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洛夫格勒,一九九九年(1/2)
没有人能够解释狼群为什么在俄罗斯联邦立国之初重返。生物学家们秉持显赫的头衔与塑胶档案夹而来,欠下一屁股旅馆账单离去,学者们的研究结果极为分歧,你看了这些莫衷一是的报告,甚至会惊叹他们居然同意狼有四条腿、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有些学者将之归咎于人口兴衰的周期失常,有些学者怪罪全球暖化和偏远西南方过度砍伐。大部分学者觉得大小事情都是他们母亲的错。薇拉有一套她自己的理论,但是没有人想到请教她。
狼群在白森林里嚎叫,而白森林和薇拉家只隔着一片荒凉的草地。她站在炉前用一个长柄锅烧水,锅子十六年前被她摔凹了一个洞——当时她挂了电话,电话却依然响个不停,她一气之下把锅子朝着电话扔过去。她那位血统直溯至成吉思汗的婆婆,曾经送她一个烧水的茶壶,薇拉把茶壶连同一组钝刀和她女儿剩下的衣物一起卖了,不过嘛,长柄锅烧起水来跟茶壶一样管用,那组刀子原本就钝到连一块冰冷的奶油都切不动,至于她女儿的衣服,嗯,莉迪亚已经迁居地球另一端,况且最近时局不佳,她多少需要补贴。她过滤玫瑰花茶,倒进茶杯里。
“我不晓得你喝这么清淡的茶。”雅琳娜发表意见,她坐在客厅里,脸上一抹虚伪的笑容,鼓鼓的双颊之间盈满虚情假意。她的眉毛是眉笔画的,粗黑尖细,望似两道镰刀。她每隔两个月就坐商务舱前来莫斯科——而且总是把一叠航空公司的餐巾纸当作“纪念品”送给薇拉——重新染个发,重新敷个脸,商请一位西藏疗愈大师帮她过滤全身的毒素。这位大师八成不怎么厉害,薇拉经常暗想,因为如果他帮雅琳娜把体内的毒素全都过滤干净,那么也就没有雅琳娜这个人了。
“我傍晚喜欢喝一些气味淡雅的茶。”薇拉说。现在才下午两点,花茶已经淡得不能淡,如果再淡雅一点,她们倒不如喝白开水。“不然我会睡不着。”
雅琳娜微微打个寒颤,悄悄把手插进大衣衣袖里,随即意识到这个举动丝毫不具戏剧效果。但她哪里都不想去。她年轻的时候多少次饿着肚子、冷得发抖、身无分文地上门求助于薇拉?薇拉多少次逼迫她面对跟现在同样的屈辱?相较于薇拉对待她的好友们,宗教法庭的审判官几乎可说是善待异教徒。所以啰,雅琳娜绝对有权享受每一刻。她以前太常面临薇拉目前的困境,不然的话,她说不定会比较同情薇拉的遭遇。
暖炉从她先生生前喜欢的角落散发出光芒,照亮薇拉的脸庞。暖炉虽然故障,但毕竟不像她先生一样一无是处——最起码她可以把潮湿的袜子挂在炉上——尽管如此,暖炉开了两星期,至今散发的热气还不如一只暖烘烘的流浪猫。
“你知道最近景气很差。”薇拉开口,她双手的指尖靠拢,搭成一座尖塔,试图捕捉一些残余的尊严,善加保护。“如果物价照这种速度继续上涨,再过不久,每样东西的价格看起来都会像是长长的邮政编码。以前一个月的面包钱,现在只够买半条。我的退休金依然不变,即使如此,他们甚至经常懒得给付。”
“经济震荡对社会最孱弱的人们伤害最大。”雅琳娜说。“不光只是你,还有那些生病、酗酒的人。”
她曾收藏高尔基的作品,藏书所在之处,如今只见一层薄灰,落在空荡的书架上。那套皮面精装书的卖价还不及茶壶的一半。“拜托,雅琳娜,你的儿子可以帮帮我吗?”
