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1/2）

1980年写完《邻人之妻》，对我的作家生涯来说是最好也是最坏的一年。

这本书爆炸性地走红，书店里还没有卖出一本，我的账上就多了400万美元，可围绕本书出版的种种新闻也转移了读者的兴趣，至于我写了什么 、为什么写 、如何写 的这本书，反而没什么人关注。特别是为了收集信息、观察当代美国日益增多的婚外情现象和性爱实验，我对妻子不忠的原因 ，也没多少人关心。

我写书的九年里，妻子都公开支持着我，后来还陪我上脱口秀节目对公众解释，说虽然我去了纽约的按摩院和洛杉矶的享乐裸体主义社区做调研，我们的婚姻之爱并未受到威胁，可这也只是加剧了某些评论家对我和这部作品的义愤与嘲笑。比如《华盛顿明星报》的乔纳森·亚德利（“谄媚读者”）；《多伦多明星报》的肯·安达（“他该冲个冷水澡清醒一下”）；《埃尔帕索时代周刊》的戴尔·l沃克（“恶心”）；《纽约》杂志的莫迪凯·雷切勒（“有危险性”）；《时代》的保罗·格雷（“惨不忍睹”）；《纽约时报》的阿纳托尔·布罗亚德（“难道能指望他从性爱中讲出什么道理？”）；还有约翰·伦纳德，《时代周刊》的员工，也是几部小说的作者，接受了《花花公子》写书评的约稿，文章开头写道：“我们上次告别特立斯时，他一丝不挂，从唱诗班男孩变成了年轻的神，准备勇敢地跳入雪松色似的新泽西巨蛋港河的河水中。当然，到了该洗澡的时间。”

我明白，批评家的负面评论一旦见报，再争吵也没什么意义，可我就是觉得一定要回击约翰·伦纳德。我们之前在纽约的社交场合见过，一向就合不来，特别是我的书出版一年前，他在专栏写了篇错误百出的文章，说我写了整版的报纸广告，把色情作家拉里·弗林特与苏联自由斗士相提并论。我自然予以驳斥，之后我们的关系就更糟了。

我马上写信给约翰·伦纳德，要求他更正说辞。他没有理我，后来他在《花花公子》上写评论文章，又引用了这段错误的讯息，我很生气，寄过去第二封信，他还是没理会，后来，《人物》的记者给我打电话，问我对伦纳德和其他作家负面评论的看法，我回复说：“这些作家自己没能力写书，所以嫉妒心强得很。伦纳德文笔就不行。他还有婚外情，和朋友的妻子私奔了——结果又跑来这里批评‘邻人之妻’。”

现在我回忆起这些，是在《邻人之妻》出版25年后，我很希望当时不要对批评那么敏感。可那些日子里，出版遇到了太多琐碎、无谓的事情，我也不是总能控制自己沮丧的心情。我真正观察、写作的内容被忽视了，公众只关注我的婚姻状态、我和书里某些人物的私人关系，以及书还没有公开出版之前就有了的大批投资。《时尚先生》为正式出版前的节选版付了5万美元，平装本和外国版本又提前付了100万美元，还有好莱坞购买改编电影版权付了250万美元。

本书的原稿送到杂志社以供节选时，几家电影制片厂看到流出来的盗版稿件，开始竞争改编版权，最后由联美公司 [193] 以250万美元得标——史上最贵的改编版权。使大卫·布朗和理查德·扎纳克联合制片、为改编彼得·本奇利的《魔岛生死劫》支付的215万美元相形见绌，也远远超过了近期的书本改编电影合约金额，比如斯泰伦的小说《苏菲的选择》（50万美元）、克里斯蒂娜·克劳馥的《琼·克劳馥传》（65万美元）和罗宾·库克的《斯芬克斯》（100万美元）。

虽然《丹佛邮报》的图书编辑克拉罗斯·贝克斯说《邻人之妻》“肯定不值250万美元”，但联美公司的发言人，也是帮忙谈判这单合同的高级副总裁斯蒂芬·巴赫说，从这本书的故事里可以拍出三部电影。他建议一部电影讲纽约人寿那位保守的经理人与漂亮、主动的年轻女推销员的婚外情故事；第二部可以讲芝加哥的少年如何仰慕洛杉矶美丽的画报女郎，以致爱上了她的照片；第三部电影可以关注休·海夫纳在花花公子豪宅里花天酒地又惴惴不安的日日夜夜。

