不就和老乡发牢骚,说要成孤魂野鬼了。一入夜,没人说话了,外头也没动静了,佘四德就一声不响地缩在角落里哭,张着嘴干号,浑身打哆嗦,发疟子一样。

“他也不号出声,硬憋着。他早上找我唠嗑,脸上皴了两道红印子,都是哭的。”

有一回,他问猴三儿:你真相信你爹是吸了有瘟病的空气才死的?猴三儿反问:那你觉得这些人是怎么得病的?

佘四德回头看看车厢里的人,小声说:“我信我爹说的:大清啊,气数要尽。”

佘老先生从病房逃回家的那天,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他稀里糊涂地吃着面条,跟儿子说:大清国来了太多洋人洋玩意儿,挖山修铁道,杀人取心,龙脉早已毁断。这场瘟疫,就是天怒,什么医生都治不好,东北人得死绝。

说到这儿,猴三儿顿了一下:“我赶紧叫他别说了。这要让人给听见,那还不抓了坐监?他说,我现在不就在坐监吗?这是当官的害怕了,先让咱们穷人死——你瞅瞅这里,哪个不是穷人?”

猴三儿说,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自己信了佘四德的话。因为他确实琢磨过,爹可能真不是鼠疫死的。

金木问:“不是鼠疫,是什么?”

“抽大烟抽的。”

猴三儿爹抽大烟,成天泡在烟馆里。鼠疫刚蔓延的一阵子,傅家甸流传着一个说法,瘟疫是抽劣质烟膏子抽出来的。理由是:烟馆集中发病最多,死的都是穷人,抽的都是剩下的下等烟膏子,还混着别人抽过的渣子。

金木点点头,说这么讲也有道理,但不是大烟抽死了人,是这些烟馆确实容易传染。他和林家瑞聊过这事。林家瑞和伍连德这段时间的实验和分析认为,跟全世界之前的所有鼠疫都不一样,这回的鼠疫最早应该是土拨鼠传给人的。那时的东北,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洋人,都爱穿皮毛。这爱好传到了欧洲,土拨鼠的价格突然猛涨,成千上万的东北猎户都干起了这生意,钻进满洲里的林子里,捉土拨鼠,扒皮,卖掉。有时候,还会把肉煮吃了。

猴三儿问,那我爹是在烟馆里染的病?金木点点头,说应该没错。

佘四德他们的车轮子印儿还在往前延续,三人一刻不停地轧车。过了一会儿,天上落起雪片子,车轮子印儿一点点被埋住。

拐子说这下完了,瞅不见了。金木说没事,都是林子,他们不会下车。猴三儿松开手摇子,叹了口气,看了看金木:“金先生,我害怕。”

金木停下手,摘了眼镜擦干净,拍拍猴三儿,说别怕,真要追不上,我找伍博士给你说情。拐子说就是,又不赖你——我祖上也是山东的,怎么就不跑?好死不如赖活着。

“真要枪毙,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死了我娘也会死。”猴三儿一把扯下口罩,耷拉下脸,“我就怕,死不了,还得天天过这日子。可比死难受。”

拐子抢过口罩捂在猴三儿脸上,猴三儿别过脸,不让戴。金木拍拍拐子,说没事。他也摘下口罩,点了根烟抽,“出城很远了,这里不会有事。”

猴三儿脸憋得通红,大口喘气儿,说:“你们不知道——其实也不能全怪佘老四,要都不跟他走,他自个儿也不敢。”

金木和拐子没接话,听他继续说。拐子也摘了口罩,弯腰在地上抓了把雪塞进嘴里嚼。

猴三儿说,跟佘四德一块跑的那俩山东老乡,应该是没接触过病人的。拐子问,那怎么就给关进车厢里了?猴三儿指指身上的警服:“警察说你是接触者,你就是接触者。”

佘四德被送去隔离的第二天早上,猴三儿被临时调去巡逻,跟个老警察一起,到佘四德家那条巷子检查。路过佘四德家时,他们看见俩汉子正站门口,一个勾着脖子往里瞧,一个垫脚往院里看。

猴三儿吆喝一声,问干嘛呢。俩人一回头,看见警察,咧嘴一笑。其中一个说:“富老屁啊,找死——人呢?”