“帕维尔?”她只有一个儿子。“我可不想拿这种事情麻烦他。你知道他很忙。”
她们都知道她终究会出手相助。她们到头来始终互相帮忙。雅琳娜态度软化。“我这个星期天晚上跟帕维尔吃饭,如果我们聊到此事,我会问他有没有事情让你做。”
“谢谢。”薇拉说,她尽量好声好气地道谢,但是屋里太冷,她感恩的心情凝结成冷冷的咒骂。雅琳娜离开之后,她清洗碟盘。她六十三年前在这栋屋里出生,也打算在这栋屋里过世;这是她少数还有时间完成的人生目标之一。你从这扇门来到人间,也从这扇门离开凡世,其间虽是无意义的折腾,但最起码生于此地,死于此地,也算是有条有理。
她躺在床上,祈求天主施恩,让她达成心愿。年幼之时,有天晚上,她跟爸妈挤在这张床上取暖,她听到他们低头祈祷,两人压低嗓门,言辞恳切,充满难掩的渴求。他们以为她已经睡了。过了半个世纪,种种万无一失、曾经支撑她信念的教条,也都成了往事,如今她发现自己的国家政治衰微,心灵贫瘠,甚至容许国民们向一个比政府更权威的人物祈愿。但你来日不多,能够拿什么跟你的天主交易?六十年来,她开口闭口都是官腔,语汇之中尽是口号。一个人想要什么绝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而她缺乏练习,表达不出如此复杂的心念。
薇拉闭上眼睛,想象着狼群的声音伴随她走入梦乡。早在这里设立劳改营、矿场、城市之前,狼群已经在此出没。早年的科学探勘队曾经屡次碰见狼群,根据报告,野狼成群晃荡,而且从未见过学院派人士这种肥美、胆怯的猎物。一九二八年,三十二位首度发现镍矿矿藏的地质学家之中,十位遭到狼群杀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当工程师们急着在镍矿附近兴建劳改营,红军猎杀狼群,几乎赶尽杀绝。大学的生态学系已经确认狼是动物王国的破坏者,因此,军方竭尽全力扑杀。但是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军队的各个营队被派到西南部迎战日渐逼近的装甲大军,狼群因而重返。政府以面包支付工资,而且锱铢必较,一克、一颗粒都不多给。薇拉看过她爸妈和邻居们在垃圾堆里找东西吃。战争结束之后,人们又开始猎杀狼群,基洛夫格勒恢复沉静。
这会儿薇拉窝在厚重的被毯里,想起当年狼群哀号,饥荒随后而至。
德军入侵的那一年是薇拉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刻。那一年,从明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各个学校、报纸和电台,莫不对她大肆赞扬。根据官方的版本,薇拉目睹她妈妈闯入军需处的福利社,带着一百公斤面粉和一个塞了十二只活鸡的布袋潜逃。《真理报》赞扬薇拉即刻向一位人民委员告发她妈妈的叛国行为。“我妈妈是国家的敌人,也是人民的仇敌。”她说,该委员听了之后回答:“国家和人民虽为一体两面,但你是两方的英雄。”
其实她妈妈窝藏的只是一小袋粉状鸡蛋、一手掌面粉、一方块奶油,通敌的对象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瘦得像支撞球杆的薇拉。尽管发誓保密,薇拉依然跟雅琳娜吹嘘她妈妈帮她烘烤的生日蛋糕。小小的蛋糕虽然没有加糖,但是年幼的薇拉没有吃过比这个更香甜的东西。雅琳娜悄悄告诉另一个女孩,这事很快就传遍全班,然后是全校,然后是全市,每找到一个新的寄主,有如病菌般的谣言就变得更致命。基洛夫格勒只有一个邮筒,却有数百个告发的信箱。若想寄信,你得走到中央邮局,花大半个早上排队等候;若想告发,你甚至不必离开工厂、学校,或是街坊。
等到这事传到委员耳中,一个饥肠辘辘的女人带着始终不存在的一百公斤面粉和一打活鸡潜逃,似乎百分之百可信。委员当然晓得这种事情纯粹是胡说八道,但他就是凭借着这种世间大方放送的胡言晋升到委员之职。
“你们真的相信我用一百斤面粉就只烤出一个蛋糕?”薇拉的妈妈在审判之时为自己辩护。
“肆意挥霍,浪费无度。”委员回答,“便是法西斯分子的特征。”五年之后,当委员被卸除官职、下放到矿区,他才得悉一副营养不良的身躯负荷不了任何重达一百公斤的物品,甚至连自己所需的养分都承担不了。那几个月里,劳改营储存的面粉确实短少了一些,若是曾在政治开放期间调阅市府的历史档案,薇拉会得知那些面粉全都落在委员夫人的手中。档案亦显示基洛夫格勒一九四一年的夏天看不到半只鸡,死活都一样。
