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太平天国最后的战役（1/2）

1．著名的“天京”攻坚战

在奕和慈禧的联合主政下，曾国藩得到了坚定的支持，进入一生中难得的顺境。何桂清集团被彻底拔除，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抚全部成了曾国藩的嫡系。为了让湘军尽快建功，朝廷对曾国藩几乎是言听计从，全国范围内相关的封疆大吏进行调整也以是否能配合湘军作战或筹饷为转移。在两广，总督劳崇光因协饷不力被调离，换成和曾国藩关系很好的晏端书，之后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又署理广东巡抚。在四川，原湖南巡抚骆秉章调任四川总督，四川布政使刘蓉则是曾国藩同乡密友，在长江上游为湘军协饷。湖南巡抚毛鸿宾是曾国藩同年、旧交，湖北巡抚胡林翼去世后，继任者严树森是胡林翼一手提拔起来的，也绝对可靠。

有了这样好的政治大环境，曾国藩在拿下安庆后制订了三路大进军的计划，大举开始了对太平天国的全面反攻。

在中路，他的弟弟曾国荃部自安庆沿江直下南京，目标是攻取太平天国的首都。

在东路，李鸿章创建淮军，奔赴上海，接任江苏巡抚，准备以上海为根据地，进军苏州、常州，进而收复江苏全省。

在南路，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楚军进军浙江，收复杭州。

看起来万事俱备，天时地利人和皆具，湘军的大反攻应该会势如破竹，马到成功。然而曾国藩说过一句话，“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 (1) 。大功克成之际，往往烦恼尤多。

拿下安庆之后，湘军的下一个首要目标自然就是太平天国的首都。这将是太平天国战争最后也最重要的一次攻坚战。

曾国藩布下了四路用兵之策。第一路是曾国荃部直插南京城下。其他三路：西路一支，由多隆阿先攻下庐州，再向南京方向合围；东路一支，鲍超先攻下宁国，再进兵金陵；北路一支是已任安徽巡抚的李续宜突破阻碍攻向南京。他的如意算盘是复制安庆之战，让曾国荃围城，让多隆阿、鲍超、李继宜等其他人打援。

通过安庆之战，曾国荃名满天下。领到主攻金陵的任务后，他先回乡招募了大批士兵，扩大了自己的部队，然后于同治元年（1862）初雄心勃勃地率领吉字营，循大江北岸一路摧城拔寨，斩将夺关，先后攻陷含山、秣陵关、大胜关等地，一直攻到金陵城南门外雨花台，扎下营盘，准备夺取天下第一功。

然而，曾国荃用兵太锐，进军太速。其他三路援兵的速度都不如他快，或者被阻，或者出现意外情况，没有一路能跟得上来，一时之间形成了曾国荃一支孤军深入之势。

安徽巡抚李续宜刚准备出师，忽然接到父丧之信，匆匆回家奔丧，这一路于是落空了。

鲍超则被太平军重兵阻于宁国，欲进不能。

至于多隆阿，在上次安庆之战之后，因为功高赏薄，已经心凉了。多隆阿是旗人，对汉人本来就看不起，何况曾国荃仗着哥哥的权势，飞扬跋扈，颇难相处。他之所以能为胡林翼所用，只是因为胡林翼笼络人的手段特别高明。胡林冀去世后，他再也不愿与曾国荃协同作战，因此攻下庐州之后，他按兵不动，迟迟不向南京进发，“不与曾国荃同处”（《湘军志》）。恰好不久西北军事紧急，他自请远走陕西，再也没有和曾国藩兄弟打过交道。