富老屁就是那个老警察,和那俩汉子是老相识。

后来,猴三儿才知道,富老屁从前做生意,有过钱。他仗着宫里有亲戚,往北京倒卖些参茸药材。这俩汉子是山东来的,也挖参,跟富老屁不对付。九个月前,俩人打听到富老屁的药里有假,当街就吆喝,还给报了官。要不是为这事儿,富老屁不会当了臭脚巡。

这些都是富老屁把俩山东汉子关进隔离车厢之后,才告诉猴三儿的。

“富老屁一看见俩人,愣了一愣,突然就举起枪,说别动!你们得隔离!”猴三儿看着金木,给他比画,“我一下就蒙了,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举着枪过去了。那俩山东人也吓傻了,直往墙根躲。”

富老屁是要报仇。山东人嚷嚷着,说没见过得病的人,连佘四德家门都没进,就是听说了,路过往里看了一眼。

富老屁抡起枪就往俩人背上怼,说看了也会传染,医生说了,眼角会感染。猴三儿说,富哥,他俩好像是没进院。富老屁瞪了他一眼,大声嚷嚷起来:都闪开,有鼠疫病人!

他一吆喝,把过路的给招来了。八九个人围个大圈,远远看着。富老屁继续嚷嚷:染病了还不想隔离?你不知道这院里昨晚死人了?围观的一听,呼啦又撤了老远。有人催富老屁,还不赶紧送进去。

猴三儿不敢吭声了,也抬起枪指了指,和富老屁一起把俩山东人押走了。

拐子大骂一声,瞪眼问猴三儿:“你们这样整,伍大人知道吗?”

“那哪知道,我们队长都不知道——再说,只要送去隔离了,说自己没染病,谁敢信?”猴三儿认为,这就是他俩敢和佘老四跑的原因。

赵平寇先生讲这段故事时,提起他曾做过的一些研究。他说,欧洲最早发生大鼠疫时,并没有系统的隔离防治手段。那时候的军警,只对公共空间管制,老百姓都要待在家里,不准出门。

“越到现代时期,权力的管制才越侵入到日常领域。有时候是好事,但有时候也是坏事。”他说,爷爷(拐子)讲了一辈子这段往事,年纪越大,越觉得这些事里没有谁对谁错。

“权力层层下发时,就会走形,越来越荒诞粗暴——况且,很多权力本身就很粗暴。”

这些道理,是当年我太爷爷和他爷爷都不可能理解的。对于他们来说,猴三儿讲的故事,令人不解又恐惧。

我在图书馆翻了一些当时的报纸,猴三儿讲的事情不是偶然。很多检疫人员和巡警都是临时征来的,只是例行公事,甚至不能判断简单的症状。有的卫生警察为私事跟人吵架,就把人扭了送去隔离。

在金木他们追逃的时候,奉天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干苦力的老头在火车站附近旅店里休息,睡得很死。防疫人员以为他得了鼠疫,拖起来就往身上洒碳酸水。老头当场吓晕过去。防疫人员马上裹了入殓,抬着棺材去埋。挖坑的时候,老头醒过来,踹破棺材板跑了。

那年2月14日的《申报》报道了这事,说:“幸棺木系薄板造成,猛力将棺木蹬坏,钻出飞跑,掩埋夫数人追之不及,回报检疫所,反曰该苦力游尸而逃。”

我问赵平寇先生,这算否定当时的防治方法吗?他摇摇头,说当然不是,“一件事必须要从不同切面来理解,而不是一个宏大的结论就够了。”

“那咱们回到当年,他们到底追上了佘四德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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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护送接触者去隔离的场景,图片来自《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清末推行新政伊始,处于旧体制向现代转型时期,各地方政府都极度缺乏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东北防治鼠疫中,有很多粗暴行为。《盛京时报》曾报道,奉天“以收容无数贫民,事属难办,决计将贫民给棉衣一领,驱逐出城,分往四乡”。长春也曾驱赶两千多名贫民南下,防疫局甚至以妇女身多不洁,易于传染为由,向地方官提出建议:派人分赴四乡,租赁五百间民房,将城中妇女一律迁至乡屯,以期隔除疫毒