薇拉的妈妈从她的牢房寄信回家——牢房到头来变成一间历史课的教室,其后数个世代,课堂上沉闷枯燥的气氛,扼杀了学童们的好奇与童心。信件透过市委办公室寄发,三百米的距离花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才寄达,每封信都被折成三角形,留置在冰冷的室外,好像从投邮口里掉了出来。审查员用麦克笔划掉她妈妈波纹般的字迹。她试图从没有被涂黑的字句中拼凑出她妈妈想说什么,此举这么做既是吃力,也是个教训,让她意识到自己多么不了解妈妈。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年纪轻到每天早上照镜子查看脸上有没有青春痘的士兵,押着她妈妈走入草地,用枪杆子帮她妈妈判了刑。
薇拉的爸爸本来是监狱的警卫,太太被捕之后被降级为工友,他不是一个冷酷,或是报复心重的男人——日后狱中的囚犯们将称颂他是个秉持善心、解救数十条人命的狱警——但他觉得自己身为人父,也是个悲伤的鳏夫,必须让薇拉看看她无心之言所造成的后果,因此,他带着薇拉走进那片日后成为白森林的草地,父女两人一语不发,晃荡了两小时。当他几乎放弃、打算掉头回家之际,他太太忽然出现在眼前。他的双手缓缓下垂。烟蒂漫布在雪地上一个个野狼的脚印之间。狼群先一步找到了她。薇拉弯腰屈膝,瘦小的身躯缩成一团,躲在一边看着她爸爸埋葬遗体。埋好之后,他逐一拾起烟蒂。这些烟蒂比一块块他远从五十米之外捡回来、埋进无名墓穴的内脏更令他难忘、更苦苦纠缠。从此之后,他再也不碰香烟。
一星期之后,投邮口铿锵一响,薇拉看见一封信。在那段短短、辉煌的一秒钟,薇拉真的相信她妈妈仍在狱中、死刑尚未执行、那个四周布满脚印的尸体是别人的妈妈。寄信日期是十天之前。她妈妈在信中写道:我已经被判──好多年无法──写信给──最后一个──收到──。十年──而且──你将──老了,一个女人──小孩们和──
这些年来,形形色色的记者们登门造访,她仿效别人的话语,一再重述责任、牺牲、爱国情操等等。她接受少年先锋队、共青团、电工工会、铁工工会的表扬,这些团体她全都看不起,却也全都来者不拒。“这个世界会给你猪大便。”她妈妈曾告诉她。“如果想要快快乐乐过日子,你就得学着把它当作香肠收下,这就是诀窍。”由于她护卫人民的英勇之举,薇拉的粮食配额被提升到与委员同级,她爸爸也复职,调回原本的职位。多年以来,她始终不必担心饿肚子。
雅琳娜的儿子帮薇拉找到差事。每周一次,帕维尔的手下们提着两个帆布袋到薇拉家,薇拉出门,在外面待一整天。她只要出去一整天,什么问题都别问,这就行了。她原本以为会看到几个珠光宝气的小混混,但是帕维尔的手下们又瘦又高,看起来像是穿着他们爸爸衬衫的毛头小伙子,衬衫松垮垮、皱巴巴,让人感觉他们好像漂浮在波纹般的皱褶之中。他们话不多,几个人加起来大概只用了二十四个不带脏话的字眼。薇拉利用这段时间办些杂事:到市区的药房拿风湿痛的药,到邮局寄信给她在美国的女儿,到地铁站的书报摊买几条气泡多到可以用来当作包装材料的巧克力棒。随着冬天的脚步愈来愈近,她觉得自己愈来愈想越过那片从她家延伸到白森林的草地,走入林中。
塑胶叶片一束束从金属枝头垂下,让她觉得似乎快要春暖花开,即使气候依然寒冷。她沿着林木线走了一千米。当她走到膝盖发痛,她把一条大围巾铺在地上,坐下来草拟一封信给莉迪亚。她大声念出句子,只为了看着字字句句缓缓消失在自己冰冷的鼻息之中。如果每个句子都完美无瑕,那么她就可以生活在她女儿想象中的国度,而在那个国度里,她丰衣足食,目前这个新国家根本无可比拟。如果不介意欺瞒自己,你会想出很多法子让自己活得心满意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编了许多故事,把流传于市区的谣言营造为固若磐石的事实。她写道,因急遽上升的物价,她的退休金每个月都加成,她手边剩下的钱甚至买得起一部韩国制电视机。她写道,政府核发赔偿金,弥补那些曾在国家应允的暴行中受害的民众,她还说政府终于答应补偿她失去的一切,即使这些损失是她自己无意中造成。她那个已经美国化、脑海中充满种种奇想的女儿会以为正义终将伸张。日光也已无尽延展,将地平线染成一片酒红。
当她回到家中,厨房的餐桌上摆着一个装了钱的信封,桌面凹凸不平的缝隙之间全是白色的粉末。帕维尔的手下们肯定是蛋糕师傅,善加利用她家宽阔的厨房。过了几天,她在水槽底下发现婴儿奶粉和奎宁。她当然晓得他们趁她不在家的时候搞些什么名堂,但她最好别想这些事情。有天傍晚,她回家之后看到一个男人依然站在桌边。
“抱歉。”她说,心中却因为她必须跟一个不请自来的男人道歉而感到恼怒。“我太早回来了吗?”
