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2）

1955年的一天，狂风呼啸，《花花公子》杂志社里，休·海夫纳坐在办公桌前，斟酌着选哪张黛安娜·韦伯的裸体照做5月刊的跨页插图。他能听到街对面芝加哥圣名主教座堂的钟声传来。这是晚6点的祈祷钟，每日三次，提醒虔诚的信众，天使加百列向童女玛利亚报喜的故事，通过无性的奇迹，她将成为救世主的母亲。

天主教将性交视为耻辱，认为最有美德的人无需性事；这一否认的信条流行了数百年，其间教会要求神职人员必须禁欲，期望未婚的教区居民保持童贞，将婚姻中的性交神圣化，称其目的是传播信仰。还把圣阿格尼丝这样的女人奉为楷模，因为她不屈从于男性的淫欲，宁愿作为处女殉道。

这种苦行主义距离街对面《花花公子》所推崇的生活方式，少说也有十万八千里远，要是海夫纳早先仔细想想这一点，可能会把杂志社选在远一点儿的地方。这巨大的天主教堂在街区里威风凛凛，《花花公子》的四层灰色小楼就蛰伏在其不以为然的阴影之下。

可是没有伟大的罪人，伟大的教堂也无以建成、存续，这么说来海夫纳也许选对了地方。不过像大多数不知悔改的罪人一样，他无法得到信者的祝福，而且几个月前他已经惹起了红衣主教的怒火，因为他在《花花公子》中重印了薄伽丘《十日谈》中的一篇中世纪故事，讲的是女修道院里一个园丁与几个欲火焚身的修女之间的肉体关系。

16世纪中期就谴责了这篇故事的教会，看到1954年9月它又出现在《花花公子》上，评价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在官署发出强烈谴责的声明之后，海夫纳就让议会大厦社的分销员把这一期从市内的报摊上撤了下来，不过这些杂志又重新被销往了其他城市。海夫纳的出版商生涯刚开头，不想加剧与宗教的冲突，本来他要处理一般性的商务问题就够忙了，何况之前还遭遇了很可能是教会成员投诉带来的负面影响。

比如说芝加哥的邮递员，就总是迟好几天才会送寄往花花公子大楼的邮件，经常会耽误杂志的订单。一般出版物都可以享有的、较为便宜的二级邮政特权，华盛顿的邮政部长也禁止《花花公子》使用，因为他觉得这杂志有伤风化。连芝加哥的警察，在花花公子办公楼前的停车场执法也特别严，一有机会就开罚单、拖走汽车——因为这种差别对待，有一天，一个叫安森·芒特的员工报警说，街对面有辆违法停靠的车，那是芝加哥大主教塞缪尔·斯特里奇的豪华轿车。

警察一开始觉得安森·芒特在开玩笑；但芒特坚称，芝加哥的停车法规应当一视同仁地执行。警察问他要不要正式投诉。芒特说没错，然后填了表、签了字、写上了自己的地址。一周以后，芒特正在家里，房东敲门说有两个警局来的人。他们穿的是便衣，芒特请他们进来，房东走了之后，其中一个突兀地问：“你对大主教有什么不满？”

芒特说他对大主教没什么不满，可没容他说第二句，另一个便衣突然暴怒，朝芒特冲过来，狠狠地扇他，然后把他撞到墙边。两人扬长而去，留下目瞪口呆的芒特。他的第一反应是告他们殴打自己，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诉诸法律的结果可能比现在还糟，在法庭上对抗芝加哥警方似乎也是徒劳，白费时间，而且肯定会对杂志造成不利的公众影响。

虽然反对重重，《花花公子》却十分畅销——实际上它已经成为美国销量增长最快的杂志。它陡然而红，在全国的报刊亭几乎脱销，曾经认为该杂志不适合推广自己产品的广告商也回心转意，而他们从没想过去找海夫纳登广告还有可能被拒绝。

海夫纳绝不要登任何关注男性问题和烦恼的广告，讲谢顶、身体虚弱、肥胖的都不行。他在出版界发了笔小财，靠的就是卖强调“享乐”的杂志，将裸体女人与精明强干、开跑车、纵酒狂欢、住有真皮家具的精装修的单身公寓、夜夜饮酒作乐的年轻男性相联系。这美梦绝不能被那些广告玷污，让男性读者想起自己的粉刺、口臭、汗脚和疝气。海夫纳相信享乐主义能带来健康；他是个乐观主义者，总往好的方面想。要不是这样，过去两年他也不会有所成就。

1953年海夫纳创办《花花公子》，初始投资只有600美元。这笔钱来自银行贷款，以他海德公园公寓的家具作抵押。他那年27岁，与性冷淡的妻子和穿尿布的女儿一起住，开一辆破旧的1941年产雪佛兰，不过，仍有金色的幻梦催他前行。