死人

天沉下来,雪越下越大,铁道完全没入积雪中。

三人轧着车,越走越慢,铁轨边上,不时冒出冻成棍子的人手人脚。那是附近村里人偷偷埋掉的死人,给林子里的狼刨了出来。这些村子里的人早已经死绝了。

连续走了几个小时,身上消了几遍汗,渐渐觉出冷来,肚子也饿了。拐子让停下车,他要到林子里找点吃的。林子里有不少白皮松,地上的松果里,能磕得出松子。猴三儿要跟着去,俩人下了手摇车,蹚着雪往林子里走去。

金木坐在车板上,抽烟等着。俩人一前一后往林子走,人影越走越小,变成俩小黑点。一根烟没抽完,小黑点又大起来,俩人又回来了。猴三儿拉着拐子往坡上跑,边跑边喊:“死人——山东人!”

金木下到林子里走了半里地,看到了猴三儿说的死人。那死人侧躺着,弓着腰,蜷着腿,一只胳膊压在身子底下。积雪盖在他身上,堆成小山,但脸上却只盖了薄薄一层雪,鼻子嘴巴都露在外面。在他身后,有一条长长的爬行痕迹,一路上都留有咳出的黑血,已经冻成了块。

这人是跟佘四德跑出来的其中一个山东人,猴三儿认识。

拐子从身上扯了块布,盖在死人脸上。他突然打了个哆嗦,嘀咕一句:“天天见死人,今天怎么就觉得害怕了?”说完,他四处看了看,吐了口痰,“娘的,佘老四跟日本人一样狠 [19] ,这人肯定是没死就给丢下了。”

“那么快就发病死了,肯定是昨晚上就传染了。”猴三儿说着就往林子里追。金木叫住猴三儿,看看表:“先别往林子里追。”

三人算了算时间,要是佘四德他们一刻不停地沿铁道走,差不多第二天下午就能到双城堡。他们在传染期,无论如何得拦下。

拐子指指地上的死人:“要是他们下车了呢?”金木说:“先上去找找他们那车。”

在拐子后来的讲述里,他们能追上佘四德,是走了狗屎运——托了马贼的福。

一个月前,哈尔滨俄国市政强行在道里检疫,把三千多个中国人赶出城,有一部分人渡过松花江到了呼兰县。1月底,这群人加入了当地马贼头子天龙的部下,掀起暴动,一夜之间攻占了衙门。之后,这群马贼沿铁路流窜,不但见人就抢,还撬走了不少铁轨。 [20]

佘四德他们的车,就翻倒在一段给马贼撬空的铁轨边上。金木三人轧着车只往前走了一里地,就到了他们翻车的地方。手摇车头朝下栽在铁轨一边的雪地里,半截压杆孤零零竖着,上头挂着条红围巾。金木记得,那是佘小叶的。

三人下了车,打算往林子里去,拐子从手摇车上铁座子底下摸出个铁皮壶,说:“要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咱得能生火。”铁皮壶里是柴油。

林子往里,雪地上蹚开的几条路还没给新雪埋住。他们顺着往下走,渐渐进了林子深处,直到再也看不见地上的脚印。

三人分了头,金木和拐子一路,猴三儿一路——他说他有枪,不怕。

约莫走了半个钟头,只听见猴三儿的方向一声枪响。拐子和金木马上跑过去,俩人一前一后走得慢,金木干脆把拐子背起来,一路跑了过去。

猴三儿坐在雪窝里,高高举着枪,朝向一间破烂的木屋。木屋四周铺着一层干草,屋门和窗户都关着。这屋子应该是猎人落脚的地方。

“佘老四在里头!”猴三儿朝金木和拐子喊,手里的枪还举着。他抬起下巴指了指木屋旁边,声音发抖:“又死一个。”

屋旁的松树底下挺着具尸体,脖子肿胀,脸皮紫黑,是另一个山东人。木屋里应该有三个人,佘老四和他儿子女儿——三个鼠疫感染者。

猴三儿发现木屋时,正看见佘四德往树底下拖尸体。他没忍住喊出了声,佘四德瞪了他一眼就跑回屋里。

“你就开枪了?”