“不,我快要走了。”男人回答。其实他比较像是男孩,这人二十出头,跟她女儿差不多大,一袭单薄的灰色工作衫,头发剪得参差不齐,看起来好像刚从一个严酷的政府单位获释。四周气氛凝重,飘散着一股香烟熄灭后的气味。他懒懒地坐下。
“留下来喝杯茶。”薇拉提议。话一出口,她甚感惊讶,他听到她的邀请,似乎也是同样讶异。她这一大把年纪,居然跟一些声名狼藉的角色扯上关系!但她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熟悉的孤寂,他的神情之中深深掩藏着一丝疲惫,恰似她的心境。
“我该走了。”他站起来,伸个懒腰。
“留下来吧。喝杯茶。我买了蛋糕。”
男人瞄了一眼大门,好像期盼气压忽然起了变化,说不定把他吸入屋外的暗夜。他想了想,然后坐了下来。他永远不会知道在那个清冽的秋夜、这位眼睛大得出奇、口袋里冒出铅笔的女人为什么一再对他表示友好。薇拉永远不会知道十一个钟头之前、这个男人又看了一次《瞒天大谎》。他已经看了一百五十八次,早已熟记片中的对话和运镜角度,他可以在脑海中一幕接着一幕播放片子,与其说他是个观众,倒不如说他是另一个片尾字幕播毕之后、让电影持续播放的荧光幕。他想念他的弟弟,他从没料到自己居然如此想念一个没跟自己上过床的人。他贿赂一个大学行政人员,帮他弟弟取得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入学许可,以免他弟弟被征召入伍,卷入动乱。但那天早晨,他吃力地走过泥泞的雪地,想着他弟弟、爸妈、前未婚妻,他们全都踏上不同的路径,一一从他的生命中消失,这些都不是他的错,但他再怎样都觉得自己建构出一个只出不进的城市,整个城市全是出口匝道,条条道路离他远去。
薇拉爬上那个她爸爸曾经踩踏的高脚凳——三十七年前,她爸爸在颈间套上绳索,踏上这张凳子,然后悬空踏下,自缢身亡——在橱柜里东翻西找,这个举动多半只是做做样子,因为蛋糕明明就搁在橱架上,而且除了蛋糕之外,整个橱柜空无一物。但她想让这个男人觉得她的储存的食品非常丰裕,蛋糕摆在其间,她甚至看不到。蛋糕又扁又薄,上面堆了一层层粉红条纹的巧克力糖霜。
她用一支汤匙切下两块。他小心翼翼地接下一块粉红色的高塔。
“很好吃,是不是?再来一块吧?”她依然喜欢甜食——她想象她果真有颗甜牙齿,而且是右边那颗唯一没有蛀牙的犬齿——早在她的粮食配给被提升到与委员同级之前,她已培养出对甜食的嗜好。
她在他盘上重重搁下另一大块蛋糕,他说声谢谢。她想问他的姓名。请人喝茶吃蛋糕,却不知道他贵姓大名,似乎有失礼数。但是话又说回来,她把她的家租给毒品贩子,似乎也不成体统,但她很久以前就学会谨遵微小的社交礼节,借此忘却自己的道德疏失。
“你有小孩吗?”