1952年，他辞掉了冯·罗森公司周薪80美元的工作，在儿童杂志找了份工资高但无聊的事，以腾出时间来策划自己的杂志。多年来他阅读、分析了无数杂志，从最廉价的招贴画到最光鲜亮丽、内涵深刻的刊物。海夫纳相信自己心目中的杂志与所有杂志都不同，甚至与冯·罗森的女郎杂志也不一样。

比如说吧，冯·罗森那本《摩登男性》里的文章，还有像《真理与商船》这种男性出版物里的文章，都是写给行动派的男性读者看的，他们喜欢打猎、钓鱼、收集枪支、深海潜水、登山等户外活动，这类冒险行动能加深男性间的友情，也就是“二战”中许多男人体会过的战友情谊。而像海夫纳这样住在城市里、喜欢室内活动的人，其阅读兴趣完全被这类杂志无视了。他们不喜欢打猎钓鱼，梦想是有一天住在现代化的单身公寓里，坐拥一套闪亮的高保真音响，换新女友加换新车。海夫纳将情爱冒险与社会地位和经济繁荣相联系，认为床上成功的男人做生意也成功；虽然这只是理论可能，但他已经准备史无前例地在杂志里宣传这种观点。

性，在其他杂志里，是遮遮掩掩的背德和丑闻。男性杂志《雄性》每月刊登一篇叫《罪恶都市》的文章，痛陈美国各大城镇中腐化堕落的夜生活，像滑稽剧院，夜总会，妓院——每次文章旁边都配几张异域风情的舞女或脱衣女郎的照片。

罗伯特·哈里森的色情杂志把性爱描绘成怪异的行为，女主角们穿着高跟鞋、手拿鞭子、眉头紧锁，简直是严格按照清教传统对享乐进行惩罚。女性杂志则把性欲当作问题，请医生或家庭咨询师来解决并宽慰受害者。海夫纳最喜欢的杂志《时尚先生》现在也忽视性爱的存在，而那些充斥着性爱元素的杂志——便宜的低俗刊物和比《时尚先生》更大胆的小报——则把它当作深可厌憎又能无限挖掘的题目，标题都是《小镇姑娘有多放纵？》《堕胎生意之内幕》《数百万元的淫秽骗局》一类的。

“淫秽”也是大型都市报坐班编辑特别爱用的标题词，包括《纽约时报》，因为这词与他们身处的狭窄空间十分契合，能激起读者兴趣，还暗示了编辑的不赞成。编辑们最高兴的，就是有新闻既能满足他们谈论色情的兴味，又能抒发道德上的义愤。战后这类新闻的典型，就是没完没了地报道斯特龙博利岛上罗伯托·罗塞利尼导演与已婚影星英格丽·褒曼的绯闻，最后褒曼自我流放，离开好莱坞七年。

海夫纳策划杂志的时候，新闻标题里都是最近披露的性新闻，包括克里斯汀·乔根森的变性手术，冒牌继承人米奇·杰尔克的咖啡厅援交组织，还有1953年的金赛报告《女性性行为》。金赛的数据显示，大约50的女性以及60的女大学毕业生婚前就有过性行为，还有大约25的已婚女性有婚外性行为。超过一半的女性会自慰，43的女性与男性有过口交行为，还有13的女性曾与另一个女人有过至少一次达到高潮的性体验。

虽然全国性的媒体对金赛的发现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一些媒体作者依旧认为金赛比色情小说作家强不了多少，保守的《芝加哥论坛报》将其斥为“社会的害虫”。有些报纸认为报告结论会冒犯读者，不让该报告在新闻专栏中出现——《费城快报》就是其中之一。还有的报纸本来要刊登，被宗教团体一抗议也就作罢。虽然舆论乱象丛生，金赛的研究却在科学界和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还成了产科医生威廉·马斯特斯研究人体性反应的灵感。

对海夫纳来说，报告证实了他多年的猜测——女人的性欲越来越强，而且他所属的战后一代正在默默反抗他们父母年轻时的道德标准。海夫纳几乎是带着感伤的眼光，将父母看成是维多利亚时代惹人怜爱的文物，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生活轨迹固定。他母亲大概是最后一批处女新娘。海夫纳的妻子就没有他母亲的这种美德，或者说束缚，海夫纳自己也对女性追求更多性体验的潮流多少有些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很欢迎这潮流，享受到了它的好处，打算尽量地多多利用；然而对米尔德丽德订婚期间的出轨，他仍旧难过不已——这事让她变得不那么特别了，她已经为这潮流所污染。也可能因为这事，他们的婚姻没能守住大学校园里浪漫的诺言，现在离婚看来是必然的了。