“我给吓的。佘老四那个样子,跟死人一样,眼里头冒血——没打着,他进屋了。”

猴三儿话音没落,木屋里传出一声哀号,跟着是一连串骂娘声。过了两分钟,门开了,佘四德半边身子出现在门口,扯着嗓子大骂:“都他妈狗x的——”骂完,声音软下去,喊了句“我的儿”,身子从屋里栽出来。

他身上披着块沾满血迹的粗麻布,呆呆地坐在门槛上,看着金木三人。那样子,比死人还瘆得慌。他眼睛通红,眼角渗出血丝,鼻子嘴巴周围大大小小都是暗红的血点子。脖子里肿着个红疙瘩,表皮已经烂开。他喘着粗气,一咳嗽整个身子都摇晃,脑门磕在门框上,黑血喷在门框上,顺着松木表面的纹路淌下来。

金木、拐子和猴三儿不自觉地退后两步,都掏出口罩戴上。鼠疫病发期,传染性最强。佘四德看着他们,咧了咧嘴,不出声地笑。紫红的脸色下,他的牙齿很白,白牙缝隙里渗出血丝,是黑的。

猴三儿还端着枪,枪口冲着佘四德,没敢开枪,也没敢放下。

多年后,拐子给儿孙讲到这一段时,会称佘四德为“活死人”。他说,活死人脑子已经烧坏了,坐在门槛上说胡话。在拐子每一次的叙述中,这些胡话都不太一样。

有时候,活死人指着猴三儿,骂他没出息:“想打死我?还是想抓我回去坐监——有枪怎么不去抓日本侦探? [21] ”

有时候,活死人使劲哭,流出红色的眼泪,反反复复嘟囔:“我的儿,都是隔离害的。”他指着树下的尸体,问金木:“看见没?死人。他连鼠疫长啥样都没见过,怎么就死了?”

还有的时候,活死人瞪着金木三人:“你们都得死。”他指指自己,“咱们都一样。”

说完这句话,佘四德喉咙里爆出一声低沉却虚弱无力的怒吼,站起身往前一个踉跄,从麻布底下伸出手来。

猴三儿惊叫一声,举起枪 [22] ,压下龙头,就要开火。

金木往猴三儿身上使劲一靠,抓住枪管推开,子弹打在松树上。金木转身站在猴三儿面前,握住枪管,说:“冷静,他烧糊涂了。”

猴三儿紧皱着眉,拉着枪往下撤,要甩开金木。他突然大喊一声:“你让开——”紧跟着,拐子也喊了一声。

没听见拐子喊啥,枪就响了。金木身子一歪,扑在猴三儿身上,重重地倒下去。

佘四德举着一把打猎用的鸟嘴铳 [23] ,冲着金木和猴三儿,枪管还冒着烟,散发出一股硝火味儿。这是木屋里的猎人的猎枪,他早就装好了火药藏在背后。

猴三儿被金木砸倒在地上,愣了几秒,爬起来去捡地上的枪。佘四德已经又装满了一管火药,一枪轰在了他脖子上。

“猴三儿扑通栽倒,一声气儿没吭就死了。”赵平寇先生说,这是爷爷最后悔的事,“他到死都在骂自己是个没用的瘸子,那一分钟怎么就傻了,连喊都没喊一声,就眼看着佘四德点火绳。”

“我爷爷他,真是被吓呆了。”

烈火

呆了一分钟后,拐子发了疯,他拖着瘸腿跳了出去,一把扑倒了佘四德。

“我爷爷说,佘四德的棉衣都是滚烫的。他就跟个烧空了心的枯树一样,脆。”