西路也因此没有了。四路人马，其余三路都不能按期抵达，驻扎雨花台的吉字营，实际上成为孤军。

曾国藩大吃一惊。因为曾国荃所处态势和当年李续宾在三河镇的情形非常相似，很可能被全部吃掉。

早在曾国荃一路杀向南京的时候，曾国藩就多次命令他先停一停，等等其他几支。但曾国荃却全不管这一套。

在湘军的各将领中，曾国藩最难指挥的就是自己的这个亲弟弟。曾国荃带兵后，曾国藩对他的表现总体上是相当满意的。 (2) 但是，曾国荃身上的缺点也非常突出。

曾国藩和曾国荃两个人的性格大不相同。曾国藩人到中年，屡经挫折，久历风波，老成持重，往往事情一发端，他已经看到了结尾。曾国荃则不过是一个湖南乡下土秀才，除了去过一趟北京，没出过远门，也没办过大事，年纪轻，见识窄，经验不足。曾国藩凡事从风险角度考虑比较多，遇事做加法。而曾国荃总是无知者无畏，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遇事做减法。

应该说，曾国荃的功名完全得益于老兄的指授安排。然而曾国荃对曾国藩却不是特别地佩服，总认为老兄做事过于迟缓迂拙，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过于“唐僧”。对曾国藩的批评，曾国荃虚心接受的时候不多。

因此他根本不把曾国藩的命令当回事，急于复制安庆的辉煌，违抗军令一路向前猛攻，“随风直薄雨花台” (3) ，在雨花台扎下大营，围绕营盘挖好壕沟修好长墙之后，他兴致勃勃地带着李臣典、萧孚泗等几员心腹大将，到南京城外巡视，想领略一下这座江南名城的风采，同时估计一下要挖多长的沟才能把它围起来。

这一走才发现大事不好。

南京城墙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城墙，也是世界第一大城墙。当初明太祖修这座城池，前后花了二十一年。它周长九十六里，高度厚度都是全国其他城墙不能比的：城墙基础宽十四米，最宽处达三十米，高十四至二十一米。基础用巨大的条石砌起，墙体用巨砖筑成，规模极其宏大。

曾国荃他们几个人在城外走了一整天，也没能周览金陵城墙的全貌。这一下曾国荃傻了眼。安庆城墙不过“九里十八步”，他们修了七十里的长壕和长墙来围困。南京九十六里，还不得修七百里的长壕和高墙？那岂不是要和秦始皇一样修起一道长城？

他可没有秦始皇那样的人力。他的吉字营不过两万人，撒在金陵城外，如同一把花椒面撒到大锅里，根本看不到影。他这才明白老兄所说“金陵城大贼众，合围不易”到底是什么意思，开始后悔不该轻率进兵了。

但事已至此，倔强自负的曾国荃也不肯轻易退兵，轻进轻退，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只有硬着头皮先挺下去，等着其他几路湘军到来。

太平天国方面自从攻破江南大营以来，天京附近已经两年没见敌军。曾国荃突然进兵雨花台，令太平天国领导层十分惊心。正在上海作战的李秀成被调回救援，李秀成率军十余万，号称六十万，迅速抵达雨花台外，抓住曾国荃孤军暴露的机会，发起了猛攻。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在此时，一场严重的瘟疫又突然袭来。咸丰、同治年间，世界范围内暴发了第三次和第四次霍乱大流行，霍乱病菌随着外国船只逆长江向内陆扩散，通过湘军水师的补给线，传到了曾国荃的大营，给雨花台畔的湘军带来巨大的灾难。王定安《湘军记》称：“金陵围师亦苦疠疫。闰八月，疾犹未已，军士互传染，死者山积。” (4) 事后统计，两万湘军中，约一万人得了传染病。

因此雨花台这场战役，看起来实在凶多吉少：太平军人数占绝对优势，且从上海获得了大量西式武器，装备水平比湘军先进很多。湘军不但武器落后，而且疾病减员严重。

太平军援军联营数百里，以西洋开花炮昼息夜攻，曾国荃把那些患病的湘军留下来守帐篷，能战的全部上前线，顽强死守。到了这个时刻，曾国荃终于承认自己错了，不应该孤军深入。他请老兄急调救兵。“倘再一个月无援兵来助我打，则此军竟有不堪设想者，务求老兄大人原谅弟从前之错，而拯救弟今日之亟。……百叩求兄做主，迅赐厚援以救危局，切勿视为无可如何而不之救也。” (5)