不光是海夫纳觉得婚姻美好的幻象破灭了——米尔德丽德也这么觉得，他们大学时认识的几对年轻夫妇也是，现下各自离婚或分居。海夫纳那一代人中，有那么多夫妻感到百无聊赖、坐立不安，愁眉苦脸地穿着灰色法兰绒套装，住在城郊的家里，又太年轻，无法在循规蹈矩的50年代安顿下来，加入乡村俱乐部，被那位乘电动车巡视高尔夫球场的老将军会长所激励。

很多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年轻人被战争带来的荣耀给宠坏了，成了浪漫的牺牲品。对他们来说战争就是场伟大的冒险，待征服的困难，是从邻里日常向国际大事的逃离。但退伍后，他们对无聊的工作失望不已，对妻子也提不起兴趣——他们中有些人是趁着战时休假匆忙结婚，有些则是与女方经过互相负责、互相关怀的长期通信而结婚，这种关系在当时消除了士兵的孤独，却营造出了虚假的熟悉感和默契。

但对于女人来说，战时如果不定时写“胜利来信”简直是不爱国的行为，信中要表达祝福和鼓励，还有带着爱意的谎言，女人们说着自己在家乡多么坚贞，海那边的爱人也说着如出一辙的假话。战争在性方面解放了女人，特别是那些大胆进入扩张的美国就业市场，到工厂和办公室里工作的女人。她们远离了父母、亲戚和社区教会的严格教诲，是第一批挣得和男性同样工资的女性。用这些钱，她们自己租公寓，约会不同的男人，了解到自己身上会让金赛博士，或至少让母亲大惊失色的一面。她们给心爱的男人写信，与不爱的男人做爱，从种种不同的经历和尝试中，她们养成了宽容和理解的品性，进而导致了对下一代的放任纵容，到了60年代，道德家开始谴责这些放任的父母。

但40年代人们对于战争行为的热衷，以及由此产生和容许的社会剧变，暂时替整整一代美国人贪图一时之欢的性冒险和露水情事进行了开脱。战争制造了轰炸机和战列舰，也制造了自己的道德。盟军的动机成为无上的正义，美军空袭敌国城市前，连纽约的斯佩尔曼红衣主教都会在飞机上洒圣水；战乱区的外国女人穷得要命，急着拿自己的身体向美国大兵换些罐头食品和香烟；华盛顿政府接近全能，打着国家安全的名义，让媒体成了自己的喉舌，将轰炸广岛说成是神圣的浩劫。要过许多年，媒体才会完全从对政府的轻信中挣脱出来，批判性地分析政府在冷战中的阴谋、对亚洲事务的干涉等。

“二战”结束，美国的征服者地位也迅速完结，但还有几千名来自小城镇和城市出租屋的美国人没来得及调整角色——这些年轻男人不再与历史大事有联系，慢慢地退却到和平时期较为琐碎的问题里，退却到私人的战斗之中。他们将军装束之高阁，以纪念大洋那边甜蜜的诱惑和情书、街上人们的欢呼致敬；然后他们回到教室里，成了超龄的学生，或者重新拾起以前的工作，而战争时期女人把这些工作也做得很好，也许太好了。

对于这些人，这是个需要重新适应军队解散的时期，也是要承受尽快安定、拿房屋贷款、娶妻生子的压力的时期。很多人迅速且积极地进行了自我调整，凭着工具箱和在战后经济中的社会地位，他们突围到城市的近郊和远郊，头一次开始熟悉剪草坪、市郊火车和马提尼酒那令人麻木的愉悦感。但海夫纳这样的人想要更多、更不一样的东西，想在退役生活中寻找与市郊火车和凯鲁亚克笔下彷徨道路所不同的道路。海夫纳不想背着过去的包袱前行，他想退回自身，重新开始人生，以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活着。

他认为自己过去的人生是个错误。他按规则来，结果输了。他出生在保守家庭，在学校里守规矩，热心参加活动。退伍以后，他两年半就读完了大学，娶了他的校园甜心，有了孩子。做漫画家不成功，便做了一堆普通工作，在纸箱公司、广告公司、百货商场和三家杂志发行商那儿做过事。现在，到了1953年，他只剩下失败的婚姻和一辆破旧的雪佛兰车。