“没有。”
“宠物?”
“我有个弟弟。”
“他在做什么?”
“他啊,嗯,他才刚刚起步。”男人边说、边低头一瞥。“还搞不清自己想要什么。你有宠物吗?”
“我有个女儿。她住在美国,嫁给一个叫作吉尔柏的男人。他住在加州格伦代尔,是个优秀的──”通常说到这里,她就开始愈扯愈远,天马行空,但这会儿她跟一个小混混聊天,她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必要说谎“──钢琴调音师。”
男人羡慕地吹声口哨——在旁人欣羡的目光中,她才觉得女儿没让自己丢脸。每当大家问起莉迪亚,薇拉就把吉尔柏不怎么大的公寓加上几个房间、不怎么多的薪水加上几个零。她用半真半假、略为夸张的说辞,详述女儿在美国的生活,也用虚虚实实、超乎她控制的谎言,在一封封谨慎措辞的书信中描述她的生活,每个月到邮局寄给女儿。但她不怕这个坐在她面前、舔去汤匙背面粉红色糖霜的男人评断她。
“她是邮购新娘。”薇拉说。
“邮购目录?”
“没错。还有几个网站。她必须穿着比基尼摆pose。真是丢脸。”
“她有没有吃起司汉堡、看棒球?”
“我不知道。”薇拉坦承。那些寂寞孤单的美国男人,读了莉迪亚在婚姻网站张贴的个人简介之后,说不定比她更了解女儿的内心世界。“她不太跟我说实话。去年她寄了六封信给我,大多跟我聊天气。你晓得格伦代尔有几种云朵吗?三种。她一一跟我描述。”
“美国非常遥远,况且我唯一认识的邮差说不定得靠着地图才找得到自己的两只脚。很多信肯定寄丢了。”
“我跟自己也是这么说。”
“跟我说说她的先生。他是怎样的人?”
薇拉摇摇头。“怎样的人会从网络的目录上找个老婆,而且依然以为自己是个男子汉?”
“他是个开路先锋。再过几年,人人都会在网络上出洋相。”
“你肯定跟她差不多大。你认识她吗?”
“只听过她的名字。”男人坦承。“我跟她的一个朋友约过会,葛莉娜·伊娃诺娃。”
薇拉跟大家一样看着葛莉娜跻身明星之列。整个基洛夫格勒,说不定只有她对葛莉娜的好运表示遗憾。“你有太太吗?”
“只有一个弟弟。”
那天傍晚、离开薇拉家之后,男人点了一支烟。他已经忍了好几个小时。几天之前,他打落一个家伙的金牙,这家伙运气不佳,却好赌成性,除了口中的金牙,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还债,但是他却发现自己羞怯到不敢请薇拉给他一个烟灰缸。阴影之中,随风飘荡的白雪渐渐黯淡。他走了八条街,只有手中的烟屁股勉强像是一盏管用的街灯。白森林远远矗立在薇拉家的后方。他最后一次穿越白森林,已经是十年前的事。当年他年纪还小,但是当他遮住他弟弟的眼睛、以免他弟弟看到他们偶然撞见的行刑,他感觉自己像个爸爸——那是他头一次感觉像个父亲,而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不是只有那一次感觉自己身为人父。他名叫科里亚,不久之前才从车臣返乡。不到一年,他将重返车臣,也将在车臣一个埋了地雷的山坡播种茴香,度过一生最后的时刻。
每个星期,科里亚跟他的同伙们一样默默不语、板着脸孔、偷偷溜进薇拉家中。但八个小时之后、当她回到家中,她发现她新买的茶壶呜呜地冒出蒸气,厨房餐桌上搁着两个茶杯,科里亚一边悄悄哼歌,一边站在流理台前切下一块块厚厚的蛋糕。他跟她聊起他弟弟、他们一起玩的游戏、两兄弟从屋顶纵身跃入马路上的积雪、他们爸爸管理的航天博物馆,薇拉也坦承自己这些年来曾经数次登门参观。他像个分析师似的描述海洛因交易,以资本主义自由放任、模棱两可的逻辑,为这个残酷的行业蒙上一层糖衣。阿富汗遍植罂粟花,花朵精炼为鸦片,经由陆路运至塔吉克斯坦,贿赂打通一个个关卡,海洛因就此悄悄北上,从坎大哈蔓延至北极圈。