也就是说，如果再有一个月没有援兵，我这里就不堪设想了。务求老兄原谅我从前违命的错误，救救老弟我。千万不要不管我啊！

其实不待曾国荃请求，曾国藩已经四处发出调兵令。然而各路均军情紧急，无兵可调，曾国藩也没有任何办法，最后居然把自己的亲兵护卫四百人派了过来，但是这点人只能起到壮胆作用。

2．曾国藩人生最焦灼的四十六天

雨花台大战一共持续了四十六天。这四十六天，不但是曾国荃一生中最凶险的日子，也是曾国藩生命中最焦灼的四十六天。曾国荃在金陵日日焦灼，曾国藩在后方的焦苦一点也不比曾国荃少。

从大势上判断，曾国藩知道这次围攻不可能持续数月。他从人数上推算李秀成的大军每天需要消耗六十吨米，然而，长江被湘军水师牢牢控制，“根据最近在皖南的经验，曾国藩知道走陆路运送补给有多困难。即便叛军努力用南京城里的存粮补给李秀成大军，也将面临将大量谷物运出城门，绕行城墙数公里运送时暴露于敌人攻击范围的难题。而且这支大军每月将近两千吨谷物的需求，将很快用光南京城里的存粮”。 (6) 所以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分析说：

贼数闻以十万计，每日须食米千石，若无大舟搬运，何能持久？吾在徽用兵二载，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在金陵城内运至谷里村一带，数十里之内，月运三万石，经理亦极不易。况城贼之米未必肯多搬出耶？弟守事既稳，以后余惟多办银米子药接济，弟可放心，断不缺乏。 (7)

也就是说，李秀成部至少十万人，每天需要吃上千石的米。如果没有船队运输，怎么可能持久？我在安徽带兵的两年，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使从南京城内往外运，也要经过几十里路，一个月运送三万石，也是极其困难的。何况城内也没有太多米可以运出。因此你不要太担心，李秀成挺不了太久。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过人的战略眼光。

然而，曾国荃能否顶住这一个多月的进攻，曾国藩没有把握。曾家已经死了一个曾国华，他生恐这个弟弟也死于战场。

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

接沅甫弟信，知伪忠王大股援贼扑金陵营垒。……深以为忧，寸心如焚。

第二天又说：“粮道可危，寸心如割。……旁皇绕屋，焦灼万状。……竟夕不克成寐，四更末即披衣起坐。” (8)

他本来和曾国荃约定要每天通信。九月初五日这一天，他没有接到曾国荃的来信，以为出了什么意外，一夜无眠，心急如焚。“本日午刻不接沅信，悬系之至。……绕室旁皇，莫知所以为计。不知沅弟所以无信来者，本身受伤乎？抑全军决裂乎？……晡时，忧灼万状。……睡不能成寐，竟夜候沅弟二十九日信。” (9)

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接到曾国荃的信。头一天曾国藩担心沅弟是不是受了伤，这封信中果然汇报说，二十八日曾国荃在营中被流弹击伤，出血颇多。曾国藩在日记当中感叹：“足见天伦血脉感触，息息相通。” (10)

曾国藩本人并不怕死，自带兵以来，曾国藩早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但是他承受不起弟弟的死。既然无兵可调，曾国藩只好全力保障后勤供应，让曾国荃部得到充足的粮米和弹药。

哪知就在这个时候，军饷供应又出现了意外。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宣布，因本省财政紧张，停止每月供给曾国藩的四万两漕折，“九月，葆桢以本省防军需饷，截留漕折月四万两” (11) 。这个决定非常突然，少了这四万两的采购经费，曾国荃部不但武器弹药的供应会出现问题，甚至可能连饭都吃不饱了。

这大出曾国藩的意料。

沈葆桢算是曾国藩的嫡系。他是福建人，林则徐的女婿，曾入过曾国藩幕府，后来又任广信知府。因防守广信有功，被曾国藩保举为道员。沈葆桢为官干练清廉，甚得曾国藩欣赏，曾国藩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说：

沈在江西之初，束修自好，且有胆识，吾常器之。 (12)