而我太爷爷金木,在那一刻还是个心怀犹疑的年轻人。铅弹穿透棉衣,轰碎了他口袋里的两卷《老残游记》,击中了他左侧后腰。他躺在地上,捂着伤口,看着拐子和佘四德在木屋前扭打,只觉得一阵阵眩晕。

拐子扑倒佘四德的瞬间,觉得自己铁定完蛋了,一定会感染鼠疫,这是跟活死人打架。他从佘四德手里夺过鸟嘴铳,握在手里,爬起来要跑,却一下给绊趴下了。佘四德用猎枪上扯掉的宽皮带子绕在他左腿弯子上,系了个死结,另一头捆在自己腰里。佘四德身子挺得像根棍子,又把皮带绕进胳膊,死死绑住自己。拐子本来就瘸,这一缠站都站不起来了。

佘四德剧烈地咳嗽,伴着呕吐,喷出黑血。拐子的右脚蹬在他脸上,拽那皮带。皮带拽不断,拐子就吼:佘老四x你妈,给我撒手!

佘四德瞪着眼,没反应,身子越挺越直,眼睛也越来越直。

拐子想站起来,但腿直不起来,他在自己身上摸东西,什么也没摸到,一把扯下腰里那个铁皮油壶,砸在佘四德脸上。油壶砸开了口,褐色的柴油洒了佘四德一身。他突然停了手,喉咙里笑了一声,小心地捡起铁皮壶,把柴油浇在佘四德身上,一边浇一边说:“烧了你个虎x哨子,信不信——你爹已经让我给烧没了!”

佘四德身子一缩,脚蹬进雪地里,使劲往后撤,一手在腰里摸索着,要解那皮带,解不开。俩人相互使劲,像拔河一样。佘四德手背上的血点子破开,慢慢沁出血珠。

拐子把柴油在佘四德身上浇了个遍,剩下的全甩在木屋底下的干草堆里,伸手往棉袄口袋里摸,口袋掏翻过来,没火。

拐子大骂一声。佘四德看看他,又挺直了身子,咧开嘴巴,不出声地笑。

这时,拐子看着金木,金木也看着他。拐子向金木伸出手:“金先生,洋火 [24] 。”

金木已经撕了衣服缠在腰间,坐在地上。他对拐子摇摇头,“他还活着。”

“跟死了差多少?”拐子大吼,带着哭腔。

“这是杀人。”

“他不也杀人了?”拐子拖着佘四德,使劲往金木这边挪,“他早晚是死,死了也得烧!”

金木依然犹豫,他直直地盯着佘四德,不说话。

“妈的,你也是个虎x哨子啊!”拐子大骂金木,骂完一屁股坐在地上,“那好,你不怕,咱俩就坐着等死。跟他们一起,一点点烂。”

林子里安静了两分钟。佘四德一动不动地咳嗽,远处松树上的积雪塌下来。

“我爷爷说,那两分钟,跟过了半辈子一样。”

金木解开棉大衣扣子,伸进去,掏出火柴,丢给了拐子。

火苗从佘四德身上蹿起来,蹿上干草堆,又卷上屋顶,转眼吞了整座木屋。佘四德一声都没喊出来,只发出一串含混的嘶叫,就没了声。

拐子顾不上脚着了火,死命蹬燃烧的佘四德,拽着那根皮带,等它烧断。佘四德身上的衣服很快烧完,散发出皮肉烧焦的臭味。拐子一边号叫,一边弓着身子吐。

大火烧出了呼啸的风声,风声里裹着松木剧烈燃烧的噼啪声,噼啪声很快被木材断裂的咔嚓声打断。木屋里有梁柱轰然倒塌。

赵平寇先生讲到这里,我才意识到,金木所说的烈火,指的不是伍连德奉旨焚尸,而是这场用他的火柴点燃的林中烈火。

缠在佘四德腰间的皮带终于烧断,拐子一头扑进雪窝里打滚,压灭腿上的火。这时,金木不知什么时候拄着猴三儿的枪站了起来,正往木屋里走。

“你要干啥?回来!”