他还描述雅琳娜的儿子在私人鸟舍畜养厄瓜多鸟、支付警察保护费。当薇拉小心翼翼地问道,这么一个聪明伶俐、交游广阔的年轻人为什么走上这一行,科里亚闻言笑笑,跟她说他也可以问她同样问题。不管坐拥豪宅的政客们怎么说,科里亚的逻辑一点都不草率:学校只教他怎么作弊;军队的训练让他学会使枪、服从、恫吓;他回到一个矿区市镇,矿坑的工作已经自动化,唯有欣欣向荣的毒品业用得上他的专长。就一个与他境遇相仿的人而言,贩毒是提升经济地位的唯一途径。她问说跟葛莉娜分手之后、他有没有跟其他人交往,他说没有、甭提了,然后把头转开。
她跟他聊起她先生,十年前他心脏病过世,病发之前才刚刷完牙。他脸颊圆鼓鼓,鼻梁略为歪斜,因为他曾被一群从养蜂场逃脱的蜜蜂追着跑,结果迎面撞上水泥墙,治愈之后鼻子就歪了一边。他当时以为蜜蜂是魔鬼。他这辈子只有那一次看到长了翅膀的昆虫飞过基洛夫格勒。她坦承她想跟莉迪亚一起去美国,但是吉尔柏那个家伙说不行。她坦承她写了那些误导的书信,希望诱骗她回家。上了年纪真是不公平,你看着自己的身材像是阳光下的雪人似的走样,你没有亲人可责怪、可帮你、可怨恨——哪有公理可言?当她想起她妈妈,她发现自己偶尔兴起一股罪恶感,几乎觉得自己不义,但她可没跟科里亚坦承这一点。
“我小时候听过你的事情。”他有天下午说。
“每个人都有一些童年往事。”她说。“你一天就跟我提了十几件。”那年很晚才下起第一场大雪,草地的远端,冰霜包覆了白森林锈迹斑斑的树枝。科里亚坐在厨房餐桌旁,轻轻把烟灰弹进一个塑胶烟灰缸。
“我的童年往事可没有登上《真理报》头版。”
“我不想讨论这些事情。”她说。科里亚走进客厅,坐到他上星期带过来的日本制电视机前,拿起遥控器转换频道。他最近跟薇拉相处的时间愈来愈长,他不停帮茶壶加水,一聊聊到傍晚,不必工作的时候还过来吃晚饭。他的交游并不广阔,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只是喝酒、吹牛、开玩笑似的打闹,这就是他所谓的友谊,就此而言,薇拉称不上是个朋友。她太热心、太关切,致使他无法把她当成母亲般看待。她只是薇拉,她在他的生命中扮演着一个含糊但慈爱的角色,他想要得到她的认可与关怀,正如她想要给予。
薇拉站在炉边,在一个早上煎过蛋、锅底依然油腻的浅锅里炸鸡排,这时,邮件送达。国际邮票上面一个个盖销邮戳,漆黑的印章层层相叠,望似迷阵。信封四角磨损,但是封口依然完好。十二年前,一封远自美国寄来的信,若非经过审查处一个个无名人士的翻阅点注,绝对不可能寄达她手中。
“怎么了?”科里亚察觉到她的不安,问了一句。信件搁在桌上,以普通邮件寄送,显然并非紧急,但是屋里其他东西似乎绕着它慢慢旋转,好像它是重力的中心。薇拉的恐惧、悲伤、懊恼,全都单薄得可以摺起来放进那个信封里。她拿起家里的钥匙,用力撕开封口,把信纸拿到眼前。格伦代尔的钢琴调音师为了一个明斯克的女人跟莉迪亚离婚,莉迪亚申请有条件居留,但被驳回,她一个月之内就会回来。
那天晚上上床之前,薇拉从床底下拉出一个鞋盒,盒里装着科里亚每星期留下的钱、称颂她告发母亲的剪报、两封她女儿从美国寄来的信、一封封她妈妈从牢房寄来的信。她翻阅一张张发黄易碎的剪报,因为即使称颂她的背叛,剪报依然让她想起自己曾经年轻、曾经受宠,她的一生并非全然受到忽视、孤孤单单地老去。五十年的光阴已将她的自责削弱为种种容易处理、容易忽略的托词——她只是个小孩,她受到操控,除了她自己,没有人认为她犯了错——她翻阅剪报,思索她的一生,甩不掉心中的失望。她这辈子在八岁生日之前就已达到巅峰,怎知其余的岁月竟然如此平庸。