咸丰十年（1860）五月初三日，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第一次上折，就是奏调沈葆桢赴自己的安庆大营帮忙，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该道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 (13) 。第二年他又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这是不符合清代政治惯例的一次破格举荐。因为沈葆桢以前不过是个道员，没有经过布政使等历练直接出任巡抚，而且没有经过署理而直接实授，在清朝历史上十分罕见。可见曾国藩对他的欣赏和信任。

按照官场传统，曾国藩是沈葆桢的“举主”。沈葆桢应该感激涕零并大力回报，不想沈氏却在此时做出了断饷之举。

沈葆桢之所以这样做，第一个原因是他和曾国藩对江西巡抚这个职务的认识不同。

作为节制四省、指挥整个战局的第一责任人，曾国藩破格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主要目的是让他给湘军提供军饷。

军饷是湘军的生命线，也是曾国藩带兵打仗过程中最头疼的问题。现在江西已经成为后方，不再有重大战事，因此他对江西的供饷能力寄予极大希望，希望沈葆桢能迅速把江西治理好，以源源不断地供给湘军军饷。

但是沈葆桢却不这样想。沈葆桢是一个极有主见的人。他自幼即自视极高，凡事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他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曾国藩的功业。“曾国藩举荐沈葆桢的目的，是要他把江西变成湘军的后方据点，而沈葆桢的志向，却决不在做曾国藩的附庸。” (14)

江西以前的巡抚在军务上一直倚仗湘军。“江西巡抚，自陈启迈、文俊、耆龄、恽光宸、毓科，皆守承平制，委权司道；其御大寇，皆倚客军。” (15) 没有人着力建设属于自己的军队。沈葆桢却不想成为一个把命运交由别人去掌握的人，曾国藩虽然承诺由湘军保卫江西的安全，然而军事瞬息万变，救援岂能总是那么及时？因此他一反以前历任的做法，不顾曾国藩的反对，开始招兵买马，决心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军队。然而，供养军队需要大量的金钱。这就和曾国藩的需要发生了冲突。沈葆桢因此决定每个月截留四万两漕折，用于建设本省军队。

沈葆桢截留四万两军饷本来已经出格，更为出格的是，沈葆桢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并没有和曾国藩商量过。因此曾国藩后来说沈氏“既不函商，又不咨商，实属不近人情” (16) 。沈葆桢为什么不打招呼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独立建军的做法是违反曾国藩的指示的，因此干脆不商而行。所以后来朝廷在公文中也指出：“沈葆桢……未经先与曾国藩商酌办理，似疑曾国藩不允所商而然。” (17)

事出意外，曾国藩一下子陷入焦虑之中。九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

又未接沅弟信，忧灼之至。又因沈中丞奏截留江西漕折，银两每月少此四万，士卒更苦，焦虑无已。 (18)

沈葆桢此举，实在是恩将仇报。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愤怒。维系湘军集团的，就是两个字—恩与义。虽然曾国藩举荐他人，从不是为了让他们报答自己的私恩，但是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举荐之人会成为自己的敌人。

他的心情恶劣到极点，在日记中记道：

以江西抚、藩二人似有处处与我为难之意，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 (19)

因为江西巡抚和管财政的布政使两个人似乎处处与我为难，令我心中抑郁不自得。本来我因为南京和宁国的军事危局忧灼不已，现在又因为江西官员的掣肘而闷损不堪。

三更睡，五更醒，展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 (20)

三更睡下，五更又醒了，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寐。十分之八是因为南京、宁国战事紧张而担忧，十分之二三是因为与属下的恩恩怨怨而愤懑。

这段时间是曾国藩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白天频繁联系各处，全力保障曾国荃的供应，傍晚到后院的小房间里去，跪在蒲垫上默默对天祷告，求老天保佑弟弟平安。上了床又常常一夜无眠，沈葆桢此举如同扎在他心上的一根刺，每一翻身，都感到钻心地痛。

内心愤怒纠缠如此，但是曾国藩的外在反应却没有任何失态之处。

早在同治元年（1862），因为与当时的江西藩司闹矛盾，曾国藩就曾在日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无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21)