金木没吭声。

拐子看见,木屋门里站着个小女孩,正看着外面发傻。一根烧成红炭的松木横在她跟前。这女孩是佘四德的闺女——佘小叶。

拐子喊:“你管她干啥?横竖是病死!”一边跑过去拉金木。

金木已经走进了屋里,拿枪托推开木头,走到了佘小叶跟前。他丢下枪,抱起佘小叶,扒着门框一头栽出来,滚进雪地里。

佘小叶爬起来,盯着地上烧成焦炭的佘四德看。

金木拖着身子挪过去,伸手捂住她眼睛,“别怕,那是木头。”

佘小叶扒开金木的手,看了看他,说:“叔叔,我不怕。”

夜行

金木、拐子和佘小叶回到铁道上,已经没有力气轧着手摇车往回走了。

晚上八点多,傅家甸的骑兵队找到了他们。早上他们走了没多久,这支骑兵队就出发了,但却追错了方向,一直赶到双城堡也不见逃亡者,折回来的路上看见了林子里的大火。

回到傅家甸,三人在疑似感染病房单独隔离了七天,都没有发病。伍连德和林家瑞反复做了化验,证明佘小叶是一名天然免疫者。

鼠疫期间,傅家甸共有三个这样的案例,另外两人是在消毒室工作的中医和他的助手 [25] 。两人在医院里工作了三个月,几乎没按要求戴过口罩,但并没有任何感染。

1911年3月1日,哈尔滨官方记录了最后一个鼠疫死亡病例。到了3月底,东北各地都没再出现新的死亡报告。

4月3日,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有11个国家的医生参加。施肇基作为大清国特使出席,伍连德出任会议主席。这是大清历史上第一次召开专业的学术研讨会,也是最后一次。

5月份,两个美国人来到东北,他们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描写十分浪漫——

“士兵、水手、修补匠、裁缝,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到处都是大笑和谈天说地的人。在紫色的东方天空下,挂满了闪亮的星星,像撒满了宝石的荧粉。哈尔滨中国大街(今中央大街)上的人群川流不息。很难相信,仅仅几周前,这里还在爆发全世界最恐怖的瘟疫,街上全是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人,空气弥漫着房屋和尸体烧过的味道,唯一的交通运输是运送死人的马车。” [26]

万国鼠疫大会结束时,金木已经回北京三个月,腰上的枪伤已经痊愈,除了腰肌劳损的后遗症,身体行动没什么影响。

大太爷金肃晚年的回忆笔记里提到,他和金木在5月份通过一次信。除了东北鼠疫的事,两人在信中谈到刚刚发生的黄花岗事件。这是金木在民国前留下的最后文字记录。信是用日文写的,这段话翻译成中文如下:

“……不是你们(革命党)有错,也不是朝廷就对。这是我的迟疑。我不信皇帝有天命,但也不信造反的道理。试问,如果革命成功了,就一定更好吗?或许你们也和他们一样。我只希望你明白,每一次选择,都决定千万人的性命。”

这就是我太爷爷,一个“迟疑”的倒霉记者。直到变革发生前夜,他仍在迟疑。直到六年后,他打算结束职业记者生涯时,又想起这场遭遇——

“……彷徨数载,常怀此种心绪:人如树木,枝叶愈向阳舒展,根须愈深入黑暗之地底。或许,宣统三年目睹那场烈火之时,便已心怀此念,唯不自知而已。”

“……无职无业,无左无右,无所依托,唯入夜潜行。此乃以远生恩师所授笔墨技法,承开蒙师父铁云之夜行人志业。”

拼出这段故事,算是挖到太爷爷做夜行者的精神源头。我也总算搞清楚了一件怀疑已久的事:夜行者金木的真正师承是刘铁云,而不是黄远生 [27] 。

1915年,黄远生于美国遇刺身亡。第二年,金木在上海度过一段消沉的生活,他辞掉《申报》工作,回到北京,宣告自己真正踏上夜行之路。

但正如他所说,黄远生对他的影响是在“技法”层面,而“志业”的继承,是来自他童年的开蒙老师刘铁云。

从1911年东北之行,到辞掉记者做了独立调查者,再到之后的十多年夜行生涯,他一直随身携带的《老残游记》,不仅仅是两卷书,也是他自认的信物。

刘铁云,就是刘鹗。他曾在《老残游记》中提到自己小说的写法:“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