“我认为本书会成为年度之作。”斯蒂芬·巴赫在《纽约时报》的访谈里预言，又补充说，“它写的是当代生活最有爆炸性的话题，性和道德，同时还有对人际关系的深刻观察。”他的电影公司雇了一位得过普利策奖的编剧玛莎·诺曼来写剧本，导演是著名的威廉·弗莱德金 [194] 。

然而，这部电影再也没能完成。

买下《邻人之妻》的版权一年之后，制片厂破产了。原因是拍了《天堂之门》，预算是750万美元，最后总共花了36亿美元。这部电影由迈克尔·西米诺执导，首映式之后就销声匿迹。公司的大部分高管，包括斯蒂芬·巴赫很快被开除，《邻人之妻》已经完成的剧本也就在公司档案里落灰了。

20世纪80年代里，书本身销量很好——三个月内都是畅销书，连续十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位列第一；不过我还是相信，许多读者买书的动机就错了。他们被这本书的曝光度吸引，可曝光度和内容并无多大联系。有些人期待这本书能让人“大跌眼镜”或是“有下流描写”，他们无疑失望了。《邻人之妻》笔调朴素，长篇大论地描写了许多人物和地方，从我上大学时的50年代早期，一直到写作本书的70年代初，在我心里，这些人物和事件代表了美国人道德观戏剧性的变化。到了80年代，《纽约时报书评》一位署名罗伯特·科尔斯的作者为《邻人之妻》写了几篇积极的评论，他是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医学人文教授，也是位作家。他写道：

盖伊·特立斯是位著名的记者，喜欢挑战其他人认为难于上青天的任务（比如黑手党的运作模式），现在他拿出了一份报告（至少九年工作的成果），写的是我们怎样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偏离了19世纪的道德传统，也偏离了20世纪末之前人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范式。他调研的方法是“参与——观察”；事实上，我很怀疑任何所谓“田野工作者”敢说在个人卷入方面超过特立斯的。他与那些尝试新奇不羁或非传统性爱的男人和女人谈话，努力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成为世界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他不仅在曼哈顿的按摩院里打工，也全心全意为按摩院的利益着想。他短暂加入过裸体主义营地，也没有放过在洛杉矶附近的砂岩享受快乐（“性爱共享”）的机会。

对于那些抱着色情想法的读者来说，这部长篇要让他们失望了。这本书不是裸露癖的自白，也不是记者写的色情文学。这本书出版后，特立斯先生的经历会被传得比实际上丰富许多，不过很多读者会发现他实际上相当克制。他的秘密爱好是观察自己的人类同胞、倾听他们的谈话，再诚实地记录下所见所闻。他的文风干净，不矫揉造作。他有种天赋，随手在这儿写个句子、加个短语，就联结起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系列精彩的故事，其中的社会信息不断累积：美国人的性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彻头彻尾地改变了。

1981年，《邻人之妻》的平装本卖得很好，之后便和其他有关性解放的书籍一起淡出了读者的视线。当时最受关注的，是指出全美疱疹和艾滋病不断蔓延的医学报告——80年代的这些疾病，很多人认为是60年代的性放纵所致。不仅那些支持限制自由表达和行为的人持这种观点，公开支持性自由的人也这样认为，比如评论家、学者卡米尔·帕利亚，在60年代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在她的书（《性，艺术与美国文化》）里写道：

60年代人们尝试回归自然，结果成了一场灾难。伍德斯托克泥地里惬意的裸体浴和好玩的滑水只是一场短暂的卢梭主义幻梦。我们这一代人有享乐主义的反叛精神，尝试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最前卫和极端的东西。我们问道：为何我要遵守法律？为什么我不能实践每一次性冲动？结果是我们退回到了野蛮人阶段。我们痛苦地发现，如果每个人自行其是，社会便无法实现正常运转。而且，60年代的无信仰滥交带来了艾滋病。这一带每个宣扬自由性爱的人都对艾滋病负有责任。60年代美国的革命不堪自身的重负，终于崩溃。

可革命真的崩溃了吗？像每个人一样，我也在近年的报纸上读到了无数民意调查，指出由于艾滋病的影响，单身酒吧不再是一夜情的圣地，已婚夫妇的出轨意愿有所降低，色情小说卖得也没那么好了。新清教主义正渗透进美国的精神。1984年，某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标题是：《80年代的性——革命已经结束》；1986年，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主持的色情作品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暗示在美国土地上，新的道德战争、传统价值复兴即将来临，公民团体和执法官员不懈的努力也会阻止色情文学和色情杂志的传播、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