也就是说，这些天因为江西布政使有意和自己作对，心里非常愤懑。但是我细思古人办事，岂不也是我和一样，经常会遇到掣肘和拂逆。如果怒他人之拂逆，必欲使之顺从，就会采取霸道手段，诛除异己。时间长了，就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权臣，给自己带来祸患。如果在他人的反对面前能够动心忍性，修炼自己的心性，委曲求全，而且还以没有“对立面”而忧心，这才是圣贤的用心。所以我正可以借这个不顺心的事来磨砺我的心性。

这是曾国藩在遇到困难阻碍时的一贯心态。很多大人物都喜欢其他人如同秋草伏风一样，偃伏在自己脚下，让自己的所有决定都得到“坚决贯彻”，“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曾国藩却不是这样。他的斋名为求阙，一生勤求己过，最喜欢听别人的批评。越是位高权重，他越是主动听取逆耳之言，以克除自己身上的“意气”“客气”和“矜气”。他曾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砭吾之短。” (22) 他有意识地在身边安排几个耿直高洁之人，时时给自己指出缺点。“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余之短，以相箴规，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 (23) 在给朋友的信中，也经常请求他们“常惠箴言，并赐危论” (24) 。

经过反思和调整，他应对此事的态度非常理智平和。曾国藩的幕僚们纷纷大骂不已，要求曾国藩马上参奏。曾国藩却没有这样做。沈葆桢是他提拔起来的，现在又进行参奏，不光沈氏脸上不好看，他自己脸上也不好看。况且沈氏用钱也是为公，所争毕竟不过四万两，为数不算太多，随他去吧。曾国藩念起忍字诀，选择悄悄吞下这颗苦果，“遂未奏请，以全寅谊” (25) 。没有向外界公开他和沈氏的矛盾。

沈葆桢截留军饷一事对雨花台大战没有产生严重影响，主要是因为太平军没有湘军那样坚定的意志力。特别是李秀成部，远没有陈玉成部凶悍耐战。这一次战役双方相持到十月四日，天气已寒，太平军既无冬衣，正如曾国藩判断的那样，粮食补给也不能持续，只好撤退。曾国荃终于顶过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整整持续了四十六天。

但是湘军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惨重，湘军“伤亡五千，将士皮肉几尽，军兴以来未有如此苦战也” (26) 。郭嵩焘亦认为此“极古今之恶战” (27) ，特别是随曾国荃作战的曾国葆战后不久就因为操劳患病而死，令曾国藩又失掉了一个弟弟。

雨花台大战后，曾国荃胆气复壮。他坚持驻扎雨花台，不肯少退，“派得力哨官回湘募勇”，增加人力，以图合围金陵，所统部队很快增加到三万五千人。曾国藩也调兵遣将，全力支持，将萧庆衍部一万五千人调至天京城下助攻，这样围城的湘军陆军人数达到了五万人。曾国藩又调鲍超攻占江浦，为曾国荃扫清周围。

曾国藩为弟弟获得这一首功，做好了一切准备。曾国荃也很争气，在水师的配合下，接连拿下了天京城外的多个战略要地，特别是与水军联合攻陷了太平军坚固设防的九洑洲，军事进展看起来很顺利。曾国荃本来听降卒称，南京城中“粮不足半年”，所以认为一年多拿下南京应该没有问题。

然而事实却出乎他的意料。

正如曾国藩说过的“洪逆非诸贼可比，金陵非他城可比” (28) ，南京确实比其他城市难攻。湘军进攻南京的办法，一是乘夜偷爬城墙，二是开挖地道用炸药轰城。然而南京城墙体坚固，墉堞高峻，“至低之处犹及七丈以外”。太平军捍卫首都的决心非常坚定，在防御上又经营多年。他们“复工于设守，梯冲百具，无所用之”。要靠爬城墙进去，几无可能。

那就只剩下地道战一法。然而太平军除在城墙上严密巡哨之外，还在城内沿城墙挖了很多地窖，埋放许多大缸，令人蹲在缸里细听，以确定湘军开挖地道的方位。然后或与敌人对挖地道，使其炸药不能奏效，或用重锤将敌人的地道砸塌，破坏其轰城计划。有一次，湘军虽然轰倒了一段城墙，但仍隔着护城河，不能迅速涌进，遂被太平军重新封起，坚守如故。