这正是夜行者的写法。

我曾在金木发表在1925年《白日新闻》上的一篇评论中,见到类似的说法:“不以春秋笔法,不做编造扭曲,唯以野史稗类之角度,辅以剪裁结构之法,做真实记述。”

没想到的是,在金木1929年的笔记中又提及这句话,说并非自己原创,而是借用于刘鹗的日记。

刘鹗一生写了无数日记。如今明确流传于世的只有一小部分,编辑为《抱残守缺斋日记》——抱残守缺斋是他的书斋名。

我在吉林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刘鹗集》和网上电子化的刘鹗日记中,并未查到这段话。这是因为,公开传世的刘鹗日记中,本就没有这段话。

传世的日记来自小说家刘鹗、甲骨文专家刘鹗,或水利专家刘鹗。作为夜行者的刘鹗日记却无人知晓。

当时的夜行者有条行规:所有的夜行记录,并不发表,也不随便示人。只能在临终前托付给可信之人,若要公布于世,需经继承者之手。也就是说,夜行者的记录,只能由继承了夜行这一行当的人才能公布。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不公布。比如太爷爷,他拿到刘鹗的夜行记录,只在自己的夜行笔记里隐约提及,却没在有生之年公布。若是我没去追寻这段家族秘史,大概就永远湮没了。

1929年那篇笔记,便是金木纪念恩师去世20年而写,他提到了《抱残守缺斋日记》的阴本——也就是刘鹗的夜行记录。笔记里有段话,自述了两代夜行者的心得——

“铁云先生飘零风尘亦久之,夜行十余年,观世情,洞鬼蜮,扶助孤弱,力抗暴强。俯仰天地,无愧也。”

这就像对“夜行者”行当的定义,独立彷徨,却又以身犯险。

至于夜行者刘铁云在晚清的动荡世事中,都做过什么事情,就得等我整理完金木的《北洋夜行记》后,再来翻看《抱残守缺斋日记》阴本。

2017年8月29日

金醉

本文系根据太爷爷金木笔记和其他史料文献考证完成,感谢以下参考文献:

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

royal lle of physicians library,《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年

王哲,《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施肇基、金问泗,《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外交工作的回忆》,中华书局,2016年

李菁,《伍连德:不该被遗忘的名字》,《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

张士尊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胡成,《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2007年

williaeopolitics of an epideic diseas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

carl f natha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p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anchuria(1910-1931),1967

richardn little wright, e bassett digby , through siberia; an e, 2015

[1] 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等人在北京后海北岸一座桥(银锭桥或甘水桥,无定论)埋设炸弹欲谋刺清廷摄政王,事泄被捕,狱中赋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后,清廷大赦政治犯,汪精卫等人被释放。

[2] 根据金肃留下的日记记载,当年重阳节,革命团体振武学社在武汉黄鹤楼重组,改名“文学社”。当时是金肃回国的第四天,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文学社便在武昌新军暗中宣传革命。

[3] 百斯笃,当时东北报纸对鼠疫的称呼,是鼠疫的日语音译。

[4] 引自湖南教育出版社《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347页。

[5] 引自湖南教育出版社《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21页。

[6] 北洋医学堂,又称天津西医学堂或北洋海军医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是当时中国第一所自主创办的西医医院“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的附设学堂。

[7] 中国政府正式允许医学解剖比较晚,1913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解剖条例,才正式准许解剖。

[8] 也有一说,认为有三四千具尸体。凡数据有出入的地方,本文依据的是伍连德回忆录。

[9] 《浴火危城》是根据1910——1911年东北鼠疫改编的灾难题材电视剧,邓迎海执导,温兆伦主演,饰演伍连德。

[10] 格林是当时美国的资深外交官员,在巴西、日本、西伯利亚和中国都待过,特别关注中国的公共医疗情况。汇报内容来自greene to secretary of state“nsur reportno129,7 february 1911”file 158931/126,rg 59,na 。