同年龄的人似乎都在平庸的企业里未老先衰，海夫纳却重读了爵士时代的故事，作者是他最喜欢的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思索着生命的丰盛、闪亮的物品、与不同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品尝爱情的琼浆。他想要财富、权力和声望，又不想要与这些目标相伴而来的限制。他考虑过无数种商业和爱情的冒险，在夜间散步的时候，看着芝加哥湖边奢华的公寓大楼，看到他那些窗前的女人，他感到体内涨满了青春的乐观热情，从前他在罗克尼影院做暑期工全神贯注看电影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就算夜游时的热情再高，海夫纳也想不到，才过了十余年，他就会拥有芝加哥最雄伟的摩天大楼之一——花花公子的兔子标识会高悬在37层的大楼顶上，俯瞰不远处圣名主教堂的金色十字架。这样的事超越了他的想象，因为1953年夏天他设计第一期《花花公子》版式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同时代有那么多男人有着同他一样的梦想和欲望。起初他觉得《花花公子》大概会有3万名读者，这还是拿到刊登玛丽莲·梦露那张著名裸照的许可后大受鼓舞的估算。

这张照片连同三张裸体照，是梦露1949年还在好莱坞一文不名时拍的。当海夫纳在《广告时代》上看到这些照片的版权归芝加哥城郊一个日历制造商所有时，他立即驾车去了印刷厂，没有预约就见了厂主，以500美元买下了他觉得最性感的那张照片。照片上她躺在红色天鹅绒的背景布上，毫不羞涩地看向镜头，半张着嘴，半闭着眼睛，而且什么也没穿，像她后来回忆的——“只穿了电台的广播”。

现在看来，500美元的出价真是太便宜了，但海夫纳是当时唯一一个给日历制造商报价的人，可能因为只有他愿意冒风险，在杂志上全版印刷电影女演员的彩色照片，其色情程度远远超过了艺术摄影杂志上那些一脸凝重的裸体模特。购买梦露的照片之后，海夫纳600美元的银行贷款只剩下了100美元，但他也拿到了创办杂志所需的劲爆卖点。这张照片，连同他极具感染力的热情，迅速令他从其他投资者那里筹到了钱。

最早的一位投资人买了2000美元海夫纳新公司的股票，他是前空军飞行员，也是海夫纳的好朋友，叫作埃尔登·塞勒斯，从前和海夫纳合作拍过性爱电影。拍电影的时候，塞勒斯已经和妻子分开，为邓白氏公司做信用调查员。买了股票之后，他成了海夫纳的业务经理——正是塞勒斯建议杂志名叫作“花花公子”的，因为他母亲多年前开的一辆时髦汽车就叫这名字。海夫纳本来已经确定杂志名是《单身派对》——要不是从招贴画杂志《单身汉》的律师那里寄来了威胁信，他可能会坚持用这名字，之后他马上接受了塞勒斯的提议，认为“花花公子”这个名字能激起20年代以及他强烈认同的菲茨杰拉德时代那种蓬勃精神的想象。

另一位贡献了500美元的早期投资者是海夫纳的弟弟基思，基思和他一样热心研读色情杂志。母亲虽然对大儿子选择的事业大惊失色，却没说什么，还交给儿子1000美元，他父亲后来也做了杂志的会计。

《花花公子》正式发行前，海夫纳已经通过股票筹了接近1万美元，请了几个作家和插画家，还有一个刻工，这些人都同意用公司股票代替报酬。看了海夫纳的招股说明书和对梦露照片的描述之后，国内几十家二级杂志零售商——很多人都是他在冯·罗森手下工作时认识的——决定下大额订单订阅第一期杂志。到1953年夏天，订单总额已经超过了海夫纳期望的3万份。到了秋天，订单已接近7万份。虽然杂志如果在报摊上卖不出去，都可以退回杂志社，但这么多前期订单已经预示了成功，这也让海夫纳获得了印刷公司的极大信任，能在芝加哥东北80英里的工厂里印刷《花花公子》。

第一期的封面上是穿着衣服的玛丽莲·梦露，共48页，如预料的一般，专为喜欢待在室内的城市男性打造。他们认为单身是福，对婚姻持怀疑态度。事实上，杂志主打的文章叫作《1953年的淘金小姐》，对离婚后被迫付不合理高额赡养费的男人表示了同情。杂志还重刊了薄伽丘有关通奸的故事，由金赛女性报告而创作的风俗插画，一对年轻夫妇在起居室里玩“脱衣猜谜”游戏的照片——根据海夫纳加的说明，这游戏对“玩腻了”的人们是绝佳的消遣项目。海夫纳自己就和米尔德丽德以及另外几对夫妻在公寓里玩过，但脱衣服的程度对他还不够刺激。最近他想着让米尔德丽德和另一对夫妇玩交换伴侣，虽然还没对她提，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既然愿意与另一个男人分享她，那他对她的占有欲、嫉妒心和深切的关注已然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