曾国荃百计无效，看来“止可为严守长围，绝其接济，以待其自毙之一策”。 (29) 只有等城里粮绝，活活饿死。然而天京的存粮实际上也远多于他城，特别是有许多普通人不知道的秘密窖藏，所以曾国荃虽然已经截断城外的接济，但是城中粮食仍然可以坚持很长时间。曾国荃向城内派出间谍，希图策反。然而南京城中多是太平军“老兄弟”，信心坚定，不能奏效。

曾国荃百计尽施，攻坚战、偷城战、地道战、间谍战，想尽了一切办法，皆不成功。眼看着三年快要过去了，在这三年时间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江浙各地进展都非常顺利。

李鸿章到上海之后不久，借上海地利之便，让淮军从武器到训练都迅速西方化，军队战斗力提高很快，用西洋开花大炮拿下苏州常州等名城，战功赫赫。

而左宗棠的战功也一样不凡。左宗棠先后收复了金华、富阳，围困杭州。大致在李鸿章收复苏州的同时，左宗棠也攻占了杭州。

这样，到了同治三年（1864）初，各地战事陆续平息，天下大城，只剩下金陵未下了。

天下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南京，看“曾铁桶”围城。相比李鸿章用开花大炮几个月就攻下一座坚城，曾国荃的铁桶战法显得太“原始”，太“笨”了。人们议论纷纷，讥讽曾国荃无能，各种“不入耳之言语纷至迭乘” (30) ，还有人“作《老妇行》，以讽金陵战事” (31) 。

曾国荃为了拿下这座城市，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常年围着南京城转，察看敌人漏洞，常常策马日行百里，精疲力竭，刚满四十岁，头发居然白了一半，连曾国藩听了都大为惊讶。

3．恩将仇报的沈葆桢

就在曾国荃焦急万分的时候，粮饷供应上又一次出现了严重问题。

为了进一步将南京包围严密，曾国藩不断向南京城下增兵，曾国荃部兵员迅速增长，但是因为各地财政紧张，粮饷供应却无法跟上来。同治三年（1864）以来“得饷项之少，为历年所无”。曾国藩说，南京城下湘军已达十万，每月需饷至少五十万两，但是收入从来没有超过二十四万两的时候。各军欠饷已长达十一个月，大部分军队只能发三成军饷，甚至连买药都没钱，曾国荃部的士卒只好靠稀粥度日。

同治三年（1864）二月底，赵烈文从雨花台大营写信给朋友说：“勇丁每月所领，不及一旬之粮，扣除米价等项，零用一无所出。兼之食米将尽，采办无资，勇夫食粥度日，困苦万状。”士兵们每个月能领到的钱，只够买十天粮食的，所以每天只能喝粥。“若再过月余，并粥俱无，则虽兄弟子侄，亦不能责其忍死奉法。每念及此，不觉通身汗下。” (32) 如果再过一个多月，可能连粥都喝不上了。围城本来是想饿死敌人，没想到“贼赍未尽，我食先匮”。湘军纪律开始一天天坏起来，九年来头一次出现“逃散现象”，并呈逐步增多之势，“达千人之众”。让曾国藩担心不已，“深惧不能竟此一篑之功” (33) 。萧庆衍部发生闹饷事件后，“曾国荃忧惶无计”，急忙向其老兄请示对策。曾国藩“函嘱”曾国荃，因“其欠饷太久，不可过绳以法，只宜多方抚慰，蒇此一篑之功” (34) 。从此曾国荃开始对部下放任自流，听任他们去抢吃抢喝。 (35)

这种危险的情形让曾国藩的压力巨大，他全力罗掘，四处求援。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又一次上奏朝廷，奏请将江西全省的厘金完全归本省处置，不再提供给曾国藩了。这意味着曾国藩掌握的军饷每月将减少二十万两。这实在是雪上加霜。沈葆桢的理由是江西受到来自江苏、浙江入侵叛军的威胁，同时，曾国藩已经有了上海等其他更为充沛的饷源。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