[11] 施肇基(1877年4月10日——1958年1月3日),英文名alfred sao-ke sze,字植之,江苏省苏州府吴江县人,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当时为清朝外务部总长。

[12] 资料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1月,李菁,《伍连德:不该被遗忘的名字》。

[13] 引自《东省防疫记》,《申报》1911年2月14日。

[14] 原文为:wu ught and granted ih creation vioted chese cto

[15] 根据1911年4月的《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中记录,当时的接触隔离方案大致是这样:“每节车厢容纳10到25人。当在车厢中发现一名患者或疑似患者的时候,马上将其送到鼠疫医院或隔离病房,再把这节车厢的其余人送到另外的车厢。”

[16] 1911年鼠疫防治中,教会和防疫人员的冲突频发。《教民阻挠防疫汇志》中记载,铁岭曾发生教民与消毒人员抢夺尸体的事件。《盛京时报》1911年3月15日报道记载,开原某村教民高某家中有染疫死亡者,铁岭山头堡防疫分所查知之后,派员前往消毒,“该教不允,并即率众行殴,该所消毒队见众寡不敌,即回城禀明县尊”。

[17] 1910年9月到1911年4月,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共有52462人,其中吉林省占了27476人。加上未统计到的死亡人数,一般认为这场鼠疫总死亡人数至少达到60000人。

[18] 双城堡位于黑龙江省双城市双城镇,当时的满人居住区。1904年修建了火车站,现在这里是京哈线上的三等车站。1911年1月,这里出现了鼠疫患者。

[19] 1910——1911东北鼠疫期间,中日曾在防疫方面有过冲突。1911年2月的《申报》刊登过一篇报道,称南满铁路附属地有位患者,遭到日本人掩埋,掩埋时“病人未及气断,遽即收埋,我国向无此例,于人道上殊难如此狠心”。此事一经报道,激起不少民愤。拐子说佘四德和日本人一样狠毒,大概指的这件事。——金醉注

[20] 参见《呼兰府大暴动之警传》,《时报》1911年2月18日。

[21] 根据1911年《时报》报道,鼠疫爆发期间,日本曾借机向中国境内增驻军队。同时,派遣侦探至辽阳、锦州、新民、凤凰城等处进行调查,举凡中国军民多寡、扼塞远近、土地肥瘠、物产名色,随时登记,“若遇中国巡警追诘,则借口游历或借口调查鼠疫,以支搪塞云”。这件事,当时在东北民间有各种传说,也有传闻说鼠疫是日本人带来的。

[22] 当时的清朝军警,已经使用燧发枪。这是一种可以自己打火的枪,有长有短,通过弹簧触动撞击,引起火石摩擦发火,点燃火药。这种枪比原先的火绳枪进步之处在于不怕风雨,另外精准度也提高很多。

[23] 鸟嘴铳就是鸟铳,火绳枪的俗称。明朝范景文《师律》中称:“后手不用弃把点火,则不摇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这种枪是明代由欧洲传入中国的,比燧发枪要原始一些,需要装火药,从枪管装子弹,再点火绳开枪,射击流程复杂,一般1分钟能完成1——2次射击。

[24] 摩擦点火的火柴最早出现在近代欧洲,最早是万能火柴,在任意粗糙表面摩擦都能点火。中国最早传入的火柴也是这种。后来普及的安全火柴,只有火柴头摩擦火柴盒上的磷皮时才会着火。

[25] 根据资料记载,这两名天然免疫者名叫顾喜诰和贾凤石,分别是43岁和28岁。

[26] 出自richardn little wright,e bassett digby,through siberia; an e

[27] 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1913年,他在日本结识金木,成为好友。回国后,又与金木同在《申报》工作,在记者工作方面是金木的导师。1915年12月25日,他在旧金山唐人街广州楼内吃早茶,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射两枪,当场死亡。此案至今是未解之谜,一种说法是袁世凯派人刺杀;一种说法是他被革命党误认为袁世凯的亲戚而误杀;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因撰写评论批判革命党,直接被革命党刺杀,命令直接来自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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