鞋盒敞开,搁在她旁边的地上,她复诵她妈妈的祷词,她已不再祈求财富、宽恕、膝关节换新等扭转一生的神迹,反而把希望寄托在日常生活的奇事,诸如一夜好眠、糕饼店打折、雅琳娜的脸颊上冒出红通通的青春痘。祷告完毕之后,她伸出手指,轻轻抚过她女儿最近这封信的封口,把它跟其他东西放进鞋盒里。每一样大到让你爱上的东西终究令你失望,而后背叛你、忘了你。但是那些小到可以放进鞋盒的东西保持原样,始终如一。
莉迪亚从洛杉矶搭机,途经纽约、伦敦、圣彼得堡,飞抵诺沃西比尔斯克,由此搭乘火车、渡轮、巴士北上,前后花了五天,终于抵达基洛夫格勒。她带着离家之时那只皮箱和那个仿皮的皮包返乡,她失去了两件毛衣、一张加了框的爸妈合照,她对网络关系完全失去信心,跟朋友们也失去联系,但她对得来速的菜单可是了若指掌,再加上几个行李吊牌和轻微的酗酒问题,算是弥补了她所失去的一切。她妈妈到车站接她,个子比莉迪亚记忆中矮了一点、胖了一点。雪花飘落到她们身上。
薇拉在车站书报摊的蓝色灯光中拥抱莉迪亚,书报摊贩售席维斯·史泰龙的vhs录像带、乌克兰香烟、乐透彩券,一个打火机被绳子系在摊子的栏杆上,随着微风晃动。即使隔着厚厚的大衣,她也感觉得到她女儿瘦了不少。
“你挤扁我了。”莉迪亚呻吟。
“我知道。”
市区悄悄掠过煤烟斑斑的公交车车窗。你可以任意批评南加州,但那里可真是色彩缤纷。绿油油的草坪,军装般青蓝的仙人掌,形形色色、闪闪发亮的招牌,有些是杂货店,有些是支票兑现服务的不法商家。从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空中鸟瞰,一排排交错的平房有如蜡笔彩绘的化学周期表。在纽约,她挥别青绿。在伦敦,她挥别鲜红。等到抵达基洛夫格勒,调色盘已被刮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灰白和褐黄。云朵、街道、雪花、甚至从她妈妈大衣领口冒出来的那一截缺乏维生素、毫无血色的颈项,都只有有这两种色彩。
莉迪亚在她的卧房更衣。一顶毛织的帽子,一条特价商场的围巾,一副羊毛连指手套。一件连帽的冬天外套,帽子扣在外套上,半数纽扣已经松开。一件亮粉红的运动衫,上面印着一株怒放的榆树。在薇拉眼中,女儿的内衣背后太过紧绷,前方太过透明。薇拉在这副躯体仅仅几分钟大的时候就抱过她,也曾帮她洗澡、吃饭、穿衣。心情绝佳之时,薇拉一看到女儿就满心自豪,深深庆幸自己生了一个这么值得怜爱的小人儿。如今这副躯体已经成熟到远非她所能护卫。尽管薇拉很少使用这么一个滥情的字眼,但是除了惊叹,她不知道如何形容那种光是站在她女儿身边就涌起的亲密感。甭提莉迪亚种种错误的选择。甭提薇拉仅能猜想的孽障。莉迪亚还活着,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她这个做母亲的觉得不虚此生。
“我的衣服呢?”
“我想八成在你的皮箱里。”薇拉说。
“不,我是说我留在家里的衣服。”
薇拉曾经担心她们母女可能谈起此事,也曾经担心她们母女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谈起此事。衣柜敞开,里面只有几个弯曲的衣架。“我没想到你会回来。”
莉迪亚从地上拾起印着榆树的运动衫和紧身牛仔裤,带着一种她知道比任何话语更让她妈妈伤心的消沉,重新把衣服穿上。这身衣服她已经穿了五天,走过一万七千多千米,再穿一会儿也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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