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1/2）

芭芭拉·克拉默第一次见到约翰·威廉森，是他在洛杉矶电子公司当总经理的时候，芭芭拉去向他推销集团保险。他态度生疏，对她几乎有些粗鲁；她到了公司，他却忘了之前有预约，她又没法改期到第二天，令他恼火；他将芭芭拉打发到接待室里坐着，过了很久才让她进到自己阴冷、家具很少的办公室，他坐在灰色的不锈钢办公桌后面，不停抽烟，芭芭拉解释着保险条款，他听得心不在焉。

这时中午刚过去不久，虽然威廉森很冷淡，芭芭拉却镇定自信。她刚刚在汽车旅馆里愉快地和布拉洛见了面，后来独自去圣费尔南多谷兜风也很开心，她在车里随着音乐哼起了歌，因为冲了澡，觉得身体特别轻松。她觉得，开车也是种性感的体验，有机会暂时离开众人，想想私事，在平滑宽阔的道路上跟着音乐动动身子。她觉得肯定还有几千个加州人也这么想，每天在挡风玻璃后面享受独自思考带来的抚慰和好处——洛杉矶到处是移动中的冥想者、在高速路上进行内心旅行的人，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她被这种幸福包裹起来，完全不受威廉森办公室里那愤恨无礼的气氛影响。

要说有点影响，就是她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单纯的好奇，他好像煞费苦心做出不在意形象的样子。办公室简朴得过分，显然是精心安排过的效果。桌上没有小东西或照片，只有两个塞满了烟蒂的烟灰缸。地上没有地毯，椅子也不舒服。办公室灰色的墙面光秃秃的，只在桌子后面挂了一幅大画，画的是沙漠里两条空荡荡的公路向远方延伸出去，在无限远处交汇。她问的问题，他大部分用单音节回答；他讲话很少，态度冷漠。但她感觉到，在他的外表下面，就是近乎绝望的需要。他很可能造了一堵墙，希望有人翻墙过来。

她解释完条款，他突兀地站起身来，表示会面结束了。他说她可以留下文件，他会研究一下，然后本周内给她电话回复。一周过去了，他并没联系她，芭芭拉便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出来吃午饭。他说没兴趣，提议去吃晚饭。她答应了，没想到的是，那晚居然过得很愉快。

他们在好莱坞山一家东方餐厅吃饭，之后又去了夜总会。他们喝了很多酒，轻松自然地聊了很多关于私人生活的事，她不能相信这个风趣、说话轻柔的男人就是办公室里那个一脸不痛快的家伙。要么他有双重人格，要么就是她赶上了他特别倒霉的日子。现在，她感到他完全放松下来；他的背景和她也有点像：两个人都出生在乡村，住在全国最大的城市里；他们背井离乡，离开了穷困的白人乡村，想在商业世界取得成功，却没有初始资金和人脉——不过那天晚上，威廉森承认自己想辞职，开一家自己的小公司。芭芭拉很快就看出，这人不能帮她向同事推销保险，但她也不在乎。她对威廉森突然只剩下了个人的兴趣，这个周五的晚上，他们手挽手离开夜总会时，他冲动地提议说一起出去过周末。

她同意了，三个小时以后，两人疲倦又兴奋地到达了旧金山，站在一家旅馆的登记处。

“两间房。”威廉森对服务员说。服务员看了看这一对，问道：“何必要开两间房呢？”

“因为，”威廉森说，“我们是两个人。”

第一个晚上分开睡，芭芭拉觉得这样非常浪漫，正是几次这种小小的惊喜让她对约翰·威廉森越来越感兴趣。第二个晚上他们依旧没有做爱，等回到洛杉矶，两人在她的公寓里做爱时，因为有了一个周末的熟悉和欲望，释放的过程便格外令人兴奋。

他对芭芭拉的影响立竿见影，既惬意，又令人迷惑。同他在一起，芭芭拉就莫名地腼腆、女性化、没了攻击性，却依然觉得自由。她像从前一样大胆追随自己一时兴起的想法和野心，从谈话中，她也知道威廉森欣赏这种独立的精神和风度，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虽然他唐突无礼，可他对这些品质的认识默默吸引了芭芭拉。他对她说，自己不喜欢顺从、依赖性强的女人，不喜欢有关性别的双重标准，也不喜欢夫妻的传统角色，几乎所有婚姻都被这些角色支配着，他自己失败的婚姻也一样。他对芭芭拉说，要是再结婚，他不想要顺从的妻子，而是要一个强壮、平等的伴侣，经营一段进步、有冒险性的关系。

芭芭拉在洛杉矶与他一起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几乎每晚都见面，有时还去他在范纽斯的单身公寓，她渐渐意识到，他有那么多哲学、人类学和性别研究的书，不仅是出于好奇，而是有越来越浓厚的专业兴趣。

约翰·威廉森事业上的野心似乎从机械工程转移到了感官工程，从电子的奇观变成了贪欲的动力学，虽然他关心的是现代社会，知识却延伸到古代：从早期宗教到最早的预言家和异教徒，到中世纪的科学家和反对者，还有自由思想者和想在工业时代里构建农业乌托邦的人。他对受人争议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的作品特别感兴趣。赖希反对性别的双重标准，认为这和对女性的普遍压迫一样，是社会保护家庭单元，从而维持强权政府的堕落方式。赖希认为，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将女人当作“为国家生育孩子的人”和免费做家务的人是有“经济利益”的。“由于女性经济上依赖男性，生产能力也相对较弱，”赖希观察到，“婚姻便是她的保护机制，而她同时也受到婚姻的剥削。”

赖希认为女性所处的早期社会环境是“性否认”的，顶多是“性容忍”；但从政府和宗教机构支持的保守道德观念来看，这种性方面的消极让女人成为更忠诚的妻子，也没准是更大胆的情人。与此同时，男性自身不得满足的性欲，就通过赖希所谓的“雇佣性行为”来发泄，即去找妓女、情妇等上流社会认为低贱的女人。这些女人大多出身下等阶层，在这个蔑视、惩罚她们的社会里做性服务者，可社会也无法抹杀她们。赖希写道：“通奸和卖淫是双重性别标准的一部分，也是它的包袱；男人婚前婚后都有性自由，女人的性自由则因经济原因被否认。”

赖希个人不赞同卖淫和滥交，但他认为法律不该禁止成年人间彼此同意的性行为，包括同性恋者的性行为；他也觉得不该约束未成年人的性表达。“有人认为，”他写道，“让未成年人禁欲对社会和文化进步有好处。这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男人取得的社会和文化成就是源于性能量，是性能量从原始目标向‘更高目标’的转移。该理论被称为‘高尚化’理论。……也有认为年轻人性交会减少其成就的观点。事实却是——所有现代性学家都同意这一点——所有少年人都自慰。单这一项就能推翻之前的观点了。因为，既然性交对社会成就有消极影响，难道自慰就不会吗？”

威尔海姆·赖希的职业生涯始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他在维也纳做弗洛伊德的临床助手。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大胆地为性快感辩护，这让他命途坎坷，最后在美国进了监狱，1957年死在狱中。弗洛伊德只进行言语分析，而赖希同时研究思维和身体；经过多年的临床观察和社会工作，他总结说，阻抗行为可能表现在肌肉组织、身体的倾斜程度、下巴和嘴的形状、绷紧的肌肉、僵硬的骨头，以及其他代表防御、压抑的身体迹象中。赖希把这种身体的僵硬叫作“盔甲”。

他认为所有人都活在不同层次的盔甲之下，像地球的地质地层一样，这种盔甲反映了一生中的历史性事件和动荡。一个人可能为了抵御痛苦和拒绝而发展出盔甲，同时也封住了感受快乐、做出成绩的能力，而埋藏过深的情感可能只有从自我毁灭和伤害他人的行为中得到释放。赖希还相信，对性的剥夺和压抑导致了世界上的很多混乱和战争——20世纪60年代抗议越南战争的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就是对赖希主题的再度回响，他还指责信教的家庭和学校里反性的道德观、政府的“反动意识形态”，认为其造就了害怕担责任却欣赏权力的公民。

赖希进一步指出，无法得到满意性生活的人容易认为社会上的性表达是粗鄙可耻的，即考姆斯托克等审查者表现出的症状，赖希还说，宗教传统认为性即邪恶，是因为独身的基督教领袖和早期殉道士的身体状况不佳。否认肉体的人更容易创造出灵魂的“完美”“纯净”这类概念。赖希推断，那些神秘宗教灵感的能量就是“改变了内容和目标的性兴奋”，他补充说，人享受到了性爱的快乐，对上帝的迷恋就会减轻。

那类得到性满足的人拥有赖希所谓的“生殖性格”，他认为心理治疗的目标就是让患者得到生殖性格，因为它能穿透盔甲，将酿成精神官能麻木和毁灭的能量转移到温柔与爱的渠道中，释放出所有“坏掉的性兴奋”。根据赖希的说法，生殖性格的人与自己的身体、冲动和环境有全方位的联系——他便具有了“高潮能力”，也就是能够“顺从性高潮中能量的流动，不受任何压抑……没有焦虑、不快，也不会一直幻想”；只有生殖性格并不能保证长期的满意状态，但个人至少能不被毁灭性、非理性的情绪所围困、扭曲，也不会因为过度敬畏某些完全不能提高生命质量的机构而受到消极的影响。

由于赖希认为健康的性交是许多疾病的解毒良方，批评家常认为他只知道支持快乐，但事实上赖希宣称自己的目标是让患者既能感到快乐，也能感觉痛苦。“快感，以及生活的乐趣，”他写道，“要经过斗争、痛苦经历和自我的挣扎才能获得”；虽然他也强调，给予爱和增加快乐的能力和“忍受不快和痛苦、幻觉破灭后不会逃避到死板状态中的能力”是可以并存的。

许多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坚信而赖希坚决不相信性压抑能让文化繁荣；在他眼里，教会和政府合力控制民众，贬低肉体的快乐，提升莫须有的精神价值，简直不能容忍。赖希认为，当权者的核心目的是控制，而非道德；有组织的宗教在基督教国家的虔诚信众中培养了顺服、接受现状等品质，它天生就要谋求人们的顺从，政府也认同这种努力，出台限制性自由的法律，将焦虑和罪恶感压在那些遵纪守法、敬畏上帝、只偶尔有出格性行为的良民身上。这些法律赋予政府额外的武器，使它能以性行为的名义羞辱、骚扰、监禁某些激进的个人和群体，只要它认为这些人对自身有政治威胁或是冒犯。作家安·兰德的想法比赖希更进一步，认为有时政府希望公民不遵守法律，这样它便可以运用惩罚的特权：“谁想要所有人都守法的国家呢？”兰德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一个政府官员这样问道，“那还能有什么好处？……法律就该既没法遵守也没法执行，也无法客观地说明白——这样，国内全是违法的人，靠定罪你就能发财了……政府唯一的权力就是制裁罪犯的权力。”

被制裁的罪犯中就有威尔海姆·赖希，他成了性革命的殉道士，他的话语和思想在他居住、工作过的每个国家都掀起了争议和冲突。赖希在德国加入共产党，却被开除了党籍，因为他写了有关性自由的文章以及他的“反革命”思想。纳粹也贬斥他是“犹太色情作家”。1933年，丹麦的正统派心理学家攻击他，他便很快去了瑞典，但瑞典也有不少敌意和反对声，于是1934年他又去了挪威。1939年，经过挪威媒体两年的负面报道，赖希去了美国，在纽约继续做心理治疗实践，培训心理医生，去社会研究新学院演讲。联邦调查局此前认为赖希可能是敌方间谍，一直留存着他的档案，1941年珍珠港遭袭一周之后，便把他囚禁在埃利斯岛 [61] 三星期。

战后，他声称发现了“生命能量”——一种在有机体和大气中存在的原初能量，患者可坐在赖希的“生命箱”里吸收该能量，“生命箱”长得和电话亭差不多——这事刊登在口气尖酸的杂志文章上之后，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来调查他了。虽然患者在进箱子治疗之前都签了协议，声明已知晓治疗是试验性质的、不保证治愈效果——不过不少人希望这能量包治百病，从不举到癌症都能治好，管理局还是以诈骗为由叫停了生命箱，还查禁了赖希写的所有书，包括有关健康和性爱的社会政治学理论书籍。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浓厚的麦卡锡气氛中，很少有人愿意为赖希的公民权利辩护，他自己也没起什么好作用，无视出庭日期，给法官写信，说法庭不应该是对科学问题下判决的地方。1956年，赖希因藐视法庭和违犯《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被判两年徒刑，被押往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的联邦监狱（很快塞缪尔·罗思也在1956年因淫秽罪入狱）；入狱八个月后，赖希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1957年11月，威尔海姆·赖希的死并没在媒体掀起波澜——11月5日的《纽约时报》在31版下方刊登了简短的讣告，除了持与主流观点相异的学者、赖希一派的治疗师和认同“垮掉一代”运动的年轻美国人（凯鲁亚克、巴勒斯和金斯堡都是赖希的支持者），也很少有人对被禁的赖希作品感兴趣，这些书大部分被食品管理局烧掉，只有少数流转在地下市场。

但60年代中期，一切都改变了。由赖希从前的同事和朋友写的传记和文章，还有合法重新发行的赖希作品——包括《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性格分析》和《性革命》，为高校学生和社会活动家所接受，通过赖希，他们更清楚地了解了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赖希要是活到激进的60年代，无疑能看到自己长久以来的预言成真，社会正在“从千年的沉睡中醒来”，马上就要以“没有游行、制服、军鼓和礼炮”的形式迎接新纪元的到来。这件事不亚于一场感官革命。政府和教会正在逐渐失去控制人们身体和思想的力量。赖希也承认，社会变革的开始会产生对峙、冲突和荒唐的行为，但他相信最终会有一个更健康、更加赞成性爱、更加开放的社会。

1965年伯克利有一场口号缩写为fuck（即克拉克·克尔之下的自由） [62] 的言论自由运动，南方有公民权利运动，华盛顿有接连不断的反战游行示威——静坐、时事宣讲、爱之集会，这些都是新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加性开放的表现，他们也更加不尊重权威、社会传统、种族障碍、征兵局、教务长和神父。这一代人更加具有赖希所谓的“生殖性格”，而非另一位激进的弗洛伊德学派盖佐·罗海姆 [63] 所谓的“排便控制道德观” [64] 。

60年代，当这些渎神、不穿胸罩、把和平挂在嘴边的反文化主义年轻人受到媒体瞩目时，无数安静的中产阶级已婚人士也卷进了这场运动，要求自由表达和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越战征兵期间，抗议者拒绝拿自己的身体到越南冒险，以此反抗法律；很多女人虽然也去教堂，却通过流产和其他节育手段避免生下不想要的孩子，违背了宗教教义。1967年有报告称，全国有600万女人使用避孕药，其中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其时上身裸露酒吧、迷你裙、留长发的律师和商人到处都是，很明显社会的约束力已经不大能影响人们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了。阴毛也在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中出镜，阳具形状的女性用塑胶振动器也公开摆在很多城市的药店橱窗里，不过《纽约时报》还是不允许这种物品出现在自己的广告栏里。

身体的性满足——快感，而非生育——中产阶级现在已经普遍接受了这才是性交的首要目的。为了更好地理解、矫正追求快感却性冷淡的病人，圣路易斯市马斯特斯和约翰森诊所的研究者率先使用了一种八英寸长、阳具形状的塑胶“性交机器”，前期实验时雇用了不少当过妓女的人，后来该诊所也为性功能失常的男性提供“代理妻